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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的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超级明星”。它备受瞩目又能创造财富。基于知识的创新就是人们通常所谈论的创新。并非所有基于知识的创新都很重要，有些的确微不足道。在创造历史的创新中，基于知识的创新位居前列。知识并非都是科学的或是技术的。基于知识的社会创新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在时间跨度、失败率、可预测性、对企业家的挑战等基本特征上，基于知识的创新与其他类型的创新有所不同。正如大多数“超级明星”，基于知识的创新变幻无常，难以把握。
在所有创新中，基于知识的创新的前导时间最长。首先，从知识的产生到成为可应用的技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新技术转化为市场中的产品、工艺或服务，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1970—1910年，生化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一种利用化合物控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理论。他还首次研发出用于治疗梅毒的抗菌药阿斯凡纳明。但直到25年后，即1936年，应用埃利希化学疗法研发的磺胺类药物（这种药物能控制多种细菌性疾病）才进入市场。
1897年，鲁道夫·迪赛尔（Rudolph Diesel）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柴油发动机。人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项重要的创新。过了很多年，这项创新都没有应用到实践中。直到1935年，美国人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对迪赛尔发动机进行全新的设计，使这种推进装置能够适用于各种船只、火车、卡车、公共汽车和小客车。
各种知识的组合才使计算机得以成为可能。最早是二级制的出现，这种数学理论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只用0和1就可以表示所有数字。19世纪上半期，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将二进制应用到计算机器中。1890年，赫尔曼·霍列瑞斯（Hermann Hollerith）发明了穿孔卡，它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人雅卡尔（J-M. Jacquard）的发明。穿孔卡能将数字转化为指令。1906年，美国人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发明了三极管，因此开启电子计算机时代。随后1910—1913年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他们的著作《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中首次提出符号逻辑，这使人们可以用数字表示所有逻辑概念。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用于高射炮射击的编程和反馈概念得到发展。换句话说，1918年，发明计算机所需要的知识都准备就绪。直到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能够运转的计算机才出现。
1951年，福特汽车公司一位生产主管提出“自动化”一词，并详细描述了自动化所需要的整个生产工艺。之后的25年，机器人和自动化被广泛提及，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进展。直到1978年，日本的日立和丰田才在工厂中引进机器人。20世纪80年代初，通用电气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Erie）建立自动化汽车厂，随后通用汽车公司开启了发动机和汽车配件的自动化生产。1985年初，大众汽车公司也开始使用几乎完全自动化的最后装配车间（Hall 54）。
自称是几何学家的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也是数学家和哲学家，将数学中的拓扑学应用于他称为Dymaxion的一栋房子的设计。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词的发音。Dymaxion房子能够以尽可能小的表面积提供尽可能大的生活空间（因此是一种圆形房子）。因此，这种房屋具有最好的隔音、取暖和制冷效果，同时还具有卓越的音响效果。建筑这种房屋只需用轻型材料和数量最小化的支撑物，不需要地基就足以承受地震或狂风。1940年左右，富勒在新英格兰的一所面积不大的学院校园里建造了一栋Dymaxion房子，至今依然耸立。也许美国人不喜欢圆形房子，很少人建筑这种房子。1965年左右，南极和北极开始出现这种房子。因为在那些地区，传统建筑昂贵却不实用而且难以修建。自此之后，Dymaxion结构被广泛用于礼堂、音乐厅、运动场等大型建筑中。
只有重大的外部危机才能缩短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的前导时间。德福雷斯特于1906年发明的三极管，原本确实可以立即用来生产收音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推动无线传输的发展，那么可能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收音机才会问世。战场上的有线电话很不可靠，无线电报仅仅限于传输摩尔斯代码。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仅仅在相关知识出现之后15年，收音机就出现在市场中。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青霉素可能要到20世纪50年代左右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弗莱明就发现了能够杀死细菌的青霉素。10年后，英国生化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开始研究这种青霉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青霉素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因为需要能有效抑制感染的药物，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弗洛里的研究。不论在何处战斗，英国士兵都能当作试药者。同样，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计算机很可能要等到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1947年发明晶体管之后才会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推动了计算机的研究。
