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步与不足

严： 您前面提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历史线索，也说到了您认为我们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您可以详细谈一谈吗？

王： 先讨论一下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我觉得我们不是简单地去否定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要看到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步的大国。早年我学国际关系的时候，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国际政治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立，到了90年代才变成三个国际关系学院，也就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国际关系学院。而且当时的分工也比较粗糙，与现在我们重提的区域研究比较类似，比如北京大学侧重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研究，复旦大学负责西欧、美国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现在，国内有七八十个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国际关系科研、教学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2020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排名中，入选世界前200名的中国大陆高校共有六所，入选高等校数位列世界第六，排在美国（44所）、英国（29所）、澳大利亚（11所）、德国（8所）和加拿大（7所）之后。如果将香港特别行政区（3所）和台湾地区（2所）纳入统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顶级高校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类似情况是专业刊物大量出现，各种专业期刊、普通刊物、高校学报，包括专业智库、研究机构的报告与出版物，可以说数不胜数。以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CSSCI扩展版）为例，政治学类期刊共计51本（CSSCI收录37本），在专业领域的期刊中数量排名第三，仅次于经济学（95本，其中CSSCI收录70本）和教育学（54本，其中CSSCI收录39本）。从专业刊物数量及增长情况看，国际关系学术交流的活跃度超过了历史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与社科学科。

严： 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有着突出的体量优势。

王： 的确如此。我参加重大课题评审时的直观印象是，现在我们国家的资金投入增长很快，很像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1世纪以来超过一个又一个传统大国，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我们现在的教育投入、科研基金支出，各级政府对学术领域的资源安排，都很可观。在不少年轻人心目中，国际关系就是一门显学。据说从2009年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就成了高考文科申报的最大热门专业，十多年来始终高居第一位置。无论是招生、考研，还是进一步的深造读博，包括各高校设立的讲座、研讨会，经常是高朋满座、人头攒动。很多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也愿意到中国来（不管是招待方面的原因，还是被这里的研究氛围所吸引），各方面都似乎认为中国处于快速崛起、充满机遇的阶段。

严： 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个想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从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的角度看，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是不是也有不错的发展前途？

王： 国际关系在中国的确是貌似繁盛的局面，提供了很多机会。近期加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激发了各类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不仅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人、更多的项目，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非洲学、欧洲学、美国学、拉美学、区域国别学等想法。这些提法的兴起就不只是反映着单纯的体量发展了，它们作为一种国际关系次生的、第二级的专门领域和专门学科被提出来，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早年美国曾经有过叫作苏联学这个专门的研究，成为一类学问。在国际上“美国学”当然是大家公认的历史悠久、范围广大、内容庞杂的主干领域，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政治学，它从起源上都可以说是美国学的变种，是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研究其他国家。但是像中国这样，连非洲学、欧洲学、区域国别学、俄罗斯中东欧学、南太平洋学等都提出来的，在全世界很少见。我到一些欧洲国家，看到像德国、英国、法国这些传统大国，各自也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国际关系的专门教席、教授位置，很多是和政治学、管理学、公共政策放在一块的，没有中国的规模与气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繁荣的局面中，近年来中国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许多企业和公民似乎都有走出去、走向世界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游客、劳工、学生、船队、资本在向全球各地进发，甚至到了过去没有去过的极地、外太空、深海大洋洋底。所以现实的、器物层面的促进，经济的扩张，也带动了对当代国际关系、外交及世界政治问题的兴趣。

严： 那为什么您还认为我们的学科发展只是一种“貌似”的繁盛？

王： 在承认进步、看到这些繁荣现象的同时，坦白说，我的批评和不满也随之产生。首先现在的研究缺乏一种方向感。什么叫方向感呢，就好比过去是一个沙漠地带、空白地带，现在我们栽了更多的树、有了大片的森林。但是到了森林深处以后，这些藤叶、枝干交织在一块，看不到东南西北，看不到明确的方向，看不清楚什么是进步的台阶，什么是未来成长的方向，大家各说各话，缺乏共同知识及对话。各种零星知识的切割、对立、碎片化非常严重，一方面是多元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令研究者不知所措。似乎无法得知真假问题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是更高雅的、更古典的、更有品位的研究，什么是比较乏味的、单调的、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失去方向感是一个严重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从空白到森林本身是进步，但是森林之密、藤枝叶干的相互交叉缠绕，以至于天际阴暗，无法分辨什么是东南西北，什么是学术上从初级到高级，无从判断学术、理论进步的依托及台阶。或者说，知识进步的成长线索变得模糊。

