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斯威克宅邸附近有一座山,山顶上草木葱茏,站在上面,山下的景色便尽收眼底。索伦特海峡就在不远处,这里气候宜人、少有风雨,将怀特岛与英国陆地分隔开来。上千艘战舰浩浩荡荡,正准备从斯皮特黑德与索伦特海峡出发。参与“霸王行动”的战舰多达7 000艘(其中还包括登陆艇和驳船),从北海费利克斯托到威尔士米尔福德的所有港口都已经爆满,挤不下的船只只能停泊在亨伯湾、克莱德湾和贝尔法斯特湾等距离稍远的港口。
时值晚春,气候转暖,羊毛般的云朵从灰色的海堤和教堂的尖顶上缓缓飘过,空气中夹杂着海水的咸味和木馏油的香气。柔和的海风中,三角形的海军军旗猎猎飘舞,码头周围的罂粟花轻轻摇曳。舰艇和海滩上的信号灯不停闪烁,交相呼应。不计其数的银色阻塞气球掠过一个个锚地,驱逐舰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掀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
士兵们背着沉重的装备踏上跳板,排着队钻进了两栖运输艇。他们有人高声叫嚷,有人窃窃私语,脸上的表情形形色色。“伙计们,祝你们一路顺风。”皮肤黝黑粗糙的码头工人喊道。一些觉得围观不够过瘾的工人挤进了驳船,向一艘艘正准备起锚的运兵舰靠来。一名士兵大声警告道:“如果你们当中谁敢再靠近我一点,就得跟我结婚!”英国士兵在甲板上生起火,加热可可和牛尾汤。一名排长惊叹道:“今天船上竟然供应真正的白面包,我们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了。”
普利茅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港口。著名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在这里打完保龄球后扬帆出海,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里还是“五月花”号探索新大陆的起航地。士兵们祈祷,希望在这个地方起航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不少舰艇都并排拴在一起,它们船舷挨着船舷。“人们可以从一个甲板跳到另一个甲板上,一直走到半英里外的塔马尔河。”一名美国中尉在报告中写道。有人用油漆在“克莱拉·巴顿”号军舰的船头上绘制了几个丰腴的女人头像。“我没有问过哪个才是克莱拉。”一名炮兵在日记中写道。
1944年6月1日,英国西南海岸的布里克瑟姆,一支赶赴诺曼底的炮兵部队正将他们的装备搬上登陆艇,包括从手术剪到“巴祖卡”火箭筒在内的7 000多种作战必需品。这些物品将在发起进攻的4小时内运抵法国海滩。
一如往常,美国陆军与海军总是能够找到争吵的借口。对于不同兵种,同一艘坦克登陆舰的编号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美国士兵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登上的究竟是516号还是487号,而实际上它们就是同一艘舰艇。长达61页的手册《海外行动须知:短途海上航行》规定,所有部队必须提供40份登船名册,但很少有人能够遵守这一规定。11个小时后,海军军官发现有18艘坦克登陆艇负载过重,要求卸掉部分货物。为此,船员们不得不用佶屈聱牙的术语向其他士兵解释:“两栖登陆艇载重上限为500吨,每负载33吨吃水1英寸。如果现在载重800吨,他们将不得不在途中卸掉部分车辆,否则就会增加约10英寸的吃水深度,轻则被海水淹没引擎,重则船毁人亡。”
的确,这些登陆艇已经超载。一艘登陆艇限载400人,而准备开赴犹他海滩的第7军中,已经有600人登上了同一艘坦克登陆舰。除士兵之外,超重的部分还包括40名战地记者,他们被唐·怀特黑德称作“一群只会故弄玄虚而且令人讨厌的流浪汉”。这些记者是军方从伦敦各个酒馆里秘密召集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厄尼·派尔。在报道西西里战役时,派尔让奥马尔·布拉德利一举成名。为了表达谢意,布拉德利为派尔在指挥舰“奥古斯塔”号上提供了一个铺位。但派尔不愿和太多高级军官待在一起,所以选择登上停靠在法尔茅斯港的第353号坦克登陆舰。