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什么是语？

语言是表达思想或情感的工具。凡属人类，都有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需要，因此，也都有他们的语言。最低级的语言是用姿势表示的；现在咱们摇头表示否定，招手表示使来，都是姿势语言的残留。人类最普通的语言是用口说的，可以称为口语，也就是狭义的语言。口语虽然便利，但是不能传远或传久，于是开化的或半开化的民族又创造文字来代替口语。文字也是语言之一种，可称为书写的语言，或文语。

语言是社会的产品，所以每一个社会自有它的特殊语言。民族和民族之间，语言的歧异更大；咱们往往以语言的不同去证明民族的不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称为族语。一个族语虽然往往就是一国的国语，例如中国；但也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共用一个族语，例如英美。在语言学上，我们只以族语为单位，不以国语为单位。普通所谓中国语，严格地说该称为汉语。

（二）什么是语法？

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式。语言有三个要素：（1）语音，就是每一民族用以表达思想或情感的那一套声音；（2）词汇，就是把某一定的语音去表示某一定的概念；（3）语法，就是把许多概念联结起来，用某一定的方式去表示事物的关系，例如“白马”念成paima,这是语音；用这语音去表示那白色的马，这是词汇；“白”字必须放在“马”字的前面，若放在后面又是另一种意思，这是语法。语法比语音、词汇更能成为族语的特征，所以咱们又可以拿语法的相同去证明民族的相同，例如华北方言和吴、粤、闽、赣各地的方言相比较，语音和词汇虽然相差颇远，而语法的歧异却是微乎其微，于是咱们可以断定，凡依照这种语法说话的人，都是汉族。

语法和文法、话法都不相同。文法是文章的结构方式，也就是属于上文所谓书写的语言的；话法是属于上文所谓口语的。语法则包括口语和文语而言。文法和话法并不是平行进化的。有时候，文法已演进至某阶段，而口语尚未采用此法，例如“素来多病的我”，是新兴文法所容许的，而一般人的口语里并未有它。有时候，话法已演进至某阶段，而咱们在文章尚未肯直写下来，例如“他们没来呢还”，是北京的话法所容许的，而在一般人的笔下并未发现它。本书叫作“语法”，就是兼顾文和话的。

（三）什么是中国语法？

假如有一个英国人跟您学习中国语法，您告诉他：“马”是名词，“白”是形容词，“跑”是动词，等等，又告诉他：在“狗咬吕洞宾”这句话里，“狗”是主语，“咬”是动词，“吕洞宾”是目的位，等等，那英国人一定大失所望，因为您只套取了英语语法的一些术语，并没有把中国语的结构方式告诉他。将来他在中国住得久些，他会问您：“呢”和“吗”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咱们能说“我把他打了一顿”而不能说“我把他爱”？又为什么咱们能说“他被我打了一顿”而不能说“他被我赏了十块钱”？这些问题，才真正地问到结构的方式了。如果您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您就不算懂得中国语法；您只晓得套取英语语法的一些术语罢了。

语法既是族语的结构方式，可见离开了族语结构的特征，就没有语法。许多语法学上的术语，只是帮助说明族语特征的一种工具；如果只知道套取语法的术语，而不知道说明特征，就等于不曾谈到某族语语法的本身。每一个族语自有它的个别的语法，和别的族语的语法决不能相同。民族和民族之间，血统关系越微，语法的相似点也越少。咱们想要为全世界创造一种普遍的语法固然是不可能；就是想要抄袭西洋族语的语法来做汉语的语法，也是极不自然、极不合理的事；许多琐碎的区分，对于汉语是多余的，而汉语结构中许多主要的特征，却因为无从抄袭而没有表彰出来。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言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的学说也在所不计。西洋语法书是为西洋语言而设的，它的学说不能适用于汉语，不足为它的缺点，正像我们的书是为汉语而设的，我们的学说不能适用于西洋语言，也不足为我们的缺点一般。

