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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高水平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企业，也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损失。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必须认识风险。
很多投资者之所以喜欢阴谋论或者战争论，是因为阴谋论或者战争论可以成为投资失败的借口。
2008年1月24日，法国第二大上市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法兴银行”）发布公告称，其一名交易员的欺诈交易导致银行蒙受49亿欧元（当时约合71.6亿美元）的交易损失。此消息一发布，世界为之哗然，法兴银行的股价随之大跌，其所发行的债券也立即遭到信用评级机构降级。究竟是什么交易让这家历史悠久的著名金融机构在一夜之间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呢？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逐渐了解到更多内情。“魔鬼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期货交易部门一位资历尚浅的交易员在交易欧洲股票期货合约时，利用自己过去在后台的工作经验，伪造了天量交易以绕开公司内部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直到其累积的交易金额达到733亿美元（远超法兴银行当时526亿美元的总市值），并由于市场大幅下滑而造成巨额的交易损失后，法兴银行才对他的交易行为有所了解。
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损失，听起来触目惊心，但在国际投资界的历史里，这绝非个案。根据国际组织统计，过去20年内全球金融机构共发生过数十起损失超过一亿美元的交易。其中，摩根士丹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大的一笔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直接造成公司亏损86亿美元。2006年，美国知名对冲基金不凋之花顾问公司（Amaranth Advisor）在天然气衍生品市场上折戟，为交易失败承担了6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1998年爆发的LTCM危机，使投资者损失58亿美元。1996年，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Sumitomo Corporation）在交易铜期货时损失34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也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因为交易和澳元有关的复杂累积期权合约而损失18亿美元，一度濒临破产，不得不寻求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救助。2004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以下简称“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也因为交易石油合约而损失5.5亿美元。
除了一般机构投资者的巨额亏损和散户不知不觉造成的巨额亏损之外，即使非常有名的机构投资者或者投资大师，也会在投资过程中犯下很大的错误。在1998年LTCM危机中，虽然公司的管理团队中有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多名名校教授，但它仍然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来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仅遭受巨额亏损，还几乎把全球金融体系拖垮。
此外，投资界大鳄索罗斯也在1987年的全球股灾时，因为投资全球股指期货而损失15亿美元，进而导致这位全球“金融狙击手”的财富和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严重打击。最近的例子，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因大量卖空和房地产相关的CDO（担保债务凭证）和CDS（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获利颇丰的美国对冲基金管理者约翰·保尔森。他在2008年一举为自己所管理的基金赚取200多亿美元的收益，同时获得7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成为对冲基金历史上年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但是，随着2013年黄金价格大跌，他所管理的基金在2013年4月的短短一个月里就亏损10亿美元。
除了基金管理者在二级市场上的损失之外，曾在国内红得发紫的私募股权投资在其历史上也并不总是能够给它们的投资者带来骄人的收益。2007年，全球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KKR）和德州太平洋集团（TPG）联手收购了美国德克萨斯州能源公司，交易总额是438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收购案例。然而，由于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和德州太平洋集团对于宏观经济与能源价格走势的错误判断，收购方过于自信地借了225亿美元的天量债务来完成这次收购。结果，因债务压力和业务提升速度缓慢，这项收购交易给收购方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同样是在2007年，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以27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电子支付公司第一资讯（First Data），又是因为收购方借用了天量的债务（230亿美元），导致第一资讯公司在收购完成后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的投资损失也轻松超过10亿美元。
除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外，我们也看到，以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养老基金（CalPERS）为代表的美国很多公务员养老金体系，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将部分投资组合投入风险较高的权益类产品，以及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产品。在金融危机时，此类风险极高的投资导致那些本该追求平稳安全投资的养老基金遭受了巨额损失，同时给这些养老金的长期保金支付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
