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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垚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标语口号都习惯性地将本次疫情视为“战争”，并大量使用战争修辞。更有一批被称为“硬核”的防治疫情标语迅速在互联网引发热议。为何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战争修辞反而被更高频、更广泛地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标语口号中？一方面，医疗与战争的隐喻关系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战争与传染疾病之间，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文化羁绊。另外，战争修辞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在我国被广泛应用，受权威领袖个人语体的影响，这种带有二元对立思维，对抗性极强的修辞手法大量留存在语言习惯中，以至于民众对这类语言中的暴力元素习焉不察，忽视了其中隐藏的对患者的污名化倾向。
关键词 新冠肺炎 标语 战争修辞 文化 毛语体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与疫情相关的标语、口号频繁出现在公共空间。尤其是2020年2月—4月，全国各市镇的公共宣传空间几乎被防治新冠、限制流动、居家防疫等内容的标语所占领。这些标语根据内容可被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侧重宣传卫生习惯，科普病毒防范办法。如“健康防护千万条，佩戴口罩第一条”（南京市小市街道宣）。“讲卫生、勤洗手、多通风、少串门，出门戴口罩”（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宣），“每天勤洗手，病毒全冲走”（武汉民族街城管宣）等。这类标语以宣传基础防护手段比如勤洗手、戴口罩、讲卫生等为主，除了新增“少串门，出门戴口罩”这样的特殊时期行为外，与日常卫生宣传差别不大，且多为中立口吻，重在提倡和引导。
第二类偏重具体防疫政策的宣导，口吻上往往带有警示、训诫或劝阻意味。由于这些对抗性较强的标语与日常标语相比更为直接、大胆、脱离书面语，有些直接模仿网络流行语，所以在警示之余生出了一种既冒犯又滑稽的意味，迅速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比如：“今年上门，明年上坟”（九集镇政府宣）、“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嶂山林场宣）、“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七里棚社区宣）、“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龙家圈街道宣）、“谁约吃饭，谁是坏蛋；谁约聚会，谁会有罪”（五岔路乡委宣）、“里不出村外不入屯，不听劝阻就是罪人”（兴盛村劝返点宣）、“今天走亲访友，明年家中剩狗”（金寨宣）、“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草坪回族乡党委、政府宣）等。这些标语最开始只是出现在部分省市的乡镇社区之中，后因其中蕴含的滑稽性快速走红网络，引得全国城乡社区宣传组织集体效仿。
第三类则是宏观精神的表达。这类标语传达的不是具体政策，多数表达的是鼓舞士气，安抚情绪的内容。内容积极，语气昂扬。和前两者不同，这类口号应用范围相当广泛，重复率很高，内容大同小异，为表明其应用之广，在此并不具体标识宣传来源。这些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仗”“精准防控，共战疫情”“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控疫情，党员先行，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科学应对，群防群控，战胜疫情。”“群防群控全员狙击突发疫情，再接再厉检验主题教育成果。”“依法科学防控，及时诊疗救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战。”“家家动员，人人参与，打赢疫情防控战。”……
第一类标语是日常卫生宣传的特殊变种，在此略过。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这些标语口号含有大量的战争用语，不断将新冠病毒比喻为“敌人”，将对新冠肺炎的防治比喻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尤其是第三类，修辞直白，“防控”“战胜”“打赢”“守土”“狙击”等字眼直接表明了对防治疫情的战争定性。第二类标语比起第三类，在修辞上略显曲折。从表面看，这些口号略显夸张滑稽，然而仔细追究就会发现，这种滑稽的色彩一方面来源于浅俗直白的用词；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二元对立制造出的强烈对比感。其基本逻辑为“如果不……，就会导致……”，“谁是……，那么就……”，含有非常明显的训诫和恫吓意图，对抗性十足。这些标语的接受者自然知道标语所言内容是夸张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几乎脱离逻辑的直接因果导致的夸张，向人传达了粗暴直接的信息——务必服从政策。如果说第三类标语是笼统地将病毒比喻成敌人，那么第二标语则利用词语的模糊多义，将违反规定秩序的人——“不戴口罩者”“串门者”“打麻将者”“聚会者”都视为敌人。夸张的二元对立，鲜明的敌我观念，第二类标语的战争修辞引发了公众更多的关注与讨论，加深了大众对于防治新冠病毒等于“打仗”的认知。除了标语口号，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也高频率地使用战争修辞，我们可以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反复看到“战役”“抗疫”“前线”“战士”等指向鲜明的字眼，这些与线下的标语相互配合，烘托出了较为浓厚的“战争”气氛。那么这种比喻得以实现的基础是什么呢？
