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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内群忠诚并不一定意味着外群敌意，甚至并不意味着相应外群的存在。
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我们访谈了大量成年人，请他们说出所能想到的所有归属群体。每个受访者都列出一长串。其中，家庭不管在频率还是强度上都高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地域、职业、社交（俱乐部或友谊）、宗教、族群和意识形态群体。
随后，受访者被要求说出任何与自己所属内群相对的或构成威胁的群体。只有21%的受访者答出了一些相应的外群，余下的79%没有提到任何外群。这些被提到的外群主要集中在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
提到的形式多种多样。一名来自美国南部的女性提到了新英格兰人、非大学毕业人士、有色人种、外国人、美国中西部居民、天主教徒等不友好的外群。一名图书馆总馆长声称专业图书馆员是一个外群。一名营养实验室的雇员对楼上实验室的血液学家感到陌生和讨厌。
很明显，内群忠诚有可能但不一定会引起外群敌意。第2章曾讲到，“爱的偏见”为相应的“恨的偏见”做了铺垫。但即使这一推理是可靠的，积极的从属显然并不一定就滋养出消极的偏见。
不过很多人确实是通过篱外的“他们”来定义自己的忠诚。关于外群，他们思虑过重、忧心忡忡、紧张而惶恐。拒斥外群是一种显著的心理需求。族群中心主义的定位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人们对外群的态度会有不同程度的表达。第1章列出了由紧张程度不同而导致的五种不同类型的拒斥行为：
1.毁谤
2.回避
3.歧视
4.物理攻击
5.铲除
本章将详细检视不同级别的拒斥行为，我们将这五个级别简化为三级：
1.言语拒斥（毁谤）
2.歧视（包含隔离）
3.物理攻击（包含所有的强度）
我们删去了回避，因为这种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最小。我们也合并了零星的物理恐吓、有组织的暴力攻击和铲除这三种行为，因为正如第1章所指出的，大部分人只限于口头上表达不满，并不会走得更远。但也有一些会变成主动歧视，还有少量打砸抢、暴乱和私刑。 [1]
恶语易言。
两名教养良好的中年太太在一起讨论插花技艺成本高昂的问题。其中一个在提到一名犹太人婚礼上的奢侈花展时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付得起那么多钱，他们肯定是逃税了。”另一个附和道：“那是肯定的。”
这段闲话揭示出三个重要的心理学事实：（1）前一位对话者在对话中不经意地谈到了犹太人，这并不是由对话主题所必然引起的。她的偏见已经显著到一定程度，能够自动地挤进当前的讨论当中。对这一外群的厌恶已经强烈到迫切需要表露和释放。通过把所思所想说出口，她也许能获得几分愉悦的宣泄感。（2）在这一对话中，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是首要的，而对话的内容是次要的。她们都尽量保持友好的交往，因此希望在每一个话题上都达成一致。共同诋毁一个外群有助于巩固这个二人内群的团结。正如我们所见，对外群的敌意有助于加强内群的团结，虽然并不是必需的。（3）两位对话者都反映了她们所处的社会阶级，并体现出一定的阶级团结。她们似乎在告诫彼此要做一个品行优良的上等中产阶级非犹太人，坚守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毋庸赘言，这三项心理功能都是无意识的，并没有明显地出现在思维当中。而且，两位对话者都不是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各自都有犹太朋友。两位对话者都不会支持直接针对犹太人的主动歧视，更不会支持暴力行为，她们处在偏见的最低水平（毁谤）。但即使最低水平也体现出问题的复杂性。
这种玩笑式的毁谤和嘲弄潜藏着温和的怨恨。有些甚至融入了幽默当中而不被发觉。有关攥紧拳头的苏格兰人的笑话并不一定表达了对苏格兰人的仇视（就连他们自己也喜欢这种故事）。但即使是看起来友好的笑话，有时也标志着真实存在的敌意，为贬抑外群、褒奖内群卸下了戒备。人们大笑着谈论故事里黑人奴仆的愚拙、犹太人的机敏狡诈、爱尔兰人的争强好胜。这些故事本身很好笑，但它们是标签化、典型化的（被认为是典型的黑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天性），确证了外群的劣等地位，这是它的附加功能之所在。
谩骂（name-calling）反映了更加强烈的敌意。诸如“犹太佬”（kike）、“黑鬼”（nigger）、“意佬”（wop）等绰号都源自更深更久的敌对情绪。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小孩在使用这些词语时通常很天真，他们对其中蕴含的“力量”通常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但并不清楚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低”阶级的人在使用这些词时，比“高”阶级的人带有更少也更为简单的意味，因为对于“高”阶层的人而言，只要他们愿意，总有足够多、足够灵活的词来避开使用这些绰号。