并非只有基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创新需要较长的前导时间，那些基于非科学知识和非技术知识的创新，同样如此。
拿破仑战争之后，圣西门伯爵（Saint-Simon）提出了创业型银行理论，即有目的地利用资本创造经济利益。在此之前，银行家只是放债者，依据担保向人们发放贷款，比如君主征税权。圣西门伯爵所言的银行家做的是“投资”，也就是产生新财富的创造能力。在他的时代，圣西门伯爵具有非凡影响力。1826年去世后，他的思想和理论备受推崇。然而直到1852年，他的两个门徒皮埃尔兄弟（Jacob and Isaac Pereire）才成立第一家创业型银行工业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并提出我们现在所称的金融资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需要的许多要素都已具备。事实上，早在1923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不久就成为美国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创立者、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管理会议。与此同时，全球有几家大公司，特别是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用新的管理概念重组公司。之后几十年里，一些“真正的信徒”，尤其是英国人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 Urwick），开始撰写管理类书籍。厄威克创办了第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这家公司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但直到我的两本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管理的实践》（1954年）出版后，管理学才成为一门为世界管理者所了解的学科。在那之前，“管理”的学者或实践者都只关注某个领域，如厄威克关注组织管理，其他人关注人事管理。我的书籍将管理进行编纂、组织，并使之系统化。几年内，管理学就成了全世界的一股强劲力量。
如今，学习理论也经历着同样的前导时间。1890年左右，德国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美国人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开启了针对学习的科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大学的两位美国人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和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出基本学习理论并加以验证。斯金纳专注于行为，布鲁纳则专注于认知。但直到现在，学习理论才开始成为学校里的一个要素。基于学习理论而非世代相传的教导来开办学校的时机也许已经到来。
也就是说，从知识到可应用的技术，再到被市场接受，这个前导时间为25～35年。
有史以来，这一规律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如今科技发现向技术、产品和工艺的转化，比以往要快。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幻觉而已。1250年左右，圣芳济教会的一名修道士英国人罗杰·培根（Roger Bacon）认为眼镜可以矫正眼睛的屈光缺陷。这一观点与人们的认知不相符合，而且中世纪不容置疑的医学权威最伟大的医学家伽林（Galen）已经“确定地证明”了它的不可实现。培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英国约克郡北部的偏远地区。然而30年后，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殿中有一幅戴着眼镜的红衣主教的壁画，这幅壁画现在仍在那里。又过了10年，描绘开罗苏丹皇宫的微型画中，几位年纪大的朝臣也戴着眼镜。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北欧的本笃会修道士发明了碾磨谷物的磨坊水车。这是第一个真正的自动化装置，30年后传遍欧洲。西方学习中国印刷术随后30年，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和木刻印版也开始出现。
从知识到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的时间，似乎根植于知识本质。我们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如果同样的前导时间也适用于新的科学理论，这就不是纯粹的巧合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他的开创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指出，新的科学理论成为新的范式（科学家们注意并将其应用到工作中的一种陈述）大约需要30年。
基于知识的创新的第二个特点也是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们很少只基于一种知识，而是基于几种不同知识的融合，而且这些知识不全是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
在20世纪基于知识的创新中，几乎没有其他创新能够比种子培育和牲畜育种更能造福人类了。它使土地养育比50年前人们可以想象的多得多的人口。第一个成功培育的新种子是杂交玉米。它是亨利·华莱士（Henry C. Wallace）历经20年的努力培育而成的。华莱士曾是艾奥瓦州一家农场报纸出版商，后来是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长（可能是唯一值得铭记的农业部长）。杂交玉米主要以两种知识为基础。一种是杂交优势，它是密歇根植物育种家威廉·毕尔（William J. Beal）于1880年左右发现的。另一种是遗传学，它指荷兰生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对孟德尔遗传学的重新发现。这两个人彼此并不认识，他们的工作目的和工作内容也截然不同。但只有将这两种知识融合起来，才能培育出杂交玉米。
