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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这时比较冷静，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在承认毛泽东有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对当时出现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不正确的思潮加以拨乱反正。前文提到的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这篇讲话对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左一）采访。在这次棋逢对手的采访中，法拉奇接连抛出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颇为尖锐敏感的话题，睿智的邓小平则借此机会明确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让西方世界对中国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1989年3月24日，曾任毛泽东秘书、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着100多位教授、研究生，胡乔木作了一次题为《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他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中国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左”倾阴影，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同时也具备了足够的理论智慧来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不断追求真理，随时纠正错误，就能得到群众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他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1962年他依然强调：“有了错误……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1965年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
毛泽东、邓小平所言，典型地反映出并完全契合中国人对待错误的认识传统和思维习惯。中国人向来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纯金，也难免有瑕疵；即使是圣贤，也难免犯错误。集中反映孔夫子思想的《论语》中有“子张篇”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也会犯人所共睹的错误，重要的是君子能够改正错误，这是君子能受到尊敬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对所犯错误不讳言并修正错误的做法，符合中国人对“君子之过”的评价标准，因此，中国共产党仍旧获得群众的支持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仍将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而需要恪守的工作态度、方法和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