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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治理，核心是城乡间和区域间关系，其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它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本书一系列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我们先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个全面的诊断，以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本书有关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
理解中国经济并不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增长放缓，这个过程更是容易产生争议。在实践上，如果不能找准中国经济的命门，就不能有效施策并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遗憾的是，对于一个处于转型和发展进程之中的大国，既有的理解亟须修正，既有的争议亟须澄清。我们将指出，讨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必须借鉴经济理论的两个参照系，即时间维度上的黄金律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均衡。这两个参照系建立了两组最优关系，即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用这两个参照系来对照一个仍然存在大量扭曲和错配的经济，我们将指出，既不能直接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把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放缓的过程理解为经济周期，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等外生因素引起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本文对于中国经济的诊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句话。第一，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看待，今天的经济增长放缓，就是曾经结构扭曲的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二，虽然在宏观加总层面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在微观层面，结构性扭曲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只是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投资和外需拉动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早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第三，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宏观经济必须采取结构和空间的视角，仅仅看加总层面上的变量会掩盖很多不易被觉察的事实。
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的基准理论。在黄金率下，投资和消费各自所占的比率能够最大化跨期的经济增长率，消费多了，资本积累会慢，而如果投资多了，消费少，投资回报不高，则影响未来的资本积累。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来说，利率是一个核心的调节变量。如果偏离经济增长的黄金率，出现投资过快，则利率将升高，使得投资增长不至于太快。反之，如果投资增长不够快，则利率将下调，有利于投资增长。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来表示没有扭曲的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见图1）。在图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由于这个经济中的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因此纵轴也可以表示人均GDP。图中的虚线就表示始终处于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之下，随着资本的积累，人口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于是资本的边际回报将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率将逐渐递减。
图1 黄金率和中国增长路径的比较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长期以来存在以压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抑制。特别是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增长速度是逐年递增的，在通常情况下，利率应该上升才对，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一期间，由于存在严格的管制，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胀率）却处于下行通道，起到了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于是这一阶段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本身又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因此，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相比较处于黄金率路径上的增长曲线来说，在一段时间以内扭曲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速度，在图中，我们用一条实线来表示。
由于资本积累加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其结果一定是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使得产能相对过剩，必须依靠出口来进行消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曾经超过50%，并且出口加进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那几年，全球宏观环境宽松，欧美国家的进口旺盛，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由于接近三亿的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压制了自己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中消费占比和服务业占比偏低的问题（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2010；Chen，Lu and Zhong，2015 ）。
这样以压低利率鼓励投资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扭曲后果，是难以持续的。从需求结构角度来讲，消费相对不足，使得经济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需支撑，则一定暴露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带来投资回报下降，而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大量增加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中国经济走出危机，但实际上是加剧了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知道有学者从统计口径上否定中国投资过度的事实，对此，我仅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反问：如果利率被压低了，而且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实际利率不断下降（见图2、图3、图4），如何保证投资符合黄金率？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由于低利率鼓励了投资，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制造业得到了鼓励，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因此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资本相对密集的重化工业）占比偏高，服务业相对受到了抑制。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偏高，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受到了抑制，并且在实际利率下行的阶段，劳动收入占比呈现的也是下降趋势。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又为提升消费占比设置了障碍（ 陈斌开、陆铭，2016 ）（见图2、图3、图4）。
图2 实际利率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图3 实际利率与国民收入中劳动占比
图4 实际利率与消费率
有了黄金率增长与中国结构扭曲的对比，就不难对当前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认识进行回应。