除了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之外，全球的各种企业其实也在通过不断地收购、兼并、重组而进行大量的投资活动。在这一系列投资活动中，很多企业也犯下非常多的错误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20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就曾经发生过多起重大的兼并收购失败案例。2000年发生在美国在线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之间的合并案例，曾经造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合并损失。新兴的、提供有线上网服务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之后，不但没有帮助时代华纳公司更好地进入互联网时代，反而因为大量的资金浪费、人员流失和整个合并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阻碍了两家公司的顺利发展，以致时代华纳公司不得不在10年之后，被迫剥离了合并时收购的美国在线的业务。
另外一起发生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失败收购案例，就是美国雅虎公司收购美国互联网公司Broadcast.com的案例。Broadcast.com的创始人是马克·库班，现在是达拉斯小牛队的拥有者。互联网泡沫时期，雅虎公司运用自己的股票进行换股，收购了Broadcast.com。当时整个交易估值大概为50亿美元，但该交易的价值事后被外界估计只值一两亿美元。在收购完成之后，成功地把Broadcast.com卖出好价钱的马克·库班因为认识到雅虎公司的股票被高估，所以马上抛售自己获得的所有雅虎公司的股票以锁定收益。但很多跟随库班创业的Broadcast.com的员工因为受互联网泡沫的影响太大，迟迟不肯抛售雅虎的股票，最后白白放走了大笔原本可能获得的收益。
还有一起非常有名的互联网泡沫时期的经典收购失败案例，就是西班牙泰瑞（Terra）网络公司收购美国莱克斯（Lycos）公司一案。莱克斯公司是一家创立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搜索引擎公司。泰瑞网络公司在2000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莱克斯公司。但4年之后，当泰瑞公司将莱克斯公司卖掉时，却只卖了9500万美元。从125亿美元跌到不到当时收购价值的1%，这是公司收购历史上又一个巨额损失事件。
最近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是美国的惠普公司支付110亿美元收购了英国的一家数据分析公司Autonomy。惠普在收购时认为这家公司开展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分析业务，可以帮助惠普的工作进一步多元化，并进一步推动惠普服务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收购之后，惠普发现Autonomy公司的很多盈利都是虚构的，存在很多财务造假行为，甚至很多业务根本不存在。在整个交易完成之后的一年里，惠普公司不得不注入88亿美元资金，其中有50多亿美元的损失是因为Autonomy公司在财务上的一些违规行为导致的。此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损失来源，即惠普在收购过程中对Autonomy支付了过高的商誉。由于没有具体业务的支持，Autonomy的商誉其实也没有惠普最初想的那么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惠普公司进行了一个极其失败的收购活动。由此看出，在兼并收购的过程中，无论是公司的高管，还是参与兼并收购的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没能尽到应有的调查责任。结果自然是兼并收购的失败史中又增加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例。
历史上不乏巨型IT（信息技术）公司的愚蠢收购案例。1991年，美国当时最大的电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为能够进入计算机领域，花费7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NCR公司，后来这个收购以失败告终。几年之后，AT&T以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它当初收购的这部分资产。几年的时间里，AT&T的股东就损失了30亿美元。此外，大名鼎鼎的美国微软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该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花了60多亿美元收购了aQuantive公司。结果，该公司的技术很快就被证明无法有效地帮助微软工作。收购之后两年，微软公司就决定放弃整个aQuantive业务，白白损失60多亿美元。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战略的逐步展开，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中其实也多次犯下国际企业在兼并收购中所犯的错误。2016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是，根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中，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有24%的企业处于持平状态，而超过半数的企业的海外收购面临亏损。该报告还指出，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中，取得经济效率和良好协同效应的仅有30%左右，如果再考虑跨境、跨文化整合等综合因素，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可能只有不到20%能够真正成功。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12年的研究报告，中国企业为了成功夺得标的，常常报出高于目标公司正常市场价值的竞标价格，这被海外并购行业冠以“中国溢价”的特殊标签。2008年“中国溢价”的平均值仅为10%。到2011年，“中国溢价”跃升至近50%。到2012年，三峡集团收购葡电集团的报价相当于葡电股份当日股市收盘价加53.6%的溢价，中海油对加拿大尼克森的要约收购价较尼克森的股价溢价61%，创造了“中国溢价”当年的纪录。更让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慷慨”的“中国溢价”之下，中国企业仍然未能赢得卖方的青睐。2005年，中海油试图并购美国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2009年，中海油竞标澳大利亚高庚（Gorgon）液化天然气；2009年，中铝试图并购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在这些案例中，尽管中国企业都支付了高昂的“中国溢价”，但收购活动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海外收购中，也存在大量因为支付过高溢价，整合失败，以及无法和当地监管与劳工组织配合等重大问题。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政府、投资机构和企业的专业投资部门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导致它们在投资过程中遭受巨额损失。笔者希望利用本书，通过这些案例来提醒投资者：虽然散户在投资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并不只是散户会面临投资损失，即使高水平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企业，也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损失。因此，风险和投资是相伴相生的，投资者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必须认识到风险。
