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他山之石”

严： 在大西洋这一边，我们常常关注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英国学派也在各类教科书中单独作为一章出现。那欧洲大陆的国家呢？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什么特色？

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当时我写《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时就在反思，是不是美国色彩太浓厚了。我书中的“西方”好像只有美国，英国学派也只占了一小部分。因此，我后来在写作第三版时专门加了一章，叫“欧洲人的特色”。不过在这一章里面我也只是对英国学派和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做了分类介绍，其余的国家地区也只是泛泛而谈。以后写第四版的时候，我想我需要考虑把这些欧洲国家各自的特色更详细地介绍一下。我知道你曾经在意大利读过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应该对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所了解，你不妨介绍一下。

严： 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说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间有着很多大厦的房子”。这句话看似是一个悖论，房子里怎么会有大厦呢？还是很多的大厦？这个比喻其实很形象地说明了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研究的状态。如果我们聚焦单个国家，它们都是大厦，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有着入云的思想高峰和深厚的地基。但是如果我们从远处看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它又是一间房子，没那么显眼，没那么出彩。另一个比喻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有中世纪风格，什么是中世纪风格呢？就是每个国家彼此独立，相互之间缺少沟通，整体的气质有些死气沉沉。

王： 那你分别介绍一下这几座“大厦”吧！

严： 首先介绍一下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说，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国主导”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一方面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在意大利学术界影响很大，但另一方面意大利本身又有很多独特的思想资源，也存在发展“意大利学派”的想法。但三年前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发现意大利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美国加速靠拢的趋势，定量方法和定性的KKV方法越来越受欢迎，而在研究主题上则是聚焦欧盟治理和传统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王 ：你具体说一说意大利国关领域主要研究哪些问题。

严： 根据课程大纲、学术会议和学者老师们的研究方向总结下来，大致有五个大类。第一个是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研究，第二个是对国际冲突与安全机制的研究，第三个是关于民主化与威权体制的研究，第四个是全球化研究，第五个是欧洲一体化问题研究。总的来看，意大利国关界的研究主题还是比较统一的，安全合作、一体化和社会变革问题是主要方向。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它在美国化和本土化之间摇摆，尽管最近几年美国的影响开始压倒本土特色，但这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裂。第二个问题，即学术研究方法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者阵营的对立。在意大利有很强的学术地域主义风气，圈子文化盛行。如果说还有不足的话，就是意大利的国家气质，这个有点虚，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大众对国际事务缺少热情。大众对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这些问题不是很关心，简单来说大家不喜欢讨论政治，这个方向的学生很少，博士和老师更少。再加上诸如语言不通、资金短缺等技术限制，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世界上还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

王： 你说了这么多不足之处，那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研究还能被称为“大厦”吗？

严： 我想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这些思想传统并不统一，甚至相互对立，这一点和我们中国非常像。比如我们熟知的马基雅维利，他代表着一套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有以 安东尼奥·葛兰西 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另外还有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而且这个保守主义传统还不是一种，它有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传统，也有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极右传统，还有在传统政治精英中占主流的黑格尔传统，就是讲求国家至上，民族统一的这种思潮。意大利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和这种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并存的，是一种与之相对的思潮，即对统一与团结的渴望。这种布罗代尔式的判断在19世纪得到了验证，例如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不过古典的黑格尔主义现在看起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和平民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还有疑欧主义、排外主义一起混合出了新的思潮。

这些丰富但又对立的思想传统为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很多阶梯。加上意大利大学又有着悠久的国际法、外交史和历史哲学研究传统，意大利国关学界慢慢演化出了众多颇具特色的学术派别，比如现实主义流派、地缘政治流派、格劳秀斯流派和自由主义流派，等等。单就意大利而言，它的国际关系研究完全称得上是一座大厦，但和美国、英国相比，仍然显得单薄。

王： 很好，和意大利相比，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什么特色？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大师 雷蒙·阿隆 ，还有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但似乎除了这几位以外，法国其他的国际关系学者还不太为中国学者熟知。

