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

1947年6月，蒋介石不无自满地说，“综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为什么仅时隔7个月，蒋介石就严责自己领导的政党？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而这盖源于国民党领导力的衰微。

其实，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年11月，美国记者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1930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正如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安娜·雅各布所记述的：“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在六年中，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完成这一奇迹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在共产党当局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 “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1949年2月1日，在战败的前夕，蒋介石自我反省说：“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lq7UbJqrkA1rAtCCjkzOUt9N0uNarS7VGr7qjR10r8fcaz4XBojVXMtWZjNPwQ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