严： 什么是知识进步的线索变得模糊，您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王： 比如说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中国的美国研究成为一种显学，大量的资金、课题、项目、人员和制度建立起来，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学、美国专题越来越多。那么在我看来，至少出现了三代美国研究者。早年以 李慎之 、资中筠、倪世雄等为代表，有的还健在，有的已故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研究，这取代了早年间的对策诠释。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开始研究中美关系、美国的社会和法律，分析美国作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大国的产生原因、它的全球影响、美国霸权的根源等。这是我在上学那会儿感受到的知识，而且我本人也有机会亲耳聆听这些前辈的教诲。我觉得在各种区域国别研究中间，相对于其他的领域和方向，如亚太日本研究、东北亚朝鲜韩国研究、苏联俄罗斯研究，或者非洲拉美研究，美国研究是这几十年发展最快的、作品最多的、相对水平也最高的。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和苏联解体以前，苏联学、苏联研究的一枝独大，以及其他方面很萎靡、很边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当然过去的苏联研究是在其他方向没有做研究的情况下显得一枝独大，而当时美国研究的发展处在各方面都在兴起、繁盛的大环境下。尽管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日本研究、欧洲研究都在快速追赶，但美国研究还是成长最快的、力量最大的、研究者最多的。

可是我的问题也出现了：从第一批（李慎之等）美国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是他们最活跃的时期，到第二代像王缉思老师、袁明老师这批学者——也是我的同事、我尊重的学长、师兄，再到第三代大体上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个年龄的美国研究者，再到现在正在出现的第四代，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研究美国在这些领域中的优势、特长和美国衰落现象的人，各自有什么差异？学术进步如何体现？在这几代美国研究者之间的代际更迭中存在知识的进步吗，还是单纯地只是技术的改进、经费的增加、招生数量的扩展及项目的增多？这个问题很不清楚，更别说有讨论、有结论、有共识。我们能说今天的美国研究者比以前的李慎之们更强、更代表新的知识进展吗？

如此一来，我们所说的知识进步的点在哪里，我们所说的美国研究的台阶在哪里？我们如何判断“美国学研究”的理论累积？如何判断它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推陈出新？设想美国研究如果做得非常好，那么它对其他研究是有启发带动作用的。但如果美国学不如人意，可以想象其他的非洲学、拉美学、东南亚学或者国际上的区域国别学，甚至国际关系整体这一门学科的水平，整体而言可能不会高于美国研究界。

严： 您的意思是从美国学研究这四代研究者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实现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

王： 是的。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比较粗放的、是数量带动型的，而不是知识引导型的，缺乏对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与知识进步的讨论界定。一个好的学科，一个好的领域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出现新的范式、新的思想方法、新的研究空间。

当然有人可能会批评，比如说李慎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现在我们研究的人工智能。其实不仅如此，现在讲的大数据、互联网，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听说过。我记得在1992年，我第一次到 陈乐民 家里去，当时李慎之召开中国第一次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陈老师笑说：“老李呀，搞什么呀，全球化太遥远了！”言犹在耳啊，这可是陈先生这个大学问家说的话！但是在他晚年，也就是21世纪以后他认可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人们确实对一些新概念不知所然，甚至有排拒。而今天全球化所带来的很多新的技术进步也一样渗透到我们的工具箱里，渗透到我们的议题里。但瑕不掩瑜，为什么我们都认为陈先生是伟大的思想者、学问家？因为他有超越一般人的深厚学理，有深刻的历史洞见，有吸收新知识（真知识）的胸怀，不用说还有中西文化和语言的交叉运用，能够提供知识累进的参照性作品，他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或政策热点变化而失去价值，失去对后生晚辈的启示意义。

严： 所以，问题在于思想是否体现进步的知识与判断。

王： 是的，问题在于思想的前行态势。还拿美国研究来说，我们现在的学者还会有第一批学者那种广袤的、深刻的、中西合璧的学问和认识吗？我们现在的资金比他们多，招生比他们多，课题比他们多，对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掌握比他们多，但这可以作为我们现在骄傲的理由，或者是评判美国学研究水平的主要标准吗？我觉得这些指标顶多是次要标准、补充性标准。

严： 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来看，我们也缺少这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吗？