很快,他就和船尾的炮手们打成一片,并用油漆和刷子在一门防空炮的炮管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只有和战士们出生入死才会令我感到满足。”派尔坦言。但当一位士兵从背包里掏出了他的著作《悲伤的勇士》( Unhappy Warrior ),并请他在书上签名时,派尔才真切感受到大战前夕那种压抑的气氛。“如果再让我听到哪个士兵说‘他×的’,我他×就要刎颈自杀了。”他抱怨道。派尔是传染源,而恐惧就是一场疫病,很快感染了人们。在听取“霸王行动”的进攻计划后,派尔双目圆睁、辗转反侧,直到凌晨4点才蒙眬睡去。“现在木已成舟”,他后来写道,“即使再怎么胆战心惊,也悔之晚矣。”
福里斯特·波格曾这样描写派尔:“他头发稀疏灰白,憔悴的脸上总是挂着友善的笑容。他又矮又瘦,却喜欢穿那种大得离谱、几乎要将他吞没的连体工作服。宽松的衣摆下,他那双大脚反而显得格外突出。”作为随行记者之一,波格的旅行包里装着11瓶烈酒、一些护身符、一台雷明顿便携打字机和一份普利策奖获奖通知。一个月前,由于对地中海战役的出色报道,他刚刚获此殊荣。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要做的就是喝酒、工作和等待。”而现在,大战在即,他已无须等待。
士兵们挤在封闭的船舱里,就像罐头里的鲱鱼。一名士兵在日记中惨兮兮地写道:“我喜欢我的战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讨人喜欢。”每艘舰艇上都充斥着掷骰子和摔纸牌的声音,“一种由扑克牌演变而来的名为‘高低扑克骰’的疯狂游戏最受欢迎,赌注是5法郎”。记者A.J.利布林写道。在“奥古斯塔”号上,水兵们围在一架钢琴旁边,唱起了《爱尔兰的微笑》。低级军官的餐厅里播放着希区柯克的电影《怒海孤舟》( Lifeboat ),在这样的境况下播放这样的电影实在令人惊异。
没有人大张声势地宣布起航,只有信号灯断断续续地闪烁着。水手们解开了缆绳,一艘艘舰艇向茫茫大海中驶去。螺旋桨发出低沉的轰鸣,对那些到过非洲、萨莱诺或安奇奥的老兵来说,这种声音再次触发了他们“昔日的惊恐”。
英国境内散布着500多座气象站,其中大多数每小时预报一次天气。在西大西洋,8艘美国海军舰艇专门负责收集气象数据。此外,配备气象监测设备的侦察机每天都会从苏格兰、康沃尔和直布罗陀起飞,收集更多、更精准的数据。另外,58座海浪观测站的监测人员每3分钟记录一次海浪的高度,每天做三次通报,并将报告发往海浪预报站。6位英国知名气象预报员每天都会通过电话,就风向、云层、海浪与潮汐进行磋商,并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天气对盟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适合不同兵种展开行动的天气状况各不相同。当离岸风连续3天低于4级(每小时13至18英里),并伴有一定级别的潮汐时,两栖部队才能登陆。云幂高度 (最低一层具有4/8以上云量的云层的云底高度。——译者注) 不低于2 500英尺,能见度不低于3英里时最适合运输机飞行。重型轰炸机飞行员最喜欢总云量不超过50%的多云天气。伞兵的空降条件更为苛刻,要求海面风速低于每小时20英里,能见度至少要达到“从30度仰角可以看到半形月”的要求。但诺曼底沿岸地区6月份的天气连续72小时内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概率有大约0.76%。
艾森豪威尔反复摩挲着口袋里的7枚幸运硬币,幸运女神却没有眷顾他。在摩洛哥和西西里岛,登陆部队饱受狂风骤雨的困扰。而现在,另一场暴风雨正威胁着“霸王行动”。气旋已经影响了洛基山脉一带的天气。气象预报员称,有4个低气压中心“威胁性很大”,它们两两之间只相隔约1 400英里,并开始向东越过大西洋。北极圈外的一个大高压环正从北向南释放冷空气。“气象预报的结果很糟,”6月3日星期六,凯·萨默斯比在日记中写道,“艾克感到忧心忡忡。”
