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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确定的事实之一就是，拒斥某一外群的人也会倾向于拒斥其他的外群。如果一个人是反犹主义者，那么他很有可能同时也反天主教、反黑人、反其他外群。
一个精巧的例证就是哈特利的大学生调查。 [1] 他利用第3章所介绍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探明了大学生们对于32个民族和种族的态度。除了熟悉的32个群体之外，他还杜撰了三个群体——“达内利人”“皮立人”和“瓦隆人”。学生们被迷惑了，以为这三个虚构的群体是真的。结果发现，那些对熟悉的族群心怀偏见的学生，对这些虚构的群体同样心怀偏见。他们在32个真实群体上的社会距离分数与这三个虚构群体上的社会距离分数之间的相关达到+0.80，这已经非常之高了。 [2]
一名对很多真实群体都怀有偏见的学生，在被问及这几个虚构群体时答道：“我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所以我会把他们排除在我的国家以外。”而另一名很少带有偏见的学生答道：“我不了解他们，所以我对他们没有偏见。”
这两名学生的评论很有启发。对前者而言，任何陌生的群体都代表了模糊的威胁，因此他会先于任何经验或证据而采取拒斥的态度。对于后者，大约天生没有忧虑感，因而了解一些信息之前他会悬置判断。比如，他会把“达内利人”当成善类并予以欢迎，直到有事实证明他们有罪。显然，存在一种普遍的心智品质，决定了他们是怀有偏见的还是包容的。
这项研究的更多结果发现，对不同群体的消极态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如下：
黑人-犹太人0.68
黑人-天主教徒0.53
天主教徒-犹太人0.52
虚构群体-犹太人0.63
虚构群体-工会成员0.58
至于讨厌工会的人，为什么也讨厌“皮立人”，这的确是一个心理难题。
在煽动者的长篇演说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倾向。他会滔滔不绝地掷出这样一段话：“淳朴而真诚、像绵羊一样温顺的美国人民，何时才能觉醒，何时才能意识到他们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受控制于那些外来者、疯子、叛徒、难民、寄生虫呢？” [3]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1952年德国选举。德国法西斯政党印发了宣传册要求选民拒绝投票，他们宣称：
犹太人是民主的独裁者，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罗马教皇，共同统治着你们所有人。你们意识到了吗？站稳了，你们是德国人。不要投票，等待就好。我们必将扭转局面。
对于这些狂热的德国人来说，所有的外群共同构成了统一而无差别的威胁。
那些同时厌恶黑人和联邦政府的人，将这两种态度浓缩成了对“黑人友好官僚”的敌意。类似的表达“犹太国际银行家”也融合了两种消极态度，既忽视了“几乎没有犹太人是国际银行家”的事实，也看不到“几乎没有银行家是犹太人”的事实。在天主教占主导的拉丁美洲，人们害怕“犹太-新教联盟”的威胁。而在反天主教和反犹主义非常盛行的地区，就变成了对“罗马教皇和犹太人”的大谴责。不同品种的“替罪羊”被拴在一起的现象说明了，重要的是偏见的 总体性 ，而不是针对单个群体的指控。
还有很多研究都表明，偏见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人格的一种普遍特质。 [4] 这里我们要引用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研究，数据来源既包括了在校大学生，也包括了非大学阶段的成年人。 [5]
被试被要求在一份涵盖面很广的问卷中，用6点量表对每一项陈述标出自己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3，强烈反对；-2，中度反对；-1，轻微反对；+1，轻微赞同；+2，中度赞同；+3，强烈赞同。
问卷上的题目如下。
A.犹太人
1. 犹太商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经常扎堆、黏在一起，导致其他竞争者没有公平的机会。
2. 我几乎不能想象嫁（或娶）一个犹太人。
3.可能存在少量例外，但总的来说，犹太人都差不多。
4.让犹太人住进街区的问题在于他们会渐渐搞出很典型的犹太氛围。
5.要停止对犹太人的偏见，首要的就是让他们改掉那些有害、惹人愤怒的缺点。
6.犹太人总有什么地方很怪异；很难说他们在想、在计划些什么，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B.黑人
1.黑人们是有自己的权利；但最好让他们待在自己的地盘、学校，避免与白人有更多的接触。
2.让黑人当领班或领导来指导白人，一直都是一个错误。
3.黑人乐手有时和白人乐手弹得一样好，但不应该把黑人和白人混起来组建乐队。
4.和那些更有技术含量和更需要责任心的工作相比，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种更适合黑人。
5.那些提议把黑人置于和白人同等水平来对待的人士，大多是想搅起冲突的激进煽动者。
6.大部分黑人如果不待在自己的地盘，会变得霸道傲慢、讨人厌恶。
C.其他少数群体
1.佐特装爱好者（zootsuiters）一旦有了很多钱和自由，就变得爱占便宜、惹是生非。
2.某些拒绝向国旗致敬的宗教派别应该被强制进行爱国行动教育，否则当被革除。
3.菲律宾人在自己的地盘还好，但他们如果衣着奢华地跟白人女孩四处逛就太过分了。
4.认为自己的家好过别人是每个人的天性和权利。
D.爱国主义
1.过去的五十年间美国精神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来自外国的思想和煽动者。
2.既然一个新的世界组织今已建立，美国必须确保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绝对权力不受丝毫侵犯与损耗。
