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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美国蒙大拿州国会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1945年1月，他返回华盛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7000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批评，学生抵制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由此可见一斑。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更是呈现了加速的趋势。
1948年年底，人们在上海街头挤兑黄金
战争是烧钱的，是需要物资支撑的。由于战争的巨大需求，国民党军费激增，由此造成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时的通货膨胀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记述说：“到（1949年）二月底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百分之五，但是为了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
。
物价飞涨使得民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1947年5月17日，南京的高校学生在游行宣言中说：“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已迫使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畜牲的生活水平。而现在，这个畜牲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和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中增加新骨骼。”
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北大开教授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分析说：“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要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口号。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之下，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希望。
1947年通货膨胀下的奇景：人们拿着成捆的钞票去买东西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述道：“中国学生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更能象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之所向。”“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
再来看知识精英阶层。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民众，从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他们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诚如毛泽东所讲，“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处在了人民的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