6月4日星期天,凌晨4点半的时候,在绍斯威克宅邸高大宽敞的图书馆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拉姆齐、利·马洛里及其他六七名高级将领齐聚一堂。他们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或安乐椅上。玻璃门上罩着厚厚的帘子,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绘有英国南部和诺曼底地区的巨幅地图,上面布满了代表不同舰队和师团的各色图钉和神秘符号。两名身着制服的办事员站在地图两侧,不时爬上活梯调整这些图钉和符号的位置。一个高个子军官局促不安地站在艾森豪威尔面前。他叫J.M.斯塔格,是一名皇家空军上校,也是一位地磁学与太阳辐射学专家。此人胸骨突出,还长了一张长脸,发际到颏裂中间隔着很长的距离。他遗憾地告诉众人:“作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首席气象专家,我认为,本就不容乐观的天气变得更加糟糕了。”
“大西洋上,一系列低压正在迅速向东移动”,斯塔格说,“这些低压将会影响英吉利海峡和登陆区域的天气。”从气象图来看,当时更像是隆冬时节,而非初夏。低压L5在向设得兰群岛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英伦三岛自20世纪以来6月份的最低气压。几小时内,英国南部就被阴云笼罩,云幂高度只有500英尺,西风的风速将高达每小时30英里。6月5日登陆日的气象状况已经从“不容乐观”变为“令人绝望”。
艾森豪威尔向众人征求意见。利·马洛里认为,“所有空中支援计划都无法执行”。拉姆齐沧桑的脸仿佛被海风削过,这位久经沙场的水兵也同意利·马洛里的观点:“一旦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海浪就会达到6英尺,甚至更高。”艾森豪威尔点了点头:“我们需要空军创造所有优势,假如空军无法作战,我们必须暂停行动。”几位军官中,只有蒙哥马利表示反对:“情况固然严峻,但并非毫无胜算。”他主张放手一搏,却无人响应。
就在这时,图书馆的灯突然灭了。几名副官匆匆跑了进来,点亮蜡烛。摇曳不定的烛光照亮了艾森豪威尔的面孔。据空军少将E.J.金斯顿·麦克劳里回忆,当时艾森豪威尔一脸愠怒,冲蒙哥马利吼道:“上帝!过去三四个月里你一直对我们说,‘霸王行动’必须要有足够的空中掩护,空降行动更是必不可少,而现在你却说没有它们也可以?!不行,我们必须将‘霸王行动’推迟24个小时。”
会议不欢而散。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拖车,他翻开星期日的报纸,过了一会儿就打起盹儿来。时至中午,大团灰色的阴云呼啸而来,倾盆大雨不久便下了起来。怒号的狂风刮得树梢和阻塞气球不住颤抖。在南汉普顿,“飞腾的浪花拍打着岸边”。“阿斯特丽公主”号上一名军医写道,波特兰岛的帆船比赛“乱作一团,海面上涌起了金字塔般的巨浪”。在收到宣布行动延期一天,代号为“角笛舞斜桅杆”的加密无线电信息时,很多英国舰队尚未起航。从法尔茅斯出发的舰艇刚刚驶出反潜网半英里,岸上的信号灯就疯狂闪烁起来,向它们下达立即返航的命令。
但是,对于从贝尔法斯特和克莱德湾出发的轰炸中队来说,返航变成了大麻烦,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爱尔兰海黑压压的惊涛骇浪。更为糟糕的是,U部队 (准备于犹他海滩登陆的作战部队,U为“犹他”英文Utah的首字母。——译者注) 已经于前一天夜间从康沃尔和德文郡出发,沿英吉利海峡向东进发。有消息称海上即将刮起“风向偏左 (对于船舷来说。——译者注) 45°的大风”,这则消息很快传遍了所有舰艇。虽然很多旱鸭子从未听说过这个术语,但是当舰队沿船艏左舷方向驶入一片狭窄险峻的海域时,他们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们挤在冰冷的甲板上,异常凄惨,但比起甲板下面的士兵,他们可就走运多了。
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物和堵塞马桶散发的恶臭,所有人挤在一起,场面混乱不堪。与此同时,U-2A舰队的247艘舰艇正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疾驰,因此没有看到返航信号。在行驶了一半路程时,两艘从普利茅斯出发的驱逐舰将它们拦下并勒令返航。直到晚上9点,最后一批舰艇才迎着巨浪躲进了韦茅斯湾。海军方面在报告中称,U部队“已经四散分离,局面失控”。