3.美国不是完美的，但是美国方式（American Way）可以带领人类走向完美社会。
4.对美国来说，民族安全的最佳保障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航海力量，以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加利福尼亚族群中心主义量表有四个子量表。对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不同群体的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近似如表5-1所示。 [6]
表5-1 子量表之间及其与总体量表之间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pp. 113, 122.
上表中首先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外群拒斥的普遍性。那些认为佐特装爱好者“常惹麻烦”的人(C1)通常也认为犹太人很“怪异”(A6)，或认为黑人不应该做领导(B2)，这一现象多少有些吊诡。
更为吊诡也更有启发性的是，爱国主义与外群拒斥之间高度相关。例如，认为黑人主要适合干体力活儿的人(B4)，更可能认为美国应该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和航海力量并保守原子弹的秘密(D4)。
这些高相关的态度，特别是爱国主义和外群拒斥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少逻辑可言。但一定存在着某种心理单元，可以解释这些模块之间的“纽带”（bonds）。提问“爱国主义”的几项条目很明显并没有涉及对美利坚信条的忠诚，反而带有“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意味。那些拒斥外群的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内群有着非常狭窄的概念（图3-1，第34页），“安全岛屿”的思维状态开始占主导，需要建立防卫以抵御威胁。“安全岛屿者”感知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有外地人、犹太人、黑人、菲律宾人、佐特装爱好者、“某些宗教派别”；在家庭关系中，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家庭好过别人是每个人的天性和权利”(C4)。
这个加利福尼亚研究还发现，这些“安全岛屿者”更倾向于强烈地忠诚于自己的教会、联谊会、家庭和其他内群。在安全圈以外的所有人都被他们认为是可疑的。族群中心主义和社会、政治“保守主义”之间也能发现同样的限制性（restrictiveness），二者相关系数接近于+0.50。作者更愿意将这种政治观定义为“伪保守主义”（pseudo-conservatism），因为外群拒斥者并没有能够继承美利坚传统的相应的性情基础。他们是有选择的传统主义者。
价值观方面，他们强调竞争性，但他们又赞成在大企业财团内部经济权力的集中——这是目前对个体商人竞争者最大的单一威胁。他们强调经济流动性，相信“白手起家”的迷思，但他们却赞成数不胜数、各种各样的歧视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流动性。他们也可能相信政府经济功能的延伸，不是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而是为了限制劳动人民和其他群体的权力。 [7]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了“互惠”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们——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通常都是包容的。 [8] 二战期间的一个调查报告总结道：“越是对工会抱有支持性的态度，越是对黑人、宗教、苏联抱有包容、自由主义的态度。” [9]
以上所有证据都强有力地表明：偏见本质上是 一种人格特质 。它在生命中扎根后，就会像一个独立的心理单元一样生长。偏见的特定对象或多或少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整个内心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敌意和恐惧是系统性的。虽然本书中很多章节都持有这一观点（尤其是第25章和第27章），但如果认为深层次的性格结构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大错特错了。
让我们来看反面证据。表5-1显示反犹太人和反黑人之间的一致性为+0.74，这一系数虽然很高，但仍为这两种形式的偏见留出了相当可观的独立变化的空间。至少有人在反犹太人的同时并不反对黑人，反之亦然。 [10]
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偏见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动力学的特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全部，即使已经解释了很大一部分。在特定的地点，特定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背后可能存在特定的原因。
普洛斯罗基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约400名成人做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了对黑人和对犹太人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9。 [11] 正如我们所见，加利福尼亚研究获得的相关性为+0.74，南部以外的很多其他研究中，这一相关系数也同样很高。