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同样以两种知识为基础。一种是汽油发动机，它设计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用于卡尔·本茨（Karl Benz）和戈特弗里德·戴姆勒（Gottfried Daimler）生产的汽车。另一种是与数学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它是从滑翔机的试验中发展而来的。每种知识都是独立发展而来的，但只有两者的融合，才使飞机成为可能。
前面提到的计算机，至少需要五种不同知识的融合。一项科学发明：三极管；一项重大的数学发现：二进制；一种新的逻辑：穿孔卡的设计概念；还有程序和反馈的概念。要设计计算机，这些条件缺一不可。人们认为有“计算机之父”之称的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之所以没有制造出计算机，是因为他所在的年代没有合适的金属和电功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即便巴贝奇当时拥有合适的金属，他至多只能设计出我们现在称为收银机的机械计算器。没有逻辑、穿孔卡设计、程序和反馈的概念，巴贝奇只能想想而已。
1852年，皮埃尔兄弟创办了第一家创业型银行。因为他们只有创业型银行所需的两种知识之一，这家银行很快就失败了。创造性金融理论使他们成为出色的风险投资家，但他们缺乏系统的银行业知识。这种知识当时正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发展，并被编写在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经典著作《伦巴第街》（ Lombard Street ）中。
在皮埃尔兄弟19世纪60年代初失败之后，有三位年轻人分别从皮埃尔兄弟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风险投资概念中融入银行业知识并都取得了成功。第一位是J. P. 摩根，他在伦敦接受培训，同时认真研究了皮埃尔兄弟的工业信贷银行。1865年，摩根在纽约创办了19世纪最为成功的创业型银行。第二位是年轻的德国人西门子，他在莱茵河彼岸创办了他所称的“综合银行”。“综合银行”的意思是指，它既是英国模式的存款银行，也是皮埃尔兄弟模式的创业型银行。另一位年轻人是远在东京的涩泽荣一，他是第一批赴欧学习银行业第一手知识的日本人，在巴黎和伦敦伦巴第街曾度过一段时光。后来，涩泽荣一创办了日本版的“综合银行”，并成为现代日本经济的奠基人之一。目前，西门子的德意志银行和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仍然分别是德国和日本最大的银行。
美国人詹姆斯·戈登·本尼特（James Gordon Bennett）第一个设想出现代报纸并创办了《纽约先驱报》（ New York Herald ）。本尼特深知报界存在的问题：报纸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才能保证编辑独立性；但发行价要足够低，才能保证发行量。早期的报纸有的为了获得收入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充当一些政治派别的代言人。当时大部分美国报纸和几乎所有的欧洲报纸，都处于这种境地。比如当时的贵族报纸《泰晤士报》是为绅士而写的，这种报纸价格昂贵，只有小部分精英人士能够负担得起。
本尼特极其明智地利用了现代报纸的两种基础技术知识，电报和高速印刷。这使他只需用传统成本的一小部分就能生产报纸。他知道他需要高速排版，但直到他去世后高速排版才出现。他也看到两个非科技基础之一，大众教育，这使便宜报纸的大量流通成为可能。但他没有抓住第五个基础：保持编辑独立性的收入来源，大众广告。本尼特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成为第一位新闻界巨头。但他的报纸既没有获得领导地位，也没有获取经济效益。20年后，大概在1890年，三位了解并利用广告的人实现了这一目标。第一位是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他起初在圣路易斯后来去了纽约；第二位是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他接管了即将破产的《纽约时报》并将它发展成为美国的主要报纸；第三位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发明了现代报纸连锁业。
以尼龙为起点的塑料也是由1910年左右出现的几种新知识（以及因素）融合而成。其一是有机化学，起初是德国人开始研究，后来是在纽约工作的比利时人贝克兰做了改进；其二是X光衍射以及依赖此技术对晶体结构的理解；其三是高真空技术；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物资短缺压力。这使德国政府大力投资聚合物的研究以得到橡胶的替代物。但直到足足20年后，尼龙才走向市场。
如果某项必需知识没有准备就绪，那么基于知识的创新就还不成熟并且会失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所需要的要素已经为人所知并且能够获得，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被使用，创新才可能发生。1865—1875年的综合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脑的出现同样如此。有时候，创新者会发现缺失部分并去创造它。约瑟夫·普利策、阿道夫·奥克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现代广告业，进而催生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媒体，也就是信息和广告在“大众传播”中的结合。莱特兄弟确定了飞机制造的缺失知识（主要是数学知识）。于是他们通过制造风洞和实际测试来发展这些知识。直到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的知识都准备就绪，创新才会发生。否则，它必然夭折。