如前所述，这种毁谤越是发生于自发不经意之间，越是与话题不相关，其背后的敌意就越是强烈。
一位缅因州的游客在跟理发师闲聊当地的畜牧业，他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这类养殖的信息，于是天真地问：“农民平均会养一只母鸡多久用来下蛋？”理发师回答：“直到犹太人带走为止。”
这个理发师的情绪爆发是突然的、不相关的、强烈的。其中唯一有效的关联，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犹太商人来到附近的市场里买鸡。农民卖不卖给犹太商人全凭自愿。显然这是答非所问。
下例也类似地表达了高强度的敌意。
马萨诸塞州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发放传单，传单呼吁选民反对放宽生育限制的提议。一个路人接过一页，扔在地上，说：“我才不会投票反对生育限制，那只会意味着要出现越来越多的犹太佬医生。”
在无关的语境中，偏见突然闯入，反映出敌意的强烈程度和显著程度。这些例子似乎表明，一种对抗外群的情结（complex）正在给个体的精神层面施压。他甚至等不及相关联的语境出现再来表达敌意。这种态度强烈而充沛、蠢蠢欲动，一丝微茫的关联就能够触发。
当毁谤逐渐积累到一个较高的紧张度时，它有很大概率会转变为公开而主动的歧视，甚至是暴力行为。某议员在国会上反对午餐补助的联邦法案时激动地讲：“还没等拆除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障碍，我们就已经饿死了。” [2] 这种强有力的毁谤必然会成为歧视行为的言论支撑。
我们常常将自己同那些与我们志趣相悖的人划分开。只要远离的行动主题是自己，就不是歧视。 只有当我们拒绝给某些个体或群体提供他们所 希望的同等对待时，歧视才会发生 。 [3] 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将外群成员从街区、学校、职业、国家中排除出去的时候，歧视就发生了。限制性条款、联合抵制、街区施压、一些国家的隔离法案、“君子协定”都是歧视的技术手段。
我们必须进一步详述歧视的定义。罪犯、精神病患者、猥亵之徒也会要求“同等对待”，但理应毫不犹豫地拒绝。基于 个体 真实特征的区别对待不是歧视。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基于族群身份的区别对待。联合国的一条官方注解如此定义这个议题：“歧视包括任何基于自然或社会范畴的区分性行动，跟个体能力和德行无关，也跟个体具体的行为无关。” [4] 这种区分不考虑个体本身的特质，是一种有害的区分。
联合国列出了以下在世界范围内的 官方 歧视行为：
■ 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承认（普遍拒绝某一群体的权利）
■ 个人安全的不平等（因群体资格而干涉、逮捕、诽谤）
■ 活动和居住自由的不平等（犹太人聚居区、禁止旅游区、禁止航行区、宵禁令等）
■ 思想、道德和宗教自由的保护不平等
■ 享有自由交流之权利的不平等
■ 和平结社权利的不平等
■ 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对待
■ 享有婚姻和组建家庭之权利的不平等
■ 享有自由择业之权利的不平等
■ 所有权规定和处理办法的不平等
■ 著作权保护的不平等
■ 教育或能力与天赋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 未来利益分享机会的不平等
■ 服务设施提供的不平等（健康保障、娱乐设施、住房保障）
■ 享有国籍之权利的不平等
■ 参政权的不平等
■ 参任公职的不平等
■ 强制劳动，奴役，特种营业税，强制区分性标记，节制法令，公开文字诽谤
除了列出的这些官方举动，私人的歧视行为也五花八门。就业、晋升或信贷机会都可能充满了歧视。拒绝入住或住房设施不平等更是司空见惯，类似的还有酒店、咖啡厅、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禁入规定。媒体新闻对某些群体的区别对待也时有发生。拒绝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拒绝外群成员加入教会、俱乐部等社会组织也同样常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5]
隔离 是一种形式的歧视，指的是，为了加剧这些外群成员的不利地位，而为他们设立空间上的界限。
一名黑人女孩申请了华盛顿联邦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几乎在应聘的每一步都会遭遇针对她的歧视性对待：一个官员告诉她办公室已经满了；另一个官员说在白人办公室里她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但凭借着不屈的毅力，她最终得到了那个职位。当她走入办公室时，主管却将她安排在一个角落里，并且在她四周设置了隔板。她成功地打败了各种 歧视性 企图，却输给了 隔离 。 [6]