严： 您说的对，即便是雷蒙·阿隆，也是由前面我们提到的霍夫曼介绍到美国的，我们对阿隆的理解其实还是通过美国人，通过学习美国学派。

不过法国和意大利不同，它是个很骄傲的国家，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上也是这样。如果用一个词描述法国的国际关系学，那就是“抵抗”，抵抗美国学派的影响。相较于意大利的边缘化与顺从策略，法国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态度，它依托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开展国际关系研究，和主流的国际关系“彼此脱钩”。举个例子，对于任何一个学习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本科生来说，华尔兹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如果问法国学生，他们可能会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你。可以说不仅是华尔兹被“屏蔽”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第二次大辩论都没有进入法国学界的视野。按照美国人的划分，法国研究还在第一次大辩论之中徘徊。

王：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抵抗”和“脱钩”之外，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有什么特点吗？

严： 除刚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国的研究机构十分集中。它的国关研究者大多聚集在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也有一些，不过至多四五个人，而且都在巴黎，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这种形式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沙龙”，整个法国国关研究的议题其实都是在这个沙龙里面确定的。从组织学的角度观察，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另一个特点是法国国关研究的议程也和美国不同，至今国际关系都不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史和国际法。我和同学们探讨法国国关研究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打算在法国读国际关系的研究生，你准备考研就不用背政治学了，得去背国际法。

王： 欧洲大陆的国家中我们谈到了意大利和法国，还有一个欧洲大国——德国。德国也出了非常多的政治思想家，比如哈贝马斯、卡尔·施密特，还有我们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大概是什么情况？

严： 从历史角度考证，现在公认的最早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学的讲席。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起步也并不落后，1923年德国就在汉堡成立了对外政策研究所。早期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大致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慕尼黑地缘政治学派，另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兰克福学派。

提到地缘政治学派，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想到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这些人，以美国学者居多，并且都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真正的地缘政治学派更早是起源于德国，这个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在30年代成为纳粹德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官方学说，鼓吹生存空间，强调中东欧地区的重要性。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对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 法兰克福学派 ，您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里详细介绍过这个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的关注内容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也有自己的传承谱系，它的批判方法被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继承，成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环保主义理论等“后现代”理论的基本方法和价值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政治上的失败给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首先是纳粹的“官学”地缘政治学派彻底遭到了清算，在分区占领的背景下，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无疑触碰了红线。其次是法兰克福学派迁移到了美国，大量德国知识分子出逃，其中就包括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鼻祖摩根索。基于这两方面的影响，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战后停滞，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恢复教席。当然这指的是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本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得不到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彻底“靠边站”，仅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外交政策的翻译和解读上，国际关系学科完全工具化、意识形态化。

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重建、恢复，70年代逐步复兴，这个复兴是基于德国早期的两个学派。一个是慕尼黑地缘政治学派，后来成为现实主义学派，主要遵循摩根索式的古典现实主义方法，借鉴和模仿美国的理论发展，关注欧洲和平问题。另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逐渐成熟，但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相似，也是“德国开花美国香”。到了8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机制研究成为德国学界的研究热点，比如德国先后在图宾根和法兰克福成立了机制分析中心。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受到美国主导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理论特色。一个表现是它有独特的一体化研究议程，另一个表现是批判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主题溢出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建树体现在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和超国家理论的研究。

王： 请你总结一下德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

严：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德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在欧洲这些大国之中具有明显特点。它既不同于意大利那种完全追随美国的策略，也和法国采取脱钩、自我封闭的方式不同，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受到政治现实的限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学术发展和政治实践相背离。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人物基本上都在德国接受教育，比如汉斯·摩根索和阿诺德·沃尔弗斯，但德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这种硬核的现实主义抱有强烈的拒绝态度。这既是纳粹记忆下的学术生态，也是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学者的智识选择。简单来说，现实主义对于德国学者来说，似乎既不正当，也不必要。第二个特点和这个有关，就是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比如德国研究更加重视市民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的研究。这和德国学术界对现实主义的反感相呼应。第三个特点和研究方法有关，刚刚提到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学术基础，这使得它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不过随着一体化研究等各种“问题解决式”研究的需求增加，尽管美国式的定量方法还没有成为德国学术界的风尚，但理论研究中的批判色彩逐渐减弱，实证倾向不断凸显。

