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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是江苏人，他们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我在上海出生没多久，妈妈就把我送到了无锡的外婆家，长到10岁才被父母接回上海自己家中。

我1976年在无锡开始上小学，一直是成绩很优秀的孩子，尤其是理科、英语非常好，后来转学到上海，初中考入区重点，高中考入市重点。家人希望我当医生，我很顺利地考入了上海医科大学（简称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英语班。

我们这一批是上医最后一批六年制学生，1993年毕业时正赶上中国最好的时代，整个国家生机勃勃，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出国潮正值最高峰；全球各大著名制药企业也刚刚进入中国，都在招兵买马；各大医院、科研机构等都急需人才。

我们英语班的同学各有选择，其中三分之一的同学出国了，剩下的大部分都去了跨国制药企业，我是为数不多的留在医院当医生的。

在当时，医生的收入和其他职业相比，差了很多。最初我也是有些不甘，总想着要出国，但慢慢地我越来越喜欢临床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山医院后选了大内科，这也是大部分医学院女生的选择。中山医院是百年老院，在对年轻医生培训方面有很多老的传统，比如住院医师阶段只是大方向，我们先是大内科，要晋升主治医师的时候才分专业。本科毕业后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我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是消化界著名的王吉耀教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虽然还没晋升主治医师，但基本已经确定是消化专业。

王吉耀教授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位贵人。王教授是国内消化界著名的女强人，也是将循证医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她一生的坎坷并未成为她取得成就的阻碍，可想而知她那坚强的意志力和强大而坚定的目标。有这样一位导师，对我的职业观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本科是英语班，所以英语功底不错，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很有优势的，所以跟在王教授身边参加了各种医学大会，当大会翻译，接待外国的教授，等等，大大打开了我的眼界。现在王教授已经70多岁了，还在工作，而且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

2018年王吉耀教授从医执教50周年时，我们这些学生聚在一起给她办了一个内部的小型庆祝活动。现场每个学生都要说几句话，我也没做什么准备，脑子里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件事。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山医院的第一年，一般来说第一年住院医师不会被派去急诊，但那年春节我被通知去急诊值班，说是有医生带我，不用担心。结果那天接诊了一个病人，我开好药之后，给坐在对面的一位主治医师确认，他看了一眼说没问题，我就让病人照着处方取药了。春节过完后，有一天王老师突然把我叫去，说这个药开错了剂量，幸好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当时王老师只是告知结果，并没有批评我，她说：“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让你失去了做医生的信心。”

虽然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医生在医疗上犯的错，性质比较严重，可以说每个病例都非常考验人。在老师从医执教50周年的活动上，我讲述了这件事，正好那段时间，我科里也有一个年轻医生开错了药。我想起自己当年犯错时老师说的话，当我自己坐在管理者的位置上去处理别人犯的错时，我也不想给年轻医生太大的压力。医生开错药性质很严重，但是人都会犯错，医学更是在错误中发展进步，医生也总是在错误中成长，而结果取决于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如果没有真正去反省，依然屡教不改，错误不断循环重复，这就是不能被原谅的；如果个人吸取教训，团队从管理和制度层面来杜绝这种事再发生，错误才不会被浪费。

回过头来继续讲我的成长经历。

1997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在了中山医院的消化内科，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变得比较迷茫。首先，这个专业太过传统，学术上的进展比较慢，很难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其次，消化科是我们医院一个传统的大科室，人才济济，和我同年资的医生不少，我虽然算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但个人发展还是个未知数。那些年，这种想法一直在脑子里无法去除，我终于在几年后迎来了一个机会。

2001年，我拿到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去比利时学习，由于这一次消化专业对口的只有肿瘤专业，所以我只能选肿瘤，其实我对肿瘤一点都不懂。这半年的学习，让我意识到肿瘤专业将很有发展前途，因为研究空间很大，推陈出新的频率很高。但由于中山医院没有肿瘤科，我从比利时回来之后，又回到消化内科工作，没想到这半年的肿瘤学习成了我人生转折点的重要基础。

