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兴都市

日军投降以后，所有被放逐的人都如洪水般涌了回来，一并涌入的还有成千上万逃离战火的人。先行抵港的人有机会分到一个拥挤的房间——每个房间都被划分成十个甚至更多个床位，后来者就只能住进山坡上的棚户区。 短短五年，香港人口从60万飙升至300万，房屋租金也一路上涨。突然间，李海泉不再只是一名演员，而成了一名成功的包租公。

在当时，拥有四套寓所远算不上是大亨——李海泉的资产甚至还赶不上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爵士的百分之一——但这确实奠定了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基础。“我的父母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为衣食问题担心过。”李振藩后来跟朋友们介绍说。 事实上，这个家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以战后第三世界的标准来看，李海泉一家是非常富裕的，甚至能够买得起最新款的奢侈品。“到了1950年，我们家陆续购入了电视、冰箱、轿车，并有了自家的司机。”李秋源回忆道，“我们对社会阶层没什么概念，但如果你家里有台电视，那你一定身处上流阶层。” 除了司机，他们家还有两位住家用人、一只猫、一缸金鱼以及五条狼狗。 李海泉就是这样凭借着才华、精明和运气，从贫困的童年一路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孩子们得以重新在自由环境中健康成长。秋源和小振藩性格外向，喜欢玩闹，秋凤和忠琛性格内向、勤奋好学。李秋源说：“秋凤和忠琛不多说话，对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非常认真，但我和振藩不一样，我们前一分钟还在打架，下一分钟就会和好。我俩都比较懒，但我没他那么懒。有时我们太懒了，爸爸会责骂我们，不给我们吃的。”

香港被占领期间困扰小振藩的疾病，以及因此带来的羸弱体态，也随着生活的改善而得到了控制。他变得极度活跃，家人甚至还为他起了绰号，叫他“无时停”。他总是跳来跳去，不停地玩耍、打闹、嬉笑，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李忠琛记得，如果小振藩长时间不说话，他们的妈妈会认为他一定是病了。 李振辉说：“这个哥哥好像患有过度活跃症，像只甩绳的马骝。” 有时，他也会质疑父母让他做的事，这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点解B。 他对权威的怀疑态度持续了他的一生。他在拍《唐山大兄》时，亦因每事必问的行径，而被导演恼怒地称为“点解龙”。

后来，他的父母发现了唯一能让他乖乖地“安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本漫画。 他会静静地坐着读上几个小时。在1957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出现以前，读漫画和杂志就像去儿童乐园一样，是孩子们主要的娱乐形式。 小振藩从功夫漫画看起，年纪大一些后，开始看武侠小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去书店了。小振藩在六岁时戴上了近视眼镜，何爱榆认为是他痴迷阅读最终导致了近视：“他经常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在床上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看小字体的漫画，我认为这是导致他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些漫画和充满幻想的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阅读时，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有一次，何爱榆责备他自私：“你这孩子真没用，对我们都没什么感情。” 小振藩没有辩护，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进行回应：“如果我们正在森林里走着，遇到一只老虎，我会留下来跟老虎搏斗，让你们快点儿离开。”

除了收租以及因粤剧演出所获得的薪水，李海泉又新增了一项收入来源：拍电影。抗日战争前，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联华影业（Lianhua）的董事长是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 在上海逐渐发展成中国电影制作圣地之前，它的总部设在香港。后来，随着上海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香港总部就变成了联华影业的一个地区性的分支结构，只负责制作低成本的粤语片。但日本的入侵使得当时所有电影制作被迫中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在香港被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唯一一部在香港摄制的影片是1942年上映的《香港攻略战》（The Battle for Hong Kong），这是一部日本宣传片，演员多数是日本人，但也有很多香港著名演员被强迫要求出演。李海泉也被要求出演，不过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决定挽救了他的事业——那些出演的香港电影人在战后被视为卖国贼而列入了黑名单。

香港摆脱日军占领之后，中国内地的内战还在继续，从而导致了许多上海艺术家移居香港，随后内地其他地区的一些演艺人士也陆续移居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已经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华人电影界的中心。

作为一名著名粤剧演员，李海泉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在日军占领中幸存下来且声誉完好无损的演员之一。他在电影行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很好地抓住了机会，出演了几十部电影，其中以喜剧角色居多。他经常扮演有钱又贪婪的吝啬鬼，这些总被捉弄的角色常会博得观众的笑声。虽然以现代标准来看，当时的电影演员薪酬并不高，但远比舞台演出赚得多。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的导演杨逸德认为：“他（李海泉）拍电影的收入大约是当时租赁寓所收入的一半。”

