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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年底，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戈登·洛德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1912年—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里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立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一下。”
这个英国人提及的“通州”，是指如今距离上海不到三百里的南通。这座城市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当地的绅商张謇。南通的现代化也始于他在南通采用英国机器创办大生纱厂。
中日甲午战争后，张謇受民族危机刺激，在南通探索地方自治，发展近代工业。他从购买英国机器创办大生纱厂开始，逐步涉足教育、垦牧、机器制造、船舶交通等诸多领域，到20世纪20年代，已在南通建成了一个包含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的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大生对南通如此重要，以至于“大生工业企业的兴衰几乎完全可以视同南通地区工业化的成败”。在张謇的整体工程开始之前，南通是长江以北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城镇，当地经济结构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占主导，几无工业痕迹。张謇的改造让南通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主业，囊括轻重工农的地方工业体系，南通逐渐向一个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城市过渡。
南通和张謇在国内的影响力跃升，“国内有事，通电必请张季直署名；实业界有事，必请南通领衔”。到过南通的中外人士对这里的工业化和社会建设不乏赞美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在着手南通的地方实业前并无洋务经验。他未曾留洋进学，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知识分子——饱读儒家经典，还曾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但最终，他却以实业贡献和地方建设而留名史册。
张謇和他的社会改造工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不止于此。知名的张謇研究者常宗虎曾这样表达对张謇与时代间的张力：“作为一个横跨晚清与民国的过渡型人物，张謇极适于成为官僚，却放弃仕途成了现代实业家；饱受传统教育的塑造，却成了现代教育的开拓者；是一个非凡的实业家，却终生致力于地方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尤其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居然能在受到接近殖民地化程度最深的上海附近独霸一方，在拒绝有外来者插手的环境中由个人致力建设地方。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努力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全国独树一帜。而就是这样辉煌的典范，后来竟又迅速衰败。”
因为这种复杂性，张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的评价并不一致。比如，他曾被视作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身上有诸多封建残余。但一旦时代的注意力落到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上，人们总会回想起张謇和他的南通。新中国工业起步之时，毛泽东曾说，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21世纪进入第三个10年，张謇又再度被视作企业家的标杆，“实业报国、实干兴邦”。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前的张謇重新为国人所热议，这是新时局对工业发展升级和大国制造的强调。100多年前，张謇就认识到“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今天的国家间竞争，本质上是制造业的竞争，重读张謇和他在南通的实业之路，有现实价值。
1896年，长江南北的苏州和通州出现了一件奇事——两位状元要在当地兴办纱厂。当年年初，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派张謇和陆润庠在通州、苏州设立商务局，并在苏州和通州设立纱厂。陆润庠是20多年前的状元，张謇则在此前两年金榜题名。士农工商，传统士大夫居四民之首，如今状元却要屈身于被视为末流的工商业，不可谓不奇。
究其缘由，要从当时的时局说起。张謇办大生纱厂时正值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正发生激烈巨变。短短十余年，“风云变幻，殆如百岁”，中国大地被维新变法、庚子国变、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等事件轮番冲洗，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风雨飘摇。风云际会，社会思潮涌动远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大肆经济殖民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是旧事，到1911年，中国的通商口岸从5地增加到了50余城。据统计，1894年之前，西方在华投资只有2亿～3亿美元，而1895-1902年在华投资办厂金额增至15亿美元。到1914年一战前夕，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5亿美元，20年激增10倍。国门洞开，瓜分危机迫在眉睫。
张謇筹办纱厂的前一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放开了外资在华设厂的诸多限制。为父丁忧的张謇闻之，在日记中悲愤不已：“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中日两国国运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反思并借鉴日本经验。在列强的疯狂入侵中，张謇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工商业的认知，工业被他提到了首要地位。1895年，暂别官场的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建议各省设立商务局，发展工商业，“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