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之前逐渐加快和危机之后逐渐放缓来看，似乎就是一个周期现象，但是理解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就知道，中国经济的波动既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的生产率衰退所形成的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而是由国内经济政策的扭曲所带来的。同时，就算是2008—2009年中国经济有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到来而同步放缓的全球经济周期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在近年的放缓也不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周期问题，因为近几年欧美主要国家均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回升。
第二，不能简单利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来理解中国的增长问题。“增长潜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黄金律下的平衡增长路径相对应的，一个国家增长潜力出现逐步下滑的现象，通常是因为这个国家逐步接近了发达状态和经济增长的前沿，因此，创新变得越来越难，同时也有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其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由图1中的虚线表示）。在存在结构性扭曲的中国经济里，接下来有两个路径选择，比较好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中国经济将沿着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先恢复到符合黄金律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然后才能运用增长潜力的概念来讨论类似于人口红利消失这样的因素对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图1中用虚线箭头表示）。在这条路径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将上升，生产端服务业占比将上升，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的比重将有所下降。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比如认为只有靠持续加大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消费是没有办法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靠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类似这样的看法都是把平衡经济增长路径（图1中的虚线）下的结论套用在存在结构扭曲的中国经济（见图1实线）上。另一条悲观的路径是，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话，那么当前经济增长下滑将持续存在，而这种经济增长的下滑（见图1实线），并不是经典增长理论所讲的增长潜力下滑（见图1虚线）。
第三，为什么中国出现在几年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现象？原因在于，通常情况下，经济是沿着平衡增长的路径在发展，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沿图1虚线逐渐下滑。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放缓，恰恰是经济危机之前快速经济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同时，2009年的“4万亿”支出计划进一步加大投资，并没有缓解之前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是加剧了经济的产能过剩，因此，把近15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连在一起看，便出现了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急剧转变（图1中的实线），而这两个阶段，其实只不过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和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均与金融抑制有关，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的金融市场改革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起到的效果做一些评论。表面上看起来，在金融市场上，中国已经实施了市场化的利率改革，中央银行除设置基准利率之外，商业银行存贷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下的浮动空间已经比较自由。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其中，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表外业务占有不小的份额。在这一部分影子银行中，边际上的融资年化利率可以高达10%以上。因此，有种观点认为影子银行的存在和发育已经使得金融市场能够在边际上有效配置资源。
实际上，无论是商业银行体系还是影子银行，都未能真正完成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任务。在商业银行体系里，政府仍然存在针对具体项目的融资成本干预，对于政府希望扶持的项目和企业，政府仍然在施加影响。而在影子银行上，问题就更大。从边际上看，能够将融资成本付到年化利率10%以上的项目，并非项目的期望盈利率可以超过10%，而是一些地方政府以自己未来的税收增长预期，以及来自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支持来进行融资。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的影子银行产生了高利率、低回报和刚性兑付这样一个最坏的组合。如果这个组合不打破，不让低回报的政府融资项目彻底从商业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之中脱离出来，最终实施财政和金融的分家，那么，即使货币政策是松的，大量新增的融资也不会有效地推动生产，而是被地方政府用于借新债还旧债。同时，民营企业仍然不能有效地从金融市场上融资，商业银行里便宜的资金轮不到，影子银行里高利率的融资贷不起。
只能说，金融改革远未完成。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的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区位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里，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了理解大国发展，我们需要借助空间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参照系，同时又需要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嫁接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区域之间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差异非常大。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似乎是和平衡相矛盾的，然而发展和平衡两个目标都是重要的。为了分析大国发展，我们建立了一个高度简化的反映“空间均衡”思想的等式，以此表明，“在发展中营造平衡”恰恰需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图5 空间均衡
这里，我们把一个国家分为两个部分，等式左边理解为农村，右边则为城市。类似地，讨论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关系，左边是小城市，右边是大城市。这个等式也可以用来讨论现代经济发展的劣势地区（左边）和优势地区（右边）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定是两边的人均收入一样时流动才会停下来。
如果国家总人口用 P 表示， U 表示在右边的人口，那么，左边的人口就是 P — U 。式子的右边表示的是现代经济增长，其主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它的产出取决于技术和资本这两大因素，再除以 U ，就是人均GDP。相比之下，左边的产业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业和自然资源，其总收入是受制于资源的。只要右边GDP增长快于左边，只有不断减少左边的人口，增加 U ，才可以保持两边人均收入相等，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当然，在等式右边人口增长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成本，比如高房价、拥堵和污染。这些成本中有些会抵消实际收入，比如房价，这时，地区之间的名义收入虽然有差距，但考虑到生活成本之后，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小了。还有些成本，是很难量化的，比如拥堵和污染。当存在这些成本的时候，地区之间的“平衡”最终将实现生活质量的均等化。但如果只看名义收入，可能仍然存在差距。