作为新兴电影业的一分子，李海泉对所有主演都非常友好，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他还会带着孩子们去片场。当置身于如丛林健身房一般的外景地时，没有人比“无时停”更兴奋了。“振藩顺着木梯爬到演播室上方挂灯的地方。我们很担心他摔下来。他想接触从摄像机到音响设备在内的一切东西。他太顽皮了，大家只得教他玩手指游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女演员冯素波（Feng So Po）回忆时说。

小振藩6岁时，他父亲最新参演的一部电影的导演在片场发现了他，对他印象深刻，于是给了他一次演出的机会。起初，李海泉父子觉得导演是在开玩笑。何爱榆说：“小龙先是瞠目结舌，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是李小龙正式出演的第一部戏，在这部名为《人之生》（1946年，The Birth of Mankind）的粤语电影中，李小龙扮演了一位离家出走的男孩，后来沦为扒手，最终被一辆卡车碾轧致死。电影催人泪下，非常感人。虽然电影票房惨败，很快被人遗忘，但电影中李小龙所塑造的坚强、聪明而又心地善良的街头顽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在他童年所出演的电影中，类似的角色反复出现。

在1948年公映的电影《富贵浮云》中，李振藩再次扮演一位战后孤苦伶仃、露宿街头的失学儿童。他的父亲李海泉是这部电影的联合主演，也是电影的推广人，考虑到家族关系以及他父亲的名声，他们给小振藩取了一个新艺名，叫“小海泉”。各大报纸甚至刊登广告，宣传“神童小李海泉客串”。 李振藩的演艺事业，乃至于这个暂时的艺名，都是在其父亲的光环下开始的。身为儿子的他注定要用余生来超越自己的父亲。

1950年上映的《细路祥》是李振藩第一次摆脱父亲的光环以主演身份参演的电影，这也是他参演的第五部电影。该片根据袁步云的一本流行漫画改编而成，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绝对是一部大制作。 导演冯峰面试了几位儿童演员，但并没有找到饰演主人公阿祥的合适人选。这是一个坚强、狡猾，但又内心善良的角色，导演所面试的演员全部不适合这个角色，直到导演看到小振藩在之前电影中的表现——所呈现出的邪性顽皮的特质，觉得小振藩是出演阿祥的最佳人选。于是，他亲自到弥敦道218号去征求李海泉的意见。令他意外的是，他被拒绝了。因为在一部大电影中饰演主角，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以前演戏是利用课余时间，现在则需要变成全天候出演。李海泉并不想让儿子像他一样，以后走演艺这条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一份中产阶级的职业，比如医生、律师或银行职员之类的。冯导演对小振藩的表演才能赞不绝口，认为他以后是注定要吃这行饭的。当这些都未能奏效后，他提出可以让李海泉在电影中出演另一个主要角色——一个吝啬、富有，但骨子里又温柔善良的大老板，这样李海泉可以在拍摄期间照看他的儿子。“最后，爸爸答应了，他这个决定改变了小龙以后的人生。”李振辉说。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电影界充满了政治色彩，在意识形态上有左派和右派之分。 《细路祥》是明显的左派电影，李振藩在该片中饰演跟何大叔住在一起的孤儿阿祥，何大叔是一名老师，收入很低，没有钱来供阿祥读书。李海泉饰演布厂大老板洪百好，洪老板聘请何大叔为私人秘书，并安排阿祥进了一家私立学院读书。由于是新生，阿祥刚入校就被人欺负，与人打了一架，接着很快被开除。随后，阿祥与一群靠偷盗等犯罪手段为生的混混走到了一起。“我们必须靠偷窃才能生存下去。”领头儿的飞刀李说。

在一次抢劫洪老板工厂的行动失败之后，飞刀李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让他的同伙逃跑，并劝他们改邪归正：“不要再犯罪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努力去干。把属于我的钱拿一些给阿祥，这样他和他的叔叔就可以回乡下务农了。”电影结尾是阿祥和何大叔——昔日的老师，愉快地前往农村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10岁的小振藩在片中的表演形象生动，情感动人。在一个场景中，他幽默地模仿起他的老师；在另一场景中，他还虚张声势地挺起肩膀，用大拇指刮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向对手示威——这是他日后作为成年演员时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在影片最后一场精心设计的打斗中，他无所畏惧地跳到邪恶工头四眼徐的背上，工头把他甩了下来，狠狠地挥拳去打他，小振藩低头躲开后，像冲锋的公羊一样用头狠狠地撞上了这个成年对手的肚子，紧接着，工头一巴掌打中他，把他扇到一旁，年轻的小振藩掀开外衣，拔出了一把别在裤子上的刀，工头惊恐地逃跑了。李振藩后来在现实生活中重现了这一幕，却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麻烦。

对于李小龙的影迷来说，这部电影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荧幕上的新名字。之前被称为“小海泉”，现在开场字幕写的是“李龙”。由于他身材瘦小，很快被正式改名为“李小龙”。 小振藩非常喜欢他这个新艺名，坚持要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他所有的朋友都开始称呼他为“李小龙”，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本名叫李振藩。如果说名字有什么神奇力量的话，那么这部电影标志着李小龙的个人生活和电影角色开始融合、重叠，乃至相互渗透。

