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重心”

严： 历史是一面镜子。他国的现实同样是我们思考比较的对象。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有必要比照一下美国的情况。在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美国牢牢把握着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导地位，您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中提到现阶段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大西洋现象”或“美国重心”。这种美国重心的研究取向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

王： 回顾历史，在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先后碰到好几个“老二”。这是美国霸权所不能容忍的，最终一个接一个地将其终结。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发展迅速、势头很猛，希特勒野心膨胀，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美苏联合打败了纳粹德国。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野心很大，妄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霸主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不惜发动了珍珠港空袭。这正中美国下怀，于是美国迅速对日本宣战，在中苏等国的合力打击下，最终用两颗原子弹彻底打败了日本。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现在日本虽然经济很发达，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再也没有能力和美国叫板。美国世界霸权的第三个对手就是苏联。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美国发动了对苏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到80年代，里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的计划，目的是拖垮苏联。最终不出所料，苏联果然不堪重负，在国内危机和民族矛盾的共同作用下崩溃了。在美国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苏联分裂成了15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的巅峰时刻，放眼天下无敌手，美国的经济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达到了高点，叫“克林顿盛景”。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得意忘形，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挑战美国的历史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美国在信心爆棚后，很快就开始犯错误了，挥着棒子到处教训所谓“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比如，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把他给绞死，击毙本·拉登，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世界各个地方大打出手。一系列的强人政权在美国大棒下一个个倒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中东地区乱象横生。美国虽然打一场胜一场，没有任何军队能够跟美国军队抗衡，但是这个过程也让美国逐渐陷入了泥潭。美国大量地透支了军力、经济能力和整个国力。近几年来美国开始出现无法持续的局面，因此奥巴马政府开始从中东等地撤出，新总统特朗普更是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推卸责任。特朗普现象也是美国长期衰退进程的一部分。在学术理论上，美国的地位也会逐渐下降，尽管是缓慢长期的。

严： 中国现在作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也会复制美国的经验呢？或者说，中国现在也走上了和美国当年一样的崛起之路，我们学者的心态和美国当年是否有所不同？

王： 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老二”正在快速崛起，这就是中国。我们不仅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我们的科学技术教育投入、军费总量也是世界第二。在某些领域甚至是世界第一，比如钢铁产量世界第一，我们的制造业有很多产品也是世界第一，比如高铁、公路里程、造船、玻璃板、水泥等，我们的汽车产量也已经大大超越美国。所以美国人现在产生了一种“怨妇”心理，认为自己这些年来从高峰落到高原，普遍觉得今不如昔。而中国在这种“盛景之下”，一些人也难以避免地滋生了某种膨胀心态。一些人谈到“强起来”的时候，也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物质标准。他们自信心急剧膨胀，觉得发达国家不如我们钱多、车好、地铁新、建筑多，不如中国发展迅速，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中国已经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例如应该教训那些老是“挑事”的小国，这种轻视别国的语气令人惊讶，值得反思。

美国的政治与历史所营造出的一种氛围是，它像世界老大，可以对世界事务指手画脚。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学习美国，中国不应变成那样，而应变成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要过度以美国为标准衡量自身，我们可以看看瑞士、北欧各国、以色列等有趣的小国。它们充满创新精神，人口寿命、公民素质高，人均国际公务员的比例大，绿色生态环保的研发水平卓越。而且小国往往说话办事很谨慎，不像大国那样粗暴，这恰恰是我们未来由数量发展向质量发展时应当借鉴的。中国制造的一些产业，虽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还处在全球价值链较为靠后的位置，依靠资本和劳力的大量输入，带来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相反，在高端的航母、芯片、新材料上，中国制造的质量与创新性尚不如人意。

中国所需要的走向，我称之为“仁智大国”，是指进入有质量、有品位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一种更复杂的塑造，除了器物外，还必须体现在气质、文化、精神和品位上。这样的大国有气质、有风范，知道如何借鉴美国作为首要大国的强，同时避免美国人的傲慢；这样的大国知道尊重中小国家，对别人的顾忌与批评比较清醒、善于鉴别。不少人对美国特别敏感，对于美国针对我们的发言、针对我们做出的举动，我们会时刻注意、时刻反击；但对于比我们小的国家，我们则不太敏感，比如一些邻国民众及舆论对中国的担心和批评，在中国某些媒体那里被说成西方的“应声虫”，或干脆不理睬。

