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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还有一个端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正在打瞌睡的同学也醒了过来，个个都站了起来，很是惊讶。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学生。如果他的学习和品行都不错的话，就按照年龄，让他进入高年级。”
那个新生站在门后的角落里，几乎没人能看到他。这是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所有人都高。他肩膀不宽，但身上那件短装夹克衫的袖孔似乎有点紧，在袖口处露出了红红的手腕，想必是平日里裸露惯了。
我们开始背诵课文。那个男孩全神贯注地听着，像听布道一样专心致志；两点钟，下课铃响了，老师不得不提醒他和我们一起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但是，那个新生要么没有注意到这一套，要么还不敢这样做，祷告结束了，他还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帽子就掉了。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他弯下腰把帽子捡了起来。邻座的一个同学用手肘碰了一下，帽子又掉在了地上，他又把它捡了起来。
“把你的帽子拿开。”老师说。
同学们哄堂大笑，这令这个可怜的孩子十分困扰，不知道是该把帽子拿在手中，还是放在地上，或者戴在头上。他重新坐下，还是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的名字。”
新生含糊不清地说了个名字，大家都没有听清楚。
“再说一遍！”
声音仍旧含糊不清，而且被全班的笑声淹没了。
“大点声！”老师喊道，“大点声！”
老师让他念了一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写，再连起来重念了一遍，总算弄清楚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他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坐到讲台前的惩罚桌上去。他站起来，走向惩罚桌，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在找什么？”老师问。
“我的帽子。”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全班又是哄堂大笑。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厉声说道。然后，他略微温和地对新生说：“过来吧，你会找到你的帽子的。没人偷你的。”
晚自习时，夏尔·包法利从书桌里拿出笔，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子在纸上画线。我们见他学习非常认真，尽他最大的努力在字典里查找每一个单词。毫无疑问，他正是凭着这股认真劲，才没有降级。虽说他通过了考试，却没有什么天赋。他的拉丁文启蒙老师是村里的神父，他的父母为了省钱，迟迟不肯送他来上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是个退役少校，一八一二年离开部队，凭着自己的魅力和长相，娶了个妻子，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婚后，他就靠妻子的财产过了两三年日子，吃得好，起得晚，拿着一根长长的烟管吸烟，晚上剧院不关门就不回家。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为此，他极为恼火，便开始做生意，可是亏损了一些钱。于是他退居乡野，希望能赚上一笔。
可他对农活一无所知，他不让马下地干活，而是骑着它到处闲逛；他不把酒卖掉，而是自己喝光；他把家里最肥的家禽宰了自己吃。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一年花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处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闷闷不乐，悔恨交加，怨天尤人，嫉妒他人，从四十五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心清静地过日子。
他的妻子曾经深爱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可他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她。他们刚结婚时，她性格活泼，柔情似水，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易怒。刚开始，她虽然受了很多苦，但从不抱怨，后来看到他追求村里的姑娘，便开始抱怨。再后来，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便保持沉默，忍气吞声，直至去世。她过去经常得到处奔波，处理事务。她得去见律师，得记住账单什么时候到期；在家里，她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工人，支付各种费用。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事都不管，稍微清醒一点时还尽说些忘恩负义的话。
