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性主义的瑕疵

严： 这种理性至上的思维不好吗？似乎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要学会用理性去思考、说话和行事。我记得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也提到要用理性去主宰欲望和激情，能够完全主宰的人被称作“哲人王”，是统治者。

王： 其实理性主宰一切的想法是近代才兴起的。理性主义主要发端于物理领域，从培根到17世纪的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和维科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见证这种理性至上的最高成果。这种思潮在18世纪开始得到实践完全的确证。这种以理性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成功取代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个体的体验被理性的逻辑所取代。按照 汉斯·摩根索 的话说，理性在智识的王国凯旋到来。在理性征服科学研究之后，人们做的第一个尝试就是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延伸到社会世界中，去发现社会互动的自然法则。理性由此被认为在合理性与普遍性上与物理规律没有区别，人们再也无法侥幸从决定物理世界的理性法则中得到赦免。理性，以及它的化身——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严： 那么从思想史上溯源，最早把这种科学思想运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是谁？

王： 如果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格劳秀斯是第一个在自己关于“自然体系”的哲学中提出理性重要价值的人。他构想了一个人类理性可理解的、由客观法则所支配的世界。这种由人类发现的法则成为后世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另一个人是法国的圣皮埃尔神父，他向国王提议成立一个由四十位专家组成的政治学院，用于为国王提供治理建议。这是这种理性哲学第一次在政治事务中得到实际地应用，因此也是迈向现代实用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第一步。格劳秀斯和圣皮埃尔神父为国际法体系和世界政府提供了抽象的乌托邦蓝图。

那么国际关系呢？其实我们的学科史就开始于这种理性主义，只不过它没有站在胜利的一方——也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主义。 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 在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秩序的问题上，相信能够通过人的理性改造现实，相信通过集体安全、普遍民主、持久和平、非战公约就可以改变世界。这不仅是理性主义哲学用于解决国际问题的一次尝试，还是国内自由主义成功实践的一次拓展，可惜对于它们来说都失败了。后来经过摩根索的重新阐释，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理性主义的内核，也就有了我们说的权力、算计、博弈是理性行为的说法了。

严： 那在您看来，这种理性至上的瑕疵是什么？我们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是否能避免这些问题？

王： 从正统的学科历史叙事来看，这种理性的风险在于把理性的正确和道德的善当成一回事。也就是说，把理性与否当成判断道德崇高与否的标尺，伦理被理性化了。

伦理、科学与政治在科学的理解下成为一回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智识潮流不仅是政治与科学融合，还导致了科学与伦理学的融合。在摩根索看来，在理性主宰时代到来之前，政治和道德，真和善的关系是多样的。既有古希腊式的融合目标，比如“城邦（政治）是最高的善”，也有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的断然否定，还有马基雅维利的承认融合的偶然性。在古希腊大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开篇写道：“所有的城邦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但在19世纪，当政治行动的一些规律符合自然科学发现时，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便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科学不仅是政治，还是伦理的评判标尺，也是它们得以通约的桥梁。“政治争论将取决于科学争论的品质，政治中的不一致，即对理性方案的偏离，不仅在政治上不明智，在道德上也要受到谴责。”摩根索的这句话表明，对政治问题的科学解决也暗含了正确的伦理判断，科学上正确等于政治上的合理，同时等于道德上的完美。因此，政治冲突涉及的不仅是科学争论，它也变成了道德上的对立，政治对手变成了科学、伦理对手。于是就有了像威尔逊和 白里安 这类人，他们坚持某种自认为科学的政治判断，所以必然会产生出某种真诚而自信、但在我们看来有些幼稚的道德气质。

这实际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不要把它的科学面孔和其他面孔混为一谈。不要像威尔逊那样，把人文关怀和科学分析搅在一起。要像摩根索那样，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但这不是让我们不去谈道德，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国际关系的人文面孔。而另一个给我们的警醒是，科学的真谛是用理性去思考与判断，而不是执著于理性的教条，不是把科学当作一成不变的宗教。

严： 那我们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是也受到了这种理性主义至上的影响？

王： 是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回望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思潮兴起，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新旧之争中“西学”的胜利，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思想成为学术研究的“信仰”。在《新青年》杂志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它认为：“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的妄想、胡说。”你看，只要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就是妄想、胡说了。

但是，随着科学革命不断推进，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熟，我们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也趋于理性。人们认识到，具体的科学理论和陈述经验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甚至深层次的科学观念也在发生渐进式的变化。也就是说，科学的内容、科学使用的工具手段是变化的，科学不是简单地承认理性至上。我更倾向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认为这种科学观念的变化十分缓慢，是渐进的、长周期的。相较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观念的变化是“急剧而根本的”，是革命的，也许长周期的变化更符合我们的认知规律。比如，16—17世纪天文学革命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到牛顿力学的成熟历经了一个半世纪，20世纪地质学革命自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提出大陆漂移说到海底扩张学说的普及历时半个世纪。此外，在科学观念的更新中，往往同时存在着旧观念的抵抗和新观念的发展，观念的并存更能反映现实情况。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到国际关系学的科学面孔的时候，我们指的“科学”更多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态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教条。简单来说，就是国际关系学有这样一个层面，要求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和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做研究，而不是迷信理性，迷信某种方法。科学只是国际关系学的一副面孔，不是全部。

严： 请您谈一下，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具体是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科学面孔是不是也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变化？

王： 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一般来说，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得出确定的规律性结论，并且研究过程要经得起重复性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回顾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兴起了被称为“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辩论”的学术争鸣。这次辩论的结果是科学研究方法逐步取代古典的历史人文研究方法，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

但请你注意，我在说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时是说用“现代的”科学。什么是现代？现代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是现代科学中系统论、控制论发展的产物，用博弈论去分析国际关系是科学的。放到现在，它也许还是科学的，但是如果还用70年代的方法去做，不结合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它就是过时的。可能再过50年，我们有了新的科学观念，再提到博弈论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了。这就和今人提到 颅相学 、代写书信者的感觉一样。

尽管科学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但“科学”的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到后来库恩的范式主义，再到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不断更新。所以有学者称国际关系的学科史是“科学革命阶段的曲线发展史”。然而，不论具体研究中的“科学观念”如何变化，科学在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期待理解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对探索国际互动中的规律有着强烈的学术冲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自然科学靠拢、模仿的趋势。在学科发展中，一代又一代学者对建构不同层级理论的不灭热情，以及对预测事业的不懈尝试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有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过度科学化”趋势表达了忧虑，但不可否认，正是得益于国际关系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对话，当代国际关系学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朝着专业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To+25G5ACmyMuaHnA3vpP6nwNn7NWM48pFTgG9gmMry4RDnIFl82Th7P0hACpc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