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火

从拉蒂家出来，赵堂直接穿过公路，去了地里。

空气中的潮气还未散去，地上铺着薄薄的一层雪水。昏暗的路灯从照壁一直伸进村里，两侧的窗户透出白色和黄色的光。街上没什么人走动，狗也没有，几摊被月光照亮的水洼散在路上。稀稀拉拉的声音从窗户里悠出来，很快被黑夜压掉。赵堂往村子上方看去，那里的夜空带着一种从天而降的黑，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纯净的黑。他的心底陡然生出陌生的感觉，觉得自己过去的四十多年因为这里的黑而变得一文不值。他转过身，朝着地里走去。

他朝西走了一段路，看到矿上的灯火后停住。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几个月的班。因为本地人不让下矿，他找关系进了护矿队。后来福建老板来了，护矿队也不要本地人了。他坐在田垄上，点了根烟。他从来不知道在地底下干活儿是什么样。有时候他觉得难以置信。人们生活在地上，却要挖空地下。这就像一只啄木鸟啄掉了所有的树木，它再也无法立在树上，任风穿过它潮湿的羽毛。

赵堂躺到地上，一只手枕在脑后。他摸到脖子上方很长的一道疤，那是在他离开护矿队前一天留下的。他站在照壁后面，看着人们在地上打来打去，有人还爬到三轮上去打。后来有人开了铲车过来，顶翻好几辆三轮，还差点轧死一个孩子。那些带着一股蛮横意味的吼叫声混着红色的血。小孩们哭起来，大人啊呀啊呀地叫着。就在那时，他感到一种厌倦。人们出卖了土地的过去和将来，却因为没拿到一点点钱而大打出手。他们踩着土地，在上面撒尿流血。他看着照壁上的“宾村人民欢迎您”笑起来。他转身往村里走，想好了晚上吃葱油饼。半块砖头砸上他的后脑勺。好了以后，他就去了城里。

他抓了一把刚刚解冻的土在手里揉搓着。他在村里从来没种过地。他把八亩地租了出去，每年能够拿到三千二百块钱。只有在上坟的时候，跪在地上，他才像个真正的庄稼人。他把头顶在春天复苏的土地上，心情好的时候会挤出一点眼泪来。他几乎从未在平常的日子里想起他那死去的父亲。如今他攥着那把土，在冷风吹过的时候想起他父亲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他坐起来。此时他觉得夜空就像一口大锅，被火烧得黢黑，扣在大地上，扣住了所有人。他感到一种爽快。把他短短的几十年放到天上，放到古人和他父亲的眼里，放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谁也不会比谁活得久。在城里的时候，他租住在地下室，旁边有大学生和穿西服的上班族。有时候他们会在通道里相遇。赵堂每次都打招呼，但少有人回应。后来他也不打招呼，只管埋头走路。

在正街上走着的时候，赵堂看到铁狗家里亮着灯。他推开门，走到屋檐下，看到屋里有人支着团桌打麻将。他走进去站在旁边看，抓了一把花生吃起来。等他们打完算钱的时候，才有人注意到赵堂。他们朝他点了个头，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又问在外面赚了多少钱，有没有拐一个媳妇回来。

赵堂正要回答，发现他们又聊起打麻将的事情。他插着说了一句，没人听到。他把剩下的花生扔回果盘。茶几上铺着深绿色的油毡，上面摆着果盘、香烟、烟灰缸、剪刀、杏花村，还有一件淡蓝色的大码胸罩，上面散着红色的点和线条。胸罩扣在茶几一角，肩带从茶几边上耷拉下来。

等其他人走了以后，赵堂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铁狗喊他“堂子”的时候，他恍惚中以为是他父亲。就在刚才，他梦到父亲坐在三轮车上朝他挥手。三轮车没有轮子，停在一片不知道大小的浑浊的水洼里，上面没有任何影子，像是另一片土地。

他睁开眼，看到铁狗拿了杏花村往陶瓷酒盅里倒。旁边放着猪头肉和红肉合碗。

“在天津怎么样？”

“还好，我在那干了一个月，去了北京。”

“北京？”铁狗在赵堂肩头重重拍了一下，举起酒盅说：“来来来，干一杯，竟然去了首都北京，胆也够大的！”

他们碰了一杯。嘴唇离开酒盅，发出“啧啧”的声音。

“在北京怎么样？”

“不怎么样。刚开始做保安，后来就一直做搬运工。不过北京的人是真多，轮休的时候我去街上，到哪都挤着一堆人，虱子一样。后来我就改成晚上去，有一次我还花两个小时跑到天安门。你知道吗，白天的毛主席和晚上的毛主席看起来不太一样。白天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一张画像，可到了晚上，你会觉得是真的看到他在城墙上挥手。”

铁狗用手夹了一块猪头肉，边吃边说：“工资都给了吗？”

“给了三万，垮了两万。”

“这么赚钱，过年还去吗？”