举个例子，与塞缪尔·兰利（Samuel Langley）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兰利将会是飞机的发明者。相比于莱特兄弟，兰利更能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作为美国当时重要的科技机构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的主席，兰利能够调配国家所有科技资源。但是即便他所在的时期已经发明出了汽油发动机，他也会对此置之不理。他更相信蒸汽发动机。结果他设计出的飞机虽然能够飞行，但由于蒸汽发动机的重量，这架飞机不能承载任何重量，更不必说带一个飞行员了。只有将数学知识和发动机知识相融合，才能设计出飞机。
事实上，直到所需知识都融合起来，基于知识的创新的前导时间才算开始。
基于知识的创新的特点也赋予了它独特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同于其他类型创新的要求。
1. 首先，基于知识的创新要对所有必需要素加以分析，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社会、经济或认知要素。 该项分析必须能够辨别出缺失的要素，这样企业家可以决定是想办法制造这些缺失的要素（如莱特兄弟在数学知识缺失时的决定）还是由于条件尚不具备而推迟创新。
莱特兄弟的例子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要求。他们对制造发动机驱动的载人飞机所需的知识进行全面的深入分析。利用可用的信息，他们开始研究缺失的知识。首先进行理论上的检验，随后进行风洞测试以及实际飞行试验，直到最后获得设计制造副翼和机翼所需要的数学知识。
基于非技术知识的创新需要同样的分析。摩根和西门子都没有发表过论文，但日本的涩泽荣一发表过论文。我们因此得知，涩泽荣一在仔细分析已有知识以及所需的知识后，决定放弃辉煌的政治生涯并开始创办银行。同样地，普利策在创办第一份现代报纸时仔细分析了所需的知识，决定开辟广告业务并相信能够成功。
如果可以讲个人的例子，我作为管理领域的创新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建立在20世纪40年代初类似的分析之上。许多必需的知识已经存在，如组织理论，而且还有很多管理员工和工作的知识。但是，我的分析表明这些知识零散于不同学科之中。经过分析我还发现了缺失的关键知识：企业的目的、我们现在所称的企业策略和战略、目标，等等。我认为这些缺失的知识都可以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分析，我永远无法弄清楚必需的知识是哪些、缺失的知识是哪些。
如果不进行这种分析，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可能是基于知识的创新无法实现，就像兰利身上出现的情况一样；也可能是创新者丢失创新的成果或仅仅为他人作嫁衣。
英国人能够基于知识进行创新却不能收获创新成果，这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英国人首先发现并培育出青霉素，后来这项成果却被美国人接管了。英国科学家做了出色的技术工作，他们研发出青霉素，明确其用途。但他们并没有把生产青霉素的能力视为一种关键知识要素。他们原本可以研究出发酵技术这一必需知识，但是从未去尝试。结果，美国一家小公司辉瑞公司（Pfizer）开始研究发酵技术，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青霉素制造商。
同样地，英国人构思、设计并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英国的德哈维兰公司（de Havilland）并没有对需求进行分析，因此也没有发现两个关键要素。一个要素是配置，在为航空公司创造最大利润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不同路线安排合适大小的客机和合适的载客量。另一个要素看似同样平凡，如何解决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的融资问题。由于德哈维兰公司未曾进行分析，导致喷气式飞机制造被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接手。而德哈维兰公司早已经消失。
这种分析看似显而易见，但是科学或技术创新者却很少进行分析。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认为自己早已了然于胸，因此不愿意进行精确的分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基于知识的伟大创新通常是由门外汉而非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创造出来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财务人员构想出来的。他的战略使通用成为世界上供应大型蒸汽涡轮的重要企业，并因此成为世界上电力公司的重要供应商（详见第19章）。同样地，老托马斯·沃森与其子小托马斯·沃森这两个门外汉使IBM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杜邦公司为了让尼龙这一基于知识的创新有效并获得成功需要进行的分析，是由执行委员会的商业人士而非技术开发的化学家做的。波音公司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喷气式飞机的主要制造商，是因为它由对航空公司和大众需求有深入了解的营销人员所领导。
这并非自然法则，它更多是关乎意愿和自律的问题。也有很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会强迫自己去思考基于知识的创新的要求，爱迪生就是一个例子。
2. 其次，基于知识的创新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它不能是试探性的。 创新活动令人振奋并广受关注，这意味着创新者必须一举成功，因为他（们）很难有第二次机会。在目前提到的其他几种创新中，创新者一旦成功就能在相当长时间里独享成功，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基于知识的创新。他们的竞争者数量很快会超乎想象。稍有差错，他们就会被竞争者超越。
大体上，基于知识的创新只有三个重点。第一，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在宝丽来公司提出的，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占领这个领域。这也正是IBM早期的做法，向客户出租计算机但不出售计算机。IBM向客户提供软件和程序，指导程序员学习计算机语言，指导客户管理人员操作计算机，并为客户提供其他服务。20世纪初，通用电气公司在建立基于知识的大型蒸汽涡轮创新的领导地位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第二，市场焦点。基于知识的创新可以旨在为自家产品开拓市场。这正是杜邦公司对尼龙的做法。杜邦公司并不仅仅销售尼龙，而且还同时创造尼龙的需求市场，如尼龙质的女性袜子和内衣的市场、尼龙质的轮胎的市场，等等。然后它将尼龙运送到制造厂，并让这些工厂生产杜邦公司已经创造出需求且实际上已经在销售的产品。同样地，1888年查尔斯·M. 霍尔（Charles M. Hall）发明铝电解工艺之后，铝业公司就开始创造锅碗瓢盆、铝杆等铝制产品的市场。这些铝业公司直接进行终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它们创造了一个即便没有完全但也有效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市场。
