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蔡翔

林凌要出新书了，希望我能写几句话，读了他寄来的样稿，我很为他高兴，也引起了一些回忆。

林凌的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在上海大学度过的，那时的上海大学，百事待举，虽然有点粗浅，但也朝气蓬勃，吸引了老师，也吸引着学生。那时，我和林凌这些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读文学，也读各种各样的理论。那个时候，林凌便表现出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希望通过理论理解世界，他不仅参加校外的各种研讨班，也和永林、余亮、张帆等同学一起研读黑格尔，每周一次，风雨不断。我猜想，那个时候的阅读和讨论，应该给林凌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尤其是在西方当代理论风行一时的情况下，回到德国古典哲学，多少能够打开另一种思考维度。这对理解本书，也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林凌硕士毕业之后，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陈子善教授。对他的选择，我是支持的：一方面，子善宽容，能够容纳不同思考；另一方面，子善的学养和严谨，也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在本性上，可能还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想象有余，规范上就有些欠缺了。而子善的务实，以及对史料的重视，则可以规训学生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想象。华东师大的整体氛围也是好的，林凌很幸运，在师从子善教授的同时，遇见了罗岗和倪文尖。罗岗的博识以及对理论的熟悉和洞见，对林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尖的重视文本乃至细读功夫，也深深影响着林凌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在这三位名师的指导下，林凌成长很快。

林凌毕业以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互联网公司，其中缘由，他在书的后记中略有交代。起初我稍有诧异，不过也能理解。多年之后，林凌重返高校，私下里，我倒觉得从事人文研究的，能在社会中磨炼数年，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林凌的经历，在当今的大学体制内，只是个案，没有什么普遍性。

这本书，可以说是林凌重返高校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远超出了他的文学专业，其中，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对他的影响痕迹。“文化治理”是这本书的关键词，这固然和他供职单位的智库性质有关，但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倾向。同时，我多少觉得，和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也有某些隐秘的关联。

“文化治理”多少和国家能力相关，和主流文化有关，国家意志总是试图影响乃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构建一种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并不避讳谈国家，也不避讳讨论主流文化，相反，他们更愿意积极介入国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构之中。因此，他们对文化研究有极大的兴趣，但又不局限在批评，而愿意做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思考。所谓“80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互联网一代”，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共和国也有认同感，他们普遍英语较好，不仅了解西方历史，也熟悉西方的各种理论，而互联网给他们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更重要的，可能是最近二十年，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使他们对西方不再持有那种玫瑰色的梦幻想象，他们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地缘政治，也以此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林凌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离开国家，离开历史语境，空谈个人，并无多大意义（不能说毫无意义）；当然，离开人民，只谈国家，也会陷入另一种极端。我想，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对此应该也是有清醒思考的。所以，他们读黑格尔的作品，也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专著。当然，这一代人，固然有着务实的学术品格，但互联网也容易让他们形成高谈阔论的习惯。可是，仔细想想，谁又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的青年时代，不也照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在想来，却是极好的青春写照了。

这本书的第一、二、三篇都在正面讨论所谓的“文化治理”，林凌不仅把文化治理和国家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讨论怎样治理。比如，什么是好的宣传，这个论题，大概和他的媒体工作经历有关。所谓“宣传”，乃至林凌所谓的“文化治理”，所要寻求的，应该是同意，而不是绝对的服从，这就需要宣传的技艺。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化治理也是这样。文化治理的天敌，应该是官僚主义，宣传更是如此。以强者的姿态进行所谓的宣传，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宣传者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反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局势，推演博弈，争取人心。技艺在反复的实践实战中才可能逐渐提高，而其首要之处，也正如林凌所言，即重新引进“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背后，是文化自信、政治自信。因此，应该给群众搭建发声的平台，让人说话，天也塌不下来。相信群众，才会相信群众间的辩论。近二十年来，最为有声有色的辩论，大概就发生于互联网平台，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学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议题，正是在互联网的辩论中形成的。互联网的观者／阅读者甚多，这是不同于传统的街头辩论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互联网的辩论并不完全取决于战胜对手，而是争取围观／阅读的群众，这就需要技艺。林凌在这些文章中，都涉及文化治理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很多我并不懂，也难以判断，只能慢慢学习。