在上面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框架里，存在着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的三角悖论。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平衡，即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均匀分布。这样一来，统一、发展和平衡就不能同时实现。如果市场是统一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那么劳动力就是自由流动的，而发展主要由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来推动，特别是由城市和大城市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来保证，这时经济一定是向优势地区集中的。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人口也将向优势地区逐步集中，这时，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就无法实现。如果要追求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那么就只能是阻碍劳动力流动，而这时候就牺牲了国家层面的市场统一，也牺牲了国家层面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 陆铭，2016 ）。
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如果追求均匀发展，那么一定需要在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设置阻止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而此时等式两边无法借助于人口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换句话来说，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存在，一定会带来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如果国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地区间差距，那么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但这样会出现经济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如果既不想看到地区间差距，又试图去阻碍劳动力流动的话，那么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大对于劣势地区的补贴。事实上，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因为曾经追求所谓的区间平衡发展（实际上是均匀发展），同时又不愿意看到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所以必然只有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才能缩小地区间差距。而这时候，在地理劣势地区大量进行补贴，往往仅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总量，事实上大量投资是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的，一旦离开补贴，此类发展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大量的补贴来源其实是转移支付，而这在本质上又来源于优势地区的税收，这又构成了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提高其竞争力。
再回过头来看等式左边的相对劣势地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讲，等式左边是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阻碍劳动力流动会使得等式左边的农业劳动力太多，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足，导致农产品出现“三高”现象，即高产量、高库存和高进口。其内在的逻辑是，当等式左边进行农业补贴的时候，在微观层面上，农户的理性决策就是增加产出，但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结果大量转化为库存。与此同时，在农产品内部的结构上，中国首先放弃的是更为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
在城市层面，一段时间以来的城市政策是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如果把大城市放在整个国家的空间均衡里就不难理解，如果要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那么城市发展的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分别对应着《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就无法同时实现。如果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了，人口就会持续向等式右边转移。如果要将人口控制住，那么在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里，就至少要放弃一个。从前些年现实的政策走向来看，经济增长和生活宜居两个目标也是本地户籍人口所追求的，因此这两个目标不会被放弃，那么逻辑上讲最终被放弃的就只能是社会和谐。换句话来说，只能通过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外来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会带来城市内部持续存在户籍身份歧视的现象，必然伤害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将城市人口规模限制住，那么大城市也会因为内部劳动力短缺而失去其竞争力。同时，在上文区域经济发展的三角关系里，等式右边的地区还需要支付一笔财政转移支付到等式左边，以实现区域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为了追求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解区域间发展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的燃眉之急。然而，按照上文所说的道理，真正的平衡发展在于人均GDP的趋同，因此平衡发展应着眼于通过人口流动和区域间分工来实现。遗憾的是，盲目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事实上产生了大量违背当地比较优势的短期经济增长，结果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产生了持续的资源空间错配（ 陆铭，2019 ）。
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份额。伴随着2003—2004年的开发区治理整顿，全国大量开发区被关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沿海省份的开发区。此后，开发区政策被认为可以用于帮助欠发达地区进行发展。伴随着欠发达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园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 陆铭、向宽虎，2014；向宽虎、陆铭，2015；Lu and Xiang，2016；Chen et al. ，2019 ）。之后土地开发又催生了大量的新城建设，尤其是在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新城建设成为全国各地拉动增长的一种手段，而大量的新城开建于中西部中小城市，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流出地区（ 常晨、陆铭，2017 ）。
不仅如此，用于农业的补贴数量从2003年之后大幅度增长。补贴政策虽然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从负面效果来说，却使得农民进城工作的动力有所下降，提高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在沿海地区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土地供应有所收紧，导致房价快速上涨（ 韩立彬、陆铭，2018 ）。而房价的快速上涨，又通过推升人口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形成了阻碍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抬高工资的作用（ 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Liang，Lu and Zhang，2016 ）。不仅如此，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地区，我们还发现实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相应地被挤出了（ Han and Lu，2017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问题。表面上来看当时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快，但是这种快速增长是以投资增长、消费相对不足、出口消化产能为背景的，它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
