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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0年前，作为区域型大国的古埃及出现了。文字、艺术及考古方面的发现清晰地表明，水上运输对古埃及人至关重要。他们与船只之间的直接联系渗透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来世观念、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劳作规划和国家制度等。我们并不会因为该地区干燥的气候，而忽视古埃及人为了维持国内政局稳定，通过地中海和红海与远方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往，并十分依赖大河及大海上的贸易。阿斯旺与地中海之间长达1,000千米的尼罗河流域曾是航海事业的发祥地。那里有无数运载着乘客和货物的船只，包括用船只将重达千吨的石头从采石场运到金字塔的建造地点。公元前2600年时，水手们定期驾船航行到黎凡特，运回雪松木等货物。古埃及人也曾到红海一带搜寻香料、贵重金属、珍禽异兽等珍奇物品。公元前12世纪时地中海上的航线首次证明，一群身份不明的、手持双刃剑的袭击者横扫了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并导致了埃及新王国的灭亡。同时，古埃及人通过海上贸易来维系其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开始在地中海东部进行持续的远距离航行。
1954年春，埃及古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吉萨的大金字塔基部清除杂物，这是一项例行的工作。在这个已被盗墓贼、寻宝人和考古学家们探访了4,500年的地方，发现重大文物的几率已经很小了。工作人员在清理瓦砾时，穿过了南边的城墙。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分界线的城墙与金字塔北面和西面的城墙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段城墙比其他的更靠近金字塔。由于之前的考古发现已经揭示出古埃及人高超的测量技术及追求对称的习惯，考古学家卡迈尔·埃尔-马拉赫（Kamal el-Mallakh）猜测这段城墙下面有一处墓葬。墓中有一条小船，并与法老胡夫（Khufu）——古希腊人称之为奇阿普斯（Cheops）——的葬礼有关。考古学家们已经在包括胡夫金字塔在内的多个金字塔的周围发现了这种墓葬，但在他们发现时这些墓中都是空的。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排共41块的石灰石，缝隙用石灰泥抹平。埃尔-马拉赫在其中一块石头上凿出一个试验用的小孔，用眼睛朝一个长方形的墓室内部看去，只看到一片漆黑。这个墓室是从石灰岩中挖出来的。由于什么也看不到，他就闭上了双眼。“随着我闭上双眼，我闻到了香味，一种非常神圣的味道。我感觉到了时间……我感觉到了许多个世纪……我感觉到了历史。然后，我相信这条小船就在那里。”
这就是胡夫的御用船只的发现过程。
这条已解体的、长44米的船已在密闭的墓中完好地保存了大约4,500年。一名研究者指出，该船的木材“看起来又硬又新，仿佛是在1年前被放置在那里似的”。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条船是为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胡夫建造的。大金字塔就是他的坟墓，其子哈夫拉（Khafre）的墓碑花饰在封住墓坑的石块上被发现。一同被发现的还有120多块木材，长度从几厘米到20多米不等。大约95%的木材都是雪松木，是经过海上航道从黎巴嫩运入的。其余的包括家用的金合欢木、司德木和悬铃木。在一块块船板被制成并保存好之后，复杂的造船工程便开始了。船板被有序地放置在墓室中：船首朝西端，船尾朝东端，右舷在北面，左舷在南面，船体在墓室的底部和四周，桩的顶端构成船的上部结构。古埃及僧侣们的手稿中记载着，木工们通过做标记来确定这些船板摆放的位置。即便如此，恢复工作仍花费了13年的时间。直到1982年，也就是在胡夫船被发现将近30年之后，金字塔旁边才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无论如何，胡夫船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其建成之后的4,000年中，它一直都是体积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与建造金字塔或保持尸体不腐的木乃伊等更神秘的工艺相比，它更直接地展现了古埃及人造船技术的发达程度，并同样与葬礼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埃及，小船的中央位置暗示了其在来世的神圣荣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发现了21条古埃及船只，以及几百种关于船只的模型、墓画、文献以及关于河上与海上运输船的记录。对于一个在非洲沙漠中的狭长肥沃地带上发展起来的文明而言，胡夫船十分有力地表明了水路的重要性。
自大约公元前3000年起，古埃及进入了王朝时期。其中古王国时期（第三至第六王朝）从约公元前2700年持续到公元前2200年，吉萨金字塔便在此期间建成。中王国时期的第十二、十三王朝持续了大约2个世纪，结束于约公元前1700年。新王国时期始于约公元前1550年，并持续了500年的时间。新王国时期是埃及法老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当时的对外交流也最为活跃。此后，来自南面和东面的外族人开始统治埃及。与此同时，古埃及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古埃及人精通工程学、视觉艺术和医学，并有着完善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组织，其作品以对细节的注重为特征。他们的文化保持了长达2,000多年的兴盛，和平与繁荣的局面只是偶尔被打断。吉萨金字塔和别处的金字塔可以追溯到统一后的埃及的早期历史，但是创造出这些遗迹的文明既不是突然出现的，也没有突然终结。虽然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结束了古埃及的王朝时期，但是在历史上，埃及凭借其横跨尼罗河，且处于非洲和亚洲、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交汇点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一直是商业和文化中心。