治疗疾病的过程通常被视为进行一场战争，尤其发生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时，与医疗行为相关的报道与表达中，会自然而然地带有大量战争修辞。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之际，主流媒体多数将防治病疫比作进行战争。比如权威性较高的《人民日报》当时在2个月内“开辟《奋战在抗非典第一线》《众志成城战胜疫病》《各方协同共抗非典》《来自定点医院的报道》《预防保健之窗》《每日疫情通报》《坚持两手抓夺取双胜利》等13个专栏”。
从这些专栏的名字即可看出战争隐喻。在2003年7月28日举行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回顾了我国抗击非典斗争的艰苦历程，他指出：“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在这场斗争中英勇殉职的英烈们，向不幸被非典病魔夺去生命的同胞们，表示沉痛的哀悼。”防治非典型肺炎，在国家层面被定义为战斗，而医务以及其他相关公务人员如在防治过程中不幸患病离世，则被定义为殉职。非典型肺炎原发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介绍了广东抗击非典“由遭遇战、主动战到目前的攻坚战的历程，对最后战胜疫病充满信心”。
不仅是非典型肺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种传染病的防治，都曾被比喻为战争。如1949—1951年内蒙古频发鼠疫，当时的一些宣传报道，也将防治鼠疫看作是一种斗争。《内蒙古日报》曾发出《内蒙党委、自治政府发出防疫工作紧急指示：指出内蒙地区已经发生鼠疫，应引起党政军民严重注意》《为争取全区不发生鼠疫而斗争》等社论，将防治鼠疫看作是不可忽视的战斗。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2年，毛主席再次给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西长时间流行血吸虫病，范围覆盖8个区市，威胁50万余人的健康，当时最广泛的宣传语是“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政府持续展开防治血吸虫病运动，一直到2018年12月14日《江西日报》还在整版登载血吸虫病防治宣传，其中一篇的标题直白地表现了对战争修辞的偏好——《血防新路：全力打好消除血吸虫病攻坚战》。
不限于国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欧美地区国家领导人也开始使用战争修辞强调疫情的严重性。比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曾在2020年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无可否认这是一场健康战争：我们既没有与军队作战，也没有与其他国家作战。但是敌人就在那里，看不见，难以捉摸，而且正步步紧逼。我们需要全部参与进来。”（We are at war，admitteldly a health war：we’re fighting neither an army nor another na tion. But the enemy is there，invisible，elusive，and it’s making headway. And that requires our widespread mobilization.）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曾发表讲话称：“我们必须和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We have to fight that invisible enemy.）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认为面对COVID-19，每个公民都在斗争，每个人都“直接入伍”（directly enlisted）。这些领导人的说法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关注和讨论：4月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我们正与冠状病毒交战吗》（“Are we at ‘war’with coronavirus？”），2020年5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把防治新冠肺炎比作战争存在道德危险》（“Why Comparing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to War Is Ethically Dangerou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年5月14日发表题为“The ‘war’on COVID-19：What real wars do（and don’t） teach us about the seven lessons …”的文章……这些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比作战争的言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正因如此，人们得以更清晰地看到疾病、医疗与战争在修辞上的紧密相关性。