住房方面的歧视尤其广泛。黑人居住在隔离区，这已成为美国城市的规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住在那儿，也不是因为租金便宜。实际上，白人们往往能用更少的租金租到同等或更好条件的房子。限制性条款反映了这种防止黑人扩散的社会压力。条款中通常带有这样的字眼：
■ 另外，任何地段不得售卖给、出租给除白人以外的任何人。
■ 除了黑人家政工以外，被授权方不得售卖给黑人或准予黑人使用、占有。
■ 不得允许黑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其下辖公司所占有。
■ 任何地段不得被任何黑人或有着至少四分之一闪米特血统的人所拥有或使用……包括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 [7]
在1948年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中，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地方法院不得强制实施类似条款。但这无法阻止它们继续坚持履行“君子协定”。事实上，它们经常这么做。各种公共民意调查都表明，大约四分之三的白人会拒绝黑人邻居。公众的同意成就了普遍的歧视。
教育中的歧视同其他形式一样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在某些南部州，很多（尽管数量在减少）学校和大学会实行百分之百的隔离政策。在北部州，这一过程则更加微妙不易察觉，也更加形式多样。很多公立机构，招生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而另外一些则会限制某些群体的录取率，还有一些则完全不予录取。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但我们可以引用一项研究来说明。
美国康涅狄格州1 300名高中毕业生返还了问卷并讲述了他们入学申请的经历。
这里我们只考虑那些高中成绩排名在班级前30%的上等生。
私人赞助的大学（不限宗教）接收了超过70%的新教和天主教申请者（意大利人除外）。在犹太人申请者中，他们只接收了其中的41%。在意大利申请者中，只有30%。（黑人和意大利以外的移民没有数据，因为事例太少。）
被拒的申请者会怎么做？(1)同时申请 很多 机构提高录取概率，一般总会被什么地方录取。意大利人似乎对此不太懂，但犹太人懂得这么做。后者平均申请2.8个机构，而天主教和新教申请者的平均数量为1.8个。意大利人仅满足于申请1.5个，因此有很多人落榜。(2)转向公立机构，这些机构内几乎看不到歧视。为什么在城市和州立大学中有这么多犹太和移民学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被私立学校按照公平的比例录取。 [8]
职业歧视同样不易察觉。研究方法之一就是计算报纸招聘广告上排斥外群的字眼的出现频次，例如“只限非犹太人”“新教徒优先”“只对基督教徒开放”“有色人种除外”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六十五年中，随着少数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上升，歧视性广告的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有研究还发现该指数作为灵敏的时代晴雨表，在普遍恐惧外来者的沮丧年代呈上升趋势，而在紧张普遍消减的年代则呈下降趋势。 [9] 但这一独创的晴雨表无法用于科学的社会分析，因为有些报社自愿杜绝这种歧视性广告，还有些州已经通过了禁止歧视的法案。
我们无须在此总结美国的职业歧视现状。冈纳·缪尔达尔等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 [10] 歧视带来不经济和低效浪费已经被前人揭示过很多次。例如，南方铁路曾专为一名黑人旅客增设一节卧铺车厢，以避免白人旅客在几小时内不得不接近黑人。如果一个岗位的最合适人选恰好是黑人或犹太人、天主教徒、外国人，很多公司就不会雇用，即使他比白人竞争者效率更高。在一套学校、候诊室、医院就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分设两套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刺激生产，这对所有群体来说都是不经济的。在歧视情况最为严重的州，人们的生活水平往往最低，而在最有包容性的州，人们的生活水平往往最高，这恐怕不是巧合。 [11]
歧视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古怪现象。我如果是游客，可能更愿意坐在犹太人旁边，而如果是北方人，则更愿意坐在黑人旁边；但不管是谁，我都会在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是雇主，可能更愿意要犹太人而不是黑人留在办公室；但回到家里，我更愿意让黑人在厨房干活，而不是犹太人；但客厅里可能坐着一位犹太人，而不是黑人。在学校，我会欢迎所有的群体，却会拒绝某些人参加学校舞会。