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东部的山脉，向北流入苏丹。喀土穆以下长达1,600千米的河道被6处大瀑布以及一系列的急流隔断。在古代，最北边是阿斯旺的第一瀑布，这里是埃及和努比亚（今苏丹北部）之间的自然分界线。早期法老的象岛（Elephantine）要塞使这里成为通向南方的一个入口，但这并不是一道绝对的分界线。新王国时期的法老们将分界线向南推进到第三、第四瀑布之间的库什的纳帕塔。在阿斯旺的北边，尼罗河河谷的宽度达到3千米，两边都被撒哈拉沙漠所包围。古埃及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产生的。在上埃及，河谷的宽度不超过20千米，但是每年尼罗河的洪水都会带来丰富的沉积物，直到20世纪阿斯旺大坝的建成。
西边是一些偏僻而相互连接的绿洲以及通向沙漠的尼罗河。但是这些地区不足以供养大量的人口，无法对尼罗河流域构成威胁，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十分有限。东边的土地颇为荒凉，但是那些山中有着丰富的硅岩、大理石和黄金，在前王朝时期就曾得到开采。红海位于远处的大山旁边，人们可以通过由周期性的水流开辟出的干燥而狭窄的河谷（被称作旱谷）到达红海。通常，埃及最重要的城镇都分布在这些通向尼罗河的河道的附近，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并方便当地居民进行南北向和东西向（规模较小）的贸易。
在早期，这些地方包括象岛、耶拉孔波利斯（今科姆·埃尔-艾哈迈尔）、涅伽达、科普托斯（今德尔巴赫里）以及阿拜多斯地区重要的王室墓葬区。其中大多数城镇都分布在尼罗河西岸，而科普托斯则位于哈马马特河附近，是尼罗河畔距离红海最近的地方。在今天开罗附近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孟斐斯坐落在富饶的农业区与传统的南部权力中心区的交界处。地中海上的商人通过尼罗河的多条支流及三角洲地区的港口进出埃及，并途经孟斐斯城。从前王朝时期起，布托港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港口。首都也设在通往西奈半岛（主要出产铜和绿松石）、迦南（巴勒斯坦）及更远处的主要陆上贸易路线的终点附近。底比斯（今卢克索）后来成为位于科普托斯附近的一个重要的都城，也是尼罗河西岸举行丧葬仪式的地方。
上埃及和下埃及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例如上面提到的各个城镇，但孟斐斯和布托都位于上埃及。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时，上埃及表现出技术上的优势，耶拉孔波利斯、涅伽达和阿拜多斯地区的统治精英们开始寻求统一埃及，并建立由法老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和神授王权制度。为了确保完全依赖于尼罗河而存在的社会的稳定，政府的权威是必要的。虽然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是可以预测的，它在平时滋养着农民们的耕地，但是水量有时会出现不足，人们在水量充沛时储存剩余的谷物，以此度过干旱和饥荒之年。埃及境内的交通大多也依赖河流，部分是因为与尼罗河毗邻的陆地不是低于水面，就是每年都有好几个月不能通行。此外，从尼罗河出发会穿过数不清的沟渠，因此众多的渡口和桥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直到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才出现了真正人工修筑的道路。
象岛以下的尼罗河几乎是航海活动理想的发祥地。向北流的河水十分稳定，驾船驶向地中海地区是十分容易的。在第一瀑布和地中海之间，尼罗河的梯度比大约是1∶13,000，也就是每13千米高度才下降1米。而逆水行船则颇具挑战性，尤其是在每年6月至9月的泛滥期。不过，从北面吹来的季风能够使逆流返航的人们顺风航行。在帆船发明以后，这个优势得到进一步利用。在古埃及文字中，“航行”一词的含义就是“向南航行，逆流而上”。
尼罗河上的船民在第一次遇到季风时尚无法确定风向，而世界上最古老的帆船图像在涅伽达文化Ⅱ期（亦称格尔塞时期）的一个陶罐上被发现，它显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3100年之间。
在此后不久的第一王朝时期，上埃及的统治者们将首都向北移到孟斐斯，也就是所谓的“平衡两片土地（即上埃及和下埃及）”。
因此，帆船的发明和统一的埃及国家的出现看起来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帆船的发展使上埃及的人民拥有了技术上的优势，从而将下埃及纳入其政治经济统治之下。海上优势起到了如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对于集权政府而言，与外界间的联系尤其重要。由于没有发展出用于内河航行的具有可靠性和经济性的船只，上、下埃及之间的贸易将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可能仅限于少量高价值的货物，正如在前王朝时期发生的那样。这些船只能够依靠船桨（或者橹，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向北航行，并扬帆向南返航，从而为第一瀑布和地中海之间的尼罗河流域的统一扫除了一个主要障碍。帆船的使用确保了整个国家内部的沟通，包括政府官员和军队的移动以及木材、石头等原材料及手工制品的运输。同时，可靠的运输系统也确保了处于法老统治之下的每一个人的幸福。