除了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之外，国内往往存在阴谋论和战争论的说法，这些人认为外国势力对于中国持有极端敌视的态度，以中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为假想敌，希望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通过操纵全球金融体系，利用销售某些金融工具的方式，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摧毁中国人民财富的损人利己且见不得人的目的。
这些说法不仅非常有煽动性，而且流传甚广。但只要稍微想想，就会发现阴谋论和战争论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如果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就会发现各个国家、各国的不同企业，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投资者都曾经在投资过程中遭受巨大的投资损失。无论是散户、企业，还是政府，都犯过错误，遭受过损失，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富高度积累的时期。其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越来越旺盛，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也导致我们对于国内的投资者、企业和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特别关注。这无疑会引发一些人采取民族主义的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综观更长的一段人类金融史和更广阔的国际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政府、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和散户，也都曾经反复出现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遭受巨大损失的现象。美国众多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里，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有些公司的高管被赶下台，有些公司被其他公司收购，有些公司被政府接管，更有些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由此来看，在货币战争和金融阴谋里一败涂地的好像正是战争与阴谋的发起者，这似乎也和战争论、阴谋论的论据大相径庭。所以，至少可以说，即使真的有阴谋和战争企图，也并不一定是少数国家的少数投资者才有，而阴谋和战争的矛头，也并不只是指向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投资者。
在进行国际比较之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损失和投资错误是一种特别的阴谋或者战争的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地理解全球金融体系里的风险和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中国投资者所提出的挑战呢？掌握经济、金融、投资的基本事实和知识，其实是投资者最需要做的事情。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投资的收益可能有多大？投资的风险又有哪些？这些都是一个投资者必须考虑，也必须能回答的基本问题。投资者，特别是中国投资者，该如何面对损失，自己对于投资损失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何进行必要的学习和锻炼，这些都是投资者必须经历的一个漫长甚至痛苦的成长历程。当看到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时，我们是很痛心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投资者在经历损失带来的痛苦之后，会对投资过程中与生俱来的风险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管理风险，避免在今后的投资过程中犯类似的错误。如何看待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如何提升自己驾驭和掌控风险的能力，这些是每个投资者必须学习的课程。
阴谋论或者战争论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让投资者产生了敌对心态：对投资敌对，对金融敌对，对其他投资者敌对，对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敌对。由于形成了敌对的心态，中国企业在和海外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中国投资者在和海外投资者沟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和海外政府沟通的过程中，前者都可能采取某些先入为主、不开放的孤立态度。这会影响中国投资者、中国企业、中国政府与国际投资者、国际投资界、各国政府的交流。
只有通过更坦诚、更透彻的交流，投资者才有可能做一些双赢的项目，各国政府才能提出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的思路，帮助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获得更多利益，同时规避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只有增加沟通，才可能减少国家之间在贸易或者投资过程中的摩擦，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也才能更好地引进比较成熟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工具。这对于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流动，同时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塑，都会有所帮助。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沟通的姿态，对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非常重要。反之，如果我们采取阴谋论或者战争论的态度，便会下意识地关闭沟通渠道和合作方式，同时也会阻碍中国经济和金融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进程。
阴谋论和战争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所有投资损失或者面临的风险都归咎于敌对势力的阴谋或者敌对势力妄图挑起战争，就会降低我们的投资者、企业、政府机关对风险防御的意识，同时也会降低这些群体对于投资的关注度。如果我们的投资者觉得不管自己做什么，都是被别人算计，或者都是被别人设计的阴谋控制，那么无论是个人投资者、企业投资者，还是政府投资者，都会觉得自己不用对投资或者投资损失负责。只要出现风险和损失，就会将其归咎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或者阴谋算计。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的投资者就不会对金融的本质、投资的原理、风险的来源、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给予高度关注。
