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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地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
作为生态基石的地理环境可约略区分为两大部类，其一为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及其他有机物质，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环境；其二为生态系统的气候、无机物质、地形、纬度、海拔高度等，是人类生活的无机环境，无机环境就广义言之，还应包括地质环境（地球整个岩石圈）和星际环境（宇宙条件）。这两大部类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石、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地理环境的诸成分又相互影响，伴随着物质、能量的输出、输入关系；而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也同地理环境诸成分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的代谢过程。
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当然，地理环境不仅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以后，地理环境已经成为各民族、各国度文化机体的构造成分，成为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地理环境不是脱离人类生活的纯客观事物，而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可能为人类提供福利或造成阻难的物质和能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活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地球上愈来愈少有全然不受人类影响的“纯”地理环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地理环境称作“社会—地理环境”。
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一向存在着彼此歧异的观点。
“智力决定论”是对立的一极。它的表现形态之一，是企图把地理逐出历史，把自然逐出社会，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进而归结为天才头脑的创造，从而陷入唯意志论。
与排斥地理因素的“智力决定论”相对立的另一极，是“地理唯物论”，它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观点的极端形态便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由于“智力决定论”的谬误性显而易见，我们将着重考察“地理唯物论”的优长与缺失。
“地理唯物论”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有久远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所著《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一书，认为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强调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提出，地理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有关。他创立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体系，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文艺复兴晚期学者、法国人让·博丹（1530—1596）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
他不单把人的心理、气质的自然条件基础归结为纬度高低造成的气温差异，还归结为经度（即距海远近）造成的湿度差异。此外，让·博丹还注意到人类的法规、意志和教育对自然条件的反作用。他的思想表现了人文主义者对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关系的重视。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其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是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代表。这个学派认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类型取决于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孟氏在《论法的精神》中声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动，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他指出：“墨西哥和秘鲁的那些专制帝国是接近赤道的，而几乎一切自由的小民族都靠近两极。”“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从而把纬度和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因素。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杜亚泉、李大钊等人在“五四”前后探究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主要便是运用“地理唯物论”的理论和方法。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便是集译西方的地理唯物论诸说（如亚里士多德、洛克等人言论），兼及中国古代哲人（如管子）的相关言论而阐述之，认为气候、地势之别，是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的原因。梁氏此论的成败得失，与“地理唯物论”多有干系。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以“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断论梁启超。事实上，梁氏本人在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曾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质疑：
有一义应先商榷者，则历史现象受地理之影响支配，果至若何程度耶。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
不过，梁氏等中国近代学者尚未能科学地解答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辩证关系，当他们怀疑“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又不免陷入历史的“心智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与心智决定论之间，并没有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与孟德斯鸠同时的另一法国启蒙学者爱尔维修（1715—1771）便发表过上述两种彼此对立的极端之论。一方面，爱尔维修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制约、对人性的决定性影响，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著名论点；另一方面，当他意识到人类的心智活动不是环境所能直接左右时，又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另一极端观点。这是爱尔维修企图跳出环境决定论所作的一种努力。但他毕竟未能获得客观因素与主观能动性二者的辩证统一，陷入自然必然性与人类智力绝对自由这样两个彼此矛盾论点的二律背反怪圈。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将“地理唯物论”正式引入文化研究，他在所著《文化史》一书中认为，气候、土地、食物等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赋予“地理唯物论”以完整理论形态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1844—1904），他把人看作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拉策尔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归结为四方面：第一，直接的生理影响；第二，心理的影响；第三，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的影响；第四，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后分布。这与此前大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大体近似。黑格尔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方面：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对民族性格发生作用。不过，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并没有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他特别申明，应当给地理环境的作用力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这就为对文化成因作自然—人文因素的综合考察预留了广阔天地。
中国古代也有与西方相近似的“地理唯物论”观点。《礼记·王制》说：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子·水地篇》说：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
