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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师
摘 要 首尔与大邱这两座城市是韩国疫情的风暴中心，它们在这一年之间的沉浮，恰是整个韩国疫情发展的缩影。笔者亲历其中，以详实资料真实记述韩国政府的疾控体系、防疫措施，以及因奉行民主自由精神而导致宗教引爆疫情的难题。自2020年2月大邱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一年之间韩国共经历了三波疫情高峰。其中发生在大邱的第一波疫情被有效迅速控制，成为世人榜样，但8月暴发的第二波疫情则再次显露了韩国社会的宗教问题，而第三波疫情将如何渡过目前尚不得而知。对此，韩国政府将采取更为严格的“针对性”管控措施。
关键词 新冠肺炎 抗疫 首尔 大邱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的第一个全球大流行病，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或大或小的影响。下面的文字，就是同时在首尔与大邱生活的我对2020年韩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述。尽管笔者限于身份只突出表现韩国的两座城市，但稍微对韩国疫情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两座城市正是韩国疫情的风暴中心，它们在这一年之间的沉浮，恰是整个韩国疫情发展的缩影。
韩国是1月20日出现的第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并且是韩国公民。该患者前一天从武汉回国到达仁川国际机场，随即被检测出高烧，隔离后确诊。首例确诊病例出现当天，韩国疾控部门就将传染病预警级别提高到“注意”，并对旅客进行详细调查，符合一定条件即作为疑似感染者而进行隔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确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人传人已经显而易见，并且传染性之强被证实远超SARS。在这之后3天，武汉宣布封城，中国的疫情达到了顶点。韩国的防控措施也一天比一天严厉：1月24日，计划安排包机从中国武汉撤侨；1月27日，传染病预警级别由“注意”提升至“警戒”；2月4日起限制曾到访湖北省的游客入境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世界各国相继宣布关闭中国的入境通道，唯独韩国没有完全断绝与中国的交通往来。这一方面是因为韩中之间异常紧密的经济文化往来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韩国国内的疫情形势相对可控。在首例确诊病例出现之后；韩国国内虽然陆续有确诊病例，但都是零星出现，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一直未超过30例。2月1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还表示，国内疫情很快就会结束。此后直到2月21日韩国政府还表示疫情可控，没有必要继续提高传染病预警等级。
但是这一切在2月23日迎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一天，政府将新冠肺炎感染疫情升级为最高级别“严重”，这是自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导致263人死亡之后，韩国时隔11年来又一次的“严重”疫情。扭转这一切的，是大邱的一个被正统基督教会认定为异端邪说的“新天地”教派的一名61岁的女教徒。这名女教徒是2月18日在韩国南部直辖市大邱被发现的韩国第3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在她确诊的第二天，大邱市一夜之间就新增了15个病例。当天，庆北大学医院急诊室、岭南大学医院急诊室、启明大学医院急诊室都被紧急关闭，市长在电视直播中宣布，大邱进入紧急状态。2月21日，大邱感染者近100人，同时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也一并被国家指定为特管地区。由此，大邱成为全球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海外城市，它在当时被称为“韩国的武汉”。那名61岁的女教徒，也被认为是此前一直没有出现的“超级传染者”，被她传染的新冠肺炎患者数以百计，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去世，而她本人却在得到2个多月的免费治疗之后康复出院。
韩国第31号新冠肺炎病例到底是如何感染患病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很可能永远无法查清。她早在2月7日就产生了喉痛发烧等新冠肺炎有关病症并去医院就医，但是尽管及时就医，由于这名女教徒在过去3个月内没有出过韩国，也没有与疫区高风险者有过“明确接触”。她跟中国产生的交集可能只在于她在2月初去过清道郡的大南医院，在医院内参加了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哥哥的葬礼，并在院内接触了一批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士。不过，韩国疾控部门至今还无法确切证明，第31号病例是否是在那里受到感染。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她最早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医疗部门完全忽略了她，只把她当作普通流感患者来处理。而这也直接成了韩国防疫工作的突破口，导致了韩国新冠疫情由此从海外流入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之前她去过的地方一一被引爆，出现了大规模聚集性感染。尤其是在2月16日这一天，这名女教徒去教会参加了一场有460多人参与的礼拜活动，这最终导致了新冠疫情在大邱的暴发，此事在韩国被称为“新天地超级传播事件”。
