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最优秀的一部通史巨著。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它问世以来，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称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王鸣盛语）。它以其杰出的史学成就，在我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文化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

《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仁宗时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晚年任门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数月病卒。他的一生可以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作为旧党的领袖反对王安石变法，实行“元祐更化”，尽废新法；二是主编了一部《资治通鉴》，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司马迁被并称为中国史界的“前后两司马”。

《通鉴》出现于北宋中叶不是偶然的。它的诞生，既有学术、文化动因，又是政治、社会需要与史家主观能动性契合的产物。从史学本身继承和发展来说，在司马光之前，自《史记》至《五代史》等十七史都已先后问世，其卷帙繁多，已达一千五百余卷。如此众多的史籍，使“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司马光考虑到必须推陈出新，编写出一部贯串众史、简明扼要的通史。另一方面，司马光生当北宋中叶，百年间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及受此制约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在发展、深化。因而，通过编写历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探讨历代治乱兴衰的本源，借鉴历史以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便成为他最关心的重要课题。后来他在《进通鉴表》中说，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跻无前之至治”，清楚地表明他的治史目的，就是要发挥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通过总结历史来为政治服务，达到天下大治。而从直接的意义上说，《通鉴》的编修，又与宋代经筵的讲史活动有关，以为封建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当然，一部史著有其多方面的功能。司马光修史虽是献给皇帝看，但他的眼光同样也注视到“诸生”即普通的读书人。就服务对象而言，它既有为皇帝、官僚的一面，也有为“诸生”、“学者”的一面，两者是统一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为皇帝编写历史教科书。

众所周知，《通鉴》的编修，经历了由私撰到奉敕设局的过程。早在嘉祐年间，司马光就立意编写一部上迄周威烈王、下至五代的编年史著作，其酝酿构思已基本成熟。此后他即编了大事年表《历年图》五卷。在这基础上，又独立撰成从战国到秦的八卷，取名《通志》。这八卷《通志》就是《通鉴》的前身。此书进奏以后，深得英宗的赞赏，遂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命他继续编撰，改称为编集“历代君臣事迹”，等书成以后再取旨赐名。鉴于工程浩大，英宗又答应了司马光的请求，由他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设立书局于崇文院中，并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供给笔札和用品。由此，这部编年史便进入了由司马光主编、集体纂修的新阶段。次年，神宗即位，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正式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支持他继续编写。

书局的成立，改变了原先“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局面，为《通鉴》的修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主编，司马光对书局的组建有其构想，并由他亲自物色人选，因而书局虽说奉敕而设，实由其全面负责，与一般官修史书不同。就书局构建说，它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书局规模较小，实行主编负责制。书局前期选请的主要助手是刘恕、刘攽，后刘攽因反对变法被黜，司马光又邀范祖禹入局。由于书局人数不多，志同道合，他们对司马光直接负责，因而便于协调，不致因人多品杂而产生推诿扯皮的现象。二是所选请的助手各有所长，人材结构配置比较合理。刘恕是史学通才，尤长于魏晋南北朝、五代史；刘攽以汉史名家，也是比较博学的史才；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胜任修史工作。由于各有所长，因而每人都能独立承担完成各自所司部分的长编，保证初稿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学术水准。在具体分工方面，司马光基本上贯彻了“各因其所长属之”的原则。其中两汉部分长编由刘攽分任，魏晋南北朝及五代长编由刘恕分任，唐代长编由范祖禹负责。

在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又以其周密、严谨的考虑，制订了科学的编纂程序和精细的修史方法。《通鉴》的编修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编制丛目，把搜集的史料按年月日时间顺序标出事目，并附注资料出处。丛目要求尽量详备，只要与时事稍有相涉的，就要编录。其次是撰修长编，也就是《通鉴》的草稿。修长编时要求把丛目下所列资料全部检出，进行比较鉴别，分别予以不同的处理：对记载同一事件文字又有差异的，选择明白详备的一种修入；对互有详略的记载，采取各家之长，重新组织成文；对年月事迹说法不一，互相矛盾的，选择证据分明、情理得实的一种修入正文，其余的用小字附注于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总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上丛目、长编二阶段的工作，均由助手做成。最后是删改定稿。由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删削繁冗，并进一步考订异同，修改润色，才最终写成定稿。《通鉴》的整个编纂过程，从丛目到长编，从长编到定稿，每一个写作环节的任务都相当艰巨。删削定稿是一个删繁就简、由博而约的提炼过程，包括史事的融会贯通，史料的审核定夺，文字的剪裁锤炼，“臣光曰”评论的写作，这一工作从头到尾要由主编司马光一人承担，因而也是最繁难艰巨的。据《与宋次道书》载，司马光规定自己每三天删一卷，每天删改的稿纸有一丈多长，如因事耽误，日后还要补上。唐代长编多达六七百卷，要先删粗成编，然后再加“细删”，至少花了五六年时间，最后只删存现在的八十一卷。由此可见，在整个删削过程中，司马光需要付出何等艰辛的劳动。以上由丛目——长编——定稿的编纂程序，三个阶段前后衔接，步步深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史过程，是《通鉴》修成的重要保证。这一编纂程序，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重要创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李焘作史，就继承了这一修史良法，并名其书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此后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都先作长编，而后成书。