王： 讨论了美国研究的纵向比较后，再来看一个横向比较，把各种区域国别研究来进行对照，比如拉美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它们的通约性和各种专门知识对话的可能性。我觉得，当今各个国别研究、各种区域研究各说各话的现象很明显，互相之间是缺乏交流的。你做拉美的农业问题，我做波兰的贸易问题，他做非洲的土地问题，另一个人做东南亚的海洋问题，你做的问题只有你知道，我做的问题只有我知道，互相不打照面，可能还互相看不上。我在想，一个好的学术进步，它哪怕是不同的议题，一定有某种知识的通约，一定有某种共同的话语，或者是在方法论上让彼此能碰撞比照，思想者能够拓展和互动，知识能够互补互鉴。这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长。

严： 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学术研究也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对于这一点您能举个例子吗？

王： 我记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当时有一系列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源自美国学者的自身反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当时的学者普遍对他们所擅长的区域国别研究比较自信，比如东南亚研究和苏联研究。但是很多政治学家就质疑：这些研究中有理论吗？它们跟我们所说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或者社会动员理论如何去对接？区域国别研究是不是拿出一堆数据来就行？你们那些研究报告和分析材料是不是一定就是非理论化的，是没有规律的？那后人怎么去改进呢？所以当时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就开始反思，尝试着把区域国别研究建立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与命题之上，建立在政治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比如对于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换，对于社会成长阶段论的把握，对于不同经济体制动因的比较，包括像政治学所说的选举、威权、寡头、民主等要素的对照。这样反思的结果是对全球政治不同领域、不同体制的研究都可以做出能够比照的概念，总结出可以通用的思考与提法，也就是把知识通约。

这或许推动着 塞缪尔·亨廷顿 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是建立在对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广泛比较之上的，又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政治学的原理、工具、方法、概念去加以评判，使得不同的区域国家的讨论有可比性（哪怕你不同意他的赋值及结论）。而我们现在比较缺乏这种通约性、可比性。各种国别研究仅仅限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追踪，或数据的累积，却没有很好的交流，更谈不上范式的更新和核心命题交替更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作为科学、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缺陷，即没有进步的台阶，没有知识累积的方向，缺失不同话题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此意义上，理论贡献是不明确的、可能无法做出好的判断。

严： 除了缺少知识的通约性，我们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我的意思是在学术之外，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对我们的研究有哪些影响？

王： 这就是我的第三点批评。现在的研究有着过强的政策导向性，而且由于这种狭隘的政策取向，研究其实是由各级政府驱动的、以此为重心的。所以这使得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及国际关系课题研究，完全是根据权力、单纯的利益、政策的需求来设置和推进。做研究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都把政治的国家博弈过程当作重点，谁输谁赢变成了关注的中心。这从理论上来说，就变成了传统的权力现实主义所驱动和拉动的国际关系研究。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国际关系探索大同小异、重复性非常高。比如说某种思想、某种主题在一段时间内盛行，大伙儿都去做这个，过一阵子某种特色、某种范式流行所有人又都去做那个。深究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失去了多样性和创新力，过于实证、过于短视、过于政治化。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底的实证主义视角在中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而那些具有想象力和艺术特质的跳动的灵感、线索和思维，就不太被发掘或不太受待见。

严： 单纯政策导向的研究很容易把我们的思维方式局限在冷冰冰的现实主义牢笼里，我想这不仅会导致研究的机械重复、千篇一律，还会让我们丧失创造力。我们的研究似乎已经被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规训了。

王： 我比较过中西方，尤其是中国和欧美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线索的差别。写《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印象就是从国际关系研究这门百年学科的生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二十年，也就是1919年到1939年期间，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到底能延续到什么时间、能不能避免战争的大辩论，但是这场二十年的辩论确实带来了范式的更新，其中存在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同学术视角之间的辩论，也有关于不同规范、学理、方法论的大量讨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主义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很快它就出现了科学化的特点，出现了用工程学、信息论、不断更新的技术进行研究的趋势。这个趋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与第一场大辩论明显不同，第二场大辩论是围绕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这就明显有了更多新的科学范式，把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进步、技术进步的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而到了第三场大辩论，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就更加多元化了，非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带有艺术特点的研究，比如女性主义、生态论的探索等，变得更加分叉、多穗。简言之，除了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表象外（这是中国人注意比较多的），范式的丰富、知识的迭进、理论根基的延展都可辨识出来（这是我们学界相对忽视的）。 s6C7YWUwyTRlPmQgKV7vo10Hwe2pwzo8kv39JAWNQGo0DwqBAxcQXOrYwVTzNO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