以新天地教会为原点，与该教会有关的病例在第31号病例之后已覆盖韩国过半行政区，就连军队也未能幸免。第一名被确诊的韩国陆军军人，曾在确诊前前往大邱与女友碰面，其女友是新天地教会的信徒，疑似在新天地教会的“超级传播事件”中受到感染。与此同时，海军和空军中也相继有人确诊。为了控制疫情影响，韩国三军严格限制士兵外出度假和会见宾客。军方开始对2月10日以后从大邱、庆北地区休假归来的士兵进行全面排查，规模可能超过5 000多人。截至2月22日下午4点，已经有1 300多名人员被隔离。
新天地教会在韩国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基督教派，在教主李万熙的领导下，其成员对于传教极为热衷。在武汉封城后，教会中留在中国的成员甚至有利用这一机会潜入传教的想法，由此可见其疯狂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教派为了便于传教，往往在接触他人时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潜入其他教会进行伪装策反。正是因此，在韩国政府要求新天地教会交出全体成员名单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时，教会方面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向防疫当局虚报漏报教徒人数和集会场所。直到26日，韩国政府才通过全面调查而获取了新天地教会全体21.2万余名教徒的名单，并得以采取更大范围内的防范行动。但此时距离第31号病例确诊，已经过去了1周。就这样，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令韩国民众对新天地教会愤怒异常，政府也开始对其展开清算。李万熙本人在这一背景下于3月2日召开记者会，下跪叩头向国民谢罪，成为世界头条，其也最终在8月1日以涉嫌妨碍政府防疫工作等罪名而被逮捕。
在大邱疫情暴发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住了，我本人所停留的湖州更是自始至终少有病例。这令我和我远在韩国的家人出现了角色互换，从最开始的他们担心我的安危而变成了我害怕他们受到传染。在2月24日的时候，我父亲长途驱车7个小时，往返大邱—首尔，把我在首尔大学念书的弟弟接回了大邱家中。这本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没想到这之后没几个小时，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韩国对大邱和庆尚北道实施最大程度封锁”的新闻。尽管这一消息事后被证实为媒体夸大炒作的假新闻，但大邱当时的紧张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大邱市民排长队在超市门口买口罩的图片当天登顶全球各大媒体头条就足以说明一切，我父亲更是曾与一名“新天地”教徒新生在同一天走入过学校。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但事实上韩国不仅在当时没有“封锁”大邱，直到目前政府也从未采取过任何类似“封城”这样的激进手段来控制疫情蔓延。不停工不封城也没有群体免疫，在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上高效率地实现疫情防控，这是韩国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交出的一份举世瞩目的高分答卷。
2月18日发现“超级传播者”之后，韩国疫情快速暴发，突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疫情国，总统文在寅也差点被隔离，2月29日最高峰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909人。然而陡然增长的曲线变平缓也同样迅速，10多天后，每日新增病例已经被控制在了100例左右。截至3月30日，韩国共确诊9 661人，死亡158人，死亡率1.65％。
3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出应该“借鉴韩国和其他地区的经验”。3月23日，《财新周刊》发表封面特稿《韩国做对了什么》。3月24日，特朗普致电文在寅，希望韩国能够向美国提供医疗设备援助。3月29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武汉组织召开疾控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座谈会，主任马晓伟要求全国疾控系统培训学习推广武汉大会战的经验，同时尽快搜集整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防控新冠肺炎的经验方法，为复工复产复学保驾护航。
韩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显然是新冠大流行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亟待弄清的关键。这一切要从韩国2015年的一场防疫失败说起。
