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与启蒙时代

自1721年《波斯人信札》与1748年《论法的精神》问世以来，孟德斯鸠这个名字似乎足以代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启蒙时代前半叶的思想文化境界。这两部作品更是为其作者开启了法兰西学院（1728）与南锡学院（1751）的大门。提起法国文学巨匠，孟德斯鸠自是毫不逊色于雨果和巴尔扎克，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朗松所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蒙田的《随笔集》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可并称为法国文学三大瑰宝。”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教科书式的必读作品，如今却并没有多少法国人再去精读。就这一现象，巴黎法学院院长莫朗迪埃尔道出了一声惋惜：“孟德斯鸠本人早已预言到人们会去赞扬他，但不大会阅读其作品：因为阅读也许是令人愉快的，但却鲜有人能乐在其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此鸿篇巨制阅读起来的确无法像读小说或观戏剧那样轻松愉悦，但其能屹立于世界思想史长达二百余年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它不受时代局限百科全书式先进思想的价值。

如果说那些著名作家的生平与其作品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论法的精神》就是孟德斯鸠人生经历与阅读体验的完美结合物。夏尔·路易·德·塞孔达，拉布雷德暨孟德斯鸠男爵于 1689 年 1 月 18 日出生在法国波尔多城近处的拉布雷德庄园。1715 年 4 月 30 日，孟德斯鸠与出身新贵族的新教徒珍妮·拉蒂格结为夫妇，同年，他向奥尔良公爵呈递了第一部政治经济论著《充盈国库陈情书》，次年受袭男爵称号并当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此后一度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同年起草《论述罗马人的宗教与政治》，书中简介了宗教与信仰如何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来控制人民。

孟德斯鸠很快厌倦了波尔多高等法院琐碎的庭审工作，此时更吸引他的是人文科学。借助显微镜，他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关于回声的起因》《论肾腺》等）。在笛卡儿、牛顿、布丰等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下，孟德斯鸠在 1719—1722 年间先后出版了关于自然历史与物理学领域的随笔。

1721 年，孟德斯鸠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了哲学书信集《波斯人信札》。正如他的好友戴穆莱神甫所预言的那样：“这书一定会像面包一样大卖的。”该书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书中的东方异域情调与开放式结局是吸引人们争相购买的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新航路的开辟与后来东西印度等西方殖民地的建立，使得游记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书商追逐的热点。假借远行他国的本地人或外国人的回忆录来针砭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诸如这样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孟德斯鸠从意大利作家玛拉那 1684 年出版的《土耳其间谍》和法国旅行家夏尔丹于1711 年出版的《波斯游记》中得到灵感，通过远游于欧洲的波斯苏丹郁斯贝克与其王宫内妻妾和太监总管的通信，描绘了一幅统治秩序与道德伦理双失的中东内宫画卷。此外，异域情调这一主题主要借鉴于法国东方学家安托万·加朗于 1701 年在法国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此后英国与德国的译本均以加朗的译本为底本。虽然 17 世纪也有类似的东方文集编纂作品（例如东方学家巴尔戴勒米·德·艾尔贝劳在 1697 年出版的《东方图书馆》，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土耳其与阿拉伯作品的摘要，且加朗也参与了补充工作），但 1701 年之后东方主题似乎成了启蒙时代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学者把加朗的翻译看成是欧洲东方热的源头。

《波斯人信札》可以说是《论法的精神》的前传，因为波斯苏丹身上与生俱来的东方君主的专制与暴虐使孟德斯鸠相信东方国家的君主专制以臣民的畏惧为基础且可以持续作为政体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郁斯贝克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作者更多的是展现法国的现状：政治﹑经济﹑宗教和人口问题。在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碰撞下，两种文化各自作为对方的镜像，反映出的是两个腐败且即将毁灭的政府，即波斯和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对于东方的君主专制，法国路易十四后期与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更偏向于极端的君主政体，这两者不可混于一谈）。

1728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后，孟德斯鸠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欧洲旅行，足迹遍布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1728）；德国（1729）；英国（1729 —1731）。这次旅行为他提供了欧洲各国丰富的地理﹑文化与风俗资料。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的博学一览无遗。从古希腊罗马的法典到启蒙时期的律令，从神话故事到历史事件，从东方到西方，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涉及了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尤指游记文学）等。这种学贯古今的精神是符合启蒙时代主旨的。启蒙运动是17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化﹑哲学﹑文学和思想的运动，18 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尤其是在法国之前，以斯宾诺莎、洛克、贝勒和牛顿为代表。“启蒙”一词源于法语中的“光亮”（lumière），可引申出光辉﹑智慧等含义，因此启蒙运动时代（le siècle desLumières）特指 1715—1789 年间宣扬扫除无知偏见和反抗政治宗教强权的启蒙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又称作光明时代。启蒙思想更像一尊火炬，致力于照亮人们思想深处的黑暗区域，驱逐人们心中由无知带来的恐惧，并打倒迷信统治下的愚昧。启蒙思想家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将古典主义运用到人文主义中的精神，他们大都喜欢引经据典，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古希腊罗马诗人，他们的作品均为必读之物。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我阅读古典作品时，我致力于从中汲取思想，为的是避免将表面相似实则相悖的情况误当作相同的例子，也为了将相近事物的不同点尽收心底。”

