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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武科改制，首先需明晰其考试规制与制度关联。清朝“设科取士，文武并重”
，武科考试规制皆与文科举对应。层级从下到上为：武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生功名依次为：武生员（秀才）、举人、进士（会试录取后进行殿试，按成绩排名赐武进士及第、武进士出身、同武进士出身，皆为进士）。考试内容主要分为外场和内场。其中外场有三场，头两场为步射与骑射，以中靶数目来评定优劣。第三场是技勇，内容为拉弓、舞刀、举石三项。外场合格后才准入内场。内场为默写武经七书中的百余字，无错误即为合格。考试取中标准以外场为重。
清朝设立武科，与其军事制度息息相关。清朝正规军队分为八旗与绿营，其中八旗又分为满洲、蒙古及汉军三类。武科与军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考生来源论，从武科乡试往下，八旗、绿营出身人员均有资格参加相应层级的考试
；以进身而言，八旗除满洲蒙古未有明确要求职官授予必须武科出身外，汉军武举往往授予步军统领衙门下门千总一职。
而武科相应的主要进身之阶还是绿营职官。其中武进士除三甲内挑选若干为侍卫外，
其余分授营、卫守备。武举则拣选一、二等授千总，也可以担任兵部差官。此外，不论武进士还是武举，皆可充任提塘。
因此，士子考取武科一旦得官，便可进入武官系统升转，为朝廷所用，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军队是获取武科功名者的重要出路，武科却并非军官任职的唯一出身。换言之，并非所有获得武科功名的士子都能谋求到武职，
相当一部分仍是布衣。
鸦片战后，清廷内外交困。连年内外战争，清朝于武器、兵制、作战方式等方面暴露出严重问题，已经弊病百出的绿营，更是雪上加霜，不堪一击。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提出改革军事，武科制度因而受到关注。其中有影响的议论有两广总督祁
1842年奏请武科加试策论、
[1]
魏源《海国图志》建议武试增设水师科、
延平知府徐鼒1859年上书福建巡抚，建议武场加试火器、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要求停武试、
两江总督沈葆桢1878年奏请停武闱等。
上述武科改革方案中，祁
主在思变，不过其策问设计依旧老生常谈，未能切中时弊。魏源意在改革海防，欲将西艺引入武试。徐鼒见火器之利，想借武科以推广，为应对内乱而急中求变。冯桂芬痛定思痛，停武试但不废功名，实为化繁为简，增加科名以鼓励应试，以此整顿兵制。至于沈葆桢，虽以节省开支为由，根源却在军制变动对武科的冲击。然其善后办法过于笼统，清廷斥其“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
，方案最终夭折。
尽管这几个方案提出的时间有先后，场景亦不同，却反映出鸦片战后至甲午之前武科改制讨论的基本脉络。因武科革新之议，多由战乱而起，其内容五花八门，主要宗旨却集中于两点：一是变通考试规制，加入西方军事技术；二是适应军制变化，改变武科的晋身之阶。道光时期，朝野已认识到武器不如外洋坚利，
开始有武科考试使用新式武器的提议；咸同时期则因勇营对兵制的影响，开始关注武科与军制的关系。
虽然晚清武科变革的呼声从未间断，星星之火却未能燎原，恐与改革的议论时间相对分散，内容多涉枝节，始终未见有一个考虑周详的全面方案不无关联。
另一方面，咸同以降，内忧外患促使清朝在兵制改革与军器更新方面屡有动作，
由于武科功名在武官出身中所占比例次要，
故而武科改制进程相对滞缓。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改变了这一现状，武科改革再度提上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