历史学者伍贻业认为，张謇的选择，一是时代使然，举国上下震恐若狂，新局势使旧土壤里萌生出了新人物和新事业。二是地理和家庭背景。张謇所在的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出海口附近，当地盛产棉花，家庭手工业发达，其家族中又有经商历史，因此耳濡目染。
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创办企业，除了对利润的追逐，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抗列强经济入侵的宏愿。这一点与出身有关，这些人多兼有工商业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不仅在产业里躬耕践行，更有政治家的视野。
张謇的“棉铁主义”主张就体现了这一特性，他自陈“謇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1910年，张謇提及实业发展应重视“至刚至柔”两大产业：“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开幕。謇既与各行省到会诸君子，发起联合研究会，乃哀光绪一朝之海关贸易，……而始得所趋。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岂惟实业。”
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重工业发展钢铁，轻工业重视棉纺，张謇抓住了近代发展民族工业的关键。但在南通，张謇毕竟没有发展钢铁产业的条件，他将钢铁产业寄希望于当时张之洞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自己则投身“至柔”之中。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也是列强入侵最为深重的部门。经济史学者严中平统计过，1871-1873年，中国从外洋进口的棉布价值约3200万元，棉纱37791担，过了20年，到1891-1893年，进口棉布价值增加到了4491万元，棉纱涨到了704877担。20年里，外洋的棉布进口量增长仅三成左右，但棉纱进口量却增加了近20倍。
这组数字除了体现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深，还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棉布和棉纱的需求差异，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环节卷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程度不一。
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纱，效率低于手工织布。研究者统计，一个农妇每织一匹布，需要3～4个劳动力纺纱才能供应上。而西方机器生产的棉纱价格低，色泽、韧性和品相都较土纱更好，不易断头，因此很快被织户所接受。相比而言，中国劳动力众多，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织布成了许多家庭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机布较之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反而不明显。
市场对机纱和机布的不同反应，给中国棉纺织业带来的改变首先是纺与织的分隔——土布仍有市场，农民仍然在大量生产织布，由于机纱织布优于土纱，农民织布的棉纱大量采用了机器生产的棉纱。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一方面瓦解了中国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纺纱环节，同时又为个体小农的小家庭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生产原料，促进了它的发展。
在距离上海不到三百里的南通，机纱的渗入程度也颇为深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南通每天可销洋纱20大包，每年当地农村用于织土布而购买的洋纱总价达到40余万两。到甲午战后，全国范围洋纱进口速度增长更快，输往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洋纱占当地市场用纱量的93.7%和86.4%。
在南通设立纱厂具有反经济侵略的对抗意识。大生纱厂得名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反映了张謇对工业的认知。在张謇看来，近代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御侮自在其中矣”。
大生纱厂建立的章程《厂约》中也提及：“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产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强烈的与列强争利、保护国内市场的倾向跃然纸上。
无论是从纱厂的名字还是宗旨都能看出，发展机器生产，改变国家命运，繁荣经济，泽被地方，是张謇在南通发展的初衷。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集中于六大中心城市，“江苏之上海，无锡，通崇海，山东之青岛，湖北之武汉，及河北之天津”。江苏的通崇海指的是通州、海门和崇明，也即张謇所在的南通。大生纱厂能够办成，除了张謇故乡在南通这一因素，也不能忽视南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具备的客观条件。
方显廷所著《中国之棉纺织业》分析棉纺织业分布于六大中心，原因在“诸埠纺织厂发展最早，均为棉产丰富之区，煤与电力之供给极称便利，运输亦便捷，复为大市场之所在地，且又均有现代商业金融机关之设置，足资周转该业之金融”。总结起来，棉纺织产业的发展与这些地方的原材料丰富，交通便捷，距离市场近，同时金融条件成熟等区位优势有关。
明清以来，南通的棉纺织业一直颇为发达。一方面，南通是产棉区。当地地理条件适合种棉花，“地本江流沙壤积成，既肥沃而又便水利，故植棉之适与棉产之富为苏省之冠，而江南之棉区所不及”。当地县志记载，从明代天启（1621-1627年）年间开始，地方官就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当地产的棉花有“沙花”之称，到20世纪初，通州、崇明、海门三地上市棉花约40万包。
另一方面，南通当地农民和织户生产的土布在国内也逐步打开了市场。19世纪中叶，当地生产一种布专门用于包装货品，颇受欢迎。之后，织户们又生产出了厚重耐磨的关庄布，逐渐打开了国内市场。当时，清朝加大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更需要耐消耗的棉织品。南通生产的耐磨土布裁制的衣服，能满足中下层民众的日常需求，因而畅销关外。同时，太平天国的兴起对江南此前的土布产地有所打击，由此，南通成了国内市场上不小的土布产区。
从消费端传导到生产端，南通本地家庭织户就对质量上乘的棉纱需求进一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看，大生纱厂从建立之初，面向的就是南通机纱这一正在增长中的庞大市场。经济史学者林刚认为，大生纱厂一开始面向的并非消费市场，而是面向农村商品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市场，“它适应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来”。