《通鉴》的编写，占有了广泛而丰富的资料。书局所在的崇文院，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和秘阁的总称，可说是宋代皇家图书总馆，据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著录，所藏图籍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加上龙图、天章二阁对书局开放，就使当时官府藏书几乎全部为其所用。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还把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司马光使用。除借阅国家藏书之外，他们还多方搜求私家藏书作为参考。司马光说他修《通鉴》时，“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说明他们对于史料的搜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通鉴》的取材并不以正史为限，举凡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无不博采兼收。据统计，仅《通鉴考异》所引之书，就有三百四十余种，其中半已亡佚。因此，《四库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通鉴》编纂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建立了优良的考异方法。司马光认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因而对史料的虚实真伪，无不严加甄别考辨，凡遇有歧异不同的记载，都经过认真的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取舍的理由和根据。这项工作贯穿于整个编修过程，为此还规定了撰写考异的具体格式。司马光定稿后，又把这些有关史料异同、取舍理由的说明，另外整理成《通鉴考异》三十卷，与《通鉴》相辅而行。后来胡三省注《通鉴》，才把《考异》散入正文之下。《四库提要》说，以前的修史之家，没有自撰一书，说明去取原因的，如果有，就是从司马光开始。《通鉴》创立的考异法，对历史编纂学是一个重要贡献，使中国史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此后史家著编年史，都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和方法。司马光这种严谨踏实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通鉴》叙事的翔实生动，文字的朴质优美，行文前后如出一手，特别是对战争的描写，更是脍炙人口，在历史文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通鉴设局编修期间，正遇上熙宁变法，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极力反对变法，而且成为反对派的首领。《通鉴》书局也卷入到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熙宁三年四月，先是刘攽因反对变法被黜。同年九月，司马光也离开朝廷，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又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时刘恕也无以自安，以养亲为名请调回家乡，遥隶局中编修。书局初期在汴京开封，由于熙宁变法的影响，这时处境维艰，还曾一度面临被“罢局”的危机。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后来书局也迁到了洛阳。此后，他便长期投闲置散，六任冗官，居洛十五年，专意于《通鉴》的写作。至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全书并《通鉴目录》、《通鉴考异》各三十卷终告完成。《通鉴》一书，除《通志》八卷在开局前完成之外，从设局到最后成书，修书时间前后共达十九年之久。在修书过程中，司马光受到不少冷语谗言，他自己曾说在“十九年中，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仍忍辱负重，坚持修书不辍，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通鉴》是主编负责、分工协作相结合集体著作的范例。以三大助手而论，他们在司马光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收集资料到撰写长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攽在局五年，勤勤恳恳修成两汉长编，后来还曾在局外帮忙。范祖禹分任唐代长编，前后十五年，不取仕进，专心修史，写出了六七百卷“草卷”，献出了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刘恕负责纷错难治的魏晋至隋和五代长编，又参与全书通部义例的讨论，被称为“实系全局副手”。他修史的刻苦勤奋，更为司马光屡所称道。甚至在半身瘫痪、病床呻吟之际，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著述，“未死之前，未尝一日舍书不修”。竟至过早逝世，为《通鉴》的修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谈论《通鉴》的成就，我们自不应忘记刘恕、刘攽、范祖禹三大助手的贡献。