红十字会是借助科学知识来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机构。但二战期间很多地方，红十字会都把黑人献的血和白人的分开，这当然不能用科学知识来解释，而是社会迷思。不管正确与否，红十字会的某些管理员认为，战时最好还是尊重这一传统的迷思，科学和效率由此而让位于偏见。 [12]
歧视行为有很多种形式，这很常见，但毁谤（antilocution）并非如此。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人们的毁谤通常比实际的歧视行为更加尖锐。一个常见的情况是，雇主因为雇员的强烈抗议而不敢把黑人或其他少数群体成员引入自己的工厂、商店或办公室，但他可能会在立法需要时（例如公平就业运动立法）这么做。很多人都预测，禁止歧视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或是袭击或是暴乱，但事实上它们极少发生。言语上的抗议需求要比歧视的实际行动更为强烈。
一个低歧视、高言语拒斥的事例来自拉·皮埃尔所构筑的精巧研究。他陪伴一对中国夫妇旅行了美国很多地方。他们一起在66个旅店和184个餐馆做了停留，只有一次遭到了拒绝。随后，这些地方的经营者各自收到一份问卷，提问他们是否愿意招待中国人。93%的餐馆和92%的旅店回答不愿意。控制组是一些没去过的地方，问卷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两种行为到底哪一个反映的是真实态度？这种问题是愚蠢的。这个实验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在于，二者都是真实的态度，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境。与行动情境相比，言语情境则引来了更多的敌意。那些口口声声威胁着要歧视外群的人们，有可能实际上并不会如此。 [13]
拉·皮埃尔的发现被库特纳等证实。 [14] 他们在纽约一个时髦郊区的11个餐馆和客栈中做了停留。两名白人女孩先进去，订了一张三人桌，随后一名有色人种的女孩走了进来。这样的举动在11个地点中没有一次遭到拒绝或引来不满。后来老板们各自收到一份晚餐预订信：“其中一位客人是有色人种，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反对。”结果没有一位老板给予回复。后续的电话调查中有八位老板否认曾收到预订信，所有的人都在以某种方式拖延，以逃避做出决定。
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研究者总结道：“在面对面的直接挑战下，歧视性对待的可能性被降至最低。”显然，老板们不会在一个直接的挑战面前表现出歧视行为，但如果可以，在没有面对面互动的场景下，他们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实验的地点是美国的北部和西部，在这些地方歧视行为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概括：当法律和良知与习俗和偏见产生了明显冲突时，歧视会主要以一种隐蔽而间接的方式存在，而不会体现于面对面互动的情境中，以此避免尴尬。
暴力总是野蛮思维的副产物。虽然大多数狂吠（毁谤）不会导致撕咬（歧视），但没有一种撕咬不是以狂吠为前奏的。在希特勒政权通过歧视性的《纽伦堡法令》之前，有整整七十年都充斥着反犹的政治论调。这些法案通过之后不久，铲除犹太人的暴力程序就被启动。 [15] 我们看到了常见的递进过程：毁谤——歧视——物理攻击。在俾斯麦时期的言语攻击还相当温和，而在希特勒当权时就变得惊人地残忍：犹太人以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罪名被公开、大肆地谴责，从性倒错，到世界性阴谋。
但就连言语攻击者也明显地被这场战役的最终结局所震撼。在纽伦堡审判中，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拒绝为杀害了25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长篇大论最终会导致这样的悲剧。然而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负责屠杀事务的官员胡斯（Rudolf Hoess）却说得很清楚，正是这种没完没了的言论灌输，让他和其他刽子手们确信，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应该受到谴责并予以铲除。 [16] 很明显，在特定环境下存在一种阶梯式的递进过程，从语言侵犯到暴力行动，从谣言到暴乱，从小道传闻到种族灭绝。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暴力是由以下几步层层推进而发生的：
1. 与范畴相关的偏见存在已久。受害群体被类别化、典型化，人们开始丧失将外群成员当作个体来思考的能力。
2. 针对受害群体言语上的抱怨存在已久。怀疑和谴责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3. 渐渐出现歧视（例如《纽伦堡法令》）。