理解了2003年开始的政策拐点，以及之后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就不难理解我们的诊断：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入明显的放缓阶段，根本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现象。另一个相关的判据是，在市场经济一般的经济周期里，经济增长速度会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上，两者通常是正相关的，而中国经济不是这样。换句话来说，当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通常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下降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明显下降，这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是下降的。而当经济增长出现快速上升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上升也会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上升，这时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同步的上升。但是在中国经济的数据里，2003—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这说明从2003年开始的高速增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现象了（ 陆铭、向宽虎，2014；Lu and Xiang，2016 ）。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对另外一些有关2003年之后拐点的观点进行评论。第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2003年之后中国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现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理论本身是一个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不存在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而在中国，是存在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的，2003年之后给予农村地区大量补贴，还有事实上偏向内地的土地政策导致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上涨，这拉动了人口滞留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因而导致人口流入地劳动力短缺，所以工资上涨。这种类型的工资上涨会随着政策拐点的到来而到来，但它却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纯粹城市工业部门需求拉动型的劳动力短缺。
第二，中国经济的拐点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总量增长来看，认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那么就只是看到了表象。在前文的图1中，如果看实线表示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会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由快转慢的那一个点（ T ）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大约出现在2009—2010年。而如果把中国经济偏离黄金率平衡增长路径的整个阶段连在一起看的话，中国经济的真正拐点恰恰是整个这一时期高速增长的起点（ D ），而那正是造成资源空间错配的政策拐点出现的2003年。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在符合黄金率状态的平衡增长路径之下，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会出现逐步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存在双重的扭曲。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政策扭曲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着以利率压制为主要表现的金融抑制，同时，政府给予投资大量补贴，包括减免税和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近年来甚至出现地方政府用公共财政补贴企业用机器替换人。由于这些因素，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甚至中西部资本深化的速度超过东部沿海地区（ 陆铭，2017 ）。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在生产要素价格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以来的资本深化是偏离黄金率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这样的资本深化伴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和消费持续低迷（ 陈斌开、陆铭，2016 ），以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要依赖大幅度的转移支付来弥合，因此，它所造成的是经济增长的动态低效和民众福利的损失。
第四，有了空间错配的概念，中国经济的很多宏观问题，就需要分区域来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价和债务两个问题。在加总层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在不断上升的，同时，债务—GDP比率也在持续上升。从这两点来看，宏观的问题非常严峻。但是，如果从城市和省一级的层面来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空间错配的表现。在房价方面，根本的问题是2003年之后，人口流入的地区土地供应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导致这类地区出现房价—收入比的持续上升；而在人口流出地区，土地供应却持续增加，房价—收入比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韩立彬、陆铭，2018 ）。债务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欠发达地区发展背离其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然后再通过地方政府借债来进行投资，当投资回报比较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债务—GDP之比不断上升的情况。而在沿海地区，除了类似天津这样建设了超大新城的地方，其他地区的债务—GDP之比总体上还算健康（ 钟辉勇、陆铭，2015；陆铭、李鹏飞、钟辉勇，2019 ）。
一切宏观都源于微观，一切行为都源于制度。一切总量都包含结构，一切全局都来自局部。
中国的宏观问题源自微观上的各种扭曲政策。而各种微观主体的行为都受制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政府强干预。中国的总量问题，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全局性问题在不同的局部又有不同的表现。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用于刻画市场经济体制的，很少讨论政府对于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及其结果，也基本上不处理结构扭曲的问题，那是因为，市场经济能够基本保证资源配置效率，低效率的企业和个人会被市场机制所惩罚。而在中国，如果不能理解制度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是如何受到政府政策干预的，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就没有真正打好微观基础。
从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政府干预和扭曲入手，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中结构扭曲和空间错配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劳动收入占比之类的异常都与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和对于资本的补贴有关。不仅如此，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超大和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大相径庭。总体上来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是人口持续流入，而土地供应跟不上，导致地价上涨。同时，住房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房价上涨，又进一步推升工资，从而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竞争力。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的现象，主要是人口流出同时投资加大，投资又大量依赖于政府债务，而偏离比较优势且过量的投资，最终导致债务持续上涨，不可持续。
那么，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又是怎么回事？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企业大量破产、劳动力大量失业、政府出现债务危机甚至关门停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本质上来讲是对过于乐观的生产者的惩罚和淘汰机制，如果供给增长过于乐观，而消费不足，则过剩的产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淘汰，失败和亏损者出局。如果在生产端没有严重的问题，而在金融市场上，对于增长过于乐观，则出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产生的是金融危机。经济的危机和金融的危机，两者既有关联，也有可能因为联系不强，而仅仅主要表现出其中某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在经济和金融上都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那样严重的危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在中国存在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率上升本身就预示着风险在累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危机没有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信用。由于国家信用的支撑，在地方政府端，对于其持续存在的债务问题不被认为会出现大规模违约，公共部门即使发不出工资也不会关门；在企业端，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虽然不一定出现大规模的破产和解雇员工，但是可能表现为存在大量僵尸企业，仅维持就业和税收。即便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就业问题已经出现日益严峻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坏账也因为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而没有充分得以暴露。而社会公众也始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会出现西方市场经济危机时会发生的银行破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以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形式存在的，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论调是有待商榷的，只能说中国的体制防止了更剧烈的波动。