全球不约而同地用战争作喻体是因为疾病以及对抗疾病的过程与战争确有相似之处。把防治疾病的过程称为“战役”，把病毒看作是“看不见的敌人”，是抓住了病毒不易被发现，且具有致命性的特点，将它与具有相同质感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以便消化可能迎来的伤亡后果。这种将医疗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已渐成习惯用语。在中医话语体系里，就有类似的战争修辞，比如“失守”（指五脏失去藏守精气的能力），“风邪入侵”“热潜相搏”等。而在英文世界里，描述某种疾病发作时经常使用attack一词，人体感染某类病菌则使用invade，对癌症要kill the cancer cells，治病的过程通常会被称为fight或者resist等。苏珊·桑塔格分析：“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放射疗法使用了空战的隐喻；患者被放射线所‘轰击’。化学疗法是化学战，使用了有毒物。……这种以包围、战争等词语来描述疾病的言谈方式，因癌症而在今天获得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明确性和权威性。”
医疗与战争显然存在着普遍的隐喻关系，艾滋病、癌症、细菌感染等病症都曾被视作“敌人”。具体落实到本次新冠肺炎——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联度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先来看看具有普遍性质的医疗救治行为与进行战争之间的映射关系：
表1医疗救治行为与进行战争之间的映射表
作为一种结构隐喻，疾病以及相对应的医疗行为与战争之所以可以建立互相映射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具备相似的后果——外力（暴力）所导致的不得已的伤亡。已经有不少人论述过医疗行为与战争的隐喻关系：《“医疗即战争”隐喻的认知话语研究》（杨洋、董方峰，2016）一文详尽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医疗话语中的战争隐喻，指出战争隐喻在当代中国医学话语中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这次疫情暴发后，很快涌现了再次注意到两者之间关联的文章，如《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刻意隐喻的认知力》（张薇、汪少华，2020），《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防疫宣传标语研究》（李璐，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媒体报道中的战争隐喻话语研究》（戴亚红、郭颖，2020），《作为“他者”的病毒：关于新冠肺炎隐喻的话语分析》（丁建新、杨芸，2020）等。这些研究较为充分地分析了防治疾病与战争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包括敌我观念、救治过程的拉锯以及最终的结果——存活或者死亡。并对这种隐喻的流行表达了忧虑——将对抗疾病的过程比作战争，将会带来一种消极效应，即把病人视作“敌人”，污名化个体。同时，医疗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令病人康复，“承载过多战争想象和暴力色彩的医疗话语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考方式。战争思维强调结果的胜或者败，排斥妥协或其他中间结局，而医疗的结果却不仅仅是胜或者败，更多时候医患都需要接受疾病与患者的长期共存，或者其他预期之外的结局。”
长时间将医疗行为比作战争，容易诱发医患矛盾。
既然将医疗比作战争具有普遍性，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会出现大量第三类标语。这些标语一方面顺应了对抗疾病等于对抗战争的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着重强调防治新冠的“战争”性质，意图起到团结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于是问题随之出现，为何将防治新冠肺炎比作“战役”会有凝聚人心的精神作用？而蕴含着尖锐对抗性的第二类标语（如上门＝上坟，约会＝有罪）又意指什么呢？如果说，隐喻的基本作用是通过一种概念（事物）更好地理解另一种概念（事物）的话，那么为何距离人们生活（指当下）更为接近的患病，会被认为是较难理解的，而和平年代背景下战争反而成了一个有助于理解病痛的概念？防治新冠肺炎与战争之间的隐喻关系，仅仅建立在结构的相似性上吗？
除了疾病或说医疗结构与战争结构总体上具有相似性，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还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新冠肺炎作为传染病，具有较强的感染性，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再是地区性传染疾病，而是全球流行病。SARS和埃博拉病毒只在个别国家和地区传播，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虽然也是全球范围的，但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的患者人数与死亡人数已经超越了H1N1甲型流感。
第二，随着全球化程度日渐加深，反全球化的声浪也随之高涨，主权国家的概念并没有随着生产消费的全球化得到削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大大增强。在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这一问题越发凸显，并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新冠肺炎以及其应对方法的认知。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年代比以往任何疫情发生的年代都要更信息化、互联化、多中心化。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扩展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增加了信息总量；但信息的分层以及大数据算法影响了信息接收。尽管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共享新冠肺炎疫情的咨询，但对防治病毒的认识却并不均质，这种特性正是社群之间撕裂感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在这几个特征的交互作用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更为全球化的对抗情绪。无论是疫情初期中国内部对疫情发生地人士的排斥，还是中后期海外国家对中国人、亚裔的歧视，微小的排外情绪在信息互联时代被急速放大，战争修辞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而这种修辞层面的激活，建筑在长久以来的文化累积之上。正因为前期有着丰富的修辞累积，才使得当有关新冠肺炎的讨论出现某种特征时，人们会下意识地将它与过去的某些修辞进行联结。