在《通鉴》编修上，主编司马光总揽全局，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尤为可嘉。集体编写史书能否成功，主编最为关键，司马光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很好的典范。作为主编，他统筹兼顾，负责学术组织工作，从选择助手、分工调度，制订编修方法和原则，直至最后定稿总其成，均起了主导作用。其夙兴夜寐、刻苦著述的情况，据宋人马永卿《懒真子》记载：司马光每天晚上让老仆先睡，自己著书到深夜，然后才掩火灭烛而睡，到五更初，又爬起来点灯著述，夜夜如此。而其删稿，也是作字方正，毫不潦草。《通鉴》修成后，据说洛阳有《通鉴》草稿盈二屋，黄庭坚曾翻阅过数百卷，竟连一个草字都没有。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凡四百六十多字，也“无一笔作草”。写字问题虽然是小事，但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同样反映出司马光落笔不苟、严谨踏实的作风。他在《进通鉴表》中总结修书的情况，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呕心沥血主编《通鉴》的真实写照，至今读来依然感人至深。他将一生中二十多年的精力全部倾注到了编修《通鉴》上，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实现了自己“成一家书”的鸿图大愿。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劳，他的身体全垮了，以致成书后不到二年就溘然长逝了。因此，他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一点也不夸大。《通鉴》一书，确实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说明他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主编。《通鉴》署司马光之名，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纵观中国史学史，在司马光之前和之后，历代都有集体编写的史书。但是，像司马光那样亲自动手、认真负责的主编，却极为罕见。封建时代集体修书，一般都是以官高者领衔署名，而修史的精勤却谈不上，甚至自己完全不动手，多的倒是名不副实的挂名主编。即以现代集体著述而言，主编没有负起主要编写之责，各撰稿人敷衍了事的现象也不少见。因此，继承司马光主编《通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吸取其宝贵的编纂经验，加以发扬光大，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鉴》成书后两年，于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杭州镂板，七年刊印行世。今此祖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宋绍兴二年（1132）余姚重刊本。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据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影印出版的宋椠百衲本，系用七种宋本合成，而以余姚本为主。近人章钰曾采用傅氏宋椠百衲本及其他宋本校勘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发现胡刻本脱、误、衍、倒的错误竟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漏的就有五千二百余字。因此，余姚本远较目前通行的胡刻本为佳。在《通鉴》的版本中，这是最早也是最好的本子。这次整理，即以此影印宋椠百衲本为底本。《通鉴考异》则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影印宋刊本为底本。

在整理中，参校了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清胡克家翻元刊胡注本、章钰的《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张瑛《资治通鉴校宋记》和严衍《资治通鉴补》等，又尽量核对了原书所引据的正史、杂史、文集，同时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校勘中凡底本讹误、衍倒字用（ ）标出，补漏改正者用〔 〕表示。对校改取审慎态度，凡读而可通者，一般不改。人名、地名反复有误者，或前后颇不一致，一般在每段首次出现时作标改，下则径为改正、统一。全书采用简体字，原书中的异体字一般改为通行汉字，但人名、地名等则仍保留原异体字。《通鉴》原以《尔雅·释天》中的岁阳、岁阴诸名词来纪年，现都注上干支，并在每年之后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查阅。原书每年依事分段，因一些段落过长，也作了细分。对目前通行的标点本的错误，如人名之误，将“薛孤吴仁”中间断开，将一人误作二人；将“悉多于勃论”连标，又误悉多于、勃论二人为一人。地名之误，如“寇江夏；义阳将军黄冲……降于赵”句，“义阳”为地名，当属上句，而系下误为官名。官名之误，如将“朝集使”点破，“使”字下属，使全句扞格难通；“以其世子戎昭、将军惠觉摄行州事”句，将“戎昭将军”断开，把“戎昭”误标作人名。书名之误，如将“韦庄美《嘉号录》”误标作“韦庄《美嘉号录》”；《唐录政要》为一书，误标为《唐录》、《政要》；《唐历》、《年代记》原为二书，误标为“《唐历年代记》”。又如“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段佛荣等三万人往会战”句，标点本误信胡注云：“‘济地顿生’四字必有误”，因此连而不标，其实“顿生”为人名，“济地”为郡望，和后“京兆段佛荣”同。对于诸如此类的标点之误，均一一作了改正。

书后的附录，包括《进通志表》、《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司马光与刘恕、范祖禹的书信，《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等。其中新发现的《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帖》一信和《通鉴释例》三十六例，见于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卷首，已佚失数百年之久，弥足珍贵。前者披露了在熙宁变法中，《通鉴》书局曾一度面临被“罢废”危机的前所未闻的史实，以及司马光面对种种非议、压力，忍辱著史的执着精神和态度。后者系司马光曾孙司马伋据遗稿掇取分类而成，这些修史凡例对研读《通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有助于理解司马光的著述思想，而且对澄清以往《通鉴》研究中的某些错误（尤其是年代学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些均是《通鉴》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因此附于书末。

校点者
一九九六年二月

此次新版，又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绍兴二年（1132）余姚刊本（共294卷）作了校对，《通鉴考异》则参校了两浙东路荣盐司公使库刻宋之递修本，谨此说明。

二〇一七年五月补记 4d/wxvfWD4aZwJu4Ewl1CTSpeVm0uZr8OuGg6gsFVLdHvzYvtkXoHc8niECTXx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