我们可以学美国的长处，但千万别把美国的短处都拿来。为了实现“超越美国”的目标，就是需要更大的航母，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更强的工业制造能力。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美国不好的地方，或者美国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要学的地方，就是“美国例外论”。但我觉得这个“美国例外论”正不知不觉地在我们那些高级干部、学者和媒体中滋生，使得中国从本来可以跟世界各种文化、各种文明沟通，变成了难以沟通，从互鉴变成了难于交流。美国仍然是世界强国，占据着世界科技高峰和学术高峰，值得学习与借鉴，但要小心不要学“例外论”。百年巨变并非始于中国一家崛起，百年巨变也不是我们一家完成，说过了不仅造成大国间的猜忌，也可能令一些中小国家不适。中国要有与中华优秀文明传统一致的大国风范，在继续自身成长的同时，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一个强大而谦逊的国家。

严： 我们回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还想请您再谈一下学科发展中的“美国重心”。

王：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权力优势的形成，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优势和学术优势，更进一步讲是知识优势。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细致地论证过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个关系放在这里也适用。在他看来所谓“知识”不过是一种“话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觉得客观的、真理的、不受质疑的那些东西其实只是一套人为设定的符号，是人们精心设计出来的故事。我们前面讨论了 知识社会学 ，可以看到早期西方世界对宗教描绘下的世界笃信不疑，后来又投入到了科学真理的怀抱。其实无论宗教也好，科学也好，在福柯看来都是一系列的话语，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话语是什么，而在于是谁在书写这些话语。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是，即便书写者不是美国，也是围绕美国为中心展开的。

严： 我记得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一篇标志性的文章中反思过这个问题，他在1977年发表了《一个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一文，直言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美国的学科。他先是归纳了美国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特点，然后从智识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三个角度进行了总结。

王： 好，那你分别解释一下这三点。

严： 智识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这三点不仅是探讨学科史和思想史的观察视角，在知识社会学中，考察知识的演进大多也是沿着这三条道路展开的，只不过用的术语不太一样。智识倾向，有人称作“智识语境”，说的是一套理论、一个知识体系或者一个学说的“基底”问题。也就是它依托着什么知识背景，它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什么。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写一篇论文时所引用的那些注释，林林总总加起来就是这篇文章的智识背景。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智识倾向是变化的，比如西方自然科学就经历了从朴素自然观到神学再到科学的演变。国际关系学也一样，早期的法律历史哲学研究倾向在第二次大辩论后被慢慢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复兴的科学革命思潮。这个思潮从牛顿力学开始，经过数代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发展，最终在国际关系第二次大辩论中完成“淬火”，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思想基底。霍夫曼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学科第二次大辩论已经结束，第三次辩论正火热地进行。但我们知道所谓第三次大辩论，也不过是在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霍夫曼时代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潜规则”和常识，卡普兰、华尔兹等人慢慢走上了“神坛”。直到今天，这种科学主义的智识倾向也还没有褪去，各种复杂的统计数理模型在研究中被整合使用，即便不追求纯粹的科学性，我们也更加青睐那些简约化、符号化、模式化的研究策略，比如 KKV 和 QCA 等路径。

政治环境也是影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因素。对于知识社会学学者来说，他们更喜欢使用“历史语境”这个词，它解释的是历史事件对学科研究的影响。如果说智识语境是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与线索，那么历史语境充当着外部动力与线索，二者有时独立、有时交织，成为左右学科发展的一股合力。那么对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这个历史语境是什么呢？霍夫曼认为是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我们回顾一下美国权力上升时期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是如何重塑和平，如何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来约束国家的行为。具体到细节，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点是国际联盟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分配、投票议程的设置、集体安全中的博弈与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机制，等等。很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终都化约成了技术性问题，而技术性问题一定是要求精确、稳定的。打个比方，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确定性是天然盟友的关系，尽管在具体问题中需要对道德、正义和公正这些不确定性问题进行思辨和争论，但研究最终需要一个坚实的落脚点。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哲学的洞见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反而是科学的安排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来看，美国的选择也许就更加清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处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中呢？是冷战，一场和苏联全方位对抗的竞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强调的是与苏联在核武器数量、技术之间的恐怖平衡，是势力范围的精准划分，是盟友关系的稳定维系。冷战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关注那些技术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学者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研究武器之间的攻防平衡问题，比如海基核武器和岸基核武器对美苏关系的不同影响，军事技术更新对安全困境变迁的作用，等等。国际关系研究好像被化约成了“武器关系”“技术关系”。这当然不是讽刺，而是现实历史下的必然产物。所以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以研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南北关系，研究这里面的正义问题，可以讨论各种反思霸权的后现代问题。但是美国不行，至少你在美国研究这些不会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你的权力地位决定了你对知识的需求，美国作为两极之一就需要“关于霸权的知识”，需要塑造福柯所说的话语体系。

