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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尔外出时，她常从碗橱里取出那个绿绸雪茄烟匣，看着它，打开盖子，甚至闻闻烟草味。这是谁的呢？可能是子爵的情妇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吧。上面有刺绣，绣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漂亮图案，很难被发现，这得花上不少时间啊，刺绣人轻柔的卷发垂在上面，情丝绵绵。爱情的气息通过绣花底布上的一针一线透了出来，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正是那无声无息的激情的延续。然后，一天早晨，子爵把烟匣带走了。
此刻，他正在巴黎，多么遥远！巴黎是什么样子的？多么含糊的一个名字！她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自得其乐。她买了一张巴黎的地图，指尖指着地图，游览首都。她走上大街，走到大街的交叉口，在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前停下。最后，她看累了，就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又看见一辆辆马车停在雅致的巴黎剧院前，哐啷一声，放下脚踏板。
她买来杂志，一字不漏地阅读。她细读各种比赛和舞会的全部报道。她对歌手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她了解最新的时尚，知道一流裁缝的地址，也清楚歌剧院每天的节目。
她的思想脱离了她的生活。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乡村，愚蠢的中产阶级，在她看来，都是人世间的一种例外，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不幸身陷其中，而越过这一切，展现在眼前的便是一望无际的充满着幸福、洋溢着激情的乐土。她误以为追求奢华生活就能使心灵愉快，举止高雅就等同于情感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植物一样，需要特殊的土壤和特别的气候吗？
爱玛找了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弗莉西黛来接替娜塔西（她离开托斯特时，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弗莉西黛是个孤儿，模样乖巧。爱玛不许小姑娘戴棉帽，教她用第三人称称呼她，用银盘子端水，进房间之前要敲门，教她熨衣、浆裳，伺候她穿衣服。爱玛想把她培养成贴身女佣。新来的女佣很听话，不发牢骚，生怕被辞退。
爱玛给自己买了一本信纸、一个文具盒、一个笔架和一些信封，尽管她没什么人要写信。她渴望能去旅游，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巴不得住在巴黎。
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夏尔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饭，把胳膊伸进湿漉漉的床褥，检查便盆，撩起病人脏兮兮的内衣。不过每天晚上，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炉、准备好的晚餐和精心打扮的妻子。
她想出种种点子让他着迷。有时将桌子换种方式摆放，有时给女佣烧坏的一道家常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越不懂这些情趣，就越是觉得妙不可言。这些使他感官愉悦，家庭舒适。他身体好，气色好，也有了一点名气。
乡下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疼爱孩子，从不去酒馆，此外，他品行端正，靠得住。他特别擅长医治胸部疾病。其实，夏尔生怕医死病人，一般只开点镇静剂。他不怕动外科手术，相反，他给人放血，毫不含糊；拔起牙来，简直是“魔鬼手腕”。
最后，为了了解最新信息，夏尔订了份新出的医学杂志。餐后看上一会儿，但房间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爱玛看着他，耸了耸肩膀。她的丈夫再不济也该是那种寡言奋进、夜夜埋头苦读的人，可她怎么连这么个丈夫都没有呢？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有作品陈列，在报上经常被报道，在全法国无人不晓。但夏尔根本就没有雄心壮志。
“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此外，她看他越发不顺眼。年纪一大，他的动作也越来越笨拙。餐后，他老拿舌头舔牙齿；他喝汤时，每喝一口，就咕噜一声；人也开始发福，眼睛本来就小，被胖鼓鼓的腮帮往上一挤，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在内心深处，爱玛一直在等待生活中发生点什么事。她就像遇难的水手，遥望天边朦胧的雾色，希望看到一点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孤寂的生活中苦苦寻找。但是每天早上，她一睡醒，就希望它会在这一天降临，她侧耳聆听，冷不丁跳起身来，心中诧异它怎么还不来。日落时分，她会更加伤感，又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
春天又来了，当天气变暖和了，梨树开花时，她患了支气管炎。从七月初开始，她就掐着指头算，还要再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开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她既没有收到信，也没有人登门拜访。
失望之余更添厌烦，她的心又变得空落落的，于是，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未来就像一条黑暗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又是一扇紧闭的大门。
她放弃了音乐。弹琴干吗？有谁来听？何苦再费神练习？她的画板和刺绣也都被扔在橱柜里了。有什么用？针线活让她心烦，看书也一样。“所有的书，我都看过了。”她自言自语。
冬天很难熬。光线从窗户透进屋来，灰蒙蒙的，有时整天如此。下午四点，就得点灯了。天气好的日子，她就下楼到花园里走走。听不到鸟声，仿佛一切都在沉睡。她想下楼去跟女佣聊聊，可又拉不下这个面子。但让她最难忍受的是吃饭的时候，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夏尔吃得很慢；她摆弄几枚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桌布上画线来消遣。
现在，她对家务事都听之任之，包法利老太太到托斯特过节时，看到这种变化，感到非常惊讶。爱玛过去是那么细心，那么讲究，而现在整天都懒得梳妆打扮。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斯特。另外，爱玛过去还假装听从婆婆的劝告，现在似乎不想再听了。有一回，包法利老太太谈到女主人也该管管用人的宗教信仰，爱玛非但没有恭恭敬敬地表示赞同，还白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不敢再多管闲事。
爱玛变得越来越乖戾任性。她给自己点了几道菜，却碰也不碰；有一天光喝纯牛奶，第二天却一连喝上十几杯茶。她常常赌气不出门，然后又嫌气闷，便打开窗户，换上薄衫。她会因某件小事责骂女佣，过后后悔了，便又送她礼物，或是让她到隔壁家串门。有时她会把钱袋里的银币统统送给乞丐，尽管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动了恻隐之心。
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女婿医好他的腿，给他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火鸡，在托斯特住了三天。爱玛看不起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她父亲，对此，她毫不掩饰。有时，她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不好，那些伤风败俗的事，她却大加赞许，她的丈夫也听得目瞪口呆。
难道这种痛苦的生活会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没法从中脱身？然而，她和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一样好。她头倚墙壁伤心落泪，她渴望假面舞会，渴望恣意放纵的欢乐，所有这些放浪形骸的生活都是她未曾体验而理应享受的。
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夏尔给她开了些镇静药。但经过种种努力后，她似乎更加烦躁不安。她不断抱怨托斯特，夏尔心想，她的病根一定是水土不服。有了这个想法，他便开始认真考虑迁居的事了。
紧接着，她喝醋，得了轻微的干咳症，完全没了胃口。他决定他们必须迁到别处去了。要夏尔离开托斯特，那真是损失巨大，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带她去卢昂看他以前的老师，老师说爱玛应该换换环境。
夏尔四处打听，听说有一个重要的集镇，叫永镇，需要一名医生。他打定主意，如果到了春天爱玛的病情还不见好转的话，他就只好迁居了。
三月，当他们离开托斯特时，包法利夫人已经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