霍布斯曾在《利维坦》里将国家比作人体：“因为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拉丁语为Civitas）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而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
国家动乱战争，好比人体患有疾病，国家借由这种隐喻而获得了人格。尽管在一般认知里，不同于过去的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是非人格化的，非私人统治的，但现代国家的拟人修辞却并没有被放弃。晚清中国常常被拟人／动物化，最典型的当属“东亚病夫”，用病夫隐喻中国积贫积弱无保卫主权能力的状况。美国也有国家拟人化的现象，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军事行动通常被比喻为猎手打猎，勇士征讨怪兽，自然作为行为主体的美国也就是猎人、勇者以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英雄。当代日本流行文化里也有国家拟人化，知名动漫作品《Axis powers ヘタリア》，就通过将世界各国变成卡通形象，以漫画的方式讲述世界史。国家的拟人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增进共同体意识，但在分离主义渐渐抬头的今天，国家／民族情感和国家／民族的尊严往往依托于国家的“人格”而生，共同体意识过于具象化，反而会带来危害。
互联网降低了不同地域沟通的物理成本，却提高了达到精神共识的门槛。过于具象的国家拟人形象，往往带来的是地域观念冲突而非理解融合。复杂的、由无数肌理组成的、去人格化的国家被大大简化、符号化。这种简化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政客或者政治宣传部门更为方便地将国家利益简化，以劝说国民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这也是欧美一些领导人使用战争形容新冠肺炎招来批评的原因之一。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战争比喻是相对简单的——人体被病毒“入侵”，需要“战胜”疾病；国家拟人使得个人的“战争”上升到了“国家之战”，人们不但要“战胜”病毒，还需要帮助国家“战胜”因病毒引发的种种困难。医护人员作为“战士”“冲锋陷阵”，普通民众亦需要“外出自肃”（日本的抗疫政策之一），个人之“人”与国家拟人之“人”发生了重叠。个人的“人”与国家的“人”之间一旦产生利益不一致，那么显然，国家的“人”更具备道德竞争力。我国第二类、第三类标语里，就蕴藏着这样的逻辑。
新冠肺炎与一般疾病不同，作为全球流行病，它具备易引发恐慌，激发人群对立的特质。一般疾病（除具有攻击性症状外）的患者通常都会被视为不幸的、值得同情的一方。流行病、传染病的患者则不然，他们往往被视为不吉者，尤其是致病原因未明的传染病，其患者更容易获得一些负面评价，比如过去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恶魔，霍乱患者则是被上天惩罚的对象，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不少导致疾病扩散的人被称为“毒王”。
传染病的危害程度越高，个体被激发的恐慌情绪越严重，也就越容易出现排外情绪。人们惧怕被感染，对未知的病情感到恐惧，只能通过盲目的划分“我们”“他们”来维持心理安全。传染病和流行病患者经常被冠以偏见标签以与“健康人”相区分——比如性放纵者、卫生情况欠佳者、无道德者等。这样的划分使得传染病、流行病更容易激发“敌与我”意识。“即便是在法国，亦不例外，在那儿，艾滋病——法语的‘le sida’——被迅速补入政治恶语库。勒蓬草率地称自己的一些对手是‘艾滋病似的’，而反自由主义的论辩家路易·鲍韦尔斯则把去年举行示威的那些国立高等学校学生说成是受了‘心理艾滋病’的折磨（sont atteintd’un sida mental）。”
中国古人则将传染病与人的品行以及鬼神之说相联系，道教有恶人不信道法招致惩罚之说，《太上洞渊神咒经》记载：“大劫之运，恶人不信道法，天遣疫鬼行七十二种病，病杀恶人。世间浩浩，鬼兵流毒。奈何，奈何。”
历史地看，传染病和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通常伴随着外来行为，这样的经验印象为人们的排外情绪提供了道德支撑，增强了人们对类似疾病的恐慌感受。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梳理了传染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它们与贸易、战争行为的关系。“像美洲印第安人这样以往与世隔绝的人口，当与欧洲人或其他航海者接触时，通常会经历一系列严重的死亡，这类死亡曾经改写了美洲历史。”