2002年，上海纺织第三医院整建制划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为中山医院分部。综合性三甲大医院的肿瘤科成立得都比较晚，我们中山医院一直没有肿瘤内科，只有一个单独的肝肿瘤科，专门做肝癌治疗和研究。相反，很多二级医院都有肿瘤科，主要收治终末期的肿瘤患者。纺织医院的肿瘤科是一个年头很长的科室，2004年，肿瘤科主任同时也是以前的院长即将退休，中山医院希望派本部的人接管分部肿瘤科，于是在医院内部发布了招聘启事。

自从在比利时学习、接触肿瘤，我一直对肿瘤专业很有兴趣，这是一次换专业的好机会，我有点动心，于是试着报了名，竟然真的被选上了。上任之前，高鑫副院长找我谈话，我才知道，原来她在管理层内部也推荐了我，她认为我有这个能力，而且医院对这个分部有很好的规划，在那里会有很好的前景，对我来说是一次提升的机会。

就这样，35岁那一年我更换了跑道，从消化专业转向了肿瘤专业，但也暂时离开安稳的中山医院本部，成为一个在外漂泊的孩子。

人在35岁的时候，有一定阅历，有工作经验，又有冲劲，不怕困难，最重要的是对未来有很多美好憧憬。尽管我的导师王教授觉得我留在消化内科更好，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前途未卜的挑战。去了之后才知道，工作上面临的困难比我想象中大得多，这种落差，就像从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去了破落户家生活一样。

对我来说这就像一次白手起家的创业。病房又旧又破，医生、护士也都没有经过太好的训练，肿瘤科原有的四五位老医生，观念和知识结构都比较陈旧。我是空降来的科主任，才30多岁，还是半路出家的肿瘤科医生，要想把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肿瘤科管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也是在这一年，我决定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一边要兼顾博士研究生的课题和刚刚起步的肿瘤专业的学习，一边要抓临床工作和科室的建设，还要照顾刚满两岁的儿子。所以，刚到分部的头几年，我忙得焦头烂额，好在年轻身体好，这么巨大的工作量和压力都能熬得住。

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转到肿瘤专业时，正赶上国内肿瘤专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国际上肿瘤诊疗也取得很大进展，新药层出不穷，靶向药物开始进入中国，新药的临床研究开始兴起。肿瘤治疗慢慢多样化，疗效也越来越好，我此时进入这个领域，正好踩准了步点，加之我有内科基础，尤其是消化内科的基础，这对我后来主要研究消化道肿瘤很有帮助，我在专业上突飞猛进。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在中山医院的人缘不错，总部的同事对我的支持力度很大，尤其是外科。以前手术后需要化疗或者手术后复发的病人，都是送去肿瘤医院，在我的专业能力和科室逐渐得到他们认可之后，他们开始给我输送病人。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我的团队用真正的实力留住病人，为此我花了很大力气改造科室，提升治疗效果，提高服务质量。慢慢地，我的肿瘤科病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都是终末期的肿瘤病人，后来大部分是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再加上科室的口碑在病人中逐渐建立，病人数量也渐渐多了起来。

改造科室是最难的。我们团队刚开始只有几名老医生，需要新鲜血液才能更快发展。但是，虽然我们挂着中山医院的牌子，实际是一个经济独立核算的分部，很难招到好的医生。2007年我博士毕业，并成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可以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队伍慢慢扩大，科研力量也增强了。

创业时期，整个团队同甘共苦，但是从零到一容易，从一到十就很难。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往后压力越来越大，受限于硬件、软件，再去做一些扩展性的工作有时很艰难，科室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方面我们肿瘤科在发展成熟，另一方面分部的发展却并没有按当年的预期实现，反而越来越糟糕，这让我们这个科室的前途迷雾重重。

漂泊的日子，就像一座孤岛；身份的迷失，常常被有心无力的沮丧裹挟，好在我自认方向感一向还不错。这期间，也曾有过不少颇具诱惑力的事业发展机会，我动摇过，但是最终还是想着再等等，想看看最后的结果。我也经常对科里的人说，我们一有机会一定要搬回总部，只有搬回总部才会有发展。