古埃及各式各样的船只的证据来自古代的文献、墓画、浮雕、模型以及船只残骸。当时船只在政治和宗教仪式上具有某种作用，但其主要用途仍是日常的捕猎活动和客货运输。在胡夫时代的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在古王国时期的一处墓葬的墙上的文字中有对30多种类型的船只的描述，这些船只是用纸莎草或木材制造而成的。我们也由此得知，古埃及大约有100种不同种类的档案文献。人们发现了5艘整体或部分完好的木制船，且分属不同的类型，其中只有2艘船的碎片与葬礼仪式上的船只或游艇有关。
尼罗河上最早的船只是由一捆一捆的纸莎草制成的船或筏。如此普通的船只在全世界温带地区都是十分常见的，今天，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非的乍得湖以及南美洲的的的喀喀湖等许多地方都有所发现。这种船在埃及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前王朝时期的绘画。在木制船发展起来之后，古埃及人仍在继续制造纸莎草船，并常常将其用于短途航行，如捕猎和运河航行。用于捕猎的体积更大的芦苇筏长约8～10米，如果在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一幅由16名桨手在船的一侧一起划桨的画面，那么这些船可能会更长。
船只的黏土模型表明，船的中央有时候会安放船板，以提供一个更舒适、更稳定的平台，更平均地将乘客和船员们的重量分散开来。由于芦苇船的两端容易下垂，因此造船者将船的两端设计成朝上的，把一根或多根支索系到船杆或船的其他部位，以确保安全。（在历史上，造船者通常采用以下方法为船体提供纵向支撑，一般称之为挠度架构，通过绳索或木制、钢制的直立框架提供支撑。）古埃及的造船者最后会沿着外层的一捆捆芦苇的上端用一根绳索将木筏绷紧。虽然纸莎草相对便宜，对技术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但是它有许多缺点。纸莎草船是一种筏，更多地依赖纸莎草本身的漂浮特性，而非船体的形状和结构，而且在吸水达到饱和后就会变形，并逐渐下沉或者散架，其使用寿命很少能超过1年。
而木材则是一种更加结实、用途也更多的原材料。用木材可以制造一个真正的排水船体，即一种能够漂浮的构造，在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浮力之间形成平衡。我们不清楚古埃及最早的木制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亦即在描绘有帆船图案的格尔塞陶罐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埃及人尚不可能发明铜制工具。由于木材的纵向强度比纸莎草和芦苇更强，因此在尼罗河的隐蔽水域，对于船只上扬的两端没有太多结构上的要求。尽管如此，木船的制造者们一开始仍保留了纸莎草船的形状。也许是由于对新的材料缺乏经验，但后来他们则有意识地模仿更早期的芦苇船的形状，尤其是像胡夫船那样用于仪式的船只。胡夫船是与葬礼和来世相关的。为了做出纸莎草船的形状，人们在船体上使用了奢侈的装饰，并在用一束束纸莎草叶制成的船体上雕刻出各种图案。
已知最古老的帆船图像就在这个涅伽达文化
除了帆船，格尔塞陶罐上的船只图案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高度风格化的船体造型，但我们无法确定工匠们描绘的究竟是一条芦苇船还是一条木船。船体的主体部分有一条明显的舷弧，桅杆和帆的位置很靠前。在船尾，有一个类似船舱结构的小空间。我们猜测格尔塞陶罐上描绘的是一条木制船，理由之一就是，船上安装的是单杆桅。而双脚桅（即有2只脚，呈一个细长的“A”字形）似乎更适合芦苇制的船体，因为单根桅杆施加的向下压力很容易遍及整个船体。
在科威特发现的一个公元前六千纪的陶制圆盘上，绘有最古老的单杆桅的船体的透视图，图中显示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构造。
双脚桅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有所发现，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仍然在使用芦苇船。当然，这未必能够反映古埃及的实际情况。在古王国时期之前，古埃及人是驾着木制船远航的，而关于双脚桅或三脚桅的问题则缺乏相关证据。
正如以上证据所显示的，如果木制船体最早在公元前四千纪后期被制造出来，那么其后的发展则是十分迅速的。1991年至2000年间，考古学家在距离上埃及尼罗河西部约15千米处的阿拜多斯陵墓从事发掘工作，在多处墓葬中发现了14艘长15～24米不等的船只的残骸，它们比4,000多年以后哥伦布在首次跨大西洋的航行中使用的3艘船中最长的一艘还要长6米。
这些船体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时期，大约处于格尔塞陶罐上的船只图案和胡夫船所属时代的中间。尽管没有得到妥善的埋葬，但是由于干燥的气候，它们保存得非常完好。对这些发现的研究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在王朝时期早期最重要的墓葬区发掘出来的船只残骸，证明了船只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对古埃及人的重要性。
其他的船只也许更为众人所知，但是在大小、完整性及外观方面都无法与胡夫船相比。虽然胡夫船的实际用途尚不清楚，但它显然是一种国家的象征，而不是普通的船只。人们对它的认真研究并没有白费，因为其制造过程是“先造船壳”，直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种造船技术才在欧亚大陆、北非和东非流行开来。其制造过程是，造船者们先通过把两边的船板连接起来以制成船壳。在船壳完成后，再增加肋拱或与船体的中心线相垂直的船架，以绷紧船壳。胡夫船的船体是平底的，侧腹则是两块近乎对称的船板，构成了2个船舷。这些船板由绳索和插入几百个榫眼的榫舌连接在一起，榫舌嵌入船板的边缘处。船壳再用木板加固，并将弯曲的大雪松木绑到船底。
用绳索系牢船板的方法在世界各地是普遍存在的，这样有利于更长久地固定船板。以缝合法制造的船只固有的柔韧性，使其在遇到碰撞、装卸货物及乘客下船时不易受损。