万幸的是，中央决策层已经看清，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虽然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即使是相似的宏观现象，中国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其他市场经济也不太一样，解决的方案也就不太一样。其他市场经济的危机是一种总量上的调整，需要的是总量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市场监管。而在中国，潜在的危机来源更多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自结构校正和体制改革，以减少生产要素市场上的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层始终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金融市场上，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对于僵尸企业，要加快处置。在土地市场上，已经明确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量要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起来。而在人口政策上，则强调要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在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全面放开和放宽户籍制度，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也要加快改革。
我们认为，从生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入手，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治本之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所讲的减税那么简单，而是要涉及如何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入手，在根本上调整供给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真正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发挥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违背经济规律对生产要素配置进行的干预。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伴随着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构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地方政府行为能够更加符合整个国家的整体、长期利益。首先，这需要打破传统的以短期GDP增长和招商引资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体系，引入类似于居民满意度等更为综合的指标，并将总量指标调整为人均水平的考核指标，直到逐渐放弃对于官员考核的追求，将政府从生产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同时，需要通过法律和市场两个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可以被追究责任，违反市场规律的政府项目如果出现亏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破产清算。随着人口流动机制逐步完善，民众用脚投票的行为也将形成对于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投资行为的约束机制。
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于转移支付加上了“有效”这个定语。我们的理解是，转移支付应用于扶持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项目，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支持违背地方发展比较优势的投资项目，更不能为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事前的补贴和事后的偿债。同时，要更为珍惜和爱护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信息，以及公共领域各种发声机制所反映的信息，因为这些是最为有效和宝贵的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息，只有充分信任且利用这些信息机制，并将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才能建立更加高效的反应机制，使得决策层能够更有效地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
本书总结了我们十余年来围绕着中国经济而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本书两位主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开始着手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研究。当时，我们就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要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入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去，而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又是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的必需。
其间，我们发表了两篇文章讨论城乡发展，在刘易斯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故事是这样的，城市的人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给农村劳动力设置一个流入城市的障碍，这时候，由于城市收入比农村高，农村劳动力还是会流入，但是他们在城市无法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城市把这些省下的钱作为资本积累去投入生产了。这样做有一个代价，就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收入差距会催生负外部性，比如犯罪，而这个负外部性的损失又抵消了资本积累。于是，这里面有个权衡，城市不给农民工福利，把这部分钱拿来进行资本积累，但是不给农民工福利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它又以社会负外部性的结果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那么在转型里就要看哪一个效应更大了。在早期，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的资本积累很快，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到晚期的时候，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并且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的效应就超过了资本积累的正效应了，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内生的制度转型的转折点。哪怕在整个国家，城市居民仍然是强势的，他们仍会考虑到，如果再不改革的话，社会的收入差距带来的负外部性会进一步腐蚀掉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城市居民也不利了。这个时候，城市会慢慢放开户籍制度的管制（ 陈钊、陆铭，2008；刘晓峰、陈钊、陆铭，2010 ）。所以我们在刘易斯模型中引入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阐明它的扭曲，它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的内生变迁问题。我们还在户籍制度的影响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几年前，我们将其结集出版了（ 陈钊、陆铭，2015 ）。