因此，在路易斯安那的样本中，只有部分的反黑人情绪可以被归为总括性的族群中心主义特质（对少数群体的普遍厌恶）。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对犹太人持积极的态度而对黑人持消极的态度。我们必须说明，这种情况下普遍化的人格结构和动力学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偏见，而情境性的、历史性的、文化性的因素都很重要。
族群敌意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所有的偏见都完全相关（系数为+1.00），我们就没必要寻找其他特定的因素，这意味着在个体人格中存在同质性的偏见矩阵，人们对所有的外群都一致地怀有相同程度的包容或偏见，人格的结构和功能是唯一的解释。
但此时，人格以外的另一个因素登场了。即使是一个高度的偏见者，也可能对犹太人比对贵格会教徒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虽然二者都是少数群体，都格外地影响了市场和政府。偏执者不会同等程度地憎恶所有的外群，他有可能对北边的加拿大邻居比对南边的墨西哥邻居抱有更少的偏见，这种有选择的偏见无法仅仅用人格的动力学来解释。
虽然我们讨论的核心是个体的心理构造，但要想获得全面的理解，必须进行社会层面的分析——第6～9章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并不存在绝对的答案，但仍然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
问题是，偏见与无偏见之间的界线到底应该划在哪里。根据第2章，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都倾向于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说，我们 就是 自身所持有价值观的集合，因而不得不倾注自豪和情感来捍卫它们，不得不拒斥每一个与之作对的外群。
但“人人都有偏见”的结论没有丝毫意义。那些将范畴化的拒斥置于生命中的重要地位的人有多少，我们数也数不出来。
一种程序是去梳理公共的民意调查结果。人们大多对偏见的话题感到尴尬，但民意调查依旧成功地收集到了极富启示意义的数据。 [12]
提问的方式有很多，举个例子：
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太大了吗？
这个问题被反复用于美国人口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横截面样本中，并得到了50%相当一致的肯定回答。那么，我们能说有一半的人都是反犹主义的吗？
这是一个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问题，给受访者注入了先前所没有的想法。人们也有可能被问到下面这个暗示性相对较低的问题：
在你看来，有哪些宗教、民族或种族群体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这个问题中的“威胁”一词感情强烈而令人生畏，与此同时并没有直接提到犹太人。此时，只有10%的受访者自发地提到了犹太人。那么，我们能将其延伸为，反犹主义者占总体人口的10%吗？
试一下第三种方法。给受访者呈现三张分别写着几个群体名字的卡片：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然后问：
你认为其中哪些群体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过多的影响？
这一次我们发现，有35%的受访者选择了犹太人，大约12%选择了天主教徒。
再一次运用卡片方法，并做如下提问：
你认为其中哪些群体对美国政治产生了过多的影响？
这一次大约20%的受访者选出了犹太人。
可以估计出来，反犹主义者大约占10%到50%。如果提问的暗示性更强，这个范围可能会更大。
由此我们看到，当一条关于犹太人的负面陈述 被暗示 给人们的时候——就像第一个问题那样——大量的人都会表示赞同；而当犹太人仅仅作为提到的几个群体之一时，消极的回答就少得多；而如果仅仅靠个体自己去想，则很少有人会主动提起。这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敌意占据着他们情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敌意是动态的，迫切地想要表达出来。这种 自发的 恶毒的反犹情绪大约占据总人口的10%，这一估计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在战时有相同比例的人支持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二战期间驻德国的美国士兵中大约有22%的人认为德国有“仇视犹太人”的充分理由，其中这多出来的10个百分点来源未定。 [13]
对于民众反黑人情绪的估计随着提问类型的不同和访谈地区的不同也会发生改变。在大多数民意测验结果中，支持某种形式的隔离占据了很高的比例。二战时美国部队中大约五分之四的白人士兵认为，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便利店应该分开，俱乐部、兵团也应如此。 [14]
平民百姓对此的态度也有着相似的类型和程度。 [15]
1942年： 你认为城镇里是否应该为黑人单独设立居住地区？ 是，占84%。
1944年： 如果一个黑人家庭住在你隔壁会有影响吗？ 有，69%。
对职业歧视的支持态度则相对较温和一些：
1942年： 你认为你的雇主是否应该雇用黑人？ 不应该，31%。
1946年： 在找任何工作方面，你认为黑人是否应该和白人有同样 的机会？或者白人优先？ 白人优先，46%。
而涉及教育机会时，态度就格外友好：
1944年： 在获得良好的教育方面，你认为黑人是否应该和白人有同样 的机会？ 是，89%。
从态度转向观念、从成人转向高中生，表5-2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带有明显的恶意。 [16]
虽然这些数据很有启发，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结果会随具体的问题而改变。
表5-2 来自美国所有地区的3 300名高中生百分比