1950年5月下旬，《细路祥》上映，口碑和票房双丰收。很快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但最终未能如愿，因为李海泉不同意李小龙在续集中继续出演。他对孩子们追随他的脚步进入混乱的演艺圈感到担忧，这一点在李小龙身上已经看到苗头了，他开始变得像他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一样叛逆，难以约束。

李海泉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儿子，经常带他去钓鱼，有舞台演出时也会带他到后台。而且，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从李小龙7岁开始，李海泉就有意识地早上带他一起去京士柏公园打太极。 这种缓慢的类似运动冥想的拳术，强调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是李小龙接触到的第一种武术形式，这对他的耐心是一种极大的考验。“爸爸也想通过练习太极拳来克制小龙多动的个性。”李振辉说。 李小龙很享受父子俩在一起的时光，但对太极并不感兴趣。“我很快就烦了，”他后来解释说，“对小孩子来说，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只有一些老年人在那儿练习。” 此外，他发现太极拳的技巧在他最热衷的课外打架中毫无用处。

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很多修女、修士关系非常好。为了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她选择让他们进入香港最好的天主教学校就读。李振辉介绍说：“她想送孩子到哪间学校读书，只要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何爱榆把女儿们送进了由欧洲修女开办的圣玛利书院，把儿子们送进了全是男孩的德信学校， 让他们接受小学教育。

李小龙入读德信学校时刚满6岁，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他身材瘦小，明显处于劣势。也许是受儿时疾病的影响，他的平衡能力一直不太好，还不会骑单车。另外，他也很怕水。“小龙很淘气，有一次家姐为了惩治他，把他浸在荔园泳池的水里，不让他上来，自那时起，吓得他不敢再游泳了。” 严重近视的李小龙，戴着一副厚厚的角质框眼镜，耳朵上还有一个出生时为保护自己免受鬼怪加害所打的耳洞。“后来他戴着耳环去上学，经常被同学们取笑。”李振辉说。

大多数骨瘦如柴的“四眼仔”都会自卑地躲在角落里，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但李小龙不这样。与《细路祥》中的阿祥一样，他好斗，脾气暴躁。任何取笑他或是让他丢脸的人，他都会当场跟他们打起来，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纪大小，李小龙都敢和他们动手，直到他打出了名头，其他男孩儿不敢再挑衅他。

当李小龙为自己的名誉而战时，他很快对打架产生了兴趣，开始变得好斗起来。他的名声也从一个你不想惹的人，变成了最好躲着的人。其他孩子们的父母开始警告他们的儿子，要离李小龙远一点儿。

李小龙三年级的同学陈毓祥（Anthony Yuk Cheung）回忆过一件事：“当时我们在玩弹珠，他扔了一个铅球过来，打碎了我们的一些弹珠。我们只好转移到操场的另一个角落。可是，他跟着我们，毁了我们剩余的弹珠。我走开了，他追我，于是我和他打了起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跟人打架。中国有句谚语，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信奉天主教的老师们对李小龙非常宽容，他们有一种“boys will be boys”（男孩终归是男孩）的管教方式，并暗中商量以此来管教李小龙。“李小龙让每位老师都感到头疼，简直就是沐浴在圣水中的魔鬼。” 他的老师彭亨利修士回忆说：“针对李小龙的多动症，我曾与之展开了一场较量，最终我取得了胜利。策略很简单——如果你能理解他并能正确与之相处的话，会发现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只是有些特立独行。他就像是一根带电的电线，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瓦。所以，每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抢占先机，在他能制造麻烦之前先让他筋疲力尽。我把所有我能想到的零活儿全部分配给他干，比如说打开所有的窗户给教室通风、擦黑板、到办公室取登记簿以及在学校里跑腿儿送东西之类的。如果这样不起作用时，我就会把他送到校长那里，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支撑不住了，换你来看管他吧！’回看他成年后的发展，我很高兴我没有压制或扼杀他的天性。”

李小龙讨厌上学。对他来说，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上课，他就会坐立不安，无法集中精力。虽然他喜欢看漫画书和武侠小说，但他讨厌课本，拒绝打开它们。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学习成绩很差，因为他拒绝做作业。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他的哥哥李忠琛是一位模范学生——学习方面的优等生，所有考试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李振辉说：“爸爸很喜欢大哥忠琛，他读书好，很有出息，人又不怎么多说话。”

