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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岁的汉武帝，在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地位，完全没给自己定一个想当什么样的皇帝的标准。此时的汉武帝基本上还处于由着性子胡来的阶段。经过明堂事件，太皇太后给他一点教训之后，汉武帝开始审视他屁股底下这把椅子的分量。
当时的大汉帝国，国库十分充盈。历经文、景两代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远超秦朝。在汉初黄老思想的指导下，从汉高帝到窦太皇太后，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不折腾，国家就能攒下钱来。
尤其是汉文帝时代，为了改变市面上假币横行导致的金融混乱，他设立铜钱的铸造标准，然后大胆把铸币权交给了地方。如此一来，只要有铜，就能开印钞厂。这就意味着，市场上流通的铜钱都是真币，没有假币。
在没有假币的情况下，谁家发行的货币成色更好，老百姓就更愿意用谁家的，这就逐渐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规则。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汉文帝宠臣邓通铸造的邓氏钱成色较好，所以有了“‘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
于是（汉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
——《史记·佞幸列传》
汉景帝饿死邓通之后，吴国的钱因为成色好，逐渐取代了邓氏钱的江湖地位。
这种道家的治国理念，跟外儒内法的汉武帝格格不入。汉武帝内心渴望集权，渴望扩张，渴望取代匈奴成为天朝，渴望成为秦始皇那样的男人，所以他需要改变当时的治国理念，走向霸道治国的道路。
当时的汉朝面积，完全达不到秦朝的最大疆域水平，基本上控制在传统的活动范围内。东北到不了辽东，北方也就到长城，西边到不了甘肃，南边过不了南岭。当时正经属于汉朝藩属的，只有卫氏朝鲜和南越国，本来这俩国家跟大汉国内的藩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自从削藩之后，这俩国就显得标新立异了。福建一带的越族跟大汉貌合神离，云贵一带的城邦根本不服大汉。最可气的就是匈奴，自从汉景帝中元二年朝廷拒绝和亲之后，汉匈两国就恢复到了敌国的关系，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至于国内，本来人人敬仰的藩王们，这会儿基本上沦为大汉政治版图上的最底层，谁见了都能欺负他们。大丞相许昌就是个传话筒，只负责把国事报告给太皇太后。
所以汉武帝经过精密测算，发现两件事是最急迫的。其一，得有钱，所以要把地方财权集中到中央。其二，匈奴始终是个心腹大患。如果按照当年晁错的计划继续拖死匈奴，虽然颇见成效，但是这个效率让汉武帝忍不了。这也难怪，汉武帝这个岁数，自然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不过谁去打匈奴？这个人选不好定。当年的周勃、柴武、樊哙等名将都不是匈奴的对手，上哪找个大汉朝的蒙恬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初蒙恬之所以一战成功，那是因为匈奴头曼单于刚被大月氏打败。现在要搞定匈奴，还得有大月氏这样的帮手。对了，大月氏去哪了？
大汉朝这些历史、地理方面的专家一研究，说大月氏被冒顿单于打败之后，就往西方逃遁了，具体到了什么地方，还真没人知道。而且，冒顿单于还拿大月氏国王的头骨做酒器，所以这两国之间的仇恨，那是深入骨髓的。因此，汉武帝在继位之初先确立了法定货币为朝廷铸造的三铢钱之后，就开始招募探险者，去西域寻找神秘的大月氏。