在那年5月，韩国暴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确诊186例，死亡38人，致死率20.4％。韩国成为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仅次于该病毒首次被发现的沙特。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医学管理系教授Yoon Kim曾在一篇名为《MERS暴发后的医疗改革：迄今为止的进展和下一步》的论文中，将应对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纳为：最初的流行病学调查失败，政府的信息不公开，以及疾病管理本部（KCDC）的地位和权威薄弱。这之后，韩国疾控体系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KCDC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并建立了一整套“传染病预防控制系统”，实现了出入境、边检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互联。同时，政府要求有300个以上病床的大型综合医院必须设置一定数量的负压隔离病房；中央和17个广域市需指定临时隔离设施，有国家指定治疗隔离病床的医疗机关和全国各地区应急医疗中心将扩充负压隔离病房。而对于疫情期间的司法保障也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15年底，《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在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法案包括：公开感染患者信息、打造医院间及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间的信息共享系统、开设感染病管理事业支援机构、针对护工人员及出入人员需要进行备案、培养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这一切的改革，都在本次韩国的新冠疫情中收获了成效。
按照韩国官方公布的战疫策略，其核心被概括为TRUST：Transparency（公开透明），根据检测和诊断能力，数小时内能获得检测结果，每日可进行约1.9万例检测，并保障数据及时公布；Robust Screening and Quarantine（行踪轨迹和隔离监督），记录病毒感染患者的行踪轨迹，并严格实行居家隔离管控措施，如违反相关规定，可被处以监禁和罚款；Unique but Universally-applicable（创新并普遍推广检测技术），推出免下车的“Drive-thru”的检测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接触，且可通过手机App追踪患者的轨迹和健康状况；Strict Control（严格管控），禁止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在14天隔离期间内离开韩国；Treatment（治疗），向确诊患者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且不分国籍全部免除治疗费用。这之中在2月底由地方政府创造发明的免下车筛查诊所最为世人称道，其兼具效率与安全且与世界各国的国情都不相矛盾，至3月27日，韩国共有80个这样的检测点，并被美国等多国引进。
另外，在大规模检测之后，完善的隔离和治疗方案也必不可少。疫情之初，韩国采取了把所有感染者和隔离者都接到医院治疗的措施，随着患者数量暴增，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使得在受灾最严重的大邱市，至少有2名患者因为等待医院床位而死亡。随后，韩国调整策略，转为“分级治疗”，由各市道构成的患者管理医疗团队将确诊者分为轻症、中症、重症、危重症等4类。中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在传染病专门医院、国家指定住院治疗机构内住院治疗。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则在各市道指定的生活治疗中心（承担类似方舱医院的功能）接受隔离治疗，把医院病床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重症患者。
同时，在立法使民众接受管控，强制其佩戴口罩、提供个人信息、接受检疫隔离等，以此避免侵犯人权的不法争议，实现防疫有法可依方面，韩国政府也相当高效。早在2月20日，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就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旨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3项法案，具体包括《关于预防及管理传染病法律》《检疫法》《医疗法》的修订案。在一周后的2月26日，韩国国会又很快通过了法案的修订，为疫情期间个人隐私的暂时让渡提供了司法基础。
如前所述，韩国政府这一系列的防疫举措在事后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令韩国的疫情得到了迅速的缓解，也使得文在寅政府收获了空前的支持。在5月8日，盖洛普韩国在6日—7日（5月第一周）对全韩国满18岁以上的1 004人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总统做得很好”。这一数字比上周上升了7个百分点。相反，回答“总统做得不对”的被调查者为26％，比上周下降了5个百分点。自2月第4周（2月25日—27日）以来，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连续10周呈上升趋势。10周内上涨约30个百分点。同时，总统否定评价也从51％下降至21％，下降了30个百分点。对文在寅总统的肯定评价理由中，再次提到了新冠肺炎疫情。5月第一周的肯定评价的回答者中，有54％的人认为“文在寅总统应对新冠肺炎的对策很好”。据分析，这是因为近期新冠肺炎的确诊者减少为10人左右，暂时进入稳定状态。