在泊船设施尚不存在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古典时期之前的埃及，几乎没有发现船只能够在固定的泊船处停泊的证据。船只在停泊时，要么抛锚，要么被拖到岸上。缝合船的另一个优点则是能够相对容易地拆合，便于修理船上损坏的船板，或者把船体拆成一块块船板运到陆地上，对于历史上的贸易和军事行动而言，这是十分常见的。
在其他的造船传统中，人们将相邻的船板牢系在一起，形成一整块密闭的船板，以此加固缝合的船只，就像一个人将2块布缝合到一起那样。然而，古埃及的造船者使用的是横向绳索，垂直于从一个船舷上缘到另一个船舷上缘之间的中心线，也垂直于经过浅浅的河道以某一角度钻入船板的绳索，确保它们不会穿入船体。一块末端笔直的船板被捆绑在垂直的绳索上，由于船板会滑动，其间的缝合处很容易裂开。古埃及人通过制作各种不同形状的船板来克服这个问题，使其相互嵌套，就像魔方那样。不论是由于横向绳索是特意用来保护材料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用绳索比使用缝合的船板效果要好得多。胡夫船大概使用了总长5,000米的绳索，其中约五分之一的绳索被用于加固船体各处边缘的船板。
共有276根绳索穿过船体，但都位于吃水线以上。船体没有任何缝隙，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入水后船板的体积会增大，粗的绳索会收缩而变得强劲且防水。
作为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对比，以缝合法制成的“苏哈尔号”（
Sohar
）是一艘长约26米的独桅帆船，制造于20世纪80年代。
制造过程中使用了大约长65,000米的用椰子树皮制成的绳索，共穿过约20,000个孔，然后用椰子壳与酸橙和树胶的混合物堵住这些孔。
胡夫船的甲板支撑着3个结构。由一个前厅和主要客舱组成的舱面船室位于船的中后部。舱面船室的前面是露天甲板，上面有一个由天篷覆盖的框架。而船首是一个小型的天篷，由10根细长的杆支撑起一块木制顶板构成。高高的船首和陡峭的斜船尾构成的外形，使这艘御用船具有纸莎草筏的轮廓。虽然古埃及的船只通常会涂抹颜料——在第十二王朝的一名官员的碑文中写有“我驾驶着神圣的三桅帆船工作，我为它涂上颜色”的文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夫船拥有这样的装饰。
在古埃及文化中，葬礼船究竟在来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话题。努比亚人可能是最早以船作为王室象征的。
葬礼船及其模型（比真船的成本低一些）的制造持续了几千年。有学者认为，胡夫船与太阳神拉（Re）一道，将复活的法老送进永恒的天堂。
根据古埃及的宇宙学说，拉神有2艘船，他在白天和黑夜分乘不同的船穿行天空。胡夫船被用作葬礼上的驳船，将已进行过防腐处理的法老尸体运送到孟斐斯以北约25千米处的吉萨。也许在胡夫在世时，他本人也曾乘这艘船访问过圣地，以宣布或恢复他的权威。
我们难以确定古埃及人是否严格区分仪式性的旅行和游乐性的旅行，他们对于二者当然都是了解的。在纸莎草筏上进行捕猎是许多故事的主题，猎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船筏的大小和船员的多少。船员并不都是男人。在一个关于胡夫的父亲斯尼夫鲁（Sneferu）的故事中，据说他把整天的时间都耗在由20名裸女划着的筏上，他称其为“最美丽的东西”。
有一种解释认为，这种旅行是在模仿拉神在天空中的穿行，拉神有时会被描述为乘坐在由女神哈托尔（Hathor）划行的船上。这些故事描绘了在河上的无忧无虑的日子，这很有可能是最早关于行船游乐的记录。直到19世纪，这仍是只有那些最有权力和最富有的人才能享受到的。
与御用游艇和葬礼船相对的，是一种结实而实用的驳船，用来装运建造金字塔所需的石块。由于石块无法在墓地周围就地取材，古埃及人需要从孟斐斯和底比斯附近的采石场搬运数以万吨计的建筑材料，用于建造金字塔、神庙、雕像和石柱。花岗岩产自阿斯旺附近，石灰石则来自更北部的地区，石英岩要从孟斐斯和阿斯旺附近采掘。采掘的队伍需要高超的智慧，他们得到了后世的纪念。通过雕刻在许多花岗岩上的文字，我们才得以了解它们是如何被搬运的。
在通往乌纳斯金字塔（公元前24世纪）的道路上，有一幅绘有3艘驳船的透视图，在其中一幅上，我们能够看到2根首尾相连的柱子，上面有一行字：“来自象岛的作坊，用于建造金字塔的花岗岩石柱，即‘乌纳斯的美丽的宫殿’。”
对搬运石块的最栩栩如生的描绘，来自新王国时期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Queen Hatshepsut）的神庙（公元前15世纪），画面中展示了2座用花岗岩建造的方尖石塔是怎样从阿斯旺附近的采石场被搬运到位于底比斯的神庙的。
我们难以计算出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驳船的尺寸，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方尖石塔的尺寸以及它们是怎样被搬运至此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每一座方尖石塔高30米，重约330吨。这说明，用于搬运的首尾相连的船只长约84米，宽约28米，满载吃水线为2米。但是，由于古埃及人的多重视角的艺术传统，这两座方尖石塔可能是首尾相连地一起被运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船只将稍小一些，长约63米，宽约25米，大约与当时一名官员的碑文中提到的一艘驳船相当。
在制造如此之大的船只和运输如此之重的货物的过程中，古埃及人都没有遇到任何特殊的困难。古埃及人并不是先将石块抬离地面再放到船上，而是借助巨浪将石块运到水边，然后在石块下面挖出一条水渠，再用小石块装满驳船，使驳船的总重量达到方尖石塔的2倍。“船只能够从方尖石塔下面通过，石塔的两端因被置于水渠的两岸而悬空。然后将堵塞物卸下来，船只便可以通畅地载着方尖石塔航行了。”
古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公元前1世纪时曾给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其所处时代的将近3,000年之前，金字塔的建造者不是这么做的。