王：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政治环境对美国知识霸权的确立至关重要，它们给美国的全方位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重视“精密科学”的研究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风向标。美国的历史较短但崛起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规模制造业和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这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认知，使得美国人崇尚和追求力量、科学，深信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逻辑。所以这种科学化、精确化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学界相当普遍，不仅是对于自然界的问题，也包括社会问题，乃至国际问题的分析处理也都遵从这样一种思路。

还有一个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后果，就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重点的转移。你提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第二次大辩论的“智识语境”，“硬科学”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引导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国际形势。当时的政治环境使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远离了国际联盟时期的理想主义，而转向古典的、“老派的”现实主义，也即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转向权力政治。

严：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独特的制度支持。观察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要从它研究的对象上考察，前面说的智识语境和历史语境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说明学科研究对象的选择原因。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学科之中的研究者群体，看看这些研究者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社会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或者固定的交往模式。这是因为研究者团体的社会关系与组织特点也会对学科的研究内容产生影响。

比如在艺术史中，“谁养活艺术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品味，艺术家群体这个“小社会”的一些特征往往会投射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家所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镜像”。比如，早期的艺术家受雇于天主教教廷，因而它们创作的主题受到很多限制，多是《圣经》题材或者是假借神话传说讲述的宗教故事。而随着欧洲商业发展，商业贵族兴起，艺术家的资助人群体便开始丰富了起来，不再局限于教会。15世纪与16世纪的荷兰出现了成批量的人物肖像画、城市风景画和静物画，很大原因就是商业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兴起，市民开始出资雇用画家为自己画画。绘画的主题自然也和市民们的审美相一致，既有留给自己欣赏的单人肖像画、家庭群像画，也有描绘城市港口、运河以及乡村风光的自然风景画。再到后来，艺术家形成了所谓“文人共和国”，有了自己的学院、行会等社会组织，逐渐摆脱对资助人的过度依赖。到19世纪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日益成熟之时，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风潮成为艺术创作的标准，艺术奋力洗刷自己的“附庸角色”。

我讲艺术史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组织特点对学科特点具有重要影响，那美国学者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旋转门”制度，我们熟知的很多国际关系学家都曾经在美国政府中供职。比如冷战早期的乔治·凯南，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约瑟夫·奈，他们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进入决策圈，甚至他们本人就是决策者，如约瑟夫·奈就曾经担任过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另一方面，通过一线工作，他们还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可以说“旋转门”制度实际上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极大活力，不仅是学术创新上的活力，还有对学者的激励，大家都愿意建言献策、著书立说。根源在于学术界和政策圈之间是有桥梁的，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开放、相互评价、相互交流。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这就使得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发展。

王： 你提到了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的“旋转门”制度，这是一个要点，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之间紧密的联系。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学者还没有“登堂入室”，政治家和决策者经常向大学“求教”。从60年代开始，大学和研究院就成了“总督府”，学者争相建言献策，以自己的学说观点被政府采纳为荣。从这个时候开始，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旋转门”就开始普遍了起来，学者进入庙堂、官员进入大学成为普遍的现象。官员的权力地位和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甚至能够相互增强，出现了所谓“基辛格症候”。

除了你提到的“旋转门”制度，第二个社会基础是美国基金会的角色。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不仅数量多、实力雄厚、涉及面广，而且它们的存在方式比较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凯瑟琳基金会，它们在权力机构与学术圈之间起到“黏合剂”和“催化剂”的特殊功能。许多重要的学术沙龙都是由它们发起的，许多双边的重要活动也是由它们安排的，许多桌面上不方便或过于敏感的话题到它们那里有了合适的交换意见的场所。

第三个社会基础是美国的大学，它独特的学科设置和管理结构也有助于美国“知识霸权”的生产。美国大学最大的特点是它强大的竞争力，而竞争力源于它的灵活性与独立性。它既不受公众约束，还能够做到财政自主，与大众、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使得它的专业水准很难受到来自舆论、权力和金钱的左右。