《周礼·冬官·考工记》说：
橘逾淮而北为枳，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明人王士性在论及关中和川中水土与人性的关系时说，由于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
这些言论都带有地理环境决定文化及人性的意味，与近代的孟德斯鸠异曲同工。可见，具有唯物倾向的、直观片面把握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
地理唯物论强调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影响，包含着若干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成分。然而，当地理唯物论被推向极端，扩张成“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则有若干重大失误。
第一，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发挥，因而难免偏颇。其实，地理环境究竟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影响文化创造，取决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性，尤其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产生大相差异的作用。例如，中东的不毛沙漠，在游牧—绿洲农业经济阶段，是一种十分不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但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这些沙漠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得以开掘出来，若干中东国家的经济文化状态迅速发生巨大变化。又如，在航海技术低下的古代，辽阔的太平洋曾经是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人的一种交通障壁，但到了近现代，太平洋愈益成为联络沿岸各国经济、文化最便利、最开阔、价格最低廉的交通走廊。再如，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和中欧的阿尔卑斯山脉，曾经是挪威和瑞士保留封闭、落后状态的地理条件，直至19世纪中叶仍然如此。恩格斯1847年指出：“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区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即旧瑞士。”尤其是“旧瑞士”，“它简直像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随着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的长足进展，瑞士、挪威竞相迈入开放、发达国家行列，阿尔卑斯山脉和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的交通屏障作用，因铁路隧道的凿通、盘山公路的修筑、航空业的日益普及而大为消减。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表明，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决非亘古不变，而是一个因时而迁的历史范畴，因而对其考察必须持历史主义态度。
第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若干中介，把自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作用加以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的描述，以至得出气候单独决定民族性、地势直接左右社会制度这样一些有明显片面性的结论。事实上，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是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而是环境因素与人文因素（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创造物。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 多重因素相互作用 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网络中的 一个 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
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把地理环境全然看作人类社会的外力，认为是自然环境这种外力决定着社会的进程、左右着人性和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地理环境并不是简单作为一种外力影响人类生活的。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日益把地理环境转化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地理环境称作“人化了的自然界”，或者称作“社会—地理环境”。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作为社会的人依托于物质存在创造出来的，并非由地理环境外在赋予。
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自然环境本身并不是文化，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文化创造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及其他社会实践与环境交相作用的过程，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环境的辩证统一体。从文化学角度考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忽视这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尤其是忽视了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创造文化中的巨大能动作用，从而陷入自然宿命论的偏颇之中。
我们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决不意味着对于任何漠视地理环境重要性的观念的肯定。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不能摆脱人类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特定自然条件。一则，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要受自然法则制约；二则，人类的生活资料取之于自然，人类劳动的对象也是自然，自然和人的劳作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才能造就文化，人类的文化成就，不论是房屋、机械还是书籍、绘画，都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三则，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以及政治、军事活动，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交互联系。
人类在任何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地理环境。人所共知，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深深依赖地理环境；进入文明时期，随着人类主观能动性提高，这种对环境的依赖性似乎有所淡化和隐化，然而，人类永远也不能摆脱地理环境的制约。实际情况是，人类的文明程度愈高，对地理环境利用的范围也愈益扩大和深化，人类不断向地球各天然圈层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此，无论对哪一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进行研究，都不能忽视人—地关系的考察。马克思在论及古代亚细亚和日耳曼不同的原始公社关系时指出，这种区别“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的历史时，也从爱尔兰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土壤性质、矿藏、气候等入手，再进入经济的和社会历史的考察。
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论及中国社会时，也是从中国地理条件的描述和剖析入手的。如此等等对历史文化生成机制作自然—人文因素综合考察的方法，是文化史研究的正途。恩格斯还专门告诫人们：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惟其如此，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必须注重对地理环境的考察。那种一涉及地理环境影响历史文化的进程和风格，就被斥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作法，是全然不可取的，乃是斯大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造成的一种不良学风。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复归科学观点，既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又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文化生成的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曾多次出现曲折和失误，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之一便是脱离国情实际。国情实际指由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人口因素、生产方式、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国民心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它不仅规定着一国社会的现状，也规定着一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的基本进程。而地理环境正是国情实际重要的一环。只有对全国及其某省、某县、某乡的气候状况、资源状况（土地、森林、矿藏、水）、地形地貌状况、周边环境等等有详尽、确凿的了解，进而考察这些状况给经济及社会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并同社会诸条件加以整合，才有可能提供制订发展规划的基础，才能真正摆脱由于主观随意性造成的失误。从这一意义而言，对于作为文化生态有机组成部分的地理环境的研究工作，应当大大强化，而决不能却步不前。
