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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也结束了在瑞金医院的两年实习，凭我的学习成绩和实习表现，我本可以留在瑞金医院。但我这个北方人实在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父母很心疼，就让我回了北京，去了中日友好医院。
当时我父亲已经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正如前面说的，对我们这种家庭的子女，社会上有一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认为我就是一个“拼爹”而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人。所以，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并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实际的工作。
但我自己知道，我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我在上海学习，实习期间，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所以在瑞金医院实习的两年里，我能担任实习组组长，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认可。但是到了北京就不一样了，我们家的姓氏又这么独特，几乎谁都能一下子就猜到我是谁的女儿。
我当时非常不服气。要知道，那时候的中日友好医院还不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医院，医院硬件环境很好，但病人很少，和上海瑞金医院这种老牌名院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我放弃了瑞金医院来到这里，这让我的心理不平衡感更加强烈。
父亲一直希望我出国去看看，但我特别不想出国。上学时，北京、上海的“出国潮”正值非常高涨的时期，我的同学们几乎都在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托福。
工作上不顺心，我一赌气决定出国。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很友好，日本政府每年发放奖学金帮助中国培养年轻医生和科研人员，由中国的教育部组织考试，选送人员。我拿到了日本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相当于日本教育部奖学金，每月18.5万日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2万元），可以在日本待6年，足够支撑我在日本读完博士。
1994年我去了日本。没想到这一走，就在国外待了8年，直到2002年才正式回国工作。国外求学的这8年，对我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规定的6年时间很宽松，可以读1到2年语言学校，考入医学院后读4年博士，如果毕不了业，还允许延长1年。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都是先学语言，而我10月底到日本没上语言学校，直接报名了来年1月的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部癌研所的博士研究生考试，想着先熟悉一下题型，考不上明年再考。这种考试大部分是用英语命题，我的英语水平可以应付，少量看不懂的日语题就连猜带蒙，没想到竟然通过了考试。由于我没有读语言学校，后来毕业也没耽误时间，所以我实际只用了4年多就离开了日本。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过得很愉快，如今工作的很多基础都受益于此。
众所周知，日本人很讲究团队精神，很严谨，注重细节。我亲历后体会到，思维要达到一定高度，必须赢在细节上，做一件事，哪怕90%都是对的，最后很可能就失败在剩下的10%。细节决定成败，日本人对细节的信仰深入骨髓。
医疗和战术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即便结果未知也必须做决定往下走，而且团队要坚定执行，医疗流程才能顺畅。这一点，日本人体现得很好；教授有绝对权威，下面的医生可以在平时和他交流看法和意见，但教授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
日本的学院里等级观念很重，每天实验室里，如果教授没下班，副教授、讲师、助手都不可以走，学生就更不用提了，只有一级一级走了，最后才轮到学生走。但我运气很好，我的导师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没有这么严格的等级规矩，也不要求我们用那么多敬语，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糟粕，有什么话快点说，说完了就出去干活儿”。对于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的人，他反而会批评说：“脑子跟糨糊似的有什么用？”他只注重结果，能拿出成果就行，其他不干涉。
在日本读博士和在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博士研究生还是很强调SCI（科学引文索引）文章的发表，而我们那时候更多地强调做实验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我们每周都要有实验结果呈现给教授，如果周会上拿不出东西，是非常丢脸的事，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从早做到晚，很勤奋。
在日本留学期间，导师还给了我一项重要的训练，让我受益终身。
我所在的北海道大学是日本七大帝国大学之一，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对博士生的质量把关很严格，要通过联合审评才能毕业，所以毕业论文答辩这一关非常隆重而艰难。