当年汉朝的最西疆在狄道，也就是今天甘肃的临洮县，再往西就是传说中的西域。在我国历史上，“西域”的概念一直不太固定。从字面上看，西域就是西方。商朝的时候，西域单指西边的周国。再后来西域这个概念就大了，从河西走廊到整个亚欧大陆的西部和南部，在汉朝人眼里都叫西域。直到后来汉宣帝时期，汉朝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把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才确定了西域的概念就是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方的地区。所以咱要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得从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开始。
汉武帝初年，西域小国林立，很多国家的名字在今天也是非常有名。比如楼兰，让我们想到神秘的罗布泊。比如于阗，让我们想到美玉和大枣。比如若羌，让我们想到小枣。大宛，自然是宝马的代名词。这个地方自古小国林立，原因就是特殊的地貌让这里的人口并不集中。最早哪里有绿洲，哪里就有人口的集中，哪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国。这些国家力量分散，所以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
汉初，匈奴的冒顿单于攻打西域，把西域各国都列为藩属，匈奴对西域各国征收巨额的贡奉。正是因为隔着匈奴，汉朝对西域几乎没有概念。西域各国也听说过汉朝，但是那感觉就像秦始皇听说海外有瀛洲、方丈、蓬莱三岛一样，都是传说而已。
去考察西域寻找大月氏的工作，其实跟徐巿出海找神仙的任务差不多。不过有一点，归化到汉朝的匈奴人信誓旦旦地讲，西域各国真的存在，大月氏和匈奴的血海深仇也是证据确凿。这时候，侍卫出身的张骞应征出马，要去西域寻找神秘的大月氏。张骞的副手就是匈奴人甘夫，也叫堂邑父。他俩带了一百多人的使团，悲壮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这个队伍啊，其实有点像唐僧西天取经。张骞出了汉朝就蒙了，只能写行程日记。而甘夫就相当于孙悟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饭吃的时候，甘夫还能随时打猎，相当于孙悟空的化缘技能。可以说没有甘夫，就没有张骞的丰功伟绩。这支队伍遇见的第一妖，就是刚到甘肃，团队被匈奴骑兵给围了。匈奴骑兵没给孙悟空面子，把他们全部带到了匈奴王庭审讯。匈奴人也不傻，见张骞全套的通关文牒和大汉符节，你说你是打猎的，蒙不过去啊。张骞倒也实在，他说他是汉朝大使，要去西域的大月氏国搞外交活动，跟匈奴没关系，要求匈奴立刻放人，并签发通行证。
此言一出，匈奴人都气乐了。军臣单于问张骞，如果匈奴大使要穿越汉朝去南越国找赵佗聊聊，你们汉朝给开通行证吗？张骞说坚决不给开。匈奴人说你还知道不给开啊，你们现在企图穿越匈奴国土去找匈奴的敌国大月氏，智商超过六十的匈奴人都不会放行。
你说张骞是不是傻？啥实话都往外说，让人扣了吧。但是张骞别无选择，他们出门就代表着汉朝，这是最起码的。老子是汉朝的人，所以你必须放行让我去大月氏。你们是胡人，所以我们汉朝坚决不允许你们去南越。在汉朝面前，只有藩臣，没有平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苏武被扣那么多年，只为保住一个汉朝符节。
我们不否认这是忠君，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张骞还是苏武，抑或其他汉朝使臣，谁都没资格选择不忠君。谁要是选了不忠君，那就是名誉扫地，全家被杀的结局，那还不如在敌国当个硬汉。再比如未来汉武帝先杀了李陵全家，那李陵就不当硬汉了，马上投降了匈奴。
说白了，这就是有的人未必真心忠君，但不得不忠君。有的人不想害人，但在极端条件下不得不害人。朝廷需要举报的时候，你不举报别人，别人就会举报你。
这就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皇帝的面子大于天，所有现实利益都不能和皇帝的面子起冲突。忠君的最大表现，就是忠于皇帝的面子。
