我本来根本不认识罗兰·巴特。这名字是当时印在有着褐色边框的白色书封上的。再说，那个年代，我也不在乎是否还有依然在世的大作家。我总认为他们早已作古，规规矩矩地按照世纪顺序排列成队，反正20世纪跟19世纪也还相距不远。即便看到著名相片上披篷戴帽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也无法说服我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当一位友人怂恿我打电话给罗兰·巴特，看看有无可能报名参加他的研讨课时，我只觉得极其诡异。但当朋友把电话号码和方便通话的时间都给了我，我便决定挑战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为此，我还得去邮局打电话，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巴黎，特别在某些区，家中还无法安装电话机。等候装机的过程太久，久到当话机终于来了，那等待的时间早就可以游玩好几个国家了。所以，我就去我住的那区、白色广场（place Blanche）附近的一间邮局，打电话给一位20世纪的知名作家。这时，在我身旁，竟开始传出一段对话，初似愉悦，却隐含着变成一场闹剧的危机，就在此时线路另一端巴特接起电话。隔壁那位太太瞬间爆气，开始向她的通话对象吼出谩骂之词。我当下虽感到难为情，想先挂掉电话，却不得不尽力提高声量，几乎是用吼叫的方式向巴特说明致电原因，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我的论文计划大纲。萨德（Sade）的名号不仅没有安抚隔壁泼妇的情绪，反而让她飙出一记更响亮的高音。

而在另一边，巴特的声音却带给我一种梦幻之感。那股声音好似来自一处无穷遥远的空间，虽然可以透过邮局的话筒听到，却并非与它处在同一个维度中。那个空间柔棉如絮，隔着一扇双层窗，消隐在重重的天鹅绒帘幕后方。听着这股声音，我的脑中出现了一抹幻象（隔壁的太太此时已经进入满口含糊之词的辱骂阶段），那是一种出于研究精神与书写力量的寂静，是思考之室中的一片安和宁静，然而我当时却身陷一座危机惊魂之室。巴特的嗓音与用词咬字，具备某种质感，足以作为对于静默乡愁的印记，或是某种音乐感太旺盛的渴求，光是听他说话就令人陶醉享受。他的音色与咬字，诉说了一种渴望与悔恨。

之后一整天，我都为通话过程中被迫承受的粗言厉声感到怨愤遗憾，但在那之后，我便经常有机会与巴特说上话。而每次只要我们一开始交谈——只要我们的相遇不是在我第一通电话那种令人崩溃的声音背景中进行——，就会有一种糅合了惊奇与情感的音质不断重复出现，这种音质毫不在乎意义本身，让我得以无拘无束地纵情遐想。所以，有时我们的对谈会开始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但我宁可专心聆听巴特说话，这才是重点。使人激动沉醉的，不只是他嗓音中蕴含的温柔，以及他谈吐措辞的清晰纯净、字字分明和极度的“地道法国味”——这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在巴特于1978年11月在纽约的一场演讲中表露得特别明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早早上床睡觉。”甚至连演讲的主题本身都加深了这种难以言喻的嗓音感受，因为讲题就是在探讨一个无解的问题：普鲁斯特是如何成功地摆脱迟疑摇摆的状态，得以从《驳圣伯夫》（ Contre Sainte-Beuve ）的批评写作跨越到《追忆逝水年华》（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的狂想架构？到了演讲最末，谜团依旧无解。我们只知道普鲁斯特曾有过一次关键的顿悟，而且发生在夏天。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相信季节的更迭与转变的力量，就说明了一切……

此外，在巴特的谈话中最吸引人注意力的，就是他那种徐缓的语气——有些令人意外的节奏（却绝对不是巴黎人说话的方式），不似我们所想象的那种飞速的激情语调，这种不快不慢的语速，吸住了在场每一个人。他能够把话说得如此从容稳重，令我惊诧不已。我不禁想知道，这究竟如何可能？以那般平静和缓的语调让字句连绵而出，奢侈地给自己充裕的时间遍寻那个最贴切、最精准的动词。除了这项并不打紧的口语表达特色之外，有时候，在我看来，他的这种个人谈话节奏，对于想要理解巴特何以在70年代知识舞台上占据了既核心又边缘的位置，是相当关键的。似乎来自各方的压力都从这片“缓慢发言力场”的边缘滑掠过去，而巴特也因此得以支配、控制时尚的超速狂飙，通过他多面迸发的话语，成功使人认可某种原创观点并细腻品味。似乎必须在他自由奔放的心灵与准确无疑的变调之间（后者为巴特的言谈赋予了一种无以归类的异质感），建立一条连结。因为，这并非一个来自他方的腔调，反倒比较像一种属于另一座时空的说话方式。的确如此，而且，这只归巴特一人独有，无法凭借任何外部思维加以捕捉的内在时间——在这种内在时间的运作中，我们难得仅靠简练明晰的和谐默契，便能彼此紧紧相系。 u4ZRj9v0hjh/zADXSAE+ljXXKn1JhCyOLnmgyVNCt3gxnesTNj6Og/QMcS8Tzw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