舰艇陆续抛锚,紧绷的神经令人们口角不断,甚至拳脚相向。为了不让士兵们无所事事,军官们分发了陆军部的手册《法国袖珍指南》,其中对为什么解放这个国家做出了解释。通过阅读,士兵们还得知“诺曼底的形状看起来与俄亥俄州无异”,“100升相当于22加仑”,以及“法国人‘生性健谈,擅长烹饪’”等。一些士兵还拿出法语词汇手册,低声朗读“Encore une verre du vin rouge, s’il vous plaît, mademoiselle”(请再来一杯红酒,小姐),并希望这句话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错把“mademoiselle”读成了“mama-oiselle”。
甲板下,很多美国士兵正在做礼拜。在“贝菲尔德”号军舰的主餐厅里,陆军士兵和水兵们放声高歌《神圣的主啊,我们赞颂你的名字》。一名随军牧师读起了《罗马书》第8章中的一段话:“上帝的圣光将替我们驱散阴霾,指引我们所向披靡。”然而此时此刻,这种神学经典却无助于安抚人们的情绪。大家渐渐松懈下来,掷骰子和打扑克的声音再次响起。一名军医还记得,他曾经跟总部和连队的军官打“21点”,“一注20美元,要么赢得盆满钵满,要么输个精光,两者又有什么区别?”第1师的一名士兵一边翻阅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 Candide ),一边抱怨道:“伏尔泰经常使用同一个玩笑。书中的人物总是遇害,可是读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死。”英国伞兵正在观看莱娜·霍恩与胖子沃勒主演的音乐剧《暴风雨》,而美国一个空降炮兵部队正在集体观看爵士乐领唱泰德·路易斯主演的电影《大家都快乐吗?》。战地工兵们也开始争论,“D-day”(登陆日)里的“D”是否代表着“死亡”(death)。
在这个本就不平静的星期天(6月4日),突至的狂风暴雨令人更加烦躁。下午四点半,丘吉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绍斯威克宅邸,执勤的皇家海军警卫看到他后,“啪”的一声立正站好。由于刚刚和夏尔·A.J.M.戴高乐将军发生龃龉,丘吉尔气得满面通红。他怒斥戴高乐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破坏者”。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丘吉尔“猛灌了一通威士忌”,却根本不起作用,他的脸反而因为酒精变得更红了。这场不快是这样发生的:
最近,自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结束了流亡生涯,重返欧洲。他从阿尔及尔出发,来到伦敦。在戴高乐到达朴次茅斯北部的德罗克斯福德时,丘吉尔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为见证戴高乐重返欧洲这一伟大时刻,一大清早,丘吉尔就乘坐专列赶往此地。他在铁轨旁热情拥抱了戴高乐,并邀请他进入车厢,享用精致的午餐。然而,戴高乐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为英美两国将他排除在“霸王行动”之外,以及华盛顿拒绝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等行为气愤不已。
谈话气氛急转直下。据说丘吉尔的法语讲得非常流利,但其实几乎听不懂什么。他威胁戴高乐,如果有必要,将遣送他“返回阿尔及尔的牢房”。戴高乐身高6.6英尺,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比丘吉尔高。他气得跳脚,大声宣布,丘吉尔是一个纯粹的“恶棍”。
谈话就此破裂,两人不欢而散。丘吉尔到达绍斯威克后,戴高乐紧随而至。由于体形高大,他被美国人戏称为“戴高个儿”。他“毫不掩饰满面怒容,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