唐僧明知道妖精要吃他，他也得说自己是大唐钦差唐三藏，不能说自己是围观群众王小三。同样，乾隆年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一句国家大事都没机会说，就为跪不跪乾隆皇帝这点破事较劲。再往深了说，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
天朝，纠结的就是一个字眼，讲究的就是一个姿态。利益永远要放在姿态的后面，所以同样是扬帆出海，西方人赚得盆满钵满，明朝官员吓得烧掉了郑和的航海图，生怕再出现下西洋这样的败家行为。
总之张骞刚一出国门，就这样被匈奴给软禁了。跟汉初不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不拿汉朝人当人看。他们连韩王信、陈豨这样的猛将都不重用，只是拿他们当个炮灰。自从汉文帝时期的汉奸中行说在匈奴立足之后，汉朝人对匈奴来说相当于战略物资，必须拉拢归化。所以张骞虽然被扣，但是匈奴对他依然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给房子给地给媳妇。当然了，匈奴的好吃好喝对张骞来说难以下咽。匈奴给的房子也就是毡房，地是牧地，媳妇是柴火妞。倒不是匈奴抠门，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待遇，也就这样了。
张骞倒也绝，他以大汉使者的身份，肉照吃，酒照喝，媳妇照睡，就是不改国籍。别说张骞了，甘夫那个匈奴人也是气节不倒，以大汉朝外交官自居。不要跟我谈民族，随你们怎么说我。老子就是汉朝人，我爱大汉。
这就是文明程度导致的，南北朝的时候，北魏吸纳汉族人才并不费劲，我管你是鲜卑人还是汉人，最起码文化上是汉人。柔然虽然和鲜卑北魏同族，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柔然和北魏是世仇，互相没有认同感。
自汉文帝开始，汉朝吸纳归化匈奴人无数，而匈奴想要吸纳汉族人可费了劲了。除了中行说这样犯了死罪的阴阳人，谁都不愿意待在匈奴。哪怕是政治犯臧荼、卢绾的后人等，都是等着大赦赶紧回国，谁没事在那地方待着。
张骞这一去，等到再出现在中国，那就是十三年以后的事了。按下西方的事情不表，在东土大汉，汉武帝把目光先瞄向了江浙沪地区，有些历史遗留问题，是时候解决了。
过去呢，令汉朝皇帝不放心的是国内的藩国，但是经过汉景帝一朝的压制，到了汉武帝时代，藩国的王爷们那是过得王不聊生。
从汉景帝时代开始，王爷们就失去了对本国的人事任免的权力。每个藩国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都是朝廷派来的特派员。这帮人的日常工作就是挑王爷的毛病，挑不出来就难免会有协助王爷搞事情的嫌疑。这帮人挑王爷的毛病，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算王爷天天宅在家里不出来，藩国之臣也可能给王爷们定个无言行的罪名。
朝中大臣也积极配合，他们不惜给晁错翻案，说被先帝处决的晁错是个好人。总之在没地方说理的年月，只看地位，不看证据，更不讲道理。这就是大汉朝的政治正确。
那时候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行贿。过去老百姓厨房里供着灶王爷，每年过年的时候怕灶王爷给玉帝汇报工作的时候说自己家的坏话，所以得提前给灶王爷嘴上抹蜜糖。现在藩国之臣随时都能要了王爷的命，所以王爷们想要生存，必须拿钱来讨好藩臣。所以藩臣没事到王爷家看看，一看这个金碗不错，就得念叨念叨早晨吃饭的时候饭碗不小心摔了，晚饭没碗用了咋整？哪个王爷敢不把金碗奉上？官老爷们还得说：“这不合适，你看，哎，嗨，下回不许了。”
你说王爷们都过的什么日子吧。
到了建元三年，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这四位是汉武帝的兄弟，哥五个把酒言欢的时候，聊着聊着四位王爷就哭了。汉武帝得问问啊，兄弟们哭啥子呦？刘备的祖宗中山王刘胜说了，说大臣们跟皇上没有一毛钱的血缘关系，王爷们都是皇上的至亲骨肉。但是如今皇上的至亲被那些外人挤兑得没法生存，所以，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可不哭呗。