第三，占领战略位置。这是指集中于某项重要职能来占据一个战略位置（详见第18章）。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什么样的位置能够使知识创新者最大限度地免受早期震荡的影响呢？美国辉瑞公司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决定专注于发酵工艺，最终成为青霉素的早期领导者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波音公司专注于市场营销，即掌握航空公司和大众对飞机结构和资金方面的需求，最终成为客机制造行业的领导者并保持至今。尽管如今计算机制造行业处于动荡时代，一些计算机制造商陷入困境，但半导体等计算机关键部件的主要制造商依旧维持其领导地位。英特尔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同一行业内，基于知识的创新者有时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比如，杜邦公司选择了创造市场需求，而它在美国的最大竞争者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则试图在每个市场都占有一席之地。100多年前，摩根选择关键职能法，他将银行定位为欧洲资本流向美国产业，进而流向其他资本短缺国家的通道。而同时期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涩泽荣一都选择了系统法。
爱迪生的成功诠释了明确定位的效力。并非只有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同时期的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斯旺（Joseph Swan）也发明了电灯泡。就技术而言，斯旺的灯泡更好，以至于爱迪生购买了斯旺的专利并用于电灯泡生产。不过爱迪生不仅仅思考技术需求，还同时考虑自己的定位。在开始玻璃罩、真空管、闭合开关以及发光纤维等技术工作之前，爱迪生就做了系统的决策。他的灯泡是针对电力公司而设计的，为此，他确定好融资，获得灯泡用户用电的接线权并布局好电力分配系统。斯旺作为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产品，而爱迪生却塑造了一个行业。因此爱迪生可以进行电力设备的销售和安装，而斯旺只能寻找对他的科技成果感兴趣的人。
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诚然这三个重点处处布满风险。但如果创新者不能确定一个清晰的定位（更不必说尝试两个或更多选择，风险将会更大），最终注定失败。
3. 最后，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尤其是基于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的创新者，需要学习创业管理并付诸实践（详见第15章） 。事实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创新，创业管理对基于知识的创新尤为重要。基于知识的创新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需要更加重视财务和管理上的远见以及市场主导与市场驱动战略。但基于知识的创新，尤其是高技术创新往往缺乏创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密集型行业高失败率的根源在于知识型尤其是高技术型创业者本身的错误行为。他们往往对非“先进知识”的人或物（尤其是他们所在领域的外行）不屑一顾。他们迷恋自己的技术，认为质量就是技术的精密性而非为客户创造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总的来说，他们依旧是19世纪的发明家而非20世纪的企业家。
事实上，许多公司的经验表明，只要认真加强创业管理，基于知识的创新（包括高技术创新）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瑞士药品制造商霍夫曼罗氏是一个例子；惠普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准确地说，基于知识的创新本身具有极高的风险，创业管理因此变得尤为必要和有效。
即使对基于知识的创新进行严密分析、明确定位并认真加以管理，它仍然具有独特的风险和固有的不确定性。
首先，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动荡不安的。
基于知识的创新的两个特点，即较长的前导时间和知识融合，使它具有独特的节奏。很长时间来，人们认为将会有创新发生，但其实并未发生。然后突然之间，进入爆发期，随后是极度令人兴奋的几年，出现大量创业活动和媒体报道。五年后，市场重新洗牌，只有少数企业存活下来。
1856年，德国的维尔纳·西门子应用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于1830年（1856年往前25～26年）提出的电学原理，首次设计出电动马达和发电机。这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从那时起，人们就确信会出现一个电气行业并成为主要行业。但22年来，许多科学家和发明者为之付出努力却毫无收获。究其根源在于缺失一种知识，也就是后来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对法拉第原理的发展。
这种知识出现之后，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了电灯泡，这场电气竞赛开始了。接下来的5年，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电气设备公司相继成立。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了小型电气设备制造商舒克特（Schuckert）。基于爱迪生的研究成果，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成立了。在美国，现在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Westinghouse）都是那时成立的。在瑞士，有布朗勃法瑞公司（Brown Boveri）。瑞典的阿西亚公司（ASEA）成立于1884年。当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家有上百家这样的公司。这上百家公司备受投资者青睐，都有望成为资产10亿美元级别的公司。电气设备行业的兴起催生了第一波科幻小说的热潮，使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成为享誉世界的畅销作家。但到了1895—1900年，大多数公司都消失了，或者停业，或者破产，或者被收购。