靠近棉花产地和棉纱的消费者中小织户，最大限度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输运成本，可以说，南通具备了发展机器纺纱的客观市场条件。
另外，设在本地的纱厂，还能避免当时政府向跨区域物资收取的捐税。晚清办厂，地方政府要征收不少苛捐杂税。比如，从口岸城市到非口岸区域有额外税收，纱品从上海的口岸运到其他省份，需要交5%的捐税。
南通与上海之间的物理距离不到三百里，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又恰到好处的距离。一方面两地的经济联系通过长江，往来便捷；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南通的相对独立性。作为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和棉纱需求市场，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列强尚未来得及涉足这座江北小城。张謇是在一张相对空白的画纸上开始了他的地方自治计划。
相比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官员身份，张謇虽有功名在身，毕竟并非拥有实职的当权者，但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实业家自觉。他也不同于盛宣怀，后者虽行走商界多年，但始终头有顶戴。用今人视角看，张謇在南通的探索是一种从边缘地带的创新，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下向上性，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独立开展近代工业化运动的肇始之一。
1895年冬天，张謇开始筹办纱厂，但直到1899年5月，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这中间相隔3年半的岁月，张謇遭遇的最大困境是筹资。由于筹资不易，大生纱厂的性质经历了多次轮替和摇摆，从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最终变成了绅领商办。
纱厂筹资困难，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大生产的理解和认知不足有关。社会资金难以顺畅实现资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财力支持，也反映了在封闭落后的农业国迈开工业化第一步的艰辛。
而即使募资成功，南通和张謇的事业也面临内在的危机。一是机纱面向的市场是土布织户，它依然属于农村家庭手工业范畴，随着机器大生产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碾压，机织终将取代手织。张謇在南通办的厂始终仰赖本地织户市场，一旦织户们的土布销路不畅，大生纱厂就将面临困境，而整个大生资本集团的赢利又高度仰仗纱厂。在这条生产关系的传导链条里，实业发展在全国取得斐然成绩的大生资本集团的荣光，建立在并不稳固的根基之上。
另外，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在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压抑的困境里艰难腾挪。作为工业发展的后发国家，国家的主权并不完整，华商起步比外洋资本更为困难，更谈不上享受本国政府对本国产业的相关保护政策。国内市场还因战争、割据等诸多阻隔，分散而破碎。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爆发，这些近代早期区域工业化的先驱和努力注定以令人遗憾的结尾收场。
1895年年底，张謇初步设定，南通本地和上海各3人，共同组成“通沪六董”，是为大生纱厂的股东。张謇是筹办者，但他毕竟是读书人，财力有限，并不在这6人股东之中。第二年，纱厂的规模和需募资金也逐渐有了明细：纱厂为商办，厂址在通州城西唐家闸，规模为先办纱机2万锭，招股60万两。
一开始，南通本地的股东颇为积极，但上海的商人十分怠慢，迟迟未见资金。为此，张謇到上海周旋，3位上海股东中有2位买办商人就此退出了股东阵营。张謇于是又推荐南通本地的木材和典当行的2位商人加入。由此，南通本地商人成了主导。但由于本地商人集资不足，仅靠商人的力量，难以支撑大生纱厂的建设。
此时，状元的身份开始发挥作用。张謇在官场的社会资源积累派上了用场。他转而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寻求帮助。商办计划此时已经搁浅，寻求来自官府的资金成了纱厂唯一的希望。
张之洞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曾有兴办纱厂的念头，因此购买过一批纱锭放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由于资金缺乏，这批纱锭在码头生锈，两三年无人过问。上海商务局因此与张謇议定，官机作价50万两为纱厂股金，张謇另行募资50万两，纱厂改为官商合办。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人对官府有颇多顾虑，纱厂的股东中也不乏有人担心官方干预过多，因此极力反对官商合办。经过张謇的多方协调，1897年8月，纱厂又改为“绅领商办”。具体来说，作价50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和张謇分别募资，每人筹资25万两，纱厂即可开机。在绅领商办的安排下，官府对纱厂的支配权降低，官机的折股只能每年到期领取“官利”，不能干涉企业经营。这也打消了入股股东对官府的疑虑，提高了他们参与大生纱厂筹资的积极性。
1898年年初，大生纱厂的基础工程建设开始，由于缺乏资金，厂房建设进展缓慢。到秋天才算基本建成，机器安装过半。要投入生产，还需要原材料和日常成本开支。为此，张謇又去向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和东南各地地方大员求助，但支持者不多。为维系纱厂运转，用于生产的棉花也被卖掉以应付日常开销。
到1899年5月，大生纱厂终于正式投产。但此时资金缺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纱厂的主导者们决心最后一搏——一边买棉花，一边卖纱，用卖纱的钱购买原材料，到完全无力开机时，就关闭工厂，彻底放弃。“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大生纱厂运气不错，当地市场对机纱需求量极大，加上当年机纱涨价，很快大生纱厂就站稳了脚跟。
在南通筹建纱厂的过程如此一波三折，这生动地体现了在这片国土上创新求变者的困境。张謇在日记里写过自己为纱厂募资的艰难，“凡以纱厂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而走”。集资办厂对于19世纪南通的普通商贾而言是彻底的新鲜事，许多人并不了解集资与借贷的区别，当地一些农户听到办工厂，甚至谣传“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这就是19世纪中国的现实，兴土木、建铁路、办工厂，都可能以破坏风水的名义被阻挠叫停。
因而，南通工业发展最初的资本积累全赖主事者个人社会资源变现。张謇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网，成了南通工业化得以实施的前提和背景。从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中国最初的实业家们都与封建旧制度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只有这些人才具备兴办实业的客观条件。