总的来说，从智识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三个角度理解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非常好，实际上这是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知识来俯瞰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些特点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或者是美国学者说的“国际关系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这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美国自身的权力优势，源于它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源于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全球信息知识交流的畅达。但我们也不能把美国这种“一统天下”单纯归因于学术之外的因素，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学术界在理论原创性上的突出贡献，比如华尔兹、吉尔平、基欧汉和杰维斯这些学者。

严： 您提到美国对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主导是美国“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和延续的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深究一下。游戏规则被谁主导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个规则不吸引人，这种主导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王： 美国对国际研究的主导，与美国的全球霸权密不可分。美国主宰的西方当代国际秩序有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格局的特点，即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霸权”。简单说有四个要点。

第一是美国主导的“安全捆绑”机制。战后以来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实践着一种把彼此的利益和安危联系、“捆绑”在一起的互惠机制。这是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家间关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就试图用国际联盟把世界捆绑在一起，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美欧之间的北约组织和马歇尔计划都体现着这个思路。这种安全捆绑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均势思维，战争、制裁、外交限制这些传统的恐怖制衡机制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治理策略。

第二是美国推行的“渗透性霸权”。渗透性霸权和传统意义上的霸权不同，它更注重霸权体系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性，有一种自由主义气质。比如说，只要你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可以获得好处，美国也愿意合作、愿意求同存异，愿意一体化而不是强迫服从。打个比方，美国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公司的董事长，而不是家族的族长。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它的透明性、权力的制衡性、决策通道的多元性都和传统的帝国式霸权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向心力。

第三是美国经济的开放性。虽然说目前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背离这一点，但如果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美国向世界长期开放国内市场，走所谓“开放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才得以支撑由它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才得以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巩固霸权的物质基础。

第四是美国主导的“公民认同”。这种认同的塑造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另一个维度是在上层精英中，包括当权者和知识界，人们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相对狭隘的国家认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自由主义价值观所替代，西方世界对于“我们”的界定标准超越了地理与政治的边界，文化和道德的相似性成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界线，或者说构成了“区分敌我”的判断标准。

严： 在国际关系学科之中也是这样，如果美国的主流知识体系不是开放的、互惠的、存在某种认同的，或者它过于晦涩、难以传播、缺乏吸引力，我想即便它背后有强大的权力推手，这种知识霸权也难以实现。

我们从外面观察美国的学术界，它看似是一个封闭的、不欢迎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团体。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看，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大门其实并不是关上的，只不过它有个门槛，这个门槛是按照美国人的想法和传统来设计的，而且对于其他国家的学者来说这个门槛还有些高。如果能够迈过这个门槛，自然也就成了主流，成了知识霸权的一部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看到这个门槛时，不能只想着把门槛给砍掉，也不能只想着给自己的房子加个门槛，而是要提高自己“跨门槛”的能力，能在屋内屋外随意进出。

至于是否能够开宗立派、成为一支，那就要放到学术这个市场里面去检验、去竞争。同时，我说的这个开放不仅是美国对世界的开放，还有另一个维度，就是一旦你承认美国设立的这个“门槛”，美国还会为你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帮助你建设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提供资金支持、整合已有的分散学科，等等。当然这个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商业与政治动机，但对于一些国际关系研究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在指责美国的垄断，都想另立门户，但又都接受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霍夫曼说国际关系是一个美国的社会科学（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说国际关系仍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王：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如果把学术当成商品，那么我们讨论的是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是美国如何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这个地位，以及我们为何认可它的地位。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经济上叫再生产，在我们这个主题里面就是美国何以能够持续不断地维持它的知识地位。如果依你所说，非美国的学者们也有不少跨进了“门槛”，为什么他们的竞争力不够？我想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因素值得思考。

首先就是语言，用什么语言作为学术写作、交流的通用语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德语、法语和英语在国际交往中轮番坐庄，实际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也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权力。英语现在是世界的通用语言，尽管英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使用者的国家属性，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仍然具有优势。英语作为学术工具被广泛使用导致了我们学术写作中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当我们表达抽象概念的时候不同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就被放大了。比如一个让我们国际关系专业的新同学感到头疼的名词是“无政府状态”，英文是Anarchy，如果我们辨析英文概念，它背后实际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社会语境，但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字面的意思“无政府状态”去理解，肯定是不到位的。这就相当于我们思考的地基就和英语世界有区别，这样的区别积累的多了，我们的研究距离国际标准就越来越远了，也就是所谓门槛就越来越高了。

