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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疫情：文化产业变革的黑天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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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的物理隔离，使得基于线下的即在地与在场的文化企业生产受阻、产业链断裂、消费受阻：依赖线下生产模式的企业面临资金、市场和用工的困难，不得不降薪和减员；依赖线下消费模式的企业，难以推进预定的投资和生产项目。文化旅游、艺术表演、电影、节庆会展、实体书店等可能造成人流聚集、加快疫情传播的行业成为停摆、停业的“重灾区”。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小微企业，在营业收入减少、房租压力大、运营成本高、流动资金紧张、融资难度强高等困境面前，其生存受到巨大冲击。
就旅游业而言，2020 年旅游业务在疫情暴发期间基本停摆。在产业链上游的文旅服务企业因机票、酒店、门票等各类旅游产品的退改，须背负巨额垫资；下游的景区、酒店、民宿、餐饮企业在其成本压力未减的情况下，因场所的关闭，日常收入中断，亏损显著。就演艺行业而言，2020 年绝大部分剧目停演或推演。而议程上的演出一旦取消，整个演艺生态（包括原创制作、项目引进、经纪中介、剧场经营、院团演出等）均会受到影响——无演出即无收入，一批企业会面临极大的经营管理压力。特别是，演艺行业的利润本身就比较低，因此现金流出造成资金短缺后，演艺企业往往会陷入生存困境。就电影业而言，因疫情影响，电影产业影片撤档、影院停业、宣发暂停、剧组停拍，损失严重。
线下项目停摆，使得上海文化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上海拥有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也有着众多文化产业细分行业领头羊。近年来，上海围绕“加快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全力打造“演艺大世界”，演出场次、票房、观众人次都有大幅提升，“演艺”已经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名片。然而疫情发生后，上海市演出场所一度全部关闭，上海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等剧团的国外巡演也被纷纷取消。同样，近年来上海已渐成国际会展之都，各类展览数量和展览规模居中国首位并跻身全球前列。然而疫情之下，各类展览、会议不得不延期或取消。此外，上海有多家发行企业是全国电影发行的头部企业，然而春节档影片的发行滑坡导致这些企业遭受巨大的前期投入损失。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上海文化产业中的旅游、演艺、会展、电影放映等领域，虽然在逐步恢复经营，但是仍然以严格防控、限制人流、避免拥挤等作为常态化举措，从而遭遇到巨大的生存压力。以演艺行业为例，2020 年 5 月 12 日，演艺场所开始恢复开放，然而上海演艺业依然难以复苏。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文化交流频繁的上海演艺行业不得不面临国外项目引进、中外联合制作受阻的困境，许多演艺公司的主营业务依然无法得以开展。此外，为共同应对疫情防控，上海演出场馆仍须严格控制上座率（5 月 12 日起 30％，8 月 10日起 50％，9 月 18 日起 75％
），这就限制了演出的票房收入。众多以票房为核心的民营或商业演出单位，收支难以平衡。再如，旅游方面，景区接待游客量受限，组团旅游规模受控。整个旅游产业链及周边产业均因人流限制无法达到 2019 年同期水准。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民众基于政策要求及自身安全的考虑，居家隔离、谨慎出行。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用户增多，用户对互联网依赖度加深。人们基于休闲娱乐、交流互动、工作学习等目的，对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持续旺盛、多元多样的需求，在线产业迎来增长利好。就数字内容产业而言，网络视频、游戏、数字资讯、在线阅读、直播等门类迅猛发展。2020 年 3 月，中国网民在短视频、游戏两大领域消耗时长均同比增长 80％，在浏览器（资讯）上的耗时同比增长 51.3％，用于在线阅读的时间同比增长34.4％。
从个案上看，发行 8 年之久的游戏《瘟疫公司》在线玩家数量迅速攀升，App排名重登苹果商城收费榜榜首。
就传统文化产业的线上转型而言，云展览、云旅游、云演艺、云教育等网络化新型文化活动涌现。例如，上海文艺界在抖音平台上发起“艺起前行”主题活动。上海各院团走上云端，以短视频、直播、录播等形式开展在线观赏剧目、在线公益课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互联网节目新业务。再如，各地学校结合网络直播、即时通信技术把线下课程在线化，重塑传统的教育场景。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这些转型而来的线上文化产业作为对线下相关领域的有力补充，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民众巨大的消费需求并不直接就会产生经济产出的效益。疫情使我国国民经济有关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在长期进行线上消费的过程中，往往会逐渐提高自身对于文化消费的支出门槛——或披沙拣金，或寻求免费内容。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线上文化产品都能在疫情期间分得一杯羹。相反，用户的付费门槛还可能逐渐提高。
此外，在面对巨大需求增量时，众多文化企业面临产能不足的难题——企业的内容或服务生产跟不上需求的增长，现有内容被过度消费，用户体验下降。例如，疫情期间《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阴阳师》等游戏因玩家活跃度大幅上升，出现了服务器卡顿的情况。大量玩家无法正常登录、匹配地图，须进行长时间排队。对于该难题，部分大型文化企业或能逐渐适应，并趁此进行吞并、扩张。然而，多数小微文化企业（尤其是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的初创企业）由于设备、带宽、资产等的限制，不太具备远程创作、开发的条件，因此难以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如此，这些小微文化企业的用户反而会流失。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文化产业由弱变强，高速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党和政府鼓励文化企业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发展方向始终未变；上海要建设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重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目标不改。经济上，文化产业近年来依然保持强劲发展的态势：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旧呈递增趋势；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大力调整，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发展成效显著，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入融合，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新兴文化业态层出不穷；文化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得以提高，文化骨干企业数量逐年增加，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规划建设得到加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得到促进。具体到地方，近年来上海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平稳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文化贸易总量逐步提升。社会上，文化消费已成为人民重要的生活方式：2018 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占消费支出比重的 11.4％和 10.7％