4. 内群成员可能正饱受某种外部压力的折磨，如经济匮乏、低社会地位感、对政治发展的不满和恼火（战时管制）或失业的恐惧。
5. 人们对这种压抑已经厌烦到将要爆发的状态。他们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或不应该忍受诸如失业、涨价、屈辱、惶惑的痛苦。恼火的情绪带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扩散性。人们开始不相信科学、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转而认同“科学的积累等于痛苦的积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打倒知识分子！”“打倒少数群体！”
6. 有组织的运动吸引了这些不满的群众。他们纷纷加入“纳粹党”“三K党”“黑衫党”，或是加入非正规组织——一群暴民——来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7. 个体从这种正规或非正规的社会组织中获得了勇气和支持。他感到自己的恼怒和激愤正在被社会所认可。群体的标准将其暴力的冲动正当化——至少他自己认为如此。
8. 一系列诱导性事件发生。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诱因，如今成为爆炸的导火索。事件有可能完全是虚构的，或是经过谣传而放大的。（1943年底特律种族暴乱的导火索貌似就是一则疯狂散播的谣言，说一名黑人抢了一名白人妇女的孩子并将其投入底特律河中。）
9. 暴力事件爆发后，“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在持续的破坏性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群狂怒的暴民中，个体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兴奋，会反过来增强自己的兴奋感和行为的破坏性。这时，人们通常会发现感到冲动变强、私人顾忌变少。
这些就是将言语侵犯和公然的暴力行动之间的闸门一一移除所需要的条件。那些尖锐对立的群体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的地区，例如日光浴场、公园、聚居区边界地带等，这些条件都有可能满足，诱发性事件最容易发生。
天气炎热会加剧暴力，一方面因为它本身会加剧身体不适和恼火情绪，另一方面因为它会促使人们走向户外，增大了接触和冲突发生的概率。再加上礼拜天的闲散，暴力的舞台就已经搭好了。灾难性的暴乱的确最常发生在炎热的礼拜天下午。私刑的高发期也是在夏季。 [17]
言语敌意可能导致暴力事件，这一事实引出了对言论自由的争论。在言论自由被高度崇尚的国家，如美国，权威机构一般会一致认为，试图控制针对外群的言论和文字毁谤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这么做等于是限制了人们自由批评的权利。美国的原则是允许充分的自由讨论，除非到了真实的暴力煽动“清晰而现实”地威胁到了公共安全的程度。但这条法律界限很难划分。一旦条件成熟，即使相当温和的言语攻击也有可能毫无阻拦地导向暴力。正常时期可以容忍大量的毁谤，因为它的侵略性会遭遇很多反对意见或因自我抑制而被弱化，此时人们几乎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诽谤性的言辞之上，即使是那些毁谤者也常常会止步于此，很少表现出主动的歧视，更别说暴力了。但是在紧张的氛围下，歧视层层递进的原则开始占据主导。据此，有些州（例如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反“种族毁谤”法案，但至今依然很难实践，也很难界定这些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精神。 [18]
人们注意到，争斗、帮派群架、打砸抢行为、暴乱、私刑、屠杀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年轻人。 [19] 年轻人似乎不会像老人们一样容易对生活感到沮丧，但是可以想象，他们那层隔在冲动和释放之间的社会化的习惯比老人们更为薄弱。年轻人缺乏多年的社会抑制，极易退行出婴儿式的暴躁脾气，从而释放情绪以获得激烈的快感。他们也有着与暴力行为相匹配的敏捷、能量和冒险倾向。
在美国，暴乱和私刑是族群冲突最为严重的两种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在暴乱中，受害者能够反抗，而在私刑中则不能。
大多数暴乱发生在社会环境急遽变化的时期：或是黑人“入侵”居住区，或是某一族群进入一个工业动荡地区并充当破坏罢工者，或是本就不稳定的区域又迎来移民人口的迅速上涨。这些情形中没有一个是能够独立引起暴乱的，必然伴随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和精巧建构的、关于特定群体的“威胁论”。而且，持久而激烈的言语侵犯总是先于暴乱而发生。
