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

中国共产党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和7月，就有过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新中国成立后仅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又掀起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风潮。接连不断的物价上涨风潮，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不稳定，若不能成功遏制物价飞涨局面，不仅恢复国民经济无从谈起，就是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也会成为疑问。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是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趁物资极其匮乏之机，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1949年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了1.8倍。有些人发出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粮食、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的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这是正确运用商品规律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取得的成功。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但是，打击投机资本虽然使市场物价趋于回落，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军政费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物价的波动仍不可避免。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然而，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原解放区财政工作的分散状态尚未改变，地方政府征收的公粮和各种税收等，主要用于地方的支出，没有上缴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担负着还在进行着的战争费用（新中国成立时，尚未实现全国解放，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行政开支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和足够的收入。如果财政收入不集中统一于中央，继续各地为政，中央靠发钞票来维持，那么稳定物价就会落空，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没有稳定的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统一财经，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重拳出击，到1950年4月，全国的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终于得到根本改变。如将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设为100，当年12月便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饱受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过上这样安定的生活了，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大大地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经济稳定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经济稳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认为其“不下于淮海战役”。 Gu0poD6/RBvU84+B1iVN8ymyUY/7MYTlv6M7soup6+orvOlP6c7PkTNJkUkJN8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