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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蔡翔

林凌要出新书了,希望我能写几句话,读了他寄来的样稿,我很为他高兴,也引起了一些回忆。

林凌的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在上海大学度过的,那时的上海大学,百事待举,虽然有点粗浅,但也朝气蓬勃,吸引了老师,也吸引着学生。那时,我和林凌这些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读文学,也读各种各样的理论。那个时候,林凌便表现出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希望通过理论理解世界,他不仅参加校外的各种研讨班,也和永林、余亮、张帆等同学一起研读黑格尔,每周一次,风雨不断。我猜想,那个时候的阅读和讨论,应该给林凌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尤其是在西方当代理论风行一时的情况下,回到德国古典哲学,多少能够打开另一种思考维度。这对理解本书,也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林凌硕士毕业之后,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陈子善教授。对他的选择,我是支持的:一方面,子善宽容,能够容纳不同思考;另一方面,子善的学养和严谨,也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在本性上,可能还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想象有余,规范上就有些欠缺了。而子善的务实,以及对史料的重视,则可以规训学生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想象。华东师大的整体氛围也是好的,林凌很幸运,在师从子善教授的同时,遇见了罗岗和倪文尖。罗岗的博识以及对理论的熟悉和洞见,对林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尖的重视文本乃至细读功夫,也深深影响着林凌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在这三位名师的指导下,林凌成长很快。

林凌毕业以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互联网公司,其中缘由,他在书的后记中略有交代。起初我稍有诧异,不过也能理解。多年之后,林凌重返高校,私下里,我倒觉得从事人文研究的,能在社会中磨炼数年,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林凌的经历,在当今的大学体制内,只是个案,没有什么普遍性。

这本书,可以说是林凌重返高校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远超出了他的文学专业,其中,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对他的影响痕迹。“文化治理”是这本书的关键词,这固然和他供职单位的智库性质有关,但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倾向。同时,我多少觉得,和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也有某些隐秘的关联。

“文化治理”多少和国家能力相关,和主流文化有关,国家意志总是试图影响乃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构建一种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并不避讳谈国家,也不避讳讨论主流文化,相反,他们更愿意积极介入国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构之中。因此,他们对文化研究有极大的兴趣,但又不局限在批评,而愿意做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思考。所谓“80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互联网一代”,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共和国也有认同感,他们普遍英语较好,不仅了解西方历史,也熟悉西方的各种理论,而互联网给他们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更重要的,可能是最近二十年,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使他们对西方不再持有那种玫瑰色的梦幻想象,他们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地缘政治,也以此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林凌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离开国家,离开历史语境,空谈个人,并无多大意义(不能说毫无意义);当然,离开人民,只谈国家,也会陷入另一种极端。我想,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对此应该也是有清醒思考的。所以,他们读黑格尔的作品,也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专著。当然,这一代人,固然有着务实的学术品格,但互联网也容易让他们形成高谈阔论的习惯。可是,仔细想想,谁又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的青年时代,不也照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在想来,却是极好的青春写照了。

这本书的第一、二、三篇都在正面讨论所谓的“文化治理”,林凌不仅把文化治理和国家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讨论怎样治理。比如,什么是好的宣传,这个论题,大概和他的媒体工作经历有关。所谓“宣传”,乃至林凌所谓的“文化治理”,所要寻求的,应该是同意,而不是绝对的服从,这就需要宣传的技艺。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化治理也是这样。文化治理的天敌,应该是官僚主义,宣传更是如此。以强者的姿态进行所谓的宣传,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宣传者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反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局势,推演博弈,争取人心。技艺在反复的实践实战中才可能逐渐提高,而其首要之处,也正如林凌所言,即重新引进“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背后,是文化自信、政治自信。因此,应该给群众搭建发声的平台,让人说话,天也塌不下来。相信群众,才会相信群众间的辩论。近二十年来,最为有声有色的辩论,大概就发生于互联网平台,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学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议题,正是在互联网的辩论中形成的。互联网的观者/阅读者甚多,这是不同于传统的街头辩论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互联网的辩论并不完全取决于战胜对手,而是争取围观/阅读的群众,这就需要技艺。林凌在这些文章中,都涉及文化治理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很多我并不懂,也难以判断,只能慢慢学习。