文在寅政府的防疫政策，从他的亲密战友首尔市长朴元淳在3月27日晚于31个国家45座城市市长举行的共同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上的发言就能得到简单概括。朴元淳说：首尔坚持“应对过度比应对迟缓更强”。也就是说，韩国自大邱暴发疫情以来，一直奉行“过度应对”的政策，而这在政府清算“新天地”教会时，就不断引发侵犯人权自由的争议，在这一点上韩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如出一辙。最终，韩国政府在7月颁布的一项禁令，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弹，直接导致了韩国疫情在8月出现第二波高潮。
当时发布的这条行政命令规定，从7月10日起，禁止举行除教会正规礼拜之外的小型聚会、活动和集体就餐等，违者将被处以3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这条禁令是在当时韩国频繁发生教会聚集感染的背景下颁布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存在合理性。但8日，有人在青瓦台请愿表示“请取消政府的除教会正规礼拜以外活动的禁令”，请愿人在请愿文中表示“大部分媒体的报道是，新冠肺炎的集体感染是因为没有遵守防疫事项而导致的。政府的这项措施是对教会的逆向歧视。政府没有对夜店、练歌房、餐厅、咖啡店这种人更多的地方采取严格的措施，反而对教会的聚会进行限制，无法理解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如果没有遵守防疫守则的话，是需要进行严厉处罚的。但用极少数的教会事例来限制所有教会，这是无理取闹的防疫措施，也没见对遵守了防疫措施的教会进行报道。这是对其他宗教／市政设施的逆向歧视。根据《宪法》第20条第一项的规定，所有的国民都有宗教自由，政府自己违背了这项法律。为什么只打压教会呢？大韩民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就请取消除教会正规礼拜以外活动的禁令”。
这一请愿很快在国民中引发反响，联署人数迅速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政府必须就此进行回应的门槛。而政府的回应也相当直接，在22日上午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会议上，国务总理丁世均表示“将从24日开始解除教会防疫强化措施”。显然，在保障公民自由与维持稳定防疫这两者之间，文在寅政府虽然收获了相当的支持，但也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之中。
而就在政府陷入犹豫之时，反对文在寅政府的保守政党与教会组织开始借机发难，并最终演变成举世震惊的“8·15光复节抗议集会”。在这场集会中，数万民众涌上街头，其中大部分是中老年群体。面对此种局面，文在寅悲观地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单日新增病例将大幅增加，韩国面临着自新天地教会发生群聚性感染事件后的最大危机。这不幸一语成谶。就在集会那一周，韩国疫情大幅反弹，14日—17日连续4天单日新增病例过100人。集会发起人、“爱第一”教会牧师、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全光勋，这位在2月时就曾因顶风集会并率领民众说着“得病也是爱国”撵走赶来劝阻的首尔市长朴元淳而闻名于世的反文领袖，也在17日与他的家人一同确诊新冠肺炎，并由此和“新天地”教会的李万熙一样，引发社会公愤。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界内部也对全光勋的政治行为公开提出了批评，韩国基督教牧会者协议会发表文章敦促各教团对全光勋牧师给予明确的处分。
以“8·15”集会为导火索，韩国疫情再次因为宗教问题而被引爆，并出现了3月以来的又一波疫情高潮。截至全光勋治愈出院的9月2日，韩国连续20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百，其中与全光勋所在“爱第一”教会相关的确诊病例达到1 083例，仅次于年初“新天地”教会传播的5 214例，韩国首都首尔也由此取代了大邱而成为新的疫情中心。这样的情况不得不令首尔市政府再次推出此前被取消的禁止10人以上集会的禁令，自由与防疫的难题也暂时得到了解决。但这一解决注定只是暂时的，困扰韩国社会多年的宗教自由与邪教横行的矛盾必然还将存在下去，这恐怕也是所有奉行民主自由精神的国家将永远承受的代价。
截至2020年11月28日零点，韩国新冠肺炎确诊者为504名。连续3天突破500名（581→555→504）的状况是继3月初韩国大邱庆北疫情第一次大暴发后时隔9个月再次发生，这无疑是2020年韩国的第三波疫情高潮，其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团团长李尚元在26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新增病例规模会持续到本周末。目前我们正在与正式发生的第三次流行进行斗争。根据数学预测结果，到12月初为止，预计会持续出现每日400—600例新增病例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两次疫情高潮不同，这次的大规模疫情蔓延明显是社区化的而非组织化的。全国同时出现了多个感染源，餐厅、学校、桑拿浴、教会、军队等传染源多种多样，给人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韩国政府目前在推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希望能尽快度过这一波的疫情高峰，至于效果如何，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