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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博士毕业回国后的那年年底，我前往美国的加州，受聘为安泰康公司的研究员，参与肿瘤相关药物的研发。不到1年，我又进入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进行了为期2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念书，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勤奋读书的人，可能父母遗传的学习基因比较强大，学医对我来说并不是太费劲，比如砖头厚的《内科学》，我只需要花不到20个小时看一遍，考试就可以考八九十分。这种高效率的学习能力，可能来源于我父亲，他的逻辑思维很好，很擅于找到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共性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上学期间，虽然也很忙，但并不是那么苦哈哈的，还是有精力去做点其他事，没事就出去旅游，在日本那几年，几乎把全日本跑了个遍。

到了美国也是如此。

我所在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家私立非营利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24年，也是美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所，拥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隔壁则是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的主编单位——美国生命科学领域著名的、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也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科学研究机构，同样拥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身处这样的氛围不可能不被触动，除了可以与世界顶级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外，这里的自然环境也令我印象深刻——研究所建在美国加州“最美的海岸与悬崖”边。每天，我做实验到傍晚6点多的时候，会端一杯咖啡，站在研究所的露台上或者坐在大玻璃窗前，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看了两年多悬崖边的落日，以至于其他地方的落日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除了悬崖上的落日，还有脚下的这片海域。每年10月到来年1月，鲸从阿拉斯加游到墨西哥湾，成群结队地途经于此。不过，吸引我的不是鲸，而是海豚。那些野生海豚是天生的表演家，七八十头海豚围着我们的船跳跃、翻腾，这种场景不是文艺片里被塑造出来的唯美，而是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无法不被触动。

我在这里工作学习了两年半，后来我还特意把住处搬到更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能每天享受到上下班时沿着大海奔驰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一心一意只顾学习的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学习肯定是不行的，但不能把人生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能有让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去美国、欧洲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喜欢坐在宾馆的沙发上消磨时光，在别人去购物时，我会坐在街边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或别的饮料慢慢喝。经常有导游觉得“你好奇怪”，其实我是不知道我要买什么，好像物质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少了。以前还偶尔买买包，但自从去了意大利的小镇看过了那些世界名牌的包之后，我就明白追求这样的名牌除了虚荣以外毫无意义。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没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了。

在这里，除了落日和海豚，更得天独厚的资源是这里的研究者。如果你愿意，每天都能听高质量的讲座，除了研究所本身的专家，外请的专家也非常多。

我的老板也每一两周就会请一位专家来做讲座，而且要求我们所有人必须提问题。我虽然英语不错，但毕竟达不到母语的程度，要完全听懂讲座并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提前做功课，在某个专家来之前，我会提前把对方的研究、文章都查一遍，对他要讲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提前准备好要提的问题。这样的训练，极大地扩充了我的知识量，我也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比如刚开始我要花很多时间预习，并且尽量最先举手提问，因为万一我准备的问题被别人问了，我就没“存货”了。慢慢地，我需要花在预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听讲座的语言障碍也越来越小，后来不再怕别人抢我的问题，因为我能在完全理解和思考之后，真正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想做临床医生。2002年时，我已经年过三十，如果留在美国考临床医师，重新从住院医师一点点走出来，得熬到四十岁以后了。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愿意太难为自己的人，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国。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不知道自己在国外漂了8年后，还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因为现实中会有很多我不愿意低头做的事情。后来我想明白了，会不会做和想不想做不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做是自己的选择，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所以，我回国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能当个医生就行，甚至哪怕只是看看门诊没有病床也不要紧。

2002年，我回国后，先是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科工作，被聘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9月被天津市肿瘤医院作为人才引进，2006年我在医院创建了消化肿瘤内科并担任主任。 VbqSIc2HszZDpF78SHOqhKZdiRCzSDo+WPzK5aJz3WvEANwA0mj0Ny9d4P0OJP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