如何移动这些装载重物的船只，便成了更为严峻的问题。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驳船一直是由4个巨大的船舵掌控着方向，由30艘船组成的船队拖着前行。船队中的每艘船上都有24名桨手。我们用电脑分析了那些大约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时期约一个世纪之后的船只的特征，它们曾搬运2座重达720吨的门农神巨像到达底比斯，并证实了这些图像的准确性。
巨像由石英岩雕刻而成，原材料可能来自尼罗河下游对岸的孟斐斯（距离底比斯675千米）附近的采石场，也可能来自位于尼罗河同侧的阿斯旺（距离底比斯约220千米）附近的采石场。该分析认为，可能有一种长70米、宽24米的可自行推进的驳船，能够依靠36～48名桨手向上游划行到底比斯。正如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方尖石塔浮雕上的图像所显示的，拖着驳船行进需要一支由32艘船组成的船队，每艘船需要30名桨手。
如果门农神巨像是从下游的阿斯旺搬运来的，那么问题就不是如何以强大的动力逆流移动驳船，而是如何控制船只，使其不会比拖船走得更快或者向河堤倾斜。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事故，人们用锚链将一只木筏系到驳船的前端（下游方向），并用沉重的石锚在船尾进行牵引。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写道：“木筏借助水流迅速地向前航行，拉着被称作‘巴利斯’（baris）的船。同时，船尾拖着的石块就像检查员一样监督着舵的方向。”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方法，很有可能是由最初的金字塔建造者发明并经过后人改进的。虽然御用船使用了外来的雪松木，它又长又直，有香味而且防腐，但是用于制造普通船只的本土木材都很短，西克莫无花果树只能长到10～12米，而阿拉伯胶树连长到6米的都很罕见，而且所有的树都不是特别地直。人们十分依赖这种木材，希罗多德写道，“造船的方法就是将船板像砖块那样铺好”。
他并没有提及船的大小，但是在第六王朝的一篇碑文中记载道：“一艘由阿拉伯胶树制成的货船长60腕尺（合31米），宽30腕尺，仅需7天就可以制成一艘。”
由于缺乏较长的木料，直到今天，传统的埃及造船者仍在使用类似“铺砖块”的造船技术。
尽管从事普通贸易的船只没有留下任何残骸，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船只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我们能够从古王国时期以降的众多图像资料中发现大规模探险与王朝行为之间的区别。这些图像反映出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持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在许多场景中，男人们在船只和河岸之间搬运着装满谷粒和大麦的陶罐或麻袋。有时，储物罐在甲板上堆得高高的，或者被倒进更大的容器中，形成一堆。这些图像是一种宣传，表明了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几乎垄断了地区内部、地区间以及对外的贸易。牲畜也用船来运输，在第五王朝的一处墓葬中有一幅画，上面绘有一艘船，船上有6名船员和4头牛。在一幅最富有活力的画卷中，描绘了派拉姆西城的繁华景象。该城建造于公元前13世纪，是新王国时期的都城。作者赞美了这座城市丰富的物产，包括大麦、二粒小麦、洋葱、韭葱、莴苣、石榴、苹果、橄榄、无花果、葡萄酒、蜂蜜、鱼和盐。“（派拉姆西城的）船只陆续出航和返航，因此每天的补给都在城内进行，人们乐于在此居住。”
在古埃及任何一个繁忙的港口，都能听到如此满怀自豪之情的言语。
古埃及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内河船只，这一事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呢？金字塔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建筑物的建造，都需要对劳动力进行完善的组织。同一工种的工人组成小组，其名称从航海活动中得来，按照资历顺序分别是“前右舷帮、前左舷帮、后右舷帮、后左舷帮和操舵帮（船舵帮）”。
古埃及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与船只相关的比喻，连那些并不在河畔生活的人们也能了解到船只航行的知识。在“雄辩的农夫”的故事（出现于约公元前2100年）中，农夫胡纳努普（Khunanup）从其位于孟斐斯东北大约100千米处的瓦迪阿纳特隆的家中“前往埃及”，在途中突然遇到法老的高级执事手下的一名佃农赖恩希（Rensi）指控他非法入侵，并抓住了他的2头骡子。
胡纳努普控告赖恩希，并用船只的稳定性来比喻自己申诉的权利乃至王国自身的正当性：
如果你到马阿特湖中航行，
你将遇到荡漾的微波。
你的帆船上的短板（中间部分）不会被撕裂，
你的船也不会被驱赶到湖畔。
你的桅杆不会损坏，
你的帆桁也不会折断。
上岸时，你也不会发现，
波浪不会改变你的航线。
你不会体验到大河的危险。
古埃及人关于国家和宇宙，或者是关于马阿特湖的秩序观念，取决于从农夫到法老的每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在这场控诉案中，胡纳努普告诉法老的执事，只有重视公正并以此来进行统治，才能够维持埃及的秩序。胡纳努普的演讲令法老高兴不已，他继续欣赏着这位农夫的雄辩。在9次会议中，胡纳努普反复运用船只的比喻：“瞧！我无须用船就能够航行。”他对赖恩希说：“对所有的溺水者而言，你是安全的港湾，营救船难中的幸存者。”后来，由于赖恩希一直“像一座没有管理者的城市，像一个没有统治者的人，像一只没有船长的小船”，胡纳努普严惩了他。5个世纪之后，一名新王国时期的官员在传记碑文中以一种类似的腔调，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比作停泊安全线，使小船在尼罗河上遇到急流时能够保持稳定：“她是南方的船首绳索，是南方人的停泊桩，是北方的卓越的尾缆。”
这位雄辩的农夫把王国比喻成一条小船，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