学者伍贻业对这种时代特征有过很精炼的总结，新的正在萌蘖，旧的并没有立即消逝，张謇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下，负荷着传统，勇敢地正视着变化中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先有张謇，后有南通工业”，毫不为过。
大生纱厂开机半年后，纱厂账面上居然有26850两盈余，2年后盈利一路飙升，纱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899年纱厂开机时只有2万纱锭，到1905年增加到6.06万锭。盈利能力也颇为可观，从纱厂开机到1916年，股东得余利273万两。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的中国颇为可观。
一组对比数据能反映大生纱厂取得的成绩有多惊人。经济学者严中平曾考察1896-1910年创办的19家华商纱厂，在中外棉纺织工业的竞争中，大生纱厂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们找遍上述十九家纱厂，发现未经改组、出租、出卖而能继续增机增资者，只有南通大生纱厂一家，其余18家莫不曾经失败易主。”
近代民族工业在西方列强冲击、本土营商环境和资本主义发展土壤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事实上处于九死一生的处境。历史学者章开沅称：“这是一场对抗双方实力悬殊的‘悍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民族工业有了短暂喘息之机，大生纱厂也是在这段时间快速扩大规模的。到1921年时，大生纱厂的2家分厂历年累计纯利总额为1662万两，其中有2/3是在一战期间取得的。
纱厂生产进展顺利后，作为棉纺配套产业的相关工业也纳入了规划。例如，面粉厂利用大生多余的动力来研磨面粉，既为纱厂提供浆纱的原料，同时也能便利百姓生活；纱厂的下脚料则作为油厂的原料，油厂的废料油渣作为皂厂的原料，纸厂则利用纱厂下脚飞花造包纱纸。
通过工业化的推进，大生纺织企业形成了一个以机纱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带动了当地工业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当地的经济也围绕着棉纺的前后经济领域得到发展，植棉、纺纱、手织互相促进。1915年时，南通县（今南通市通州区）农民已经将70%的稻田改种了棉花，南通本地的土布销量从大生纱厂开车前的每年约10万件发展到1904年突破15万件。
在高度依赖土布销量的供需关系里，土布销售情况直接关系到大生纱厂的纱价，因此大生的企业经营也颇为关注南通土布的销售情况，甚至包括千里之外的东北布市价格。在大生系统档案中记载了不少布价与纱价关联的条目，如“纱市关系于布，布畅销则纱销旺”等。一旦外销的土布市场萎缩，清末民初的南通普通民众的收入无力消费本地生产的土布，自然也撑不起旺盛的机纱市场。经济史学者林刚因此将这种市场关系称为从“一荣俱荣”到1922年后变成“一损俱损”。
东北的土布市场萎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时局变动、政局不稳、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入侵和军阀混战等。日本从20世纪初就觊觎东北市场，一战后它加深了对东北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它在东北的势力进一步扩张。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大片地区被卷入战火，大大影响了从东南运去的土布销量。大生纱厂经营状况也急转直下，很快就负债累累。1925年，为维系营生，大生被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张謇和南通商贾丧失了对它的掌控权。
大生易主并不代表南通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但土布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大生纱厂得以发家的邻近棉产地和纱销地优势逐渐丧失。在机器大生产的步步紧逼下，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顽强性终有限度。尤其是在国家主权沦丧、列强凭陵的境况下，民族工业终将从“悍战”陷入“鏖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更是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有人将大生集团的30年发展史视作近代民族资本与列强悍战中的幸存品；也有人认为，大生集团只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不断扩张的某些空隙里得到若干发舒，一旦列强紧逼，它很快会陷入沉寂。这都是看待南通近代化历程的一个截面。
如果把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区域工业化探索视作一个连续的运动，张謇和他在南通的尝试只是先声和肇始。它奠定了某种基调，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与外部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导的大国迈向工业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新与旧的激烈碰撞。
1922年大生资本集团易主后，南通生产的土布在国内的市场逐步萎缩。大生纱厂多次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市场，其利润多用于偿还前期债务。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陷入了更为激烈的动荡。覆巢之下无完卵，大生纱厂多次裁员，最终被日方接管，生产陷入停顿。这是近代中国大部分工业化运动的共同结局。
但先行者的探索不会被湮没。20世纪50-70年代，苏锡常通等地乡村兴起了社队企业潮，被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苏南模式。这些地方经历过工业文化熏陶，推动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区位因素如靠近市场、交通便利、劳动力优势等依然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以集体经济的模式走出了工业化的新路径。这仿佛是对一甲子前以南通为代表的近代化模式的遥远呼应——在相对边缘的长三角农村，合理利用农村固有资源，实现工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最终推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发展。