在对现实的文化治理的讨论中,林凌也引进了历史的维度,“文化治理视野下的新中国文艺实践再思考”原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是一篇书评。林凌通过对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一书的讨论表达了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比如对朱羽“政教”概念的仔细辩证。新中国的文艺实践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尤其所谓的“政教”体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朱羽一书的“自然”概念也同时引起了林凌的兴趣,林凌对此也有出色的发挥。朱羽的“自然”有点接近“道”的范畴,当然,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有形而下的一面,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依据。而在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中,这一“自然”渗透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理”的再建。这一“理”,是法理,更是接近传统范畴的“天理”,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是根本。当然,光有“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情”,有“情”的支持,政治才能情感化,才能进入人心,并自然化。同样,没有“理”,情也是不可靠的。理和情的辩证统一,最终才能制度化,所谓“天理、人情、国法”,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最终也并没有完全跳出历史的范畴。从这样的角度反观历史,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即有理、情、法的统一,这是经验,也存在情理的冲突、悖论、疏离乃至最后的断裂。当然,在这一“理、情、法”的文化结构中,还有一个相对不太稳定但始终活跃着的因素,即所谓的本能或欲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而这一反思,应该建立在艰苦的学术工作之上。我也希望林凌今后能在这方面继续用力。

讨论文化治理,大概很难撇开文艺。文艺,是林凌的本业,大概也是林凌的兴趣所在。本书有两篇是讨论大众文艺的,一篇是“改造‘爽文’”,谈工业党;一篇是“为什么应该支持‘谷阿莫’”,讲速食电影。文化治理和大众文艺,这是一个好题目。所谓“纯文艺”,是相对大众文艺而言,换句话说,也就是“小众文艺”。小众文艺有其存在理由,重视个体、强调批评,作新声、发异议,思考是深刻的。这样的思考,重在探索未来和革故鼎新,对主流文化起到的是监督和矫正的作用,是应该重视的。同样,大众文艺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某种意义上,林凌所言的文化治理,更合适的文艺载体大概是大众文艺。因其大众,也就更适合国家意志的传播,而大众文艺惯有的重复、类型等修辞方式,也更容易强化、深化国家意志并由此建构主流文化。当然,大众文艺需要改造,否则极易商业化,这大概也是林凌强调的“改造”一词的意义所在。

不过,林凌并没有放弃小众文艺(纯文学),这本书也有两篇文章讨论这方面的内容,一篇是讲汪曾祺的,另一篇讨论路内。不过,林凌讨论的路径有点特别,讨论汪曾祺,是讲他的文化政治想象;谈路内,则讨论他和主流文学体制的关系。按照现在的某种划分,这些大概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不过,我觉得也不尽然。所谓的小众文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脱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小众文艺作家更能表达一种社会变革的征兆,同时在文本深处隐藏着的,是某种社会无意识。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文化治理,是不能脱离小众文艺的,它是社会文化结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林凌的思路非常活跃,在某种意义上,林凌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有很多定义,根本的,我以为则是“不安分”,不甘于墨守成规,因此,时时会有对成规的叛逆和对其进行挑战的冲动;而另一面,就是一种向道之心了,永远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现在,林凌重回学院,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规训文艺青年。不能说这种规训完全没有合理之处,但过度的规训,也很容易把学术从“志业”变更为“职业”。

以上,是我阅读林凌这本书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符合林凌的原意。坦率说,我有点跟不上林凌这一代人的思想,毕竟,这一代青年开始成熟起来,有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林凌批评。

2021年4月
于上海 pVvPl8WRS4KCHZYmHpp/AFPHcxpWnGGpadrZUjW50uq3lEzgfqRdJn4y67TMI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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