王： 最后你再谈一下欧洲其他次区域的国际关系研究吧。

严： 好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它主要是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国家之间紧密联系，芬兰和冰岛两国与之互动。按照它们自己书写的学科史的说法，除了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英国之外，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最为成功。

早期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各自为营，各个国家在封闭的小圈子里面进行研究。不过北欧国家普遍没有受到欧洲大陆传统研究方法的过度影响，反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后，北欧国家基本上采纳了科学主义的研究思路。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的第二次大辩论之后，北欧倒向了美国。但这只是研究方法上的趋同，在研究内容上它们还保留着本土特色，即“和平研究”。

如果说北欧国家国际关系研究早期的关键词是各自为营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就是开放合作。北欧各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目睹了第二次大辩论后欧洲学术团体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他们认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共同体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于是从60年代开始，北欧国家就相继成立了一系列跨国研究机构。同时它们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策略，保持坚定的开放态度。它既强调与美国、欧洲学者之间的合作，又博采众长吸收适合“学术市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它对“弱理论”的信奉，既不是雄心勃勃的美国式大理论，也不是英国式的历史研究，而是在自身“安全研究”的特色上，致力于建构中层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现在的国际“学术市场”中，除了英国学派之外，以建构主义安全研究为核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是少有的为人所知的“非美国”学派。

王： 你刚刚提到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大体特点和演进历史，那么具体来说，这一流派有哪些特点？它的关注点是什么？

严： 正如刚在所说的，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不同于美国的“和平研究”。如果说美国和平研究的重点是大战略、各类武器之间的攻防平衡、权力的分配与变动，那么北欧的和平研究则更多关注和平问题的社会性因素，比如瑞典的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和美国学派相比，北欧学派更具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比如美国的研究主要对象是国家行为体以及国家联盟，而北欧学者则把焦点放在整个国际范围的安全上，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尤其重视。美国学者关注战争，以及和战争相关的政治与外交，但是北欧学者对和平问题理解的光谱相当之宽，涵盖了从暴力冲突分析直至和平抗议行动，从全球、地区、国家、集团到个人的各个层面——它不仅覆盖面大、层次多，而且时间范围宽广，它不止包括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更追溯更悠久的过去和前瞻更长远的未来。从方法角度上来讲，美国学派的和平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博弈论，但北欧的和平研究者应用了整个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工具。从研究目的来看，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应用型、对策性和建议方式，而北欧学者则带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色彩，所以北欧学派经常被称为“批评性安全研究”。

总的来说，北欧学派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很强的建构主义特色，它反对传统安全理论那样孤立地对待特定的安全命题，简单化地处理复杂世界的多元化冲突。在讨论“安全”“和平”这些问题时，它不是简单地去分析现象、发现规律、提供建议，而是刨根究底地反思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和平”，这些重要的概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简单地说，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照搬美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思路，而是沿袭了欧洲大陆的批判主义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欧的学者那里，对安全与和平研究的话题极其广泛：比如“积极的和平”与“消极的和平”、“一体化”和“反一体化”、“平等”与“正义”、“自由”与“人权”、“研究偏好”与“价值中立”、“历史背景”与“话语体系”、“和平的教育”与“和平的基础”、“环境意识”与“宗教角色”、“美国的重心”和“非美国的趋向”等。