为了帮助自己这个任性的儿子，何爱榆雇了一位私人教师对李小龙的功课进行辅导。李小龙表现得非常听话，总是会抱着一大堆书，像模像样地出门去拜访老师。一两个小时过后，老师会打电话给何爱榆：“小龙在哪儿呢？”当小龙回到家的时候，衣服又脏又破，尽管他发誓他一直跟老师在一起，但书本看上去根本没有打开过。“小龙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到街上打架。他不知道老师刚刚有打电话过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告诉我说刚学习完。”何爱榆回忆道。

李小龙加入了一个小帮派，确切地说，是他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帮派。李小龙不会遵守秩序——他更愿意制定秩序。他的同学们说他大约有6个小跟班，他们听从他的命令。其中2个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胡奀（Wu Ngan）是李家用人的儿子，他跟李小龙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弟一样。胡奀长大后成了李小龙的管家，是李小龙最信任的人。另一个是小麒麟（本名陈元宗，Unicorn Chan），与李小龙在电影《人之生》（1946）中相识。后来，在成年后的李小龙决定重回香港发展电影事业时，小麒麟起了重要作用。

与《细路祥》里的阿祥不同，这些孩子不是街头孤儿，他们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著名的教区学校就读。尽管他们算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并非一般的街头混混，虽然他们时常会制造些小麻烦，但绝不会犯下严重的罪行。除了打架，他们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搞恶作剧。 “一天晚上，当我们的女仆出去玩时，小龙把她房间内的家具全部挪了地方。由于最近的电灯开关在房间中央，当她回来的时候，几乎撞到了所有的桌椅才把灯打开。后来，她很生气，来向我告状，说这都是小龙干的。我答应她，准备和小龙好好谈谈，但我自己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何爱榆回忆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恶作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攻击性，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家人或朋友报仇的时候。10岁时，李小龙和胡奀两人买了一张票，试图溜进弥敦道水渠街口的东乐戏院（Dongle Theatre）去看戏。结果，李小龙顺利进去了，胡奀却被印度籍的验票员揪住，大骂一顿，还被拍打头部。李小龙看不过去，怒气冲冲地上前与对方理论，让其停手，最后两人都受到了惩罚。接下来的两周里，他们开始策划他们的复仇计划。先是从附近的小摊上买了香喷喷的烤鱿鱼，然后偷偷在里面加了泻药，一脸诚意地跑去向验票员道歉并送给他吃。现在，大多数10岁孩子的恶作剧到此就会停止，可换作是李小龙，绝不会就此罢手。这俩孩子买票进入戏院后，躲在厕所的隔间里，拿着一个精心准备好的装满粪便的马桶，等候验票员来上厕所“办大事”。当加料的烤鱿鱼迫使验票员不得不去厕所时，俩孩子趁此良机，将一个四寸长的爆竹点燃，扔到装满粪便的马桶里，然后迅速推入验票员如厕的厕格内。爆竹爆开，粪便四处飞溅，弄得验票员身上到处都是。李小龙因此被戏院经理惩罚半年内不准进入东乐戏院。

后来，何爱榆担心自己会把李小龙宠坏，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她会责骂、哄骗甚至恳求他，但也会对他父亲隐瞒他的很多过错。可是如果李小龙错得太离谱儿时，就像之前戏院验票员那件事，何爱榆就会把他父亲叫来。“小龙知道他爸爸非常讨厌暴力。我总是威胁他说，如果他再不听话，我就会向他爸爸告发他。他总是嘴上承诺，但事后还是会继续打架。”

虽然李海泉在粤剧舞台及电影中经常扮演的是令人开心的丑角，但他在家里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的形象。孩子们眼中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在情感上与父亲有些距离。“每次只要小龙犯了错，爸爸就会让大家一起受罚。”李秋源回忆起来，笑着说道：“爸爸认为我们有责任照看好弟弟，他会揪着我们的耳朵，关上门，让我们跪下。爸爸会责问我们，‘现在还敢胡闹吗？’然后他会责罚每一个人——用竹棍打男孩子，用卷起的报纸打我们女孩子。小龙会问为什么只用报纸打姐姐们。爸爸会说，‘因为姐姐们都是女生，报纸不会伤到她们，但你们这些男孩子太调皮了，我只怕打得不够重。’但是，多数情况下，他用不着打小龙——他只要瞪小龙一眼，就能把他吓唬住，小龙很怕爸爸的。”

糟糕的成绩、频繁的打架以及越来越暴力的恶作剧——李小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麻烦，让李海泉夫妇觉得很丢脸。自从那次用粪桶捉弄了东乐戏院的验票员之后，李海泉决定对李小龙严加管教。除了看漫画，李小龙唯一真正喜欢的就是表演了。早上上学时，何爱榆很难将他从床上拎起来，可是如果是凌晨时分让他去电影制片厂，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叫醒他。（为避开香港的城市噪声及附近机场的噪声，电影公司的大部分拍摄工作都是在晚间进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才开始单独录音、配音。）李振辉认为：“在这方面，小龙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制力，哪怕是半夜叫醒他，也能立刻爬起来，迅速进入角色。”