终于，“漂泊”12年之后，我遇到了生命里的另一个贵人——樊嘉院长。

樊嘉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肝脏肿瘤领域的专家，我2004年去分部时，他刚刚担任中山医院副院长。2015年时，他已是中山医院的院长，在对分部进行了充分调研之后，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撤掉分部，人员整体搬回本部。

这个决定的确很冒险：这个分部的前身上海纺织第三医院，也是历史很悠久的医院，年头可能和中山医院差不多，它的退休职工、现有职工数量都是很可观的。中山医院整体接收，就意味着退休、现有职工全部要接收安排，这的确会增加很大的负担。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把我们这种总部派去的医生调回来，然后把分部直接切割掉，甩给医院所在的长宁区。所以，当樊院长决定整体搬回时，医院班子成员很多人是反对的，分部的很多人也不想来本部，他们担心以前的编制优势没有了，担心适应不了大医院的水平和要求。樊院长在巨大的压力下，花了很大力气终于说服了大家，分部的所有人员都得到妥善安置。有一次樊院长和我谈起这件事，他说，他觉得当院长期间做过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分部成功搬迁，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

这个决定对我个人来说是受益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我调回本部，本部没有肿瘤内科，我一个人成不了气候。而如今整个搬回，我的肿瘤内科直接填补了医院的空缺，成为本部一个成熟的独立科室。我和我的团队真正完全回到了中山医院的大平台上，这从名分到实际都是一个质的提升。

2016年1月，我的整个科室原班人员全部回到中山医院。肿瘤圈同行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人，都觉得我很不容易。现在回头看这一段经历，我也挺佩服自己当年有胆量去接受那个挑战。我个人的确是有一些损失的。由于分部的财务是独立核算，所以虽然我还是中山医院的医生，但我的奖金是按分部的标准来发放的。这个起点本身就低于本部，更何况这10多年，也正是老中山医院再次腾飞的阶段，无论是医院规模，还是职工收入，都整体上了很大一个台阶。这一减一增，我个人面对的收入差距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好在我这人有方向感，知道轻重，个人金钱上的损失都是小事，也就不那么计较这方面的得失了。

我更感恩这12年的历练。这个事业的转折点，风险与机遇并存，我坚守住了，并快速成长起来。

分部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在分部时就是学习和业务，不像现在回到本部后每天三头六臂应付各种行政事务。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我有内科基础，而且到那个年资，我已经可以自主学习，比如看文献，向病人学习，总结、研究病例，在学术会议上学习，因此我的肿瘤学知识水平突飞猛进。对外学术交流时，我们是中山医院肿瘤内科，在全国的学术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机会，最终我们用实力获得了业界的认可，我们在全国的学术平台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我们挂着中山医院的牌子，但分部对本部来说更像一个自力更生的“养子”，所以我们没有大医院那种天生的优越感。科室要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我们必须治疗有效、态度谦和、服务人性化、管理高效，这样才能留住病人。2016年搬回本部以后，科室的软硬件都提升很大，生源质量也好很多，但这些新成员一进门就遇上“风华正茂”的科室，根本想象不到我们当初打拼时过的苦日子。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拼，无论是医生队伍还是护士队伍，我们都知道科室走过的路，一切来之不易，这对于科室保持好的风气很重要。

有人说过，人生沉默的时间，正是学习的最好时候。这12年，我也有过很多迷茫，不知未来究竟会怎样，当时我的一个师弟对我说：“你现在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枝叶繁茂。”我听进去了，沉默下来慢慢打造我的枝叶，把根基扎得更深，让科室更丰满成熟，我相信，后面的出路其实也是自己前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我先生在精神上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我遇到的很多事情，只能回家和他说，他不是医生，所以会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事情，的确帮我排解掉很多想不通的东西。

总之，这十几年里，我在一个自己能说了算的小角落里，安安静静地成长起来，打造了一个团队，我也从35岁走到了47岁，走过了一个女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 wahtNeHWwfuMD7+N8eGOX1FDoivv3LSx2inolZ3kKogaFgi0j0Xaz6yMbFFjm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