王： 欧洲大陆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我们国家的研究来说，有什么启示？

严： 总的来看，无论是意大利、法国、德国、北欧，还是我们尚未提及的其他欧陆国家，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从知识结构上来说，欧洲大陆和美国、英国之间存在着“中心—边缘”关系。美国和英国是中心，其他国家是边缘。中心对边缘不仅有着吸引力，它会吸引边缘国家的学者效仿中心国家的研究方法，接纳中心国家设定的研究议题，甚至吸引大量边缘国家的学者前往中心国家，造成边缘国家的人才流失和中心国家体量优势的增强。中心对边缘还有着强制力，体现在中心国家规定了什么样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是正当的，什么是歪门邪说，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可以发表、出版，什么样的研究能够获得资助与奖励。不得不说，这种“中心—边缘”关系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复杂结合，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处于这样一种格局之中，比照欧洲这些国家，我们也许能看到本土学科发展不同策略的潜在结果。

第二个特点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形成一整套的发展线索，但是它有比较好的体制支持。对比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欧陆国家没有类似“大辩论”式的自觉的学科叙事，也没有类似英国学派的有意识的师承关系谱系。欧陆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组织化程度和学科自觉性都比较弱，因而和美国相比，无论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还是学术共同体发展的角度，欧陆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不过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设计，用以支持本土学者。比如“国际关系常设研究小组”（Standing Group of IR, SGIR）、欧洲政治研究协会（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JIR）。寻求发展线索，加强制度设计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在寻求从“跨大西洋现象”与“美国知识霸权”中解放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自我学科意象的建构。简单来说，欧洲大陆的学者尝试在本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发掘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化，实现学术话语权的独立。对我们来说，唤醒学科的本土意识尤为重要，构建自我的学科意象应该成为我们的建设任务。

第四个特点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缺少明确的历史代言人，大量的政治思想都可以作为学术资源，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每一颗思想的种子都可以长出理论的参天大树，劣势在于可供播种的种子实在太多，学者们容易在思想的海洋中犹豫、迷失。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警钟，如何利用好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学者思考的问题。

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美国的知识霸权现象，还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具特色的理论探索，它们都启发着我们国家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当然，我们的眼光也要放得更长远、更广阔一些，我们要意识到国际关系研究之花虽生根于英、美，盛开在西方，但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应该是我们学习探索的对象，我们对它们的讨论是不够的。我在做《国际政治研究》主编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把世界各地的国际关系研究呈现给读者，比如日本、拉丁美洲、中东、南太平洋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通过对一大批专家学者的访谈，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知道了在欧美之外还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形态。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力方向，就是在学科发展中不仅要考虑欧、美之间的平衡，还要思考世界各个地域不同板块之间的再平衡问题。

严：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不能只把目光盯在欧美国家，当然向强者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追赶的同时也要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选手”。我读过一本文集《 世界上的国际关系研究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书中按照地域概括地介绍了知识体系中“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特点，很多地方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意想不到。比如它介绍东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强调苏联社会科学和美国思潮的影响外，还提到了民族主义对学术思考留下的复杂印记。特别是像波兰、匈牙利这种有着曲折历史记忆的国家，它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着鲜明的“性格”。再比如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它并不是铁板一块，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的学术传统彼此各不相同，都有着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思维习惯。所以您说的很对，在欧美之外可供我们学习探索的空间非常之大，我们对世界学术界的认识、讨论还是不够的。

王： 西方百年的历史虽然有很多政治上的喧嚣、有国家权力的驱动，但作为一门学问，作为IR这个大写的国际关系，明显是有范式的更新，有方法论的拓展。而反观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年间，我觉得范式更新是不明显的，刚刚说成长的台阶，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是比较模糊的，人们甚至不是在有意识地探索范式的更新、方法论的进步、知识社会学的成长，而只是单纯地去进行外表的、数量上的累积。所以总体而言，这是我的批评，就是我们现在真没有骄傲的资本，还没有到引领天下的地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粗放的，是处于初期阶段的，甚至和你介绍的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都还很稚嫩。在这一堆人中间，我们的研究看着好像块头很大、体量很大、成长速度很快，但它仍然是一个新的巨人，是一个大但是未必精、未必强、未必聪明的这样一个巨人。这是我们在科学性质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个困境。 Fn5O2lujcBPZpxLvH1wTaKWPm5f5VzOa01hrFCvJDN964LYLcVw1Arwgp1yu+a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