由于其他惩罚方式对李小龙起不到丝毫作用，他的父亲只好把他接下来的演出暂时推掉，直到他开始好好表现为止。他禁止李小龙参与电影《细路祥》续集的拍摄。在1950年拍摄完《细路祥》之后剩余的时间里，李小龙没有在其他电影中出现过。后来，经过李小龙的多番恳求，父母同意他在1951年参加电影《人之初》（The Beginning of Man）的拍摄，但由于他的行为没有进一步改善，他们再次把他“封杀”了。等到李小龙再次出现在银幕上时，已经是1953年，其间中断了两年。

李海泉夫妇远非一般演员家庭的父母可比，他们始终把李小龙参与表演视作一种特殊的机会，而不是一种未来的职业，如果他再不努力学习的话，将禁止他再参与演出。李海泉幼时家境贫寒，无力为学，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错失掉良好的教育机会，或者重蹈自己的覆辙。

在被殖民统治的一个世纪里，香港的鸦片仍然十分泛滥。虽然立法局在1908年正式通过了禁鸦片及关闭烟馆的条例，不过并没有全力落实。直到20世纪60年代，鸦片成瘾者的数量仍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娱乐业中。李小龙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李海泉认为，鸦片对他的粤剧唱腔有帮助，能够让他唱得更好。 他认为，鸦片之于中国戏剧演员，就像海洛因之于美国爵士乐的音乐家。吸食鸦片，在粤语中被文雅地称为“咬韵”。

李海泉所塑造的角色中，他最喜欢的是《两个烟精扫长堤》中的赵鼎昌，那是他最著名的表演。 这部喜剧讲述的是，两个瘦骨嶙峋的老烟枪在战后政府禁鸦片后被判罚到广州的长堤扫街的故事。李海泉和新马师曾（Sun-Ma Sze-Tsang）这两个主演在舞台上夜复一夜地抽着鸦片。

对于李海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角色，演绎这样的角色他轻而易举。在他自家的卧室里，有一张特大号的鸦片床。许多著名的演员、导演都曾去过那里。李秋源说：“爸爸最爱躺在床的右边，把左边留给客人。”当时还是小丫头的她会在一旁帮忙来让父亲高兴。“为什么我和爸爸关系处得最好？爸爸教我怎么点烟斗来帮他抽烟。”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海泉的鸦片瘾越来越大，常常陷入愉悦、慵懒、甜蜜的情绪之中。除了睡觉和吸食鸦片，他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据何爱榆回忆，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和孩子们很亲近，但随着他们长大，他有所转变，几乎很少和家人接触。“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自己的房间内学习或睡觉，除了吃饭，从不和家人坐到一起。” 李小龙后来告诉他的妻子琳达，他的父亲是一个“缺席的家长”，也正因为吸食鸦片的习惯，他父亲“经常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

除了对子女情感上的缺失，李海泉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那个时候，只有富人阶层才能吸食鸦片，” 李秋源说，“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没办法抽烟，那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李海泉要负责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开销。为了满足他的嗜好所付出的金钱，以及烟瘾对他演艺事业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威胁到了这个家庭在上层社会的地位。李小龙经常向他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抱怨他的父亲“小气”，很少给他零花钱。多年来，何爱榆一直在劝李海泉戒烟，但都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父亲的烟瘾间接地让孩子们的自然天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敏感好学的李忠琛埋头苦读之余，热衷于个人运动，成为一名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他是家中男孩里面第一个被寄予厚望考入大学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度活跃的李小龙似乎要进监狱了。他表现出很多吸毒父母带大的孩子身上的典型症状：极具攻击性、对权威人士的不信任，以及过度的控制欲。

1951年9月，10岁的李小龙紧随哥哥李忠琛的脚步，以五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喇沙书院（La Salle College）就读。当时位于何文田巴富街的喇沙书院由天主教喇沙修士会创办，是香港最负盛名的中学之一。尽管有一些靠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但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中国家庭或欧亚混血家庭。它最大的优势是整个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目的是培养会说两种语言的毕业生，以保证他们在香港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可以加入警队或者去银行部门，也可以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李忠琛的同学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 如果李小龙没有在喇沙书院接受过精英教育，他是不可能进入好莱坞发展的。要知道在好莱坞，会说英语是一个先决条件，尤其是对亚裔演员来说。