对于这两人之间的龃龉,艾森豪威尔倒是略有耳闻。他把戴高乐请进作战室,向他透露了有关“霸王行动”的一些信息,其中包括登陆地点、作战计划及行动延迟24小时的最新动态。在得知将于法国开展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后,戴高乐气愤难平。他反对在法国境内流通“伪造的纸条” (盟国为登陆行动颁发的纸币,被很多士兵当作赌博的筹码。——译者注) ,并谴责这是“伪币”。在他看来,“国家主权已经遭到了盟国的侵犯,即使在德军占领期间,法国也没有受过如此羞辱”。戴高乐还拒绝批准数百名法国联络官与盟国远征军一同登船,除非艾森豪威尔能向他说明,这些联络官在行动中的职责及其隶属编制的详细信息。
艾森豪威尔认为戴高乐的要求是无理的,因为美国政府并未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分别用荷兰语、佛兰德语、挪威语、丹麦语、法语和英语录制了一段主题为“盟军解放法国”的演讲,在电台循环播放。他可不会为了戴高乐的一时任性,再次发表演讲呼吁法国同胞顺从这些“不合法的解放者”。
在宣布“我不会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后,戴高乐拂袖而去。在返回伦敦的车上,他兀自坐在后座上闷闷不乐。丘吉尔曾经说过:“在战争中要时刻保持理智,千万不能被愤怒和怨恨左右了思想。”但是现在,他已将这句格言抛在脑后,在心里咒骂着戴高乐,说他是“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甚至在脑海中构思了一张黑名单,命名为“青蛙佬档案” (“青蛙佬”是对法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戴高乐的名字将会第一个出现在上面。一个英国人曾讽刺戴高乐:“他的主食就是那只用来吃饭的手。”首相也在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要记住,这个人毫无慷慨可言。”艾森豪威尔也曾在日记中喟叹:“此事的确令人遗憾。”他本来希望戴高乐能够摆脱自己的“圣女贞德情结”,但事到如今,他只好告诉手下:“让他见鬼去吧,要是他不能兑现承诺,我们就另请高明。”
晚上九点半,艾森豪威尔再次来到图书馆。炉中噼啪作响的烈火与从斯塔格传来的重大消息令房间里的阴霾一扫而空。“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气象学家斯塔格说。皇家海军护卫舰“霍斯特”号向爱尔兰以西行驶了700英里,及时反馈了天气情况,“大气压强正在逐渐上升。”不利于战势的大西洋低气压——包括带来暴风骤雨的低压L5正在快速移动。这表明,次日天气将暂时转晴,并一直持续到6月6日星期二。“我肯定,今晚冷锋过后,即将出现短暂的晴好天气。”
艾森豪威尔再次征求部下的意见。他认为继续推迟行动很可能会贻误战机,因为同样适合部队登陆的潮汐两周后才会再次出现。但利·马洛里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轰炸行动“存在风险”,因为敌军炮火非常隐秘,不易发现。拉姆齐表示“无须担心”。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绰号“甲壳虫”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说:“这是一场豪赌,而且很明显,胜利女神站在我们这边。”
听完众人的意见,艾森豪威尔轻轻点了点头,扭头看了看蒙哥马利:“你认为我们可以按照原计划行动吗?”蒙哥马利眼神凌厉,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穿着厚厚的毛衣和条绒裤子,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认为可以行动。”
一分钟显得无比漫长,房间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雨水拍打在玻璃门上发出的声响。艾森豪威尔神情茫然地注视着远方,揉着脑袋问道:“问题是,好天气能维持多久?万一再出意外呢?”他思忖片刻,斩钉截铁道:“我必须下达命令,事已至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6月5日星期一黎明前,他们将再次集会,听取斯塔格最新的天气预报。“好吧,我们行动吧。”艾森豪威尔下达了命令,旋即转向斯塔格,笑容可掬地说:“不要再带来任何坏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