对偏见的广延性更具启示意义的证据来自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对住在芝加哥的150名退伍老兵的细致研究。他们对受访者做了深度访谈，在直接探知这些退伍老兵的族群态度之前，研究者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地表达观点，这能够帮助研究者对敌意的强度做出更加谨慎的推断。表5-3列出了对犹太人和黑人的态度结果。 [17]
表5-3 对两个少数群体的态度类型
显然，对黑人的敌意要比对犹太人更为强烈。表中区分了四个级别的敌对态度。 强烈 一级指的是那些对外群主动表达拒斥态度的人。访谈中他们主动提起了“犹太人问题”或“黑人问题”，同时支持严厉的敌对行动（“将他们逐出这个国家”或“用希特勒的办法”）。我们注意到，按照这个标准，该研究并没有像其他研究一样发现那么多恶意的反犹主义者。
这里列出的 坦率直言的 偏见，指的是当受访者被直接问到关于这个少数群体的问题时，表达出真实的敌意，同时支持严厉的敌对行动。而 刻板 化的 消极态度，指的是当受访者被问到或有合适机会谈论时，对少数群体表达的一般性观念（预判）。尽管不会直接表达敌意，但他们会说，犹太人是排外的、利欲熏心的，黑人是肮脏的、迷信的，但不会建议对之采取严厉的敌对行动。 包容的 个体在访谈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刻板化或敌意的观点。
证据只涉及了黑人和犹太人。前面我们曾证明，对这些群体怀有偏见的人更有可能对其他群体同样怀有偏见，反之亦然。但也许有些人的偏见根本不会从答案中反映出来。为了将他们包括在我们的“偏见普查”的范围内，我们应当询问有关天主教徒、波兰人、英国人、政党、劳工、资本家等问题。这些附加的问题将会提高我们对偏见人群数量的估计。
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在校大学生们以“关于少数群体的经历和态度”为题，写了几百篇文章，经分析后发现，80%的个案中都包含了清晰的群体偏见。
另一项研究与之类似，超过400名大学生被要求写下他们认为“性情不相投”的群体名称。只有22%没有写出任何群体。被提到的群体包括：华尔街金融人士、劳工、农民、资本家、黑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二代日裔美国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基督教科学家、共产主义者、罗斯福新政拥护者、陆军军官、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瑞典人、印度人、格林威治村村民、南方人、北方人、教授和得克萨斯人。虽然“性情不相投”并不等于偏见，但可以算是“兄弟”。由此，大约78%的被试流露出拒斥态度。 [18]
根据这些研究，约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对少数群体怀有足够多的敌意， 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日常行为。 这一估计与本章前面所报告的“支持对黑人予以隔离”的比例很接近。
偏见对象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社会意涵。可想而知，敌意的广泛分散会使得“联手对付”某一特定少数群体的可能性大为降低。本章证明了偏见的普遍性（generality），即那些对一个群体抱有敌意的人可能对其他群体同样抱有敌意。即便如此，在很多利益关系的相互牵扯下，似乎不可能进行针对单个少数群体的 有组织的 迫害。例如，反天主教徒的黑人和同样反天主教徒的“三K党”不可能联合起来，因为后者同时 也是 反黑人的。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郊区人会包容意大利人做邻居，否则的话，犹太人就会取而代之。因此，总体上看，群体间维持着一种暂时性的休战状态。
毫无疑问，美国对于平等的总体信条和文化大熔炉的传统，遏制了很多排斥性的消极态度（参照第20章）。敌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中和；而对民主信条的根本性遵从，最终成为更深层次的约束。
目前的讨论都是平均意义上的讨论，而在偏见的地域、教育水平、宗教、年龄和社会阶级方面还没有进行任何分析。
大量的研究都关注了这个问题，但它们有时相互矛盾。一个确证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持有偏见，另一个却以不同的样本、同样充分地证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持有偏见。一个发现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容易持有偏见，另一个却发现了相反的规律。目前似乎最可靠的结论就是，尽管单个研究都是有效的，但尚未形成一个坚实的概括的基础。
基于最广泛的证据，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概括出以下三点。首先，平均来看，美国南部对于黑人的态度，要比北部和西部更不友好，而北部的反犹主义似乎比南部和西部更为强烈。
教育 方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通常比只接受过中学或小学教育的人们更容易持有偏见（至少后者回答问题的方式显得更为包容），但并不总是如此。
最后，平均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白人要比地位高的白人有更强烈的反黑人情绪，这一趋势似乎相当确定。反犹主义的情况正好相反，地位高的人似乎比地位低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反犹情绪。