在此前提下，投资者反而会对自己的投资决定不负责任。如果我们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时，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对风险进行尽职调查，不能对损失或者危害因素有充分的理解与规避，那么我们的投资当然不能带来很好的收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这个意义来说，很多投资者喜欢阴谋论或者战争论的内在原因恰恰在于，阴谋论或者战争论可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推脱自己投资损失的错误与责任。这样的行为对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投资组合的收益没有任何帮助。
这一点恰恰是笔者希望能够帮助投资者意识到的问题。无论是谁的阴谋，无论是谁发起的战争，只要自己能够进行充分的防御和准备，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投资真正负责，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本金不受损失。同时，我们的投资者可以在资产保值的基础上，与其他国际投资者或者多元化的投资者合作，共同获得投资回报和收益。笔者希望通过这本书，扭转国人对于金融和投资的神秘化、妖魔化、战争化的看法，能够帮助投资者（无论是个人投资者、企业还是政府），更好地把握现代金融的理念，增强投资和风险意识，以达到提高金融决策能力和提升投资收益的目的。
笔者曾在2014年出版的《投资者的敌人》一书中指出，广大投资者，尤其是散户蒙受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自身的行为偏差和投资错误。很多散户身上的偏差都和他们的过度自信有关，散户对信息的准确性、自己的投资能力、自己真实的投资收益的判断都有过度自信的倾向，这使得散户的交易过于频繁，收益却不尽如人意。
那么，面对自己的行为偏差，公司高管又做得怎么样呢？一方面，企业家和公司高管大多是过五关斩六将，从公司基层做起来的。他们不但对公司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在成为公司高管之前已经历无数磨炼，因此对于决策过程非常熟悉，也非常明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古语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CEO（首席执行官）也不例外。其实，由于CEO的特殊地位，他们的过度自信的程度和倾向很可能比散户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书通过总结大量研究说明，虽然企业家和公司高管比普通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与投资经验都丰富很多，但是其成功经历反而有可能成为其过度自信和草率行事的直接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公司高管和很多其他投资者一样会表现出一些行为上的偏差，或者过度自信，但与此同时，公司高管和普通的投资者相比还是有很多优势的。首先，公司高管确实在专业知识方面比一般投资者有明显优势。例如，高科技企业的高管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和赢利能力，以及行业今后的发展，都有比较清晰的分析和看法。其次，公司高管和一般投资者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可以直接控制公司，对于公司的整体运行等有更大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公司高管在很多时候会利用自己对于公司的掌控，达到个人利益和收入最大化的目的，而非全体股东长期利益和收入最大化的目的。过去几十年，发展迅速的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薪酬快速上涨，在职消费明显提升，以及其管理的企业的投资风险逐步增大等现象，其实都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达到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收入，而让股东买单的结果。这一发展趋势，既值得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思考，也值得广大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高度关注。
公司高管除了通过高薪和在职消费给自己提供满足感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更加熟悉资本市场的运作。相比之下，散户对于资本市场和资本运作并不十分了解，因此，高管可以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和熟悉公司进行相关运作，通过上市发行新股、发行债券、回购公司股票、高送转和分拆股票，以及更改公司名称等方式提升公司市值。这种运作很多是短期策略性的行为，能够达到在短期内吸引投资者眼球，或者满足投资者心理的诉求。与此同时，高管进行资本运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并最终提升股价。遗憾的是，这些短期资本运作手段，虽然确实可以在短期提升公司的股价，但有时短期的股价上涨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和股东利益，更会影响广大散户在中长期的投资收益。
由此可见，企业家和公司高管是一群既特别又普通的投资者。之所以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投资经验，对于企业和投资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看法。同时，他们通过控制企业，在和资本市场与投资者互动时，处于相对主导和强势的地位。
大量研究也表明，正如广大投资者难以摆脱“动物精神”的影响一样，广大企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也会犯很多其他投资者都会犯的错。此外，很多企业家虽然在自己的领域是专家和内行，但是在自己的企业和行业之外，可能和普通散户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正是因为其管理经验和骄人的业绩，很多管理者反而更加自信，更加漠视自身的偏差和局限，犯一些甚至连普通散户都不会犯的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这些特别而又普通的投资者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改善自己的投资决策，提升自己和自己管理的企业的投资业绩。
投资者为什么会蒙受损失，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的波动。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关于股票市场，我们唯一有绝对把握的就是它会波动。股市不仅波动，而且波动的幅度远远大于基本面的波动所能解释的幅度。根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罗伯特·席勒教授的研究，美国股市的估值相对于基本面而言波动率巨大。在1970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股市大幅下跌之前，整个股市的估值和基本面的估值相比，几乎高出100%。而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股市的估值比基本面的估值要低30%左右。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股市在1970年会出现大熊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09年9~10月美国股市会在短短两个月里下跌50%。