赵堂摇摇头，说没定下来。“北京不是能待住的地方，你去了那连路都找不到。再说了，你走了，阿花小花怎么办？”

“嗐，她们怎么都能活，天天出去野逛。不过好在她们从来不出这个村。我在这里实在是待够了，一月就挣个两千出头，而且我听说这次省里要关掉许多小煤矿，洗煤厂也受影响。”

赵堂说：“外边挣得多，开销也多啊，你知道我住哪里？地下室，白天晚上见不到一点光，哪有你这两间楼板舒服？”

铁狗说：“不吃点苦怎么能赚到钱？不就睡个地下室嘛。”

赵堂说：“如果只是睡个地下室，这种苦谁吃不了？你没去过，你不知道北京是个什么样。”

“那你讲一讲。”

“我讲不出来，是一种感受，你还是好好想想。”

“那你还去不去？”

“我不知道。”

铁狗跷起二郎腿，那副胸罩被他踢到了地上。他的眼睛眯起来一点，盯着赵堂轻飘飘地说道：“去北京的车多的是。”

赵堂没有回话。他想劝铁狗多想想，但他也知道铁狗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人。他推开门走出去，听到铁狗在后边说：“过几天我去找你。”

在大门口，赵堂遇到了阿花和小花。阿花从远处跑过来，双手举着一个破旧的灯笼，一边跑一边呜呜叫着。小花跟在她身后，手里拖着一根树枝。

她们跑过他身边，似乎没注意到他。他听到风穿过灯笼的声音，还有树枝拖动小石子的声音。他走在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村子里，走在同样的街上，那些树枝和小石子，跟四十多年前也差不了多少。他突然有了一种错觉：他过去的四十多年是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就像是雨林或者大地被破坏后的自然恢复，一种缓慢但是坚定的过程。他在心里想，或许他的出生就是对父亲这种“类自然”环境的破坏，之后的成长则是这种环境的恢复。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在恢复中互相破坏，使得这个过程充满艰辛和灾难。等他父亲死后，他以为自己会好过一些，起码能不受阻拦地去过想要的生活，比如继续学习做一个木工，娶自己喜欢的女人。事实上，他一个都没做到。父亲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里，有时候他甚至分不清自己和父亲到底谁死了。

父亲死了的第二年，他试着去当一个木工学徒。但没人要他，嫌他年龄大。本村的木工则劝他找别的活干，时代不一样了。这时候他才想起来，想做木工是他十几岁时候的事。那时他跟着人学了两个月，父亲觉得赚不到钱，打发他去了货站。货站的活很累，但是总能在拉去仓库的路上偷摸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后来，他又去焦化厂、洗煤厂，赚的钱都交给父亲。等到他要娶一个女人的时候，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他去朋友家住了几天，回来带着人在院子中间砌了一堵墙。他还想把院墙另外打一道门，在朋友的制止下才罢手。

到家门口的时候，赵堂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生锈的锁打开。他撕掉套在上面的自行车内胎，推开大门。

院子里满是枯掉的草秆。整个院子看起来很深。立在屋檐下面的两间屋子带着一种很久没人居住的孤寂感，拒绝任何人的造访和理解。他从小到大都在这个院子里活动，如今看起来却没自己所想的那么熟悉。那些落在月光后面的阴影和角落，还有那些堆在旧棚子里的木料和煤块，给他一种比到陌生的地方还过度的紧张。他站在大门口，叹了口气。在受到他父亲的压力时，他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而当来自父亲的压力消失以后，他才发现，有更多让他不知所措的压力从周围挤过来。他并不渴望来自父亲的压力，但他渴望某种突出的压力，他就像一艘失去了动力之后在海面漂流的船只。他需要一场大风，甚至是一场灾难般的暴风雨。或者，他需要的不是方向，而是动力，能够让他脱离死水般的日常。

他进了屋，打开灯，用“热得快”烧了一壶水。他站着抽了一根烟，扫了地，擦了炕，把卷着的被褥翻开。由于没找到电褥子，他决定把火生起来。拧开电视，调到戏曲频道。他去院子里拿了木条和煤块。墙角的玉米秸秆都被刚才的雨夹雪浸湿。他回到屋里，没找到一张纸。最后，他把老日历撕下几张点着。

可能是潮湿的缘故，木条着了一小会就灭了。赵堂撕下更多日历，还是没点着。他去父亲那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找了一点废机油，浇到木条上。煤块很快烧起来，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烟味。

赵堂泡了一杯茶，侧身躺在炕上。电视里正在播放《卧虎令》。他从不喜欢听戏，但听戏会给他屋里有人的感觉。他趴在炕沿上，用火箸捅了几下，添了几块煤。

他脱掉衣服，钻进被子，关掉电视，埋头哭起来。很长时间都是干哭，没什么泪。他尽量不让声音过高。过了一会，他把鼻涕和一点泪擦干净，重新躺好。

快睡着的时候，他想起来还没埋火，怕后半夜会冷。但他又想，马上就春天了，不会太冷的。于是掖好被子，在越来越响的火光中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