《论法的精神》便诞生于这样的思想环境中。1748 年 11 月初，在沙龙女主人克劳汀·德·唐森男爵夫人的资助下，孟德斯鸠在日内瓦匿名出版了该书。在第一卷的第一章节中作者首先阐述了何谓法律：“从广义的角度讲，法律是事物本质衍生出的必然联系的产物。”因此，所有事物都遵循自身的法则。这些“联系”不是偶然的，而应是理性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律则是可接受的，独立和永恒的。鉴于各国风土民情的差异性，这些法律应该顺应不同气候和水土造就的不同的民族传统和人民的习惯需求，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将政治体系分为三类：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共和制又分为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在民主共和这种政体中，人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的意志决定了他们本身就是主宰者。而贵族共和政体则是确保一小部分人（即贵族精英等）掌握这种权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则称之为公民，并需要借助大臣来共同行使权力。在此种政体里，孟德斯鸠以古罗马和古斯巴达为例，来说明人民掌握选举权以及立法权的重要性。君主制顾名思义，由君主一人通过中间力量来统治臣民。这个中间力量如同输送权利的“管道”由贵族和教士组成。君主制的核心理论为“无君主便无贵族，反之亦然。如果没有这些中间力量，君主制将沦为专制。”如果在欧洲国家取消贵族特权，那么迎来的将是民主或专制。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既取消了贵族特权又建立了自由体制，如果不是这样，英国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受奴役的民族。在专制制度中，君主是独裁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甚至有些国家是没有法律的，人民则沦为奴仆。孟德斯鸠认为，东方国家均属于此政体。以古代中国为例，政府就是完全专制的，但是一些君主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使得古代中国的政体又不能全然归到专制这类里（笔者认为以开明的专制来形容古代中国的政体也许更为恰当）。这三种政体都有自身的核心原则。共和制是德行，即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君主制是名誉，即鼓励该原则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手；专制则是恐惧，君主与暴君并无差别。此三类制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对孟德斯鸠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共和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政体。政治自由只存在于温和的政府中。但也并不是永远如此，只有在权力没被滥用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任何掌权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过度使用权力，因此必须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这段对于政治自由的论述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孟德斯鸠代表的是贵族利益，因此他提出的温和政体即为君主制，也就是需要保障贵族特权的政体。毫无疑问，作者的出身与时代背景决定了他的思想会有这样的局限性，但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孟德斯鸠的政治学理论是法国 1791 年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和美国宪法中权力制衡原则的参照图本。

实际上关于《论法的精神》的论战从该书问世之日起就从未间断。启蒙时代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使得言论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同时也让思想家更坚定地拿起笔杆子挑战权威。与同时代大部分哲学家一样（例如伏尔泰﹑狄德罗﹑萨德侯爵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经出版，便遭到索邦大学神学院的强烈谴责，神甫们批评该书质疑宗教权威。1748—1749 年间，包税人杜班﹑传教士与冉森教徒等发表文章反对孟德斯鸠的经济与宗教思想。这场持续了三年的论战在 1750 年愈演愈烈，于是孟德斯鸠决定捍卫自己的理论。关于杜班的抨击，他幽默地回答道：“不管是在钱财还是才智方面，我从不与包税人辩驳。”对于那些更加严肃的批评，孟德斯鸠以一篇《保卫论法的精神》作为回击。几年之后，疾病缠身的孟德斯鸠于 1755 年 2 月 10 日逝世于法国巴黎。

1822—1827 年间出版的八册《孟德斯鸠全集》收录了包括达朗贝尔﹑特罗西侯爵及孔多塞对《论法的精神》的内容的思考及总结。其中达朗贝尔的颂词与《论法的精神之概要》原载于1755 年狄德罗与他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五册。在《孟德斯鸠之颂词》这篇文章里，达朗贝尔概述了孟德斯鸠的生平经历及其作品，并对于这位启蒙思想大师的逝世表示扼腕。19 世纪初，法国学者院士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尔曼凭借其《孟德斯鸠颂词》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奖（1816），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如果热爱人文思想的欧洲国家坐下来评选迄今为止德才兼备的伟大思想家，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孟德斯鸠。”

当代著名孟德斯鸠研究学者凯瑟琳·沃尔普克-奥热在一篇名为《关于论法的精神的讨论与论战》中，总结了 18 世纪对《论法的精神》的褒贬情况，并将其视为政治学理论革新的开山之作。在21 世纪的今天，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依然散发着光芒，是这一道在黑暗中指引迷途之人找到心灵深处对知识的渴望的人文主义光芒，让快节奏生活下的人们可以重回那个宁静的慢时代，在那样的时代，写就一部著作要耗费二十年光景。透过时空墙，笔者仿佛依稀看到在拉布雷德庄园偌大的图书馆里，一位目光睿智的思想家沉浸在阅读里，并乐在其中。

马莎莎
2018 年 6 月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