其次是编辑对学者研究成果的选择也和语言有关。现在的倾向还是美国和英国学者占据了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大多数版面，他们的发表机会更多。这里既有语言的因素，也与学者关注的主题有关。

第三个就是研究者的体量问题了，英国和美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学生也好，教师也好，至少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人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讲的故事声音更大，附和的人更多，很多他们创造的话语就成了事实。比如我们现在都采用“大辩论”的叙事方式讲授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这一定是事实吗？我看未必。但当绝大多数人都这么讲的时候，它就是事实了，然后成为惯例、制度，最后进入课本被一代一代地传习。我的意思是，学者的体量优势成为美国学术优势地位“再生产”的关键，这既是学科叙事的稳定器，也是维系学科“历史神话”的基础。

严： 我们刚才谈了美国在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优势地位，按照您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一书里的说法，国际关系学同时是一种“大西洋现象”，而美国只是大西洋的一边，那另一边呢？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的课本里对他们没有过多的介绍？

王： 在讨论“美国重心现象”时，我们往往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美国一侧，其实大西洋的另一岸也是我们所说的“知识霸权”的参与者，只不过现在人们的关注点慢慢倒向了美国。按照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科叙事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大辩论”的形式演进的。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二次大辩论的结果是科学主义确立了优势地位，其实还可以说成是美国学派相较于欧洲的研究（特别是英国学派）后来居上、逐步确立了优势地位。

严： 确实，第二次辩论对阵双方的领军人物是美国的卡普兰和英国的布尔，他们分别是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王 ：在这次大辩论之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大辩论期间，国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英美知识共治”的状态。我们熟知的学者，无论是理想主义一方，还是现实主义一方，大多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比如现实主义大师尼布尔和摩根索是美国人，虽然他们都有德裔背景，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卡尔则是英国人。在理想主义阵营中，既有英国人齐默恩爵士，也有倡导“十四点计划”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可见在第一次大辩论期间，英国和美国分享着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导地位。直到第二次大辩论，英美才开始“分道扬镳”。

严： 这种“分道扬镳”体现在哪里呢？

王： 所谓“分道扬镳”，其实指的是大西洋两岸美国和英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思路、方法和基本问题导向产生了区别。就美国学派而言，它的基底是科学主义方法，或者说它的知识社会学目标在于科学说明；英国学派的基底是古典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社会哲学方法，其知识社会学目标在于历史理解。方法上美国学派多采用实证方法，英国学派则是阐释方法。美国学派多关注现代，英国学派多关注历史。美国学派的研究在于解答科学性问题，重视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而英国学派对规范性问题和它背后的哲学问题则讨论得比较多。最后，美国学派更亲近政策，英国学派更注重原则。

另外，你刚刚提到学术团体的社会组织问题，英国学派在这一点上也具有特色。你知道英国学派虽然叫“英国”学派，但并不是英国的学派，它不仅有英国人，还有南非人、澳大利亚人等认同英国学派这套研究议程的外国人。虽然英国学派内部的理论主张繁多，但仍然具有强烈的“家族相似性”。

严： 我想这种“家族相似性”一方面是英国学派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和美国学派论战失利后的“生活所迫”吧！再不“抱团”，就彻底被边缘化了。

王：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着连续几代学者统一起来的私人联系，尤其是师承关系。比如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文森特·波略特这一支，再比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亚当·沃特森这一支。这种私人联系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强的共同体身份认同，一种自我确认为英国学派成员的“局内人”态度。这种学术制度使得即便英国学派在第二次大辩论中落了下风，但始终没有退出舞台，甚至没有沦为配角。

严： 刚刚您提到了英国学派在学术制度上的设置，除了师承关系以外，还有什么？

王： 比如英国学派长期以来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为大本营，它们有稳定的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这些是物质条件上的。在学术方面，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对理论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定期指导，大伙在一个时间段统一研究一个主题。这就把本来分散的学者凝聚在了一起，放大了你提到的跨国学术生产、再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学术界发展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 6bD8Q6Iux4qFxQ97EjSgDoH9PZZPN8TBYeadMZ6DY2iW7orQpZBROd98RINJxg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