1910年左右，仅仅美国就有多达200家汽车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初，只剩下20家；到1960年，就只剩下4家了。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有数百家公司生产收音机，还有数以百计的广播电台。到1935年，美国广播业形成只有三大网鼎立的局面，且收音机制造商也只有几家得以幸存。1880—1900年，报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报业是重要的朝阳行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国家的报社数量急剧下降。银行业的处境同样如此。在银行业的开拓者摩根、西门子和涩泽荣一之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几乎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但1890年左右，也就是仅仅20年之后，银行业掀起了兼并浪潮。银行要么停止营业，要么进行合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国家都只剩下几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银行，要么是商业银行，要么是私人银行。
无一例外，每个行业中的幸存者往往都是行业爆发早期创建的。过了这个阶段就很难再进入这个行业了。在任何新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中，都存在一个为期几年的窗口期。新创企业必须在窗口期内进入该行业。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窗口期现在变短了。正如人们错误地认为从新知识出现到转化为技术、产品和工艺所需的前导时间变短一样，这个认知也是错误的。
1830年，乔治·史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在商业铁路上首次成功牵引火车。随后短短几年内，英国成立了100多家铁路公司。铁路在10年内成为高技术产业，铁路企业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1855—1857年出版的小说《小杜丽》（ Little Dorrit ）中，狄更斯对这种投机活动进行了犀利的讽刺。这种现象与当今硅谷的投机热没有什么差异。1845年左右，这个窗口突然关闭了。从那时起，英国再也没人去投资建设新的铁路。1845年还是100家左右的公司50年后只剩下了五六家。同样地，电气设备业、电话业、汽车业、化工业、家电业及电子消费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窗口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无可否认，如今窗口变得愈加拥挤。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铁路热潮仅仅限于英国；后来，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完全独立于邻国先前发生的铁路热潮。之后，电气设备的热潮超越国界，25年后的汽车热潮同样也超越国界。这两个热潮都只限于当时的工业发达地区。如今，工业发达地区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日本、巴西，而且很快将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目前，通信几乎是即时的，交通也很便捷。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大批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这些人可以立即参与到基于知识的创新中，尤其是基于科技的创新和基于技术的创新，而100多年前，只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才拥有这种优势。
这些事实具有两个重要意义。
1. 基于科学或技术的创新者会发现时间与他们作对。 在其他创新机会源中，包括意外事件、不协调事件、流程需求、产业结构变化、人口统计特征、认知的变化，时间是支持创新者的。在这些创新中，创新者有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创新而不会被其他人占领先机。即便他们存在失误，也有时间来改正。此外，他们具有多次创业的机会。但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特别是基于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的创新，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在这类创新中，窗口时间极为有限。创新者必须一举成功，没有再次尝试的机会。外界环境严峻，窗口一旦关闭，机会便随之消逝。
但在某些知识密集型行业中，在第一个窗口关闭之后的二三十年内，可能会出现第二个窗口。计算机行业就是如此。
计算机行业的第一个窗口开始于1949年，持续到1955年左右。这段时间内，世界上所有的电气设备公司都开展了计算机业务，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屋公司和美国无线电通信公司（RCA）；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普利西半导体公司（Plessey）和费兰蒂技术公司（Ferranti）；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等等。1970年，这些大公司又纷纷撤出计算机业。这一领域的占领者是1948年尚未成立或者规模很小的公司，包括IBM公司、“7个小矮人”（美国七家小型计算机制造商）；ICL公司（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普利西和费兰蒂公司的计算机事业部剩余部分组成的公司）；法国几家由政府大力扶持的小公司；德国的一家小公司利多富公司（Nixdorf）；日本几家在政府支持下才得以生存的公司。