前文论及大生资本集团的荣光建立在并不稳固的根基之上，个体小农经济终将被机器大生产所碾压。但小农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这正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4亿，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人口的膨胀让人均可耕地资源急剧下降，人口资源占比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为养活更多人口，家庭内部的手工业和副业普遍存在，即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机器大生产更为低下，但只要劳动所得超过劳动力以外的投入，仍有大量小农家庭有动力从事传统手工业。这正是学者们所提的小农经济对抗机器大生产所具有的顽固性。
围绕着大生的近代工业体系，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朝着商品化转变，棉花种植、机器纺纱和机纱织布之间形成了农业—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紧密联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伴随着大生纱厂开机而互相催发，解决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大生资本集团下属的垦牧公司试图开垦沿海滩涂种植棉花发展农业，既为棉纺织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又缓解了江南地区存在已久的人多地少的矛盾。
如果从这个方向总结南通发展的模式，可以看出它呈现了强烈的过渡性——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主导工业化浪潮，依托农业大国里的家庭手工业市场而生，与个体小农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仿佛是当时中国命运的缩影——新的正在诞生，旧的尚未消逝，外部干扰深重，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步履蹒跚地走向工业世界。
南通工业化的模板意义也由此体现出来。农业大国在工业发展起步阶段，在资本积累不足、技术优势不显甚至落后的状态下，唯有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充分因地制宜利用劳动力大国的优势，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间形成某种良性循环，方能走出工业化的第一步。
张謇在南通的试验当然也有它特殊的时代局限。由于当地的工业化系于一人，张謇个人的社会名望支撑起了当地的探索，在南通“一人致是”，大生成了南通本地唯一的主导者，垄断了当地的企业经营权。张謇自己也点出过南通发展与其他地域的不同，“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无锡则人自为战”。学者常宗虎认为，在不具有全国性自由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情况下，个人及其集团的优缺点都深刻影响了南通的区域近代化进程，长期封闭和垄断造成了竞争机制的缺失，其发展系于精英的个人能力而非某种稳定的机制。
“苏南模式”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其1983年的著作《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费孝通观察苏锡常通等地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小城镇由衰落走向兴盛的变化，认为乡镇企业是这些地方工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它们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后，苏南模式被学术界用来总结和概括苏锡常通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它指在江苏南部率先实现，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导，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手段，由县乡两级政权直接领导的一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在苏南模式下，农村工业化的实现载体是实行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当时农村为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的必然选择。在长三角地区，人口与耕地资源间的紧张关系从明清时期就颇为明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问题依然突出。
为了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就地兴办了一些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企业，之后它们逐渐发展为农机具厂。这些工业企业为满足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务农的需求而存在，工业生产出农业需要的生产或生活资料，同时能提供就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问题，农业则为工业提供市场、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
这是苏南区位优势的再度发挥。它们毗邻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农民与这些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和技术辐射的能力强，同时在耕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天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富余。在资本和技术不足时，集体所有制属性能形成某种背书，在工业发展前期方便了资源的集聚。这与张謇在南通发展工业最初也是走上层路线，有异曲同工之意。当时他也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精英和资源的参与，实现社会资源的工业资本化。
苏南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工业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乡镇企业在当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政策职能，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产权不明和政企不分的隐患，在收入分配上也存在不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南模式的内部隐患也随之暴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要求。20世纪末，乡镇企业掀起了改制潮，彻底明晰了产权安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乡镇企业里走出了不少中国制造的龙头。
百年来这个区域的创新者和创变者最终命运的差异令人唏嘘。对于个体、企业和区域而言，苦心孤诣的奋斗很重要，历史的大进程也难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