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
——《资治通鉴·汉纪九》
汉武帝也觉得从汉景帝那代开始，对诸侯王们都太苛刻了。各位王爷都成光杆了，再挤兑他们也没意思了。所以汉武帝下令，解除了藩国之臣告黑状的权力，王爷们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王爷们的地位，依然是非常尴尬的。汉朝的执法尺度很大，皇上喜欢的人犯罪，那是大事化小，要是王爷犯事，那就罪加一等。截止到建元三年，有两件事可以对比一下，说明王爷们的尴尬。
这事儿说起来，得往前说几句。当初汉武帝决心起用窦婴，就先起用了窦婴的好朋友灌夫。灌夫这个人，原名叫张仲孺，看上去是个很文气的名字。其实呢，这名字放在今天，翻译成山东话就是张二羔，翻译成山西话就是张二旦，翻译成河北某些地区的方言可能就是张二小。张家是颍阴侯灌婴家里的家臣，灌夫的父亲叫张孟，因为张孟作战很猛，所以深得灌婴喜爱。灌婴扶张孟做将军，赐姓灌。从此张孟就叫灌孟，张孟的儿子就改名灌夫。
灌夫很不可爱，这个人一身的江湖气，跟官场格格不入。让他当个江湖大哥，那是没问题，当官总是差点意思。这哥们还仇富，看见比他混得好的，他就凌辱人家；有不如他的，他就很开心，对人礼敬有加。当初七国之乱的时候，灌孟战死，根据当时的法律，灌夫得护送灌孟的灵柩回家乡安葬。但是人家灌夫就不去，非要单枪匹马去杀吴王刘濞，结果身负重伤，要不是周亚夫勒令他重伤下火线，他那条命就交待了。
灌夫官至淮阳太守，建元元年的时候被汉武帝调任中央做太仆。结果第二年这哥们就犯事了，他跟长乐宫卫尉窦甫一起喝酒，那时候淮南王还没造出豆腐，所以窦甫这个名字也不奇怪。俩人喝酒，结果灌夫喝多了撒酒疯，把人家窦甫给打了。这可不是小事，因为窦甫是太皇太后的弟弟。这事一出，汉武帝的反应是：打得好。太皇太后的反应是：弄死他！结果汉武帝偷梁换柱，把灌夫调往燕国为相，免了灌夫的死罪。
建元三年，济川王刘明射杀济川国中尉，司法部门刚直不阿，奏请判处济川王死罪。这位济川王刘明建元二年刚来朝见汉武帝，回去就犯事了。看上去是济川王骄横，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是，这位济川王才七岁啊。济川国中尉掌握兵权，工作性质就是监视济川王。他俩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没说。中尉有没有欺负刘明？也没说。七岁的娃是怎么杀掉成年人中尉的？还没说。
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司法部门奏请判处七岁的刘明死刑。汉武帝得说啊，刘明是他弟弟，就免死吧，但是封地得收了，归地方郡县直辖，刘明发配房陵。
你看，灌夫证据确凿殴打朝廷命官，打的还是皇上的不知道几舅老爷，不仅无罪，还调任燕国为相。七岁的刘明杀死中尉一事疑点重重，但是汉武帝收了他的封国，把七岁的孩子发配到房陵。这就是皇帝爱臣犯法没事，爵封王爷罪加一等。
二年，（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史记·梁孝王世家》
刘明是汉武帝的亲堂弟，尚且遭遇如此，那些远支的刘氏族人，更是人人自危。如果这位远支刘氏还犯了罪，那只能铤而走险了。说的不是别人，当年七国之乱被周亚夫粉碎之后，逃往东瓯的刘濞被越人送给朝廷，刘濞死于非命。而刘濞的儿子刘驹逃往闽越，十多年来一直矢志报仇，不断挑唆闽越王攻打东瓯王。到了建元三年，闽越王终于被刘驹说动了，派兵攻打东瓯。闽越王为啥会被忽悠，史书没有记载。
那不重要了，关键是东瓯跟刘驹有杀父之仇，而东瓯的仨瓜俩枣不是闽越的对手。所以，东瓯的东海王上书汉武帝，求帮忙。
消息传到长安，要不要救东瓯，朝廷中显然有不同的意见。朝会一开，根据惯例，丞相许昌是一言不发，只负责会议记录。其他大臣都眼巴巴看着那个没有官服的老百姓田蚡，请田爷先给个方向。当然了，当时虽然田蚡是老百姓，百官也不能叫他老田，还得尊称田太尉。得到汉武帝首肯后，田蚡率先发言。他说越族之间互相斗殴那是每时每秒都会发生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是他们一打架就要朝廷出兵，那朝廷不成他们的打手了？不管这事最好，打死一个少一个。