；人们的文教娱乐消费从单一到丰富，不断升级，趋向于定制化、个性化、多样化。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疫情给文化产业带来的是转折点而非临界点。在正常发展状态下，产业的发展与突破受制于市场各方的行为习惯、思维惯性、基础设施等因素，存在较高的门槛。而疫情的出现和应对所带来的社会调整，迫使市场各方所产生的行为变化，则可能打破这些门槛，从而孕育突破性机会。
我国文化产业原本就处在结构性调整和优化的进程中。在疫情之前，我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诸多低质量发展的表征，如中高端个性化文化产品不足、区域及城乡不平衡情况显著、文化服务业的占比偏低、文化产业体系不够健全、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可持续性较弱：产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和制造业经济规模化优势，属于经济发展理论中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以资源消耗和数量扩张为特征，难以为继。
疫情的出现就如同在长期的变革中加了一个计划之外的催化试剂，改变了这一进程。在疫情中，消费者被推向原来就习惯的线上产品和服务，并开始尝试原来不太熟悉的产品和服务；文化企业不得不开始审视短板，探索如何采用新技术和手段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内容创意和科技创新、摸准需求、引领消费；一些市场中的思维定势，也因疫情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被打破。疫情纵然带来了危机，但有“危”便有“机”。疫情期间便是化危为机的过渡期。疫情之下文化产业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未变，只是落后企业会被自动淘汰，社会资源会进一步向优质企业集中，文化产业将以数字化迁移的方式转型。
疫情给市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非一朝一夕，而是深刻而且长远的。新冠肺炎疫情伊始，民众遇上隔离封锁、企业遇上停摆歇业，大家所想的都是暂且熬一段时间，并期待一切早日恢复正常。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活或许永远都无法回归到过去的“正常”，产业就此将截然不同。即便社会经济开始重建、企业逐渐复工复产，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这将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新要求。
社会状况的变化，源于人们生活工作习惯的彻底改变。疫情下的物理隔离，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工作方式。而在这种“被迫”之中，新生活习惯、审美消费得以培育并巩固，原有模式被逐渐取代。一方面，疫情之下，聚集性文化活动和体验性活动受到抑制，居家独处、个体文化消费得到鼓励。文化活动与消费呈现出反群体主义和个体化的特征。在该过程中，原先个体行为的框架及约束条件逐渐松动，个体不断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确定性中”
解放出来。大量个体觉醒，并且寻求自我主张，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愈发持批判怀疑的态度。
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
在此基础上，个体的解放，也使得文化生态更为百花齐放。受地域、民族、职业、年龄、城乡、收入、教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各种复杂又有规律的文化群体与亚文化版块不断形成，并在互联网上呈现出繁复交错、冲突又共生的局面。同时，长期的“宅”生活也促使人们更多地追求异质化的体验、新鲜的刺激、不同于以往的印象。亚文化也因此加速更迭。
因此，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首先需要符合这种“个体化”的社会趋势以及亚文化冲突共生、快速更迭的市场局面。这也意味着，未来文化产业还要不断地向线上转型升级，以满足个体化趋势下，跨时空、分散式的生产、传播、消费需求，还需要继续挖掘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形式，以更私人化、智能化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来适应各类亚文化异彩纷呈、加速迭代的局面。
另一方面，疫情之下，社会联结模式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发生变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组织（如学校、公司）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淡化。此外，由于远距离交流缺乏感情的厚度
，社会联结强度也在人们心理与物理的双重隔离下不断弱化——当人与人长期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愈发呈现保留的态度，个人与公共世界逐渐疏离。由此，个体孤独、群体无序互动、道德解组与秩序失范的社会性危机冒头，社会呈现出“原子化”趋势。而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对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以更具温度的产品和服务，熨帖可能的社会危机。
创新，是疫情之下上海文化产业需要实施的战略。如前文所说，文化产业原本就存在的变革趋势，在疫情之下加速到来。社会状况的改变也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如何把握机会，化危为机，将短期收益转化为长远发展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创新驱动则能通过降低对资源要素的依赖，消除要素投入型增长中的隐患，引起根本性的增长效应，并通过改变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效率，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对此，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因此，实施文化产业的创新驱动战略，对于上海化危为机，大潮冲浪，发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之核心城市的作用，全面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具有紧迫的意义。未来，如何在消费、内容、业态三方面进行创新，是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