而快速机动的蒙古骑兵四处征战，可能促使鼠疫杆菌从喜马拉雅山麓向亚欧北部草原扩散。战争之后，通常会引发传染病流行，有时因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甚至会超过战争本身：“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的占70％。”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群流动性比之以往大大增加，本来这一特征有助于消除排外情绪，然而一旦经历大规模传染病，在未知病因＋死亡威胁面前，对流动外来人口的排拒经验会被重新激活。尤其现代流行病学研究又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号：疾病防控的重点在于减少流动与接触。从科学角度而言，倡议人群减少流动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倡议一旦脱离科学语境，会迅速与传染病本身具有的对抗性符码联系在一起，使人形成敌意与偏见。在WTO组织尚未确认新冠肺炎疾病名称时，这种病被一些国家和群体称为“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并引发了种族歧视事件。即使是在中国内部，一些城市也出现了仅以户籍所在地而非流行病学调查为根据拒绝武汉人乃至湖北人正常工作生活的情况，极个别住宅区甚至出现了拒绝医护工作者回住处休息的事件。这样的排拒反应，显然不是一般重大疾病如癌症、恶性肿瘤、心肌梗塞等所能够引发的。传染病的“传染”性，是更易引发对立排外情绪的关键与根本。
在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洗礼的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发生了局部战争。对于这场真实发生的区域战争，国人并无实感。反而是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更具体地感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战争”。无论是人与病毒之间的“战争”比喻还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似乎都比真实的阿塞拜疆_亚美尼亚冲突更容易让人理解“战争”所蕴含的意指：（1）服从集体利益的必要性（国家与个人被统摄在同一个比喻之下）；（2）“敌与我”的对抗（“健康人”vs“患者”，本地居民vs异乡、异国输入者，遵守政策的人vs违反政策的流动者）。人们一边用国家拟人来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对抗“病毒敌人”；一边又不可避免地被传染病的特质所困扰，不自觉地将这种对抗意识延伸到个体与个体之间。这样的关联，已经不仅局限于结构隐喻，而是上升至历史文化心理层面。
“医疗——战争”的普遍隐喻以及传染病背后的文化累积有助于人们认识为何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会出现的诸多战争修辞宣传。但是，前文所述的第二类标语却极富本土特色，有一些普遍隐喻覆盖不到的地方。第二类标语的出现，与高密度使用战争修辞的国内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20世纪30年代，国内曾掀起一场大众语运动。运动的导火索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今》，提出要“复兴文言”。上海左翼文艺界立刻对此做出反应，在报刊上发文驳斥。徐懋庸、陈望道等人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主张推行大众语。所谓大众语，陈子展认为，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按照这种定义，白话文中留存的所谓“雅”的成分将进一步消减，书面语会更加口语化，文学语体也会向着更通俗的方向发展。大众语运动本质上是一次“白话文”与“文言复古”的交锋，虽然运动很快结束，但它却启发了后来的延安文学。到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政治角度强调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大众化的表现之一，就是要使用工农兵听得懂、看得懂的语言进行文艺创作。口语、方言、日常语言不仅大量涌入文学写作中，更成为宣传的首选语言。这种语言首先要求通俗，比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直白的宣导。然而仅仅是浅白，并不能概括这类标语的特点。在通俗之上，党的宣传语言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活泼”性。“活泼”，本身就是1937年毛泽东为原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所定的八字校风之一，八字分别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缺乏校训的学校都会以这八个字为训。
“活泼”的表现即为一不要求严谨，拥有朦胧多义的空间；二允许冒犯，甚至允许攻击性。以20世纪40年代被树立为大众文艺标杆的赵树理的小说为例，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活泼”。《小二黑结婚》等篇目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为语言流畅简单，更在于其中有属于“下里巴人”的“冒犯”，比如形容三仙姑“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这种“冒犯”，必须要和发出者的“阶级”身份相结合，像钱锺书《围城》里写鲍小姐是“熟食铺子”与“局部真理”，虽然也具有攻击性和冒犯性，但显然这种手法就不是政党需要的那种“活泼”。“通俗＋活泼”务必要联结在一起，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非精英的语言暴力”，它暗示着虽然这样的语言不够雅正，具有攻击性，但由于发出者“文化程度不高”“动机良好”，旨在制造一种“效果”，因而格外值得原谅。本次疫情中，当河南农村部分基层组织率先打出第二类标语遭到质疑时，亦有不少人马上从他们的经济社会身份出发，为这种“冒犯”进行辩护。