我们所谓中国语法，是以国语为标准的；我国所定的国语，又是以北京曾受教育的人的语言为标准。我们并不否认各省的方言都有中国语的资格，恰恰相反，在语言学上，方言一律平等，咱们不能说北京话比别的方言更优良，也就不能说只有北京的方言才配称为中国语。不过，假使我们把各省方言的语法分别叙述，就成了一部语言学上的专门著作，一般人不会发生兴趣的。而且我们的力量也不够做那样一部书，因为还有大部分的方言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因此，与其把三五种方言同时叙述，倒不如专就标准语加以发挥。这样可以清楚些，详尽些。有时候，我们在一节的终结，加上“比较语法”一项，希望大略地引起读者对于方言的兴趣，同时，也可以使非国语区域的人注意到自己的语法和国语的语法不同之点，以便学习国语。

（四）什么是中国现代语法？

我们所谓现代，并不是指最近的十年或二十年而言。《红楼梦》离开现在二百余年了，但我们仍旧承认《红楼梦》的语法是现代的语法，因为当时的语法和现在北京的语法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

反过来说，欧化的语法却不完全够得上称为中国现代语法，因为它往往只在文人的笔下发现，尚未为口语所采用；纵或在口语中采用，也只限于知识社会的一小部分的人。由此看来，欧化的语言在现代只能算是一种特别语。我们的《中国现代语法》是以中国大多数人的语言为对象，不是以少数文人的文章为对象的，所以除了另辟一章专论这种特别语之外，其余各章都不提及欧化的语法。

为什么要另辟一章呢？因为欧化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增加，它虽够不上称为中国现代语法，谁也不敢说它不变为中国将来的语法。现代语里有这样一种大势力，自然不能完全撇开不提。另辟一章，是希望读者把中国固有的语法和欧化的语法辨别清楚，这在史的观念上是必要的。

现代有所谓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分别。表面上看来，文言是古代语，白话是现代语。其实单就词汇而论，已经界限不清；若就语法而论，则现代人写出的文言文，一百个当中总有九十几个是不懂古代语法的，他们只知道依照现代语法而运用多少古代词汇。因此，咱们实在不必有文言文法和白话文法的分别。真正能合古代语法的文言文，我们索性把它当作古代文章看待，将来另著的《中国古代语法》或《中国语法史》中，自有它的地位；至于一般报纸杂志上的文言文，既然大多数是依照现代语法而写的，我们就不必另眼相看。只有几个代词（如“其、之”）和几个虚词（如“于、所”）是古代语法的残留，未为现代语法所完全淘汰，所以本书把它们一并叙述。

（五）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代语法？

语法书并不能令人的文章做得好，或语言说得漂亮；它只能令人的文章做得通，或语言说得合乎族语的结构。实际上，依照一般大众的话法写下来的文章总是通的，因此，一个道地的北京人对于本书只有语言学上的兴趣，并不能希望从这里得到任何实用上的利益。如果不是道地的北京人尤其是江、浙、闽、赣、粤、桂各省的人，写起国语的文章来，或说起国语来，有时候会不能适合国语的语法，在这情形之下，本书可以帮助他们做到“通”的地步。

有时候，道地的北京人写起白话文来也不通，这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白话文所采用的古代词汇，如“其、之、于、所”之类，不明其语法上的用途，以致既不合一般大众的话法，又不合古代的文法。所以我们对于“其、之、于、所”等词的用法，叙述得特别详细些。

在语法上，无所谓对不对，只有所谓合不合。不通的文章并不能说是不对，因为我们不承认有模范语法的存在；语法只是语言习惯之一种，它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是非可言。不过，族语既是社会的产品，自然应该依照社会的习惯，不然就是不合，不合就是不通。语法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并不仅为眼前的实用而设；然而在消极方面，它能令人不至于违反社会的语言习惯，使族语的恒性比较的不容易丧失，也就很切合实用。

总之，语法书是跟着族语演进的，它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今日咱们所认不合语法的句子，数十年后，语言演变到某阶段时，也许它正是很合语法的。由此看来，语法书并不能阻止族语的演化。它只能告诉每一个人：“现在咱们的语法是如此的：在整个族语没有演化以前，个人的小违犯就是不通，大违犯就会令大家不懂你的话。”语法书对于一般人的用处，就是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