英语是李小龙为数不多的几门优秀科目之一。但总体来说，他是位差生，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李小龙的妻子琳达曾说过，他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加减法阶段 ——他之所以尽量留在学校，是为了让其他同学帮他做功课。他的母亲开玩笑说：“小龙长到10岁时，才刚把数字弄清楚。” 他的同学也曾说起过，在考试期间有让李小龙偷看过他的试卷，收费是50美分。 因为多次欺凌和贿赂同学，李小龙在喇沙书院就读的五年中两次被校方停课。李小龙被视为特别糟糕的学生，在班中的成绩倒数第一，而哥哥李忠琛却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与许多香港的坏孩子（粤语俗称“古惑仔”）一样，李小龙最喜欢的时间就是课间休息。在没有老师看管时，他就开始发展新同学加入他的小帮派，通过控制他们来壮大自己。他挨个询问，以开玩笑、哄骗和承诺的方式吸引他们加入。同学鲍绍雄（Pau Siu Hung）回忆往事时说道：“他经常跟同学们勾肩搭背，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告诉我，我去帮你们搞定。’” 李小龙试图用自己的幽默感来吸引大家。为了让大家高兴，并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会模仿猿猴金刚，鼓起胸膛，用拳头放松地敲打胸口，并发出猿猴一般的叫声。他经常自称是孙悟空。内向的哥哥李忠琛也回忆道：“小龙总是不停地说话，喜欢开玩笑，所以他有很多朋友。” 他的同龄人至今还记得他在操场上昂首挺胸、装腔作势地大步走的样子，脚后跟几乎不碰到地面。他儿时的玩伴黎小田（Michael Lai）将李小龙的性格描述为“牙擦”，粤语中的意思是厚脸皮，不服气，很嚣张，喜欢炫耀。

在他的同龄人看来，李小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以羞辱弱小为乐趣的、带有虐待狂性质的校园恶霸。相反，他更像是一个帮派头目，为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提供保护。李振辉非常崇拜他的这位哥哥，并热衷于描绘他最积极的一面：“更多时候他反而像武侠片里喜欢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大侠。” 这种说法在他那些帮派成员处得到了证实，李小龙很照顾他们，并极力保护他们。作为回报，他们称他为“大哥”，帮他做家庭作业，协助他在考试中作弊。“他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领导力，人们心甘情愿地听他的话。”黎小田说。

李小龙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童年到青春期，我一直是个捣蛋鬼，长辈们都不太喜欢我，我十分调皮，并且好斗。” 他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的对手以及其他小帮派的大哥身上。李小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跟随他，尊重他的权威。“李小龙专挑那些喜欢耀武扬威的，看上去很自信的男孩子。”同学何仲权（Dennis Ho）回忆，“他会去修理这些人。” 任何一个不愿意服从李小龙意愿的男孩子都会被李小龙挑战。打架地点通常选在可以俯瞰喇沙书院的小山丘后面。“只要你敢开口，没有二话，李小龙必打。”李振辉说。 事实上，无须多问，李小龙赢的次数远比输的次数多，好胜的李小龙非常讨厌输，所以他拒绝承认失败。“当他打输时，我们就追问他到底是怎么输的，他总是说这样说那样，为自己开脱。”小跟班黎小田回忆时说，“他总是为自己找借口，因为他像是大家的首领，必须要赢。”

李小龙的主要对手是大卫·李（David Lee），一个大多数人不敢去招惹的硬茬儿。 他们打过几次架。在最后一次打斗中，气氛变得非常激烈，李小龙和大卫都动用了弹簧刀。李小龙割伤了大卫的手臂，见血后，打斗停止了。

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这两个男孩子都不想再继续敌对下去。与赤手空拳的打斗不同，武器的使用，震动了喇沙中学那些中产阶级学生极为胆小的神经。只有最为叛逆的古惑仔才会随身携带武器去上学，就像李小龙和大卫一样。李小龙除了弹簧刀，还有铜制的指环和其他即兴开发的武器。“在学校里，我们最喜欢的武器是厕所里用来冲水的链条，”李小龙解释说，“那时候，我们临时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武器——甚至还有带剃刀的鞋子。”

由于着迷于帮派生活，这些喇沙学生正在以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模仿他们的前辈。自鸦片贸易开始以来，三合会（诞生于中国南方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就一直在香港活动，1949年以后，他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起来。李小龙的朋友张卓庆认为：“共产党对三合会进行了清剿，导致不少人逃来了香港。很多青少年跟三合会的人混在了一起，尽管有些人很不情愿。到了1954年，他们的根基已经非常稳固了。” 1949年前后，数十万内地人拥入香港，其中包括不少战败的军人和三合会成员，这样一个动荡的混合体带来的腐败和暴力，在香港九龙一带迅速蔓延开来。

当时，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给李小龙和他的帮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英国人未能抵御住日本人，白人优越的神话被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对战后的香港重新被英国殖民统治而感到不满。“英国人是统治阶级。虽然在人数上他们是少数，但是是他们在管理着这座城市，”李小龙后来告诉美国朋友，“他们住在山上的富人区，开豪车，住洋房，而住在山下的人们，却要为了生计而辛苦打拼。中国民众中穷人占了很大的比例，眼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憎恨那些肮脏富有的英国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赚钱多，工作好，只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