而这大概是现存最古老的例子。
我们总是容易掌握相似的东西，由于船只和国家都能被视作由一个中心权威管理的自我控制体，演讲的主题已经扩展到其他制度乃至地球本身了。
为了获得国内所需的自然资源，古埃及人并不拒绝对外贸易。阿斯旺上游的地区因其采石场而引人注目，而第一瀑布南面的安全地带也常年引人注意。在第六王朝的一名官员乌尼（Uni）的碑文中，记录了他曾两次前往那里，获取建造梅连瑞金字塔所需的巨石。在他的第一次旅途中，他的护航船队包括6艘驳船、3艘拖船、3艘单桅帆船以及“唯一一艘战舰”，“在国王只有一艘战舰的时代，从来没有人探访过艾伯特和象岛”。
在第二次旅行中，乌尼充分利用了和平的关系，他在第一瀑布周围开凿人工水道，从而大大改善了船只的航行状况。
古埃及人航行到阿斯旺以外的地方不仅是为了获取石块，也是为了获取仅在努比亚出产或经努比亚人之手而来的珍贵物品。在大约公元前2300年，一位名叫哈尔库夫（Harkhuf）的商人到阿斯旺南部进行了4次贸易之旅。其中最后一次是在佩皮二世（Pepy II）统治时期，当时佩皮二世已经70岁了。哈尔库夫的货物包括宗教仪式上用的香、黑檀、花豹和谷物，以及“象牙、投掷球棍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他的最后一次贸易值得纪念，因为他获得了一位“会跳舞的小矮人”，几乎可以确定是一名俾格米人。他还从当地给法老发出一封讨论小矮人的信，我们能够从法老的回信中感受到他的满心期待。佩皮二世命令哈尔库夫立即前往宫廷，并下令做好各项安保工作，确保小矮人安全抵达。“小心不要让他落入水中。当他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要委派出色的人员到他的帐篷里睡在他的身后，一个晚上要检查10次。与西奈和蓬特送来的礼物相比，陛下更渴望看到这个小矮人。”这两样都是价值连城的稀罕物。
在红海的北端，西奈半岛构成了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沿着西奈半岛，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伊朗之间展开。埃及本土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出土的文物表明，在格尔塞时期后期，经过迦南和叙利亚的陆上通道，已被布托与比布鲁斯（今黎巴嫩的朱拜勒）之间的海上通道所取代。
从黎凡特进口的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雪松木，仅用船只就能将其轻松地运走。早在公元前三千纪，这种贸易就已经开始了。根据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上的记载，斯尼夫鲁法老曾命令“40艘船装满雪松原木”，其中一些用于制造长53米的船，比胡夫船还要长11米。
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贸易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便来自巴勒莫石碑。石碑只留下一些残片，上面刻有第五王朝的编年大事记。最早的古埃及远航船只的图像出现在几乎同属于第五王朝的2块浮雕上，一块位于阿布西尔的法老萨胡拉（Sahure）的神庙中，另一块位于塞加拉的法老乌尼斯（Unas）的官道上。
萨胡拉神庙浮雕上的图像描绘了6艘古埃及船只载着船员起程前往黎凡特，另一幅图像描绘的则是8艘船载着船员和外国人归来的画面。这些外国人有着迦南人的服装和发式。在乌尼斯浮雕中的2艘船上，也出现了埃及人和迦南人。虽然这些商人来自黎凡特，但他们装运的货物并不仅限于他们的故乡制造或出产的物品。在斯尼夫鲁法老统治的土地上发现了产自克里特岛的物品，而在同一时期的克里特岛，也发现了明显产自埃及的大碗。最初，这些物品似乎都是经由来自黎凡特的中间商而进行贸易的。然而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在克里特岛和埃及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直接的海上贸易。
当时，古埃及人将克里特岛视为一个西方国家，人们通过辨别方向来了解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地中海东部的季风使洋流自东向西流动，因此从克里特岛前往埃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先向南航行到今天的利比亚海岸（可能需要3～4天的航程），然后再向东到达尼罗河三角洲。在返航时，可以顺着季风和洋流向东，沿着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南部海岸航行，然后向南到达克里特岛。
埃及与海外进行贸易的另一条水道是红海。红海是进入神秘的蓬特地区的通道，那里是佩皮二世提到的第二个地方，在他之前的法老们都十分喜爱来自蓬特的礼物。但是自古代以来，其确切位置令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争论不休。学者们的共识是，它位于红海的南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是位于非洲的厄立特里亚或者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也可能位于红海南边和穿过“非洲之角”的亚丁湾之间。最后一个可能的地方就是今天索马里的拥有自治权的蓬特兰州。红海位于尼罗河以东150千米处，途经瓦迪哈马特。干旱的海岸生长着少量树木。船只必须先拆散再搬到海岸，以便重新组装和下水。在第十一王朝的一篇碑文（公元前2100年）中记录了这一过程，其中描述了人们在霍努（Henu）的带领下前往蓬特探险的经历。“霍努率领一支3,000人的队伍从科普托斯经陆路行进……我将道路变成了河流，将‘红色的土地’（指沙漠）变成了一片田野。为此，我给每人1个皮囊、1条扁担和2罐水，每天给每个人20块面包。”
显然，霍努是通过沿着河流航行而“将道路变成了河流”的，尽管是断断续续的。
尽管对体力和后勤保障有很高的要求，但早在第五王朝时期，人们就开始前往蓬特进行探险了。“失事船只上的水手”的故事是现存最古老的船难记录，与霍努的探险属于同一时期，让人们明白了在贸易中可以获得财富。故事讲述了120名船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登陆，在那里，一条蟒蛇把他当作朋友并加以招待。为了感谢这条蟒蛇的帮助，水手想把“满载埃及货物”的船只送给它。
