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首先，这是部关于语言的书：关于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文学未来；关于极权主义谎言与文化衰败对语言产生的压力；关于语言与其他意义符号（音乐、翻译、数学）的关系；关于语言与沉默。

本书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大多都是回应某个特定时刻：一本书的出版、一部戏剧或歌剧的上演、一起政治事件的发生。但这些文章都有个根本主题——关乎语言的生命，关乎我们社会文化中语词的神秘能量。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语言与它讴歌的危险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众消费者的民主制度下，语言与它重载的庸俗、模糊和贪婪之间是什么关系？语言，这种传统意义上用来表达有效关系的笼统用语，面对精确话语（如数学和象征符号）日益迫切的全面要求，将会怎样反应？我们是否正在走出语词至上的历史时期，走出文字表述的古典阶段，进入语言衰败、“后语言”形式，甚至局部沉默的时代？这些正是我要提出的焦点问题。

这些问题后面的观念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有趣的活动、负责的活动。太多的文学批评满足于19世纪学院式或新闻式的价值观念和表达习惯。谈论书籍的书，谈论这种方兴未艾的文体，谈论文学批评的书（与批评对象有三重距离），毫无疑问，将继续大量涌现。但是，日益清楚的是，这些书大多都是有经验的内行人的游戏；如果有人问，在人文主义与历史现状之间，在文化交际观念与历史现状之间，到底可能有怎样的共生与互动，这些书没有给出答案。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最先指出，学院式纯文学批评，与文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意义或颠覆作用，其间有着惊人的反讽；今日，这反差之巨前所未有。

最有活力的现代批评——卢卡奇、本雅明、威尔逊（Edmund Wilson）、利维斯的批评——对此情景了然于心。他们虽然眼界风格各异，但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当成对人类行为中的事实与可能之间的乌托邦或经验的比较。他们成就斐然，本书的许多文章明显受惠于他们。遗憾的是，他们的成就看起来开始过时。孕育他们成就的文化契约现在受到质疑。

本书的第二大主题是关于我们的意识在当下所处的位置及其中的新颖与独特性。我意识到历史学家没有说错，野蛮和政治暴行是人类事务中的流行病，没有时代可以幸免。我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大屠杀，以及随之而来对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无所顾忌的摧毁（动物群灭绝或许是土著居民灭绝的逻辑结果和象征性结尾），都是极其邪恶的现实。然而，把野蛮与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关联性，将这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想像成万世不易、四海皆宜的准则，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有些虚伪。我的意识专注于野蛮在现代欧洲的突起，专注于犹太大屠杀，专注于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中欧人文主义”（我设法在一些文章中为其定义）精神的毁灭。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地位，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这危机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对它特别在意。

这种黑暗与野蛮，不是来自亚洲的戈壁沙漠，不是来自亚马孙流域的热带雨林，而是来自欧洲内部，来自欧洲文明的心脏。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暴行，在与剧院和博物馆一墙之隔的街上肆虐。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结，意识形态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贝尔森（Belsen）集中营的幕景。

我无法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安慰：大屠杀只是德国现象，或者说，只是某个极权独裁者引发的不幸。盖世太保退出巴黎仅十年，伏尔泰的同胞就在同样的监狱中蹂躏阿尔及利亚人和持有异议的法国人。古典人文主义的大厦，激活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之梦，几乎已经崩溃。对于文化进步的观念，天赋理性的观念——自古希腊就存在，在马克思的乌托邦式历史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权主义（两者都是希—罗文明的新近先驱）中仍然非常有效——人们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强调。科技时代的人类，成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灵，其活动范围正可怕地逼近毁灭之境。

在思考文学、教育和语言的时候，如果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挑战我们对这些活动的观念，那么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不切实际。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更别说“教”他们）的时候，似乎这些文本、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文本，完全与新近的历史无关，这样的阅读虽然巧妙，但无知得有害。这并非意味着对“现实关联性”任意或新闻报道式的测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本书不少篇幅都试图圆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就方法论和范围而言，我追求的目标与文学批评不同。我完全清楚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们暗示出要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更深地理解我们文化中作为特殊遗产的荒芜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暗中削弱的东西、那些或许能够恢复对现代社会进行洞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那样一门语言哲学。按照莱布尼茨和赫尔德的理解，语言哲学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但是语言哲学将必然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语言哲学将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将哲学视为最为审慎情况下的语言，拒绝想当然。语言哲学还要寻求人类学的帮助，证实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结构的证据（我们明显以为我们是特殊的中心，我们该如何从这幻象中“退回”？）。语言哲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假定既有兴趣，也会警惕。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人才现在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这早已为诗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简单点说，即语法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即诗歌的语法）中的诗学资源，不大为批评家所知，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作为通向语言哲学的临时标志，本书中几篇主要文章为此目的而作。尽管不是对他作专门研究，但本文集出现的赫尔曼·布罗赫其人其作足资典范。赫尔曼·布罗赫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和感觉大师。当我追问语言的连续有效性，当我探询面对非人化行为保持沉默的理由，当我厘清诗学与音乐和数学的边界，我经常从他的小说和哲学中获得启迪。赫尔曼·布罗赫的生活和作品本身就是文明的典型形态，拒绝廉价和喧嚣。

书中的一些文章最初在期刊上或作为序言发表，本次结集的时候，个别文字有所改动。我尽量纠正了谬误，丰富了索引，只在谈论达雷尔的文章结尾作了重大修订。观点炒冷饭，自然无新意。为了充实或更新原初的观点，我还增加了一些注释。

我要衷心地感谢Faber&Faber出版社的桑托伊（Peter du Sautoy）和Atheneum出版社的贝西（Michael Bessie）。由于他们宝贵的批评与鼓励，本书方能以此面目问世。

乔·斯

纽约

196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