此言一出，汉武帝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不满。这时的汉武帝踌躇满志，不怕有闹事的，就怕没闹事的。你想一个皇帝，如果不平叛、不赈灾、不打仗、不变法，那不就只剩下给后宫戏提供素材了，想想都腰疼。
明堂事件以后，由于窦婴背了黑锅。所以太皇太后处决了窦婴推荐的赵绾、王臧，而建元元年那场公务员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都得到了有效保护。那场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庄助（也称严助），嗅到了汉武帝的意图。中大夫庄助起奏汉武帝，说太尉说得好，说得妙。但是，前提条件是咱们朝廷弱到出不了兵，而且还非常缺德到不管汉惠帝陛下册封的东海王。但如果咱们大汉有力量，而且不缺德的话，还是应该救援一下的。连朝廷册封的王爷都不救，怎么怀仁远国呢？
汉武帝大悦，说这才是社稷之臣，田蚡的浅薄见识，不足以讨论国家大事。
其实田蚡说的不完全错，庄助说的也不完全对。越族之所以叫百越，就是他们之间一盘散沙，俩村之间都不和睦，打架是常有的事。当初汉惠帝册封欧阳揺为东海王去管理东瓯国，还是看在欧阳揺的祖上勾践的面子。而闽越王也是早期刘邦册封的诸侯王，可惜的是这个国家内部老内讧，屡屡冒出一支来跟朝廷作对。越族天天内讧，真正想解决这种棘手问题，雍正时代的“改土归流”政策是比较合适的。
在汉代，中原的大军到了长江以南战斗力就削减一半，不是谁都能像秦朝任嚣、赵佗那样倾全国之兵到这儿跟越族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死磕。想要武力征服越族，是很消耗元气的。所以田蚡说不去救援的道理，就在这里。谁说能救援，谁就带兵去试试啊。再说了，就算去救，也得到东瓯真的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去，现在去那不是傻吗。
而庄助说去帮忙，也是应该的，但是怎么去帮这个忙，庄助也不知道。所以这二人之争，就是互相卖个萌，争个宠。真正大主意，汉武帝已经拿好了。
汉武帝虽然说田蚡不足以讨论大事，但是一直和田蚡讨论大事，所以这话也就是说给许昌听的。对于汉武帝来说，还是得积极采纳田蚡的意见，坚决不派中央军去填越族的无底洞。汉武帝以自己刚继位为由，拒绝使用虎符调中央军平叛，而是让庄助带着皇帝的符节，去调会稽郡的地方部队去平叛。
等到庄助到了会稽郡，郡守觉得这里边有问题。首先说会稽郡的实力不足以跟越族决战。其次，汉朝立国以来，从来没有用皇帝符节调兵的先例，不见虎符绝不发兵。但是皇帝的符节也不是吃素的，怎么去拒绝庄助，郡守想了一个馊主意。他派一名军官去告诉庄助，不见虎符，绝不发兵。庄助倒也没难为这个军官，没吵没闹，也没非逼着他发兵。只不过是一声令下，钦差的卫兵就把这个军官给杀了。
会稽郡守没想到庄助真敢杀人，马上同意出兵。但是，这送死之旅，会稽郡守是不干的，所以他耍了个心眼儿。也赶上庄助不懂业务，所以会稽郡守和庄助商量了一个从海上出兵，绕到闽越后方作战的完美计划。
庄助很满意，会稽郡守也很满意，这就叫纸上谈兵。为啥呢？深入敌后那是二战时期有伞兵之后的经典战术。飞机多快？伞兵降落多快？而汉朝的海船航速多快？所以，会稽大军赶到前线的时候，闽越军早就回家了，完美。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会稽郡守赶紧对东海王表示sorry，sorry，来晚了，来晚了！海上堵啊，我先自罚一碗炸酱面。
东海王表示少来这套，来晚了是吧，我们也不难为你，请帮我们上奏朝廷，俺们要搬家。那么说东海王想去哪呢？反正不离开“江浙沪包邮地区”，干脆去江苏淮河一带定居吧。后来汉武帝批准了，东瓯人真的跟着东海王去了江苏，定居在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
这样一搞，东瓯人满意了，自然不闹事。而闽越王见东瓯人让出了地盘，他们也满意了，自此也消停了。汉武帝突然发现，好空虚啊。
空虚的汉武帝是怎样填补这份空虚寂寞冷呢？这手段一般人都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