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微芯片的发明引发了第二个窗口。这催生了文字处理器、小型计算机、个人电脑，并实现了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融合。
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失败的公司没有再次参与竞争。第一回合中幸存的公司也没有加入第二回合，或只是不情愿地加入进来。尤尼瓦克公司（Univac）、控制数据公司、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宝来公司（Burroughs）、富士通公司和日立公司都没有在小型计算机或个人电脑市场中取得领导地位。IBM公司是唯一的例外，它在第一回合中也是无可争议的冠军。这也是早期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模式。
2. 随着窗口更加拥挤，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存活概率更小。
在窗口打开时，进入者可能会很多。产业结构一旦稳定或者成熟，则至少在一个世纪内都很难变化。当然考虑到技术、资本需求、进入的难易程度、产品是否外销等，不同的产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典型结构：在任何给定的市场中有很多公司，包括大、中、小型公司，还有很多专业人员。对于任何一个基于新知识的产业，无论是计算机行业还是现代银行业，都只有一个市场，即世界市场。
当行业进入成熟期或稳定期时，基于知识的创新者的幸存人数并不比传统时期高。随着世界市场和全球通信的出现，窗口期的新进入者会大幅增加。当淘汰期来临时，企业的失败率也会比以往高。淘汰期通常都会出现，不可避免。
窗口一旦关闭，淘汰期随即来临。在窗口期创办的大部分企业，都不能撑过淘汰期。过去的高科技产业如铁路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汽车业的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点。在我写本书之时，微处理器、小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公司已经开始经历淘汰期，这距离窗口期的开启也只有五六年。目前仅仅在美国，该产业就有100家左右公司。10年后，也就是1995年，无论什么规模或意义，也许只有几家公司才能存活下来。
生存还是毁灭，或是挣扎求生，这是很难预测的。事实上，推测完全没有意义。企业的规模大也许有利于生存，但并不能保证企业在淘汰期依旧成功存活。否则，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化学公司应该是联合化学公司（Allied Chemical）而不是杜邦公司。当美国化工业窗口于1920年开启之际，由于拥有德国化学的专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没收了这些专利），联合化学公司看似无可匹敌。仅仅七年，淘汰期过后，联合化学公司就变得不堪一击了，再也没能重回往日的巅峰时刻。
1949年，没人会预想到IBM会成为计算机行业的巨头，更不曾想过通用电气或西门子之类经验丰富的行业领袖会一败涂地。1910年或1914年，当汽车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备受追捧之时，没人会想到通用汽车和福特能够存活并愈加强大，而被寄予厚望的帕卡德（Packard）或哈普（Hupmobile）却消失无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银行业刚刚兴起，也没人料到德意志银行会吞并众多商业银行成为德国的领先银行。
要预测某个行业是否能成为重要行业是很容易的。从历史来看，一个行业如果能进入迅速发展期，也就是我所称的窗口期，就能成为重要行业。问题是：哪些企业能够存活下来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充斥着狂热投资潮的爆发期之后就是惨烈的淘汰期，这种发展节奏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明显。
首先，相比于一般产业，高科技产业备受瞩目，因此吸引更多的新进入者和资金。同样地，它们也承载着更多期望。凭借鞋油生产或手表制造等普通产业变得富有的人远远多于依靠高科技产业致富的人。但是，没人会期望一个鞋油生产公司会成就数十亿美元的事业。即便它们只是一家中等规模的普通家族企业，也没人认为这是失败的。相比之下，高科技产业是一个非赢即输的产业，平淡无奇则毫无价值。这使得高科技创新具有内在的高风险性。
其次，高科技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盈利。计算机行业开始于1947—1948年，但30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行业才达到收支平衡点。的确，一些公司（实际上都是美国公司）在较早时候就能盈利。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IBM，很早就获得了较高利润。但从整个产业来看，少数几家公司的利润被其他公司的巨额亏损大大抵消了。例如，一些大型国际电气公司想成为计算机制造商却一败涂地。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早期的“高科技”热潮中，如19世纪初的铁路热潮，1880—1914年的电气设备和汽车热潮，20世纪20年代的电子仪器和收音机热潮，等等。
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只有在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企业才能继续参与比赛。为了维持地位，高科技产业必须奔跑得越来越快。
当然，这也是迷人之处。但这也意味着，当淘汰期到来，哪怕只是一阵短暂的风暴，极少数几家资金雄厚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这不仅仅是为什么高科技新创企业往往需要比其他新创企业在财务上更有远见，也是为什么相比于一般新创企业，有财务远见的高科技新创企业更稀少的原因。