在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具有重大影响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地理环境究竟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经由哪些中介，方作用于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创造的？
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决定社会发展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而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合。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地理环境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或深或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有机及无机的生态系统，可以说也就是指的地理环境本身。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构成地理环境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文化创造的主要中介。
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说：
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
例如，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亚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农业最早得到发展；草原—荒漠展开了流动畜牧的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经济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应运而兴。而上述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型范，又是各种格局的文化类型得以形成的基础，影响着各地域人群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剽悍、惯于掠夺，与来自草原多变的恶劣气候提供的“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的流动生活提供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条件相关。
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以劳动为介质。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各种文化类型因而都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环境提供的色调。《汉书·地理志》曾条列各“域分”（秦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因环境差异，导致生产方式的区别，进而养育了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性和社会生活格局。其说虽不甚完备，却大体勾勒了一幅文化地域特征的真实画面。
地理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但这种影响要通过人们自身的活动实现。《国语》谓：“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便注意到地理环境影响民性（“不材”或“向义”）所经由的中介——人自身的淫逸或勤劳。《汉书·地理志》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把风俗看作地理环境和社会教化的共同产物。
地理环境当然也可以直接赋予某些文化产品以色彩，如藏族民歌、蒙古族民歌、江南小调便分别洋溢着高山雪峰、辽阔草原、水乡泽国的特有韵味；一些文化人的创作风格也往往受到山水情致的熏染，刘勰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之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以外国文化产品为例也可证明此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弥漫着南亚次大陆热带丛林的神秘情致；印度酷热的气候还影响人们的思想，古印度学者为避酷暑，到清凉的山林修行，其出世思想与炎热气候有一定关系，所以有人把盛行出世观念的印度文化称作“炎土文化”。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但这种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见影的。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对于文化的发生、发展而言，地理环境具有物质的制约力，而创造性的选择功能则蕴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
人是理性动物，具有人文—社会传统。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可能性有自己的抉择，这种抉择受到诸社会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等方面的制约。地理环境不过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机遇或设置阻难，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才是把握这种机遇、绕过或克服这种阻难的自觉力量，尤其是当人文传统形成以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文化类型，如纬度、气候接近的东亚大陆和北美大陆所出现的文明，无论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均大异其趣；在同一区域，地理环境并未变化，或变化甚微，因强大的人文因素介入，文化可以发生剧变，如在欧洲人抵达前后，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上的文化类型便大生变异。
中国古代和近代已有卓识远见者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提出公允的判断。明人杨慎（1488—1559）在肯定“水土”（即地理环境）影响人性的前提下，对《管子·水地篇》、《汉书·地理志》中关于“人才之生定系乎地”的绝对化观点有所救正。他指出，人性是水土与政令教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并非由水土单独铸定。他说：
人有恒言曰：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人之性禀于天，自王
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习也者则系乎君之令，师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
近人章太炎在剖析中国学术派别众多的原因时说：
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
他把地理环境（“地齐”）与政教风俗（“政俗”）、人材素质（“材性”）并列论之，共同视作学派的成因。章太炎还补充道，时代愈趋近代，人们的交往和流动性日益扩大，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模糊，而天才不世出，故“地齐”、“材性”愈来愈难以左右学问的方向，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政俗）。
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这是允当之论。事实上，即使在古代，学术派别固然以“人文地理”分野的外观出现，其实，对这种“人文地理”分野起作用的，并非单独是“地齐”之异，而且与“政俗”直接相关，与经济生活也大有干系。总之，在诸多自然—社会因素综合而成的环境中，由师生授受结成联系纽带，并在与异说论难中发展起来的学派方应运而生。
杨慎、章太炎兼顾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既重视自然因素的基础作用，又强调人文因素的能动作用，这是相当完备的，洋溢着理性精神的思想，至今仍给人多有启迪。
人类的社会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自然是相对固定的，人文是相对无定的，但无定的人文因素并不能天马行空地纵横驰骋，而必须以相对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现实性。我们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肯定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影响，并进而考察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以及中华民族如何在这些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创造出独具风格的文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