在对现实的文化治理的讨论中，林凌也引进了历史的维度，“文化治理视野下的新中国文艺实践再思考”原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是一篇书评。林凌通过对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一书的讨论表达了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比如对朱羽“政教”概念的仔细辩证。新中国的文艺实践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尤其所谓的“政教”体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朱羽一书的“自然”概念也同时引起了林凌的兴趣，林凌对此也有出色的发挥。朱羽的“自然”有点接近“道”的范畴，当然，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有形而下的一面，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依据。而在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中，这一“自然”渗透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理”的再建。这一“理”，是法理，更是接近传统范畴的“天理”，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是根本。当然，光有“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情”，有“情”的支持，政治才能情感化，才能进入人心，并自然化。同样，没有“理”，情也是不可靠的。理和情的辩证统一，最终才能制度化，所谓“天理、人情、国法”，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最终也并没有完全跳出历史的范畴。从这样的角度反观历史，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即有理、情、法的统一，这是经验，也存在情理的冲突、悖论、疏离乃至最后的断裂。当然，在这一“理、情、法”的文化结构中，还有一个相对不太稳定但始终活跃着的因素，即所谓的本能或欲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而这一反思，应该建立在艰苦的学术工作之上。我也希望林凌今后能在这方面继续用力。

讨论文化治理，大概很难撇开文艺。文艺，是林凌的本业，大概也是林凌的兴趣所在。本书有两篇是讨论大众文艺的，一篇是“改造‘爽文’”，谈工业党；一篇是“为什么应该支持‘谷阿莫’”，讲速食电影。文化治理和大众文艺，这是一个好题目。所谓“纯文艺”，是相对大众文艺而言，换句话说，也就是“小众文艺”。小众文艺有其存在理由，重视个体、强调批评，作新声、发异议，思考是深刻的。这样的思考，重在探索未来和革故鼎新，对主流文化起到的是监督和矫正的作用，是应该重视的。同样，大众文艺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某种意义上，林凌所言的文化治理，更合适的文艺载体大概是大众文艺。因其大众，也就更适合国家意志的传播，而大众文艺惯有的重复、类型等修辞方式，也更容易强化、深化国家意志并由此建构主流文化。当然，大众文艺需要改造，否则极易商业化，这大概也是林凌强调的“改造”一词的意义所在。

不过，林凌并没有放弃小众文艺（纯文学），这本书也有两篇文章讨论这方面的内容，一篇是讲汪曾祺的，另一篇讨论路内。不过，林凌讨论的路径有点特别，讨论汪曾祺，是讲他的文化政治想象；谈路内，则讨论他和主流文学体制的关系。按照现在的某种划分，这些大概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不过，我觉得也不尽然。所谓的小众文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脱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小众文艺作家更能表达一种社会变革的征兆，同时在文本深处隐藏着的，是某种社会无意识。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文化治理，是不能脱离小众文艺的，它是社会文化结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林凌的思路非常活跃，在某种意义上，林凌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有很多定义，根本的，我以为则是“不安分”，不甘于墨守成规，因此，时时会有对成规的叛逆和对其进行挑战的冲动；而另一面，就是一种向道之心了，永远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现在，林凌重回学院，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规训文艺青年。不能说这种规训完全没有合理之处，但过度的规训，也很容易把学术从“志业”变更为“职业”。

以上，是我阅读林凌这本书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符合林凌的原意。坦率说，我有点跟不上林凌这一代人的思想，毕竟，这一代青年开始成熟起来，有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林凌批评。

2021年4月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