几乎在研究城乡问题的同时，我们展开了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这一组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2004年和2007年发表的两个理论（ 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 ）。我们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些发达的地区是有“干中学”机制的，欢迎人口进来然后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欠发达地区会考虑，如果在静态决策里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当前放任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口）都往发达地区流动的话，欠发达地区就永远丧失掉发展汽车、高科技等产业的机会。所以，欠发达地区会不按比较优势分工，先加大新兴产业的投资，觉得学着学着没准自己学会了。这个道理非常像国际贸易理论里面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中，为什么会有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因为欠发达国家不考虑（也没动力考虑）全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每个国家只要考虑将本国的福利最大化就可以了。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里，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如果只局部考虑本地的动态比较优势，那么损失的则是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
这里特别提一句，引用周黎安（2004）的理论去证明中国的官员晋升和考核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朋友，恐怕忽略了周老师文章里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就是中国地方间竞争的“囚徒困境”。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官员之间是不合作的，那么它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官员是不合作的，是在重复建设的，它跟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和竞争力的提高这样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怎么在理论上一致起来？
在这样一些理论工作中，我们逐渐把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引入有关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指出了行政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面性作用。它既在短期里有利于局部的经济增长，又在长期里不利于全局的增长。前些年，我们对这一组与区域经济有关的研究进行过总结，把它们总结为地理和政策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已经具有这里提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空间经济发展里，集聚和平衡是不矛盾的，效率和平等也是不矛盾的。在空间均衡的概念之下，经济集聚保证了效率，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因此，这是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 陆铭，2017；陆铭，2013；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主编］，2011；陈钊、陆铭，2009；陆铭、陈钊，2006 ）。2019年8月26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所提出的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目标，恰与我们此前的研究成果相一致。
这里要再强调一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思路。以前是“撒胡椒面”，强调转移支付和中小城市发展；今后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的互助共济，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注意这个用词，在转移支付前面加上了一个定语叫“有效”。什么叫有效？我们在前文也有所提及，第一，给你转移支付你要去做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事。第二，转移支付要促进全国市场一体化。“有效”两字之差，差之千里。以前的给钱主要就是起帮困的作用，但今后要起激励的作用。我们早期的两个理论模型（ 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国内区域间的市场整合。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我们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工作，进行的又一次总结。这个总结挑选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一组文章。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所做的一组综述性的文章，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走过的道路以及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总结。
第二部分选取了我们所做的理论性的文章，其核心是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探讨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集中地体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观点，以及转移支付（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市场整合与经济增长。陈钊和徐彤（2011）有一个理论工作，讨论了在中国式的中央—地方关系之下，如果不改变自上而下的地方官员激励与考核机制，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让地方政府行为符合地方的长期利益，可行的办法是不强调某一个（或几个）指标，而是更强调综合的居民满意度指标。
对于大国治理来说，最高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全局的”“多目标最优”。以此为参照，可以非常清楚地比较几个与空间政治经济学有关的理论。周黎安（2004）的理论刻画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后来，在社会公众中流传更广的是张五常（2012）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创造。但是，其实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之下，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是本地短期的GDP增长，结果在长期、全局、多目标三个维度上都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相比之下，陈钊和徐彤（2011）的“为和谐而竞争”理论讨论了单一指标下的地方间竞争可能存在的扭曲，并提出，如果基于满意度这样的综合指标，可以减少基于单一目标的地方间竞争造成的扭曲。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无法保证全社会的长期和全局目标得以实现。与上述两个理论相比，陆铭、陈钊、严冀（2004）和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讨论了在地方政府跨期决策下的分工和增长问题，并指出，在不施加任何中央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地方间将出现不分工的结果，将损失全局的、长期的增长。但如果中央政府发挥协调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地区间分工产生的经济增长成果，那么，就可以实现全局的、长期的最优资源配置。但是，这两个模型没有讨论多目标最优如何实现的问题。在未来，构建综合长期、全局、多目标最优的理论，将是有关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第三部分是我们所做的几篇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对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验证，而这几篇论文本身可以串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故事。
第一，我们指出，之所以在地区之间出现资源的空间错配，本质上还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否则，中央计划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信息本身就内生于政府的行为。例如，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在本书所收录的有关汽车召回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本地媒体来掩盖不利于本地企业的行为，而这与地方政府更多考虑当地的利益有关。