她生了个男孩，把他宠得像个小王子。母亲喂他吃果酱，而父亲则让他光着脚在房间里到处乱跑。他对妻子那母性的温情不以为然，心里自有一套培养孩子的方法，他希望孩子从小吃苦耐劳，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他让孩子在没有生火的情况下睡觉，教他喝酒，教他嘲笑教堂的游行队伍。但这个小孩天性温和，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母亲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给他讲故事，给他唱歌，不停地逗他开心。她教他认字，而包法利先生却轻视教育，认为这一切都是白费劲，因为他们根本没钱供他上公立学校，没钱给他谋个职位，也无法给他提供做生意的本钱。包法利夫人只好紧咬嘴唇，任凭孩子在村子里乱跑。
在母亲的努力下，他十二岁时开始学习，老师是教堂的神父。不过上课时间太短，又不固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功课都是教父忙里偷闲教的，他就站在那里，匆匆忙忙讲上一课。有时，神父看见小男孩在田地里东奔西跑，就会把他叫过来上一会儿课，但经常不是被下雨就是被过路的熟人打断。尽管如此，神父对小男孩总是很满意，甚至还说“小伙子”记性挺好。
夏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包法利夫人采取了有力措施。包法利先生问心有愧，或者说嫌累了，居然不反对就让步了，但还是拖了一年才送他上学。六个月过去了，第二年十月底，夏尔总算进入了卢昂的一所中学，是父亲把他带到学校的。
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在该玩的时候玩，该读书的时候读书，上课专心听讲，在寝室里好好睡觉，在餐厅里好好吃饭。每逢周四晚上，他都会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然后复习历史笔记。散步的时候，他会跟同样来自乡下的校工聊天。他学习很刻苦，在班上总是保持中等水平。有一次，他甚至获得了一本博物学证书。但到第三年结束时，他的父母让他退学，改为学医。
他的母亲认识一家洗染店的老板，就在洗染店的四楼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并为他的入住做好了准备。她找了一些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从家里运来的旧床，还买了一个可供那可怜的孩子取暖用的火炉和一些木柴。到了周末，她便动身回家了，留下他一个人照顾自己。
学校的课程让他头昏脑涨：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植物学和治疗学。他什么也不懂。他专心致志地听讲，可还是听不懂。尽管如此，他仍然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参加所有的课程，从未落下任何一堂课，按要求完成每天的作业。
为了省钱，他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托邮车捎来一块烤肉。他从医院回来，就一边靠墙跺着脚，一边拿烤肉当午餐。然后，他就匆忙赶去上课，去手术室，再去医院，然后回到位于城镇另一端的住所。晚上，吃完房东准备的简单晚餐，他就回到自己房间开始用功，身上湿漉漉的衣服被他面前的熊熊炉火一烤，直冒热气。
在美好的夏日傍晚，他会打开窗户，倚着窗台往外看。流淌的河水穿过桥梁和栅栏，使卢昂的这个街区成了小威尼斯。对面屋顶上是明净的天空和一轮西沉红日。在家里该有多好啊！树下该有多凉爽啊！他张开鼻孔想吸进乡间宜人的气息，却什么也没吸到。
他消瘦了，个子长高了，脸上一副忧郁的表情，让人非常感兴趣。稍一松懈，自然而然，早先下的决心就被他一股脑抛到了一边。有一回，有一堂课他没去上，第二天，干脆所有的课他都没去上。尝到了偷懒的甜头，渐渐地，他完全放弃了学业。他泡起了酒吧，觉得每晚进入肮脏的酒吧是体现自由的壮举，为他平添了几分自尊。他初涉人世，初尝偷乐的滋味，每次进入酒吧，抓住门把手，就有一种近乎肉体上的快意。于是，许多积在心头的东西膨胀开来，他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调酒，最后，连做爱也学会了。
考前如此准备，学位考试自然是一败涂地。而考试的当天晚上，他家人还等他回去庆功。他步行回家，到村口停了下来，托人把母亲叫了出来，向她坦白了一切。她原谅了他，把失败归咎于考官不公，鼓励了他几句，并答应把这事兜起来。五年过后，包法利老先生才知道真相，但事情已经过去，他也就让它过去了。再说，他也没办法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是个蠢材。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苦读，全力准备考试，把所有旧题都背得很熟。这回他通过了考试，成绩相当不错。这对母亲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全家大摆酒宴。
他该去什么地方行医呢？去托斯特，那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着他死了。不等老头子卷铺盖，夏尔就在他对面安顿了下来，准备接他的班。
对包法利夫人来讲，把儿子抚养成人，让他学医，并帮他在托斯特挂牌行医，这还不算完，她认为他还需要一个妻子。她给他物色到了一个寡妇，四十五岁，年收入有一千二百法郎。尽管杜比克夫人相貌丑陋，骨瘦如柴，但仗着她的巨额财富，也有不少男人想要娶她。为了成全儿子的好事，包法利夫人巧施妙计，挤掉了其他对手。
夏尔满以为结了婚，就能过上舒心日子，凡事可以自己做主，钱也可以随意花费。但是当家做主的却是他老婆。他在人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都不能自己做主；他要按她的喜好穿衣服，按照她的吩咐催促病人还账。她拆看他的信件，监视他的行动，在他给女患者看病时，她站在门口偷听。
她总是抱怨神经痛，胸口闷，肝火旺。听到脚步声她就觉得难受；人们一走，她就嫌寂寞难耐；人们回来，她又说他们肯定是想看她早死。晚上夏尔一回来，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对他诉起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