这种“通俗＋活泼”的语体倾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大跃进”运动诸多标语中，“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这种“活泼”的标语就要比“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这种虽夸张却相对平直的标语有传播度。计划生育政策的诸多标语中，形成传播效应的也多是具有“活泼”性的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有趣的是，当这些标语不再匹配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时，马上被定义为“粗俗”“暴力”，并被集中清理
。可见这种“通俗＋活泼”也有自己的准绳所依，“冒犯”的对象和“冒犯”的程度，都必须相对精准地落在宣传范围内。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持久战争结束了，但局部地区依然爆发着小型冲突。伴随着新政权的社会改造计划，国内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各种政治、社会运动。1949年以来中国的语言伴随着这些战争与运动成长，自然留存了相当多的战争修辞。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战争未平，政府除了宣传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时时提醒人民“敌我矛盾”，要求敌我分明，立场清晰，不能有丝毫的含混。比如，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中，《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到：“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均应多出大幅墙报，多作专题演讲，多置有关书报。”
这种将对方视如仇敌的对立态度延续到了之后的社会运动中，并逐渐发展出二元对立的表意系统：敌／我，资产阶级／工农大众，革命战士／反动敌人，先进分子／落后分子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相当多以“敌我对峙”为主要宣传基点的标语，其句式通常为：“彻底粉碎……”“坚决保卫……”“打倒……”。并且出现很多判断简单、语气极端的标语：“谁反对……，就砸烂谁的狗头”“……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这些标语口号结合了“通俗＋活泼”的语体特征，并以领袖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为蓝本不断衍生，有些直接摘取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剥离上下文，制成口号标语。这些标语并非只在一时一地流行，而是相当广泛、持久地存续于全国各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常生活、文艺活动等无不与政治捆绑在一处，使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也作为权力话语的典范被普遍推行，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连普通民众的日常交际语言都莫能例外。”
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可以看到带有类似“敌我对峙”色彩的标语：“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蛟河人民过不去”“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得罪投资者是罪人”等。在文艺语言里，同样能看到这种对抗性修辞，比如将文艺界称为“文艺战线”，把20世纪90年代几位陕西籍作家的走红比喻为“陕军东征”等。尽管后来的不少作家乐于解构这种充满二元对立思维的战争修辞，如王朔、王小波，但文艺语言并没有对公文语言做出更颠覆的冲击，这种“活泼”和语言里的对立思维依旧被保留了下来。近年来，公文语言似乎也掀起了“复古”潮流，日渐复归“通俗＋活泼”。既有悠久的使用历史，又适逢“复古”潮流，新冠肺炎期间第二类标语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回归最初的问题，为何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战争修辞反而更高频、更广泛地被用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标语口号中？这里的战争，已经脱离了战争的所指，变成一个复合的文化概念。对个人而言，战争和医疗行为有着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治疗疾病通常被比作经历战争。如果进一步探索还会发现，战争与疾病，尤其是传染疾病之间，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文化羁绊。战争引发的集体主义与排外对抗情绪与传染病、流行病引发的情绪亦具备高度的可比性，“战”与“疫”密不可分。以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战争修辞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被广泛应用，受权威领袖个人语体的影响，这种带有二元对立思维、对抗性极强的修辞手法大量留存在语言习惯中，以至于民众对这类语言的熟悉程度超出了对战争本身的认知。当人们看到大量的具有战争修辞的标语口号，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也能够迅速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战时管制”政策，理解为取得“胜利”需要让渡的“权利”。然而，在理解和忍耐背后，战争修辞所引发的对抗和暴力思维也在起作用——对疫情扩散地的污名化、对患者的污名化以及对民众权利的不必要的限制，都在这种“今天……明天……”类标语的环绕下被迫“隐身”了。或许我们应该继续思考的是，这些标语到底是病因还是症候，是传统还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