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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传统媒体的衰亡和自媒体的兴起，这里不仅指大量传统纸媒的倒闭，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已经形塑了普通中国网民的阅读习惯和趣味，以致传统媒体不得不大量借鉴自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自媒体繁荣的另一面自然是泥沙俱下，《人民日报》就曾发文指出“自媒体乱象需多方共治”：传播虚假“奇葩”信息，发布“三无”时政新闻，推送同质低俗“水货”……
如何看待这一互联网乱象及其治理，目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基本上，随着平台的集中与垄断趋势越来越明显，管理者与平台的协同治理已经可以做到通过技术手段基本覆盖国内的互联网领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种覆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看，在自媒体兴起之前，传统纸媒中极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很难讲秉持何种立场，它身处其中并参与塑造的旧文化权力格局对国家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否友善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自媒体的兴起固然使得大量的“公知”与低俗内容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也恰恰由于同一个原因，“自干五”“工业党”“小粉红”等认同中国道路的群体也大量产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理者严格覆盖全网、大面积“顶格处理”之前，“公知”就已经沦为一个嘲讽用语，网络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何种人能成为意见领袖的趋向就已经发生了悄然转变，这为国家治理的介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呈现出的有趣一幕是，自媒体挑战并颠覆了由传统媒体垄断的旧权威，但其自然野蛮地生长却对普遍的中国道路认同构成了建制作用。并且，这种由斗争而形成的公共意见和舆论氛围是一种更为真实、理性和可靠的文化建构，对于国家濡化能力而言，正是一次群众路线的极好体现，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斗争中成长并自发塑造价值观的体现。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双百方针”时所提到的，真理（香花）是跟错误（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这里当然不是要将两者做一种简单的类比，毕竟历史环境和背景都有较大的差别，但也确实显示了文化治理的问题与难题由来已久，并且过往的经验教训对塑造当下中国的文化治理能力仍然有借鉴意义。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公共舆论中知识信息的权威性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一般借助学院知识分子来增强权威性的传统媒体不再是读者唯一的选择，因为对于知识精英的挑选必然地经过传统媒体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很难保证不被意识形态或媒体从业人员本身素养等诸多因素所干扰，且信息传播的形式也是单向的，即媒体垄断着信息的发布权。社交媒体兴起后，特别是“知乎”、早期的“观察者网”等平台，则是打破这种文化权力格局的典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一些知识精英的权威被彻底挑战，公共舆论中有了更多理性、多元、实事求是的争论，有了更多因熟悉事件本身而出现的就事论事和及时反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知识人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由于恰逢中国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上升时期，对于“何为社会进步”“何为国家强盛”以及“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等议题，与人文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媒体相比，这些网络平台上的“工业党”群体
对中国道路的优势往往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答案。
对于旧的文化权力格局冲击最大的因素，还是由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与人口的重大变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文化更迭。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9月29日），截至目前，我国网民的规模已达9.40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门槛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网络世界活跃的人群加入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公共服务中。因此，批评互联网文化呈现低俗趋势时，不能忘记了早期的互联网参与或多或少仍是“城市中产”的特权，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纳到这个世界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特别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孙佳山对此表示：“我们在新一轮的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面临的深层次文化挑战是高度复杂的，注定大大超过了我们所有的既往预期。”
他用“4+2”的结构来描述这个新的人口规模的实际情况，即“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以及“农村网民”和“网吧上网”，与过去一般对“90后”“00后”的描述不尽相同，互联网领域实际出现的文化更迭对于都市中产阶级文化趣味的垄断和领导权地位冲击巨大，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化趣味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如果仅仅从社会精英的视角看，网红、直播、流量明星等现象固然是乱象，但是如果从数据来看，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浮现至表层的更自觉和多元的文化趣味，以及相应地如何寻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逻辑和手段。
这一历史时刻与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似乎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从人口的层面上讲，延安时代也“必须面对……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和与此状况相关的农村口传文化背景”；从技术转变的层面上讲，延安既不能依赖印刷文化，又缺乏摄影和电影的媒介技术，从而“导致了‘延安木刻’的兴盛以及戏曲、曲艺和年画等传统视/听艺术的复兴”；从文化政治层面而言，为了动员最广大的人群，就必须“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也即‘人民的文学’……重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界定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对于延安文艺而言，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新的文化要打败中国的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因而就需时刻警醒，文化权力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同样，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化治理而言，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归根结底也是要解决文化领导权究竟被谁充分掌握，文化权力的格局到底怎样分布，以及对新的文化现象的政治潜能如何充分理解的问题。新技术条件下，旧的文化权力格局遭到了挑战和冲击，但这在政治上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国家权力的建设而言，如何选择不同的应对路径？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维持旧有的文化权力空间格局，还是紧跟基础设施的快速变化主动参与新的权力空间布局？如果参与，是以一种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逻辑去参与，还是以别的方式融入？要深究这些问题，追求更优的文化治理能力，人们会发现其中的复杂性来自新技术，而困难之处在于对整个新中国文化治理行为的历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