放学后，喇沙学生发起了一项他们称为“痛打英国佬”的课外活动。“我们经常在街上闲逛，到处惹是生非，”黎小田描绘当年的事情时说，“当时我们有点民族主义和自尊，这就是中国孩子总喜欢与英童打架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我们是被殖民统治的，我相信凡是中国人都有些民族自尊感。” 最近的目标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这是附近一所专为英国儿童及其他欧洲学生开办的私立学校。李小龙和他那帮四处找事儿的小跟班会爬上隔在喇沙学院和英皇佐治五世学校中间的那座小山丘，希望能够遇到一些英国学生。一旦碰面，嘲弄、侮辱和推搡的情况就会发生，直到怒火压倒了理性，双方大打出手。李小龙总是冲在最前面，拳打脚踢，以自己的方式去为同伴们出头。李小龙的欧亚混血同学史蒂夫·加西亚（Steve Garcia）认为：“那时候，外国学生和当地孩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他们瞧不起我们。”

当男孩们进入了青春期，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女生们成了另一个引发冲突的理由。毕业于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聂安达（Anders Nelsson）说：“他们天天跟在我们学校女生后面。”后来，他在李小龙的电影《猛龙过江》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当然，我们也经常去玛利诺中学和其他女校追中国女孩儿。粤语中有句话叫‘本地姜不辣’，我想她们对我们来说更有异国情调，因为她们是东方女孩儿。” 这是发生在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香港版西区故事。

在息影两年后，李小龙的父母不得不同意儿子的恳求，让他重新开始演电影。李海泉夫妇原本希望禁影的决定能够让李小龙集中精力去学习，可结果却徒劳无功——李小龙的学习成绩和行为却因此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他们同意为小龙重新接戏，但有个严格的条件：他必须好好表现自己。由于他所加入的团队素质较高，这个条件实现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1952年，一批顶尖的粤语电影导演、演员和编剧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中联影业公司（Chung-luen）。这个左派电影公司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维护艺术尊严的电影，并以提高粤语片的水准及素质为己任，抵制当时粗制滥造的粤语片。“电影应该寓教于乐，服务社会，宣扬传统道德，让观众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一位创始人解释说。 从内地拥入的近百万民众，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苦难。中联影业出品的影片，其意义在于传递中国人要团结、友爱，敢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李振辉提到他的父亲“很认同中联的精神，非常乐意让小龙参演中联的电影，他相信这对小龙的成长会有好的影响”。

也许李海泉最希望儿子能借助电影拍摄来培养谦逊的品格和团队协作的能力。所有中联的电影都是由十几名演员共同出演，其中大部分是成年人，李小龙这样十来岁的小演员并不多见。基于团队协作的精神，大多数电影都是群主演，并不是为了专捧某个明星。李小龙通常扮演配角，在银幕上平均出场约20分钟，有大约30句台词。

他在中联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苦海明灯》，1953年上映，他是主演之一。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寄养的孩子在几个家庭中流转，最终被遗弃，流浪街头，后为医生李先生和他善良的妻子所救。医生的妻子经营着一家盲女孤儿院。医生的座右铭是“孩子是可以被教导的”。他收养了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孩（李小龙饰演），并让他跟自己学医。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长大后，掌握了治疗失明的方法，把盲女的眼睛治好了。电影以直面镜头的请求结尾：每个孩子都可以像他一样。贫穷的残障儿童正在等待着您的关爱、养育和教育。

1953年至1955年期间，李小龙参演了十部由中联制作的电影，分别是：《苦海明灯》《慈母泪》《父之过》《千万人家》《危楼春晓》《爱》《孤星血泪》《守得云开见月明》《孤儿行》《儿女债》。这三年是李小龙整个电影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这段时期他的电影作品几乎占了他作品总量的一半。在这些电影中饰演配角让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塑造了一个演员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明星。观众可能眼熟，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中联电影教会了李小龙如何在香港的快节奏下拍摄制作有关严肃主题的高品质电影。大部分电影拍摄周期只有12天。该公司的经营理念也对李小龙日后成为一名成熟的电影制作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直想拍一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电影。

以2017年的美元汇率来计算，当时李小龙每部电影的收入相当于2000美元。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笔薪酬相当可观。他开始用这笔钱无节制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延续他的一生。“有一次，拍完一部电影后，他给自己买了一只小猴子。后来，小猴子不知怎么就钻进了堂兄李发枝的鸟笼子里，把那只宠物鸟给弄死了，”李振辉说，“当堂兄发现他的鸟被弄死时，狠狠地把那只猴子打了一顿。小猴子发疯，还咬了我一口。妈妈告诉小龙，必须把猴子送走。起初小龙不想放弃，最后只能勉强同意了。”