在我进入第四年时，博士毕业论文已经基本到位，于是这一年，导师安排我每个月都参加日本各种各样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站在台上讲我的毕业课题和研究，而且不能重复，每次都要有新东西。所以，在我博士毕业答辩之前，我的论文已经接受了至少12轮的实战，不仅要把自己的研究用日语清晰地表达出来，还要能经受得住全国所有同行的质疑和挑战。每次导师都会坐在台下，也经常会提问，当别人提出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时，他会站起来说“我是她的同事，我帮她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如此替我解围。
刚开始站在台上时，紧张、陌生以及不自信接踵而至，我经常会“卡壳”，需要导师来解围。但无论这一次怎么受挫，下一次还必须站在台上，逃不掉的，所以我只能一次次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让自己下一次再站到台上时进步一点点。但语言障碍的问题让我一直很苦恼，毕竟日语不是我的母语，有时候台下的人提问，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师兄也会如此，而他可是地道的日本人，我就明白了，我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和师兄一样的自信度不够所致的紧张，结果越想听明白就越听不明白。
经过这样的训练，当我对讲台一次比一次熟悉、对自己的研究的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对别人的质疑和提问方式都能从容应对时，我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第12次站在台上，我已经把我的博士课题、研究、论文，从各种角度都讲得滚瓜烂熟，能轻松自如地应对听众的所有提问了。
博士毕业答辩安排在1999年1月，全日语的。那时正是北海道最冷的季节，持续低温下，4年都没有发过烧的我，却在答辩那天烧到39度，咳嗽得很厉害，更要命的是，我还抽到了第一个上场。导师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问我要不要申请一下往后排，我心一横，说，算了。
台下坐着医学部的53位正教授，经过1年的实战训练，我很顺利地讲完，只是每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咳两声，让我觉得很抱歉。由于是第一个，所有教授都精神抖擞，对我也没有“客气”，一共提了14个问题。我虽然发着烧，状态并不好，但由于已经被轮番“轰炸”了1年，这14个问题也基本都被问到过，所以我应对自如。到最后，主审教授说：“可以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我当时就明白我过关了。
接到博士学位将在3月颁发的通知的那一天，我马上预订了回国的机票，在拿到学位的第二天就离开了日本，一天也不愿意多待。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某种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都是日方资助的，有些人在毕业后会想办法留在日本。所以，有些日本教授对此不太有好感，认为“我们本来是帮着你们中国培养人才，没想到你们来了就不走了”。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不愿意被人说成这样，所以就立刻离开了。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太年轻，人不是为了这点虚荣活着，不过珍惜羽毛能让我们更约束自己的行为。
其实，在日本的这4年里，我身边的日本导师、师兄们都对我非常友善，不存在所谓“出资方”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前辈欺负后辈的传统，他们也没有用在我身上。要知道，日本学术界等级森严，前辈可以使唤后辈干各种杂事，还不给好脸色，等到后辈熬成前辈时也可以欺负他的后辈。我的前辈不仅没有欺负我，而且当我被个别秘书为难时，比如给我脸色看、和我抢实验台等，还会维护我。
这期间，我对日本人有不好的感受或与之发生矛盾，基本也是因为听说其他中国人被“欺负”而出头去打抱不平。那时候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现在想来也是我们过于敏感，而且不太善于自省自己的行为。其实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穷或者地域、国籍的问题，而是有些人的行为的确不太妥当，比如贪小便宜或者耍小聪明、钻空子等。
回顾这一段经历，我很感恩，在日本受到的科学、严谨、细致的实验思维和操作训练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后来作为研究员受聘于美国的安泰康公司（Anticancer），之后又在美国著名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虽然美国人性格上比日本人开放一点，但两者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日本养成的好习惯到了美国之后几乎不需要什么适应磨合，很快就可以无缝对接地进入状态。
让我更受益的是自信心的建立，尤其是最后这一年的训练。一个人只有敢公开站在讲台上表达自己，真正把自己所讲的东西与自己的荣辱捆绑在一起，才会明白这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并会全力以赴。在一件事上保持紧张和专注，才能找到自己的差距和需要补充的东西，然后一点点地进步。
自信心的建立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提升，这也是每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我的导师给予了我很多机会，把我推到前台，这样的训练方式让我成长得非常快。所以，在我成为别人的老师后，我也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对我的学生、下级医生进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