蟒蛇笑着说：“你手中的没药并不多，先生，我是蓬特的王子，没药属于我。”蟒蛇向水手保证他一定会得救，并送给他一整船的“没药、油、岩蔷薇、香料、肉桂、芳香植物、涂眼胭脂粉、长颈鹿尾巴、大块焚香、象牙、猎犬、猿、狒狒以及所有的上等货物”。后来这名水手果然得救了，并带着给法老的礼物回国。
关于红海上的埃及商队的最完整记录，可以追溯到新王国时期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她以自己短命的哥哥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II）的助手，以及他的外甥和女婿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摄政王的身份进行统治。在图特摩斯三世未成年时，她成为实际上的法老，并在法老的王冠上装上人造的胡须，在古埃及悠久的历史上，她是唯一一位这么做的女性。这次前往蓬特的航行的情况被极其详细地记录在底比斯的神庙（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便埋葬于此）中的3面墙上，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470年。
描绘船只的艺术作品对于造船工艺的研究而言可能稍显不足，因为作者通常是缺乏相关技能的人（例如插画家）或者是对材料的准确性不感兴趣的人，他们对自己所描绘的船只并不熟悉。然而我们有证据认为，描绘蓬特探险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是十分可靠的，因为他们雕刻鱼类的笔触非常精细，以至于现代的鱼类研究者能够以此辨别出它们的种属。
前5幅图像分别描绘了船队起航、在蓬特受到热烈欢迎、交换商品、满载货物的船只和返航的场景。接下来的2幅图像是介绍献给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贡品，以及她献给阿蒙神（Amon）的贡品。第8幅图像展现的是正在进行称重和测量的物品，而第9和第10幅图像则是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向宫廷和阿蒙神宣布探险圆满结束的场面。如果这些描绘是准确的，那么共有5艘船参与这次探险。根据画面中桨手的人数（每侧15人）进行推算，船长约23米。到达蓬特后（那里的房屋是由柱子支撑起来的），古埃及人开设商店（其字面意思是“国王信使的帐篷”
）进行贸易，他们的商品包括项链、短柄小斧子和匕首，并提供“面包、啤酒、葡萄酒、肉、水果以及一切在埃及能够发现的物品”。在古埃及人看来，蓬特人无疑应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服从，他们问道：“既然他们祈祷和平……‘你们是经由天堂之路，还是通过水路，经由神之土地的大海而来的？瞧！说起埃及国王，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国王陛下赐予的生命？’”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船队从蓬特经由红海返航，发现于埃及底比斯的法老神庙中
第4幅图像描绘了返航时带回的货物，这也是航行的真正目的。画面上显示的是2艘船，船员们正在搬运一袋袋的货物，将“新鲜的没药树”装进筐里，这些是最有价值的货物。在向宫廷宣布使命已成功完成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说，她已经遵循她的父亲（即阿蒙神）的命令，“为他在蓬特建造了一座宫殿，并在宫殿后面的花园中种了许多树”。乳香和没药是宗教仪式上最重要的用品，但在后面的几幅图像中描绘的是蓬特人的各种出口产品，包括“黑檀、纯正的象牙制品、绿金……及樟木”，与失事船只上唯一幸存的水手和蟒蛇王子的故事中所说的相似，还有“焚香、眼部化妆品、猿、猴子、狗、南方豹的毛皮以及当地人和他们的孩子（可能是奴隶）”，以及投掷木棍、牛、银币、青金石和孔雀石。
失事船只上的水手与蟒蛇之间的货物交换以及后来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贸易使团共同表明，在古埃及和东方异国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原材料交换。蓬特的王子拒绝了那名水手提供的“埃及的特产”，在他看来这是不重要的。同时，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时代的蓬特人被震慑并对埃及人卑躬屈膝。他们自己的产品比其与埃及之间进行贸易的任何物品都更有价值。对于法老而言这可能构成了小小的问题，但是自从古代晚期以来，对于东西方之间（分界线大体上穿过红海和亚洲西南部）贸易不平衡的抱怨，一直是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主题，正如政治家们要求用禁止奢侈的法令来限制“珍贵物品”的进口。正如这些描述所显示的，西方的东方化趋势由来已久，西方人把异国的神秘光环带到东方，并把那里的居民描绘成西方统治者天生的臣民。
对于埃及人如何在红海上航行，我们知之甚少。
直到今天，红海依然以其复杂的水流和无数的礁体而闻名。目测法将一直是主要的方法，但是在夜间航行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远至北纬19度以南的红海（今埃及与苏丹的国界线以南），北风年复一年地盛行，但是当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季风稳定地达到11～16节的风速时，在北纬19度以南最适宜航行的季节是每年6月到9月。借助季风，前往厄立特里亚大约需要2周，而逆着季风与洋流向北航行则要花费更长时间。在干旱的环境下，船只必须携带充足的水、麦酒和葡萄酒。在炎热的气候下，这些物品很快就会变质。另外，食物、货物和船只本身必须要被搬运到出航的港口，而港口则是一个高度复杂而又富有经验的组织。如果霍努在红海的航行需要3,000人，那么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探险可能至少需要比这多5倍的人。