除了这些试探性的结论以外，我们并没有把握进一步估计偏见与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或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后面几章将会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每个变量都会伴随着更高或更低的偏见。但目前最可靠的结论就是，在美国，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偏见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
[1] E. L. Hartley. Problems in Prejudice .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6.
[2] 本书中我们有时会借助相关系数来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系数取值范围在-1.00到+1.00之间。+1.00代表完全正相关，-1.00代表完全负相关。系数越接近这两端，表明二者关系越显著。系数为0代表二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 这位煽动者的言论引自Leo Lowenthal & Norman Guterman, Prophets if Deceit , New York: Harper, 1949, 1。
[4] 得出偏见之间存在正相关结果的研究还有G. W. Allport & B. M. Kramer, Some roo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6, 22, 9-39; E. L. Thorndike, On the strength of certain beliefs & the nature of credulity,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 1943,12, 1-14; G. Murphy & R. Like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dividual , New York:Harper, 1938; G. Razran, Ethnic dislikes and stereotypes: a lab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0, 45, 7-27。
[5] T. W. Adorno, E. Frenker-Brunswik, D. J. Levinson, &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6] 结果是“近似”的是因为，该数据是基于族群中心主义和反犹量表的原先形式而得到的。这里列出的几项数据是研究者所谓的“半成品”，但组间关联（intercorrelation）无从知晓。它们与先前的相关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别。
[7] Ibid ., 128.
[8] G. Murphy & R. Like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dividual . New York: Harper, 1938.
[9] F. L. Marcuse. Attitud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a demonstrational techniqu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5, 40, 408-410.
[10] 例如一些证据表明那些本身就反犹的犹太人（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竟极少表现出对其他群体的偏见。这一心理学问题只特定地针对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参照N. Ackerman & M.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New York: Harper, 1950。
[11] E. T. Prothro. Ethnocentrism and anti-Negro attitudes in the deep south.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47, 105-108 .
[12] 这里引用的民意测验数据可以追溯至罗珀（E. Roper）于1946年2月、1947年10月，以及1949年9月（增补）发表在《财富》上的研究；另见B.M. Kramer, Dimension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9, 27, 389-451; G.Saenger,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 New York: Harper, 1953。
[13] S. A. Sr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Vol.II, 571.
[14] Ibid ., Vol. I, 566.
[15] 民意结果采自H. Cantril (Eds.), Public Opinion, 1935 —— 1946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1。
[16] World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and Attitude Research , 1950, 4,462.
[17] B. Bettelheim & M.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 New York: Harper, 1950, 16,26.
[18] G. W. Allport & B. M. Kramer. Op. cit ., 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