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觉得整个社会还是消耗这么多食物，还是住这么多房子，还是买这么多汽车，很难理解为什么股市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究其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经济的泡沫扩张和经济危机有紧密联系。经济泡沫或者资本市场泡沫是自资本市场出现之后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经济泡沫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学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解释。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和经济泡沫没有完全准确的解释，才导致经济危机和泡沫的频率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987年爆发全球范围内的股灾，1990年爆发美国存贷协会（Savings and Loans）危机，也就是小型房地产危机，1997—1998年爆发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0年爆发互联网泡沫危机，然后是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全球经济每过四五年就有一次危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泡沫？恰恰是因为投资者的贪婪和恐惧，换句话说，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泡沫。
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对于个人、厂商和投资者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以及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这些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重大问题难以提供很好的解释，催生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爆发式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弗农·史密斯、理查德·塞勒、罗伯特·席勒等学者开始在各自的领域里对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假设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反映了经济学和金融学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的强烈要求，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推动经济学和金融学进一步发展的巨大贡献。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金融理论与心理学的紧密结合。
心理学研究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经济人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系统性偏差。这些偏差会影响经济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也会影响资本市场里的所有投资者。从宏观层面来讲，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有可能带来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从微观层面来讲，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有可能带来投资领域的泡沫和崩盘。人类行为，这一亚当·斯密非常看重的经济学核心问题，因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又回到了经济和金融研究的主要视域。
在行为经济学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现代金融学也开始对资本市场中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非完全理性行为给予关注，从而促成了行为金融学领域在过去20年的爆发式发展。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丰富数据和案例，行为金融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理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行为金融研究表明，散户、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私营企业、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都会受不同行为偏差的影响，也在金融和投资决策中暴露出不同的局限性和错误。因此，如何对待个人和机构的行为偏差，以便纠正自己的错误，改善自己的金融决策，提升自己的决策质量和投资收益，就成为行为金融研究可以对广大投资者、企业管理者、市场监管者和政府机构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行为金融学者，笔者希望通过本书帮助各类投资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更好地了解金融和投资，以及企业经营背后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的原则和原理。投资者只有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行为和决策的误区与局限性，了解自己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不同风险和挑战，才可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投资决策并提升投资业绩。投资界有句老话——投资者最大的敌人是贪婪和恐惧，笔者觉得这可能不仅反映了普通散户的心理，而且也反映了企业家和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与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即对自己和投资的了解普遍缺失。因此，笔者希望利用本书，和广大读者，特别是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分享行为金融学在全球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把这些全球性研究成果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一些建议，以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投资者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和投资误区，从而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