可惜，中联影业并没能持续多久。 三年后，创始团队之间内斗，最具才华的电影人逐渐分散到了其他制作公司。由于最具创造力的制作团队人员流失，李小龙发现自己更难争取到角色。之后五年里，他只有五部作品上映。没有了这种宣泄精力的出口和形式，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打架和捣乱上。

在喇沙书院就读五年后，李小龙于1956年被开除了。对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他的父亲是粤剧大老倌，母亲出身于香港最富有的家族。其羞愧的程度从家族试图掩盖李小龙被开除的实际情况可见一斑。李秋源说是因为李小龙的学习成绩：“小龙很懒，学校只允许学生留级一次，在第一次留级过后，学校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事实上，李小龙留级了两次。据他的同学介绍，重复留级相当普遍，但并不会导致被开除。

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在撰写家庭回忆录时写道：“小龙实在太顽皮了，自从他14岁开始学咏春之后，就开始经常打架、逃学，而且他上学的时候又喜欢打扮花哨，所以即使学校看在爸妈的分上让他重读一年中四后，最后还是把他开除了。” 事实上，喇沙书院关于李小龙的出勤记录显示，他很少逃学。所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是在被喇沙书院开除后才开始学习咏春的。由于书院没有严格的着装规定，所以，过分的着装也不可能成为被开除的理由。而且，打架现象在男生中非常普遍——李小龙从进入喇沙书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和同学发生争执。

据他的同学讲，他在喇沙书院的最后一年里发生过两件事，导致他最终被学校开除。第一件事涉及体育老师，所有男生都称呼体育老师为“苦力佬”（“苦力”是因为他皮肤黝黑，像是农民工或者是做苦力的，“佬”的意思是指“男人”）。正式上体育课前需要热身，体育老师让男生们绕足球场跑三圈。为了激励那些懒虫以及因体能较差而掉队的学生，“苦力佬”会在后面追打他们。“他会和全班一起跑，在队伍最后，一边鼓励这些孩子，一边大喊，‘你们太慢了，赶紧追上去，快点！’”李小龙的同学鲍绍雄说。

有一天，李小龙先是在家里被父亲修理了一顿，导致他对“苦力佬”的追打行为异常地反感。根据李振辉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当时的情形是：“有一次，体育课老师惯常用他的尺子来敲打学生，小龙对无理兼不公的事不肯就范，他一面怒目注视着老师，一面出手挡住敲打过来的尺子……就这样，老师就罚他不准上体育课，留在教室内温习功课。”

李小龙的同学何仲权与李振辉的说法不同。何仲权说：“在我记忆中（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苦力佬’拿的是一根长长的芦苇秆，而不是尺子。冲突发生时，我正在李小龙一旁跑着，也可能是稍稍落后他一点儿。” “苦力佬”用芦苇秆抽打李小龙的腿，真的很疼。李小龙突然停下来，不跑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弹簧刀，指着‘苦力佬’。”何仲权继续说道。李小龙重现了电影《细路祥》的场景，他扮演的角色掏出一把刀，对准了那个打他的成年工头。“‘苦力佬’吓得转身就跑，李小龙拿着刀在后面追他。他们跑来跑去，直到‘苦力佬’逃到了校长办公室。自那以后，李小龙就被开除了。”

值得留意的是，对老师动刀只会让李小龙停上体育课，不至于被开除出校，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尊重。即使李小龙有了悔意，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停课期间，他会站在教室的窗前，扮鬼脸和模仿猩猩的动作来吸引操场上同学的注意，引得他们都无心上课。

李小龙的同学介绍说，最终导致他被开除的是另一件事。“每当我们聊李小龙时，都会谈起那件事。”何仲权说。根据何仲权和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说，午休时间所有男生都会跑到喇沙书院后面的小山丘上去玩闹，1956年的一次午休，李小龙强迫其中一位男孩儿脱掉裤子。 没有人清楚为什么李小龙会关注到那个特别的男孩儿。何仲权说：“也许李小龙只是想炫耀一下，或者是他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他当时心情不错。” 扒掉那个男孩儿的裤子后，李小龙拿出一罐他从建筑工地弄来的红色油漆，把那个男生的隐私处涂成了红色。

当男孩儿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男孩儿的父亲专门跑到学校，找校长大吵大闹，坚持要校方严惩李小龙。李小龙是个非常糟糕的学生，两次被留级，并且经常打架，制造事端，甚至对体育老师动刀。虽然他很有魅力，天主教修士们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善良，但这次欺负人的恶作剧是让学校最终决定开除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小龙被毫不客气地从喇沙书院赶了出来。

对于他那显赫的家庭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很丢脸。当他母亲在为他寻找新学校时，他那愤怒的父亲罚他一年内不准拍戏、不准晚上和朋友外出。 只能过两点一线的生活：要么在学校读书，要么回家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