在淘汰期，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创业管理（详见第12～15章）。德意志银行当时之所以能在众多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全在于乔治·西门子深思熟虑之后成立的世界一流高层管理团队。不同于联合化学公司，杜邦公司在20世纪初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长期规划，并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管理信息和控制系统。联合化学公司则由一个“毫无头脑的极端自大狂”经营。但是，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在最近计算机淘汰期失利的许多大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往往被认为具有一流的管理。虽然在淘汰期福特被诟病管理不善，险些被淘汰，但它还是存活下来了。
因此，创业管理可能是幸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在淘汰期，只有内部人员（也许就算他们也不）能真正了解，在繁荣期迅速成长的基于知识的创新企业是否像杜邦公司一样开展有效管理，或者像联合化学公司一样基本无管理。但等我们搞清楚情况时，大多为时已晚。
要想获得成功，基于知识的创新必须是成熟的、可接受的。这是基于知识的创新固有的风险，也是它的独特力量。其他类型的创新都是利用已经发生的变化，去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而基于知识的创新则带来变化，创造需求。没人能预知，用户对这种创新是接受、置之不理还是极力排斥。
的确，例外是存在的。发明抗癌药物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接受度的问题，但这种例子极为罕见。对于大多数基于知识的创新，获得接受度是个赌博。成功的概率是未知的，其实可以说是充满神秘感的。也许本来会有很高的接受度，但没人意识到；也许人们都坚定地认为社会真的迫切需要一种创新，但创新来临时无人接受，甚至还有人抵触。
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这种惰性反应随处可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普鲁士国王认为：“当人们在一天内可以从柏林骑马到波茨坦（不用花钱）时，即便火车只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也不会付钱去乘坐火车。”因此断言铁路这一新设施肯定会失败。当时，并非只有普鲁士国王如此判断，同时代的许多专家和他的观点一致。同样地，当计算机出现时，也没有一个专家料想到它在商业界会如此受欢迎。
截然相反的错误反应，同样也很常见。“人人都知道”存在某种真正的需求，但在现实中却对它无动于衷或者大力反对。曾有一个在1948年根本无法预想到企业会需要计算机的权威专家，到1955年左右，预测计算机将在10年之内“使学校发生革命性变化”。
德国人认为“电话之父”是菲利普·赖斯（Philip Reis）而非贝尔。赖斯于1861年研制出能够传输音乐的仪器，这很接近语音传输。但后来由于过度沮丧，他放弃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电报已经足够满足通信需求了。”赖斯认为没有人会接受电话，对它感兴趣，或者渴望拥有它。但15年后，当贝尔申请电话专利时，人们为之振奋。德国人的反应最为热烈。
这15年内接受度的改变并不难解释。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这两大战役暴露了电报的不足。但是，这并非接受度变化的根本原因。1861年，当赖斯在一个科学会议上展示他的仪器时，与会专家都预测这一发明将备受欢迎。结果，每个权威专家都预测错了。
当然，专家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常常如此。例如，1876—1877年间，专家们认为灯泡和电话会有很高的接受度。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同样地，19世纪80年代，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也得到了专家的支持。这再次证明专家对新设备的高接受度的预测是正确的。
但是，专家是否能正确判断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的可接受度，只能事后评判。
即便在事后，我们也不一定能理解，某个基于知识的创新为什么会受到欢迎或遭到抵制。例如，没人能够解释语音拼写法为何受到极力抵制。人人都认同非语音拼写法是阅读和写作的主要障碍。它使学校不得不在学生阅读技巧上投入过多的时间，还导致很多儿童的阅读能力不足并引发他们的逆反情绪。语音知识至少已经出现一个世纪了。在问题最为严重的两国语言中，语音拼写法的实现方式已经出现：英语中的音标和更早的日语中的48个音节的假名表。对于这些国家，它们邻近的国家都有应用语音拼写法并获得成功的例子。19世纪中期，德国的文字拼写改革对英国来说是个成功的例子。更早时期，韩国的语音改革对日本来说同样是个成功的例子。但是，这样一种具有迫切需求，已被证明是安全、容易、有效的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却不被接受。原因何在？外界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这种风险无法消除，甚至根本无法减少。由于无法对不存在的事物开展市场调查，市场研究也毫无效用。意见分析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会带来危害。要了解基于知识的创新的接受度，应将实践经验和专家意见相结合。
如果想开展基于知识的创新，必须在其接受度上赌一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基于新的科技知识的创新，风险最高。时下热门的创新领域，如个人电脑、生物技术，风险尤其高。相比之下，一些不受追捧的领域，由于会有更多的时间，风险会低很多。一些基于非科技知识的创新，如社会创新，风险更低。但是，高风险是基于知识的创新的固有属性，也是其高影响力的必要代价。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我们看待世界本身、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甚至是看待我们自己的方式。
将新知识与其他创新机会源，如意外事件、不协调事件，尤其是流程需求相结合，高科技创新的风险会大幅下降。其他创新机会源中的接受度，或者已经确定，或者很容易进行可靠的检验。而且在这些领域中，创新所需要的知识通常也可以精确无误地加以界定。这也是“项目研究”备受欢迎的原因。不过项目研究需要有组织、有目的，需要大量的系统工作和自我约束。
可见，基于知识的创新对创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创新者，他们承受的风险也不相同，比如时间会与他们作对。但是，风险越高，潜在回报也越高。其他领域的创新者可能会创造财富，但基于知识的创新同时还可能收获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