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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全书对谈中，王逸舟简称王，严展宇简称严。
严： 王老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和您进行这次对话，您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我们未来的读者也许会很好奇，您是怎么走上国际关系研究这条道路的？
王： 展宇你好！从题外话开始我们的对谈是个不错的主意。在从事研究的三十年历程中，我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及两次转向。我的早期研究主要是苏联、东欧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导师的影响，当时他主要研究的都是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改革，研究变化的原因和外部环境之类。1989年之后东欧、苏联的研究都变成禁区了，我从之前的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跟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王缉思等老师接触多了，开始涉及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这一次转向多少身不由己。第二次转向，即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到21世纪以来主要研究中国外交，这次转向是有意识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人感觉研究中国外交更有趣，研究理论相对单调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近这些年给人一种形式翻新、内容缺乏创新的感受，它不是我期待的那样。而当我尝试把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事业结合之后，发现这能产生更多的冲撞点和困惑，更多探索的兴致。
第二，就当下来说，我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外交研究，二是国际关系理论。前者侧重现实问题，有政策意义，集中体现在目前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后者着重于理论基础，尝试揭示想象力的更大空间；怎么把科学和艺术、人文三者相结合，就是其中的一个点。期望通过持续的努力、包括我们这次对话，能产生一点争鸣和效果。
严： 去年（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一百周年，国内学术界以“百年国关”为主题举办了很多学术活动，我知道您也参加了这类的学术研讨，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延续百年国关主题，您认为我们这次对话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您对这次对话有何种期待？
王： 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英国是当时世界的霸主，一个在学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的大国。当时，在英国的威尔士大学出现了第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讲席，开创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百年征程。虽然现在看来比起文史哲、经济、法律等学科，国际关系仍然是一个“小兄弟”，是社会科学这个大系统下相对比较新的分支，但是我们也有理由对它百年以来的成长进步，特别是它未来发展的线索做出回顾与前瞻。这是我们这次对话的一个点。
第二，对中国人而言，在百年之际，讨论这个议题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一个世纪同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两个时间点连结在一块，会有很多激励，也启发反思。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处在挨打、受压迫、被边缘化的位置，所以包括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起步很晚，而且思考相对比较局促。像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救亡主题压倒了启蒙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创新。五四运动虽短期造就了中国思想界的活跃，引领了学术的新气象，但是后来的内乱、革命，反抗日本侵略，乃至于解放战争，高扬民族解放和整体抗击外敌意识的时候，也使得“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精神，多少有些被弱化和冲淡。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七十年间，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也一度给了知识分子很多的激励和新的空间。但是由于特殊的内政外交环境，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跟上世界知识进步的步伐。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受束缚的、无法多元自主发展的；我们的学术和外交政策一样，基本上是偏向苏联的“一边倒”，用激进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去塑造我们的学术理论。这个时候的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是单向度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学术界的进步空间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拓展。所以今天在国际关系学和五四运动的双百年之际，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有理由思考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思索一下中国总体实力的崛起，看看中国的国际关系、对外交往会有哪些机遇，又有哪些挑战，尤其是理论层面何以再出发。
严： 看来我们对话的内容会非常丰富了！真是特别期待和您的对话，在进入我们正式的对话之前，您想对我们未来的读者说些什么？
王： 我想说的是，从刚才的两个点出发，我觉得今天来梳理一下国际关系知识的进步，它的一些新线索、新角度，梳理一下前人和目前学界工作中的缺失和漏洞，以及一些值得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有着很好的意义。坦诚地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变得比较乏味，比较碎片化、机械化、技术化，缺少想象力，缺少让公众、让年轻人、让读者感到兴致盎然的特质。所以很多人觉得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比较无聊的、门槛很低的、普通人和非专业人士都可以谈论的学科。说来说去内容都差不多，大家谈的都是那么几条单行线、几个大议题，都针对中美关系、朝核问题、伊朗问题、英国脱欧。但谈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却比较肤浅，这也让专业人士感到困惑。
这种处境不得不要求我们，就是如何把研究空间打开，看到存在的盲区，看事件背后有什么值得去探讨的东西。特别是让看似只有黑暗、丑陋、博弈和算计的国际关系和对它的研究，变得比较多面化，看到它的真、善、美，看到它的成长和进步，看到与普通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之间的联系。我希望作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把这个线索呈现出来。“介入的旁观者”是借用了法国学者雷蒙·阿隆的说法，区别是他面对的是政治，我们讨论的是学术。
第三个点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进行的一些反思。当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缺少对他者的关切，对其他民族、对国际社会、对不同的族群和群体的关切。好像国际关系研究跟对外政策建言没有分别，越来越有一种合流的倾向，国际关系似乎变成了大国博弈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成为我方立场的诠释和对策提议。很多课题、很多学者、很多刊物所讨论的问题，似乎就是为了给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或者军方在大国较量，以及各种战略、冲突、摩擦的过程中，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或者所希望看到的带有政策性的建议，而不太像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不像对那些国际关系本来存在的多样性的发掘。研究的通道变窄，思想变得空洞，缺少人道主义的关怀，缺乏对于整个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地球村的这种更深层次的探究与保护之心，以及解决矛盾的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韧性、耐心、忍耐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国际关系在它变得更加国家化、政治化、对策化的同时，本应大写的“人”似乎越来越模糊，难以聚焦到人的面孔、人的形象、人的个性，以及人生活的各种色彩。本来我觉得国际关系应该是真正地建立在对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是以人为本的。但现在，至少在当下的这个语境里，在目前学术界的氛围中，人似乎被抽象、抽干、抽空，跟整体性、大重心、全局意识不知不觉地合体。国际关系研究缺少人的面孔，缺少人本身的情感。
这促使我们要反思，要通过重新对科学、艺术、人文这些古典精神的强调，对新的线索的捕捉，把人重新大写，把研究对象重新定位在以人为本的国际关系研究之上。让未来的探索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符合日常生活中人所感悟的世界。这里不光有国家间的关系，还有国际上的各种关系，比如跨国群体的关系、各种族群之间的关系、以人组成的共同体之间的各种关系。
除此之外，从方法论上讲，我们的研究不应当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固态的东西。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学者、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最让人难忘的那些作品，都是不断在勃勃生机的进程中进行探究的，都有着酣畅淋漓的生命力、想象力。伟大的研究就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现过程，是一个对人的大脑空间、对人的创造性、对人作为一种有思维的高级动物的特质释放。国际关系学的生命力，应该适当往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机械式的简单方法、范式或策论，让人单调、无趣。对于复杂性的思考，对于不确定性的追求，对于美的把握，对生活中充满变动的深切感悟，理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新的方向之一。
我们这个讨论算不上是严谨的学术作品，只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以发散式的、交互激发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思考、批评通过对话的形式穿插起来。要看看国际关系研究有哪些可能性，有什么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简单说，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之际，需要重归或者再塑古典的精神，把科学、艺术、人文这三种因素尝试结合起来，使国际关系学在“三位一体”的维度下开辟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