第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是为了晋升激励，或者是为了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其结果都可能只是有利于短期的本地增长，而并不利于长期和全局的增长。从支出结构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明显的地方的收入—支出不对等，大量的事权仍然在地方上，而财权被上收到中央，于是，地方政府普遍地削减了用于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而增加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有趣的是，地方政府行为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观察到，如果一个省的主要领导是学文科出身的，那么那个省的科教文卫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就要比理工科出身的领导所在的省高出1.3个百分点（Lu，Xia and Xiao，2019）。这说明，制度是重要的，领导力也是重要的。
但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经济的支出并不总是有效的，而是可能存在投资过度、回报低下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来进行投资，盲目做大短期GDP，事后却没有达到足够好的招商引资效果，结果是负债率上升。在中国现有的中央—地方关系之下，地方政府总是认为，即使未来自己无法偿债，中央也会救助。我们的研究发现，越是得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发行的城投债数额越多。
第三，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产出，还有一个做法是实施产业政策。但地方选择某种产业政策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具有发展某种战略性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产业属于中央希望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于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会跟从类似的中央产业指导目录，从而达到争取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的目标。
第四，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导向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y），其中的空间错配又被地方官员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观察到，在中央层面，曾试图通过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支持其经济发展。将用地指标更多配置在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本身就是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而地方官员拿到用地指标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建工业园，二是建新城。我们发现，越是年轻的官员，越有晋升冲动，越会通过建新城来促进投资，做政绩。由于大量新城建在人口流出地，这些投资的回报不高，同时却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
第五，空间资源错配具有实质性的负面后果。一方向，人口流动方向与建设用地分配方向是相反的，结果造成在人口流入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供应相对放缓，而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小城市），土地供应持续增长，最终呈现的是房价的“冰火两重天”。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土地和住宅供应跟不上，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相反，在人口流出地区，土地供应过多，新城沦为“鬼城”“空城”，房价—工资比在下降。房价上升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升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入，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削弱了东部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我们还证实，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房价快速上涨又吸引人们投资于房产，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一言以蔽之，空间错配又对于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恐怕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站在现在的研究水准上往回看，这本书里涉及的研究跨度十余年，难免有幼稚之嫌。但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在十余年前做的工作，今天看来，在思想上仍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这么说，最近十余年来，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这两个与“空间”有关的维度上所走的道路，会验证我们十余年前在理论上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认识和预判。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关中国经济的理论相比，我们这一组理论虽然不是最流行的，却不失为将转型和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别开生面之作。这一组研究的生命力还会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接受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论文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发表时的原样，因为这本书本来就在记录历史。个别文章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我们做了一些表述上的修订，以便适应中文读者的习惯。同时，对于一些格式的调整，也是为了借助于再版的机会，尽量让读者接近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真实的状态。有一些研究因为发表较早，在今天看来，意义反而大于当年，为此，我们增加了少量的注释和补记，以使得文章有老树发新芽的生机。
除了在本书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系列研究之外，我们的团队还在继续拓展相关的研究，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有一些正在做，还有一些只是想法，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推进。这里，我们一并提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供后来者参考。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期化和局部化，以及市场分割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比如人的观念的形成如何受到历史和群体性行为的影响。
第二，如何进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新建构，以及如何设置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最终实现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和全局目标。
第三，有关空间错配影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的量化分析。我们的团队正在运用结构模型的方法，量化地估计由于人口和土地政策所造成的扭曲，如何造成经济增长的损失，以及产业结构的扭曲。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加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挂钩，因此不妨称之为“空间宏观”。
第四，进一步把空间资源错配的制度障碍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且研究其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第五，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上空间经济学正在从区域分析深入城市分析相呼应，在中国，城市内部的资源空间配置也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话题。换句话说，一些观念和政府行为因素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资源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到底对城市发展、城市体系和城市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有待于新的研究。在实证层面，随着大数据资源越来越丰富，原来无法观察和度量的问题正在成为研究的蓝海。我们的团队有一些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在与大数据研究相结合。
中国经济的成功既来自又表现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布局变化。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空间错配，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的空间变局。
我们不生产规律，我们只是规律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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