作为一名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总体上说，她的魄力仍带有新王国时期，尤其是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70—公元前1315）的特征。尽管埃及一直在自尼罗河三角洲和阿斯旺以南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不过在新王国时期之初，法老们通常会抑制明显的扩张政策。我们不清楚中王国灭亡的原因，但是直到公元前17世纪，下埃及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喜克索斯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可能是源自迦南人的外来者。喜克索斯王朝的首都是位于三角洲西北的阿瓦里斯，那里的壁画与在克里特岛和锡拉岛上发现的壁画十分相似，表明很可能也有来自克里特岛的侨民在那里生活。
喜克索斯王朝似乎已经吸收了古埃及的传统，而不是将其消除。但是他们依然保留着外来精英的身份，而区别于继续控制自底比斯以下的上埃及的本土统治者。在公元前16世纪60年代，国王卡摩斯（Kamose）准备通过一场河上战役，从喜克索斯人手中夺回阿瓦里斯。他的士兵将战舰作为移动的据点，就像在岸上作战一样，而不是船连着船作战。推翻喜克索斯王朝统治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在上埃及与黎凡特贸易中的中间商消灭掉。在对一次胜仗的描述中，卡摩斯吹嘘道：“在几百艘由雪松木制成的新船上，载满了黄金、青金石、银器、绿松石和无数把金属战斧……我将其全部缴获。我没有留下任何一件阿瓦里斯的物品，因为它已经空了，与其亚洲文化一同消失了。”
文中描述了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在喜克索斯人的最后一位国王被废黜之后，王位归于卡摩斯的继承者雅赫摩斯（Ahmose）。雅赫摩斯是新王国的缔造者，也是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在洗劫了阿瓦里斯之后，埃及人追击喜克索斯人进入迦南，这意味着他们比其先辈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经营。近东地区正在经历政治剧变，这缘于米坦尼王国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向西扩张。雅赫摩斯和他的历任继承者们一直保持着对该地区的控制。在第17次远征中，图特摩斯三世扩张到叙利亚南部并控制了那里。对该地区的远征与治理，依靠的是古埃及人对比布鲁斯、乌拉扎和阿达塔（今黎巴嫩的黎波里南部）等黎凡特港口的控制。为了准备征服叙利亚的战役，图特摩斯三世储备了大量原材料。巴加尔石碑（Barkal Stela）上的碑文记载道：“现在，国王的每一个港口都能供应上等的面包、各式各样的面包、油、香、葡萄酒、蜂蜜、水果……应有尽有，远远超出陛下的军队的想象。这丝毫也不夸张！”
在第18次远征中，图特摩斯三世率领军队航行到比布鲁斯，那里充足的造船木材对于他之后远征米坦尼有着重要的价值。大多数人并不反对入侵其他国家的战争，直到远征至幼发拉底河。在那里，埃及人在多次战斗中击败了米坦尼人。当米坦尼人从幼发拉底河东面撤退时，图特摩斯三世命令预先准备好的战舰驶入幼发拉底河并向下游进发，毁灭沿途的城镇和村庄，迫使米坦尼人躲进洞穴里。在从海岸拖行船只的过程中，埃及人利用了自己长期从尼罗河运送船只到红海的经验。从尼罗河到红海之间是一段重要而漫长的行程，要穿过大片不宜居住的地形区。
同时，底比斯人也在北部向喜克索斯人发起进攻。他们也开始对抗从努比亚向北扩张的库什王国。自古王国时期以降，埃及的南部边界线一直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来回移动，但是，新王国时期法老对库什王国的征服以其规模之大和持续之久而引人注目。在位于纳帕塔的巴加尔石碑上，记述了图特摩斯三世在叙利亚的功绩。纳帕塔位于距尼罗河下游的第四瀑布20千米处，它作为埃及的南部疆界长达400年之久。埃及当时处于帝国的巅峰时期，从纳帕塔一直延伸到乌加里特（今叙利亚拉斯沙姆拉）。古埃及人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人结盟。在地中海东部，埃及地位的巩固使其与黎凡特的各个港口以及克里特岛之间的贸易往来都进一步加强了。穿着克里特人服饰的商人形象首次出现在一幅墓画中，这是图特摩斯三世的高级执事瑞克赫米尔（Rekhmire）的坟墓。在画中，他们被称为“大海中央的岛民”。
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承者们对黎凡特的兴趣减弱了，但是在第十九王朝时期又有所恢复。然而到公元前13世纪末，大量民众经由陆路和海路向南迁徙，破坏了近东地区青铜时代已确立的秩序，并威胁到了埃及自身的完整性。
古埃及法老统治的诞生及其扩张和发展，依靠的是以尼罗河作为国内交流的一条路径，而大海则是一个过滤器，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起到缓冲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展现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舞台。古埃及人通过海洋获得了外来的物品，也吸收了外来的影响。经由陆路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交流，但是海上与内河的航行使埃及与该地区的主要王国之间的交流更为便利，这些王国遍布地中海地区以及与其陆地距离不超过100英里的幼发拉底河。古埃及人的军事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开辟了穿过黎凡特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在近4,000年的时间里，这条海上交通线一直是海上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重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