暴乱者通常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级和年轻人。这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这些阶级的家庭对自我规训（自我控制）的教化不够深厚，也可以归咎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艰难处境的真实原因，而拥挤、不安全感、剥夺感无疑都成为情绪上的直接刺激。总的来说，暴乱者都是边缘人。
和任何形式的族群冲突一样，暴乱可能建立在真实的利益摩擦之上。当大量的贫困黑人和同样贫困的白人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时，人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对立是真实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让个体变得敏感而易怒。但即便在如此现实的情境下，我们依然能够注意到，只将 其他 种族的成员看作威胁，这本质上是没有逻辑的。一名白人完全可能从另一名白人手中抢过一份工作，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和黑人一样。因此，某种程度上，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必然事先存在着内群感和外群敌对情绪，使双方的竞争被感知为族群间而非个体间的敌对。
因此，暴乱的真正缘由在于，先存的偏见得以加强和释放。 [20] 暴乱发生后，引来的骚动也同样没有逻辑。1943年的哈莱姆暴乱，诱发事件是一名白人警察不公正地逮捕了一名黑人。然而，种族抗议采取了一种非种族的形式。头脑发热、神经紧绷的黑人们难以控制地疯狂游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一概上前抢劫、焚烧、破坏店铺、损毁财物。在所有形式的物理攻击中，暴乱是最没有方向性、最没有一致性因而也是最没有逻辑的。它只能用愤怒的小孩盲目地发脾气来形容。
暴乱主要发生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而私刑则主要发生在南部各州。这一事实有着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南部的黑人通常不会反抗。当麻烦降临的时候，他们只能去寻求庇护直到风浪过去。这种模式无疑是对“白人至上”的恪守所造成的。人们期待着黑人接受并承认自己的劣等性，受到再大的侮辱都不要反抗。无论是由于他自身已接受了设定，还是由于他活得战战兢兢，黑人在挑衅面前永远不会反击。因此，无论南部的情形多么压抑，都不会发生暴乱。
相反，我们来看几家伦敦报纸对1943年10月一起事件的报道。
在康沃尔的一个小镇里，一群美国黑人士兵来到酒吧。白人宪兵以一种蛮横的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这些黑人回到营地，取了枪，又返回小镇，质问这些宪兵，为何自己没有和白人士兵同样的权限。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枪战，他们被白人宪兵制服，其中两个受了伤。
这起相当特别的暴乱事件被称作 反抗 可能更好。其中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个步骤。(1)黑人们对歧视很敏锐，尤其在英国这个据他们所知平等的准则广为流传的地方。(2)和其他种族暴乱不同，这次是少数群体自己发动了暴乱。(3)比之于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大背景而言，这次暴乱的诱发事件相当微不足道，却最终成为暴乱的焦点。(4)在部队当兵的身份增强了黑人们关于公正待遇的权利意识。(5)白人士兵的反应是基于久已形成的预判——黑人就算在国外也注定得不到公平对待——而做出的。(6)黑人的军队信条让他们变得无畏、鲁莽，让他们相信武力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任何一次暴乱的发生都只能从双方的背景来理解。
私刑主要发生在歧视和隔离根深蒂固并靠习俗上的严厉恐吓来强制实施的时间和空间里。此外，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社区的法治水平很低。私刑从来不会遭到阻止，私刑的实施者即使人尽皆知也很少会遭到逮捕，更别说是受到惩罚了。这反映了警方和法院的默许。因此，“社会规范”也参与其中，私刑实施者的心理状态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过程。
我们需要区分私刑的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所谓的波旁（Bourbon）或 义务警员 （vigilante）私刑。为数不多但颇具影响力的一支秩序井然的市民队伍可能会逮捕一个黑人罪犯或嫌疑人，并悄然处以私刑。这种类型的私刑是对黑人和白人之间固有屏障的再确认，以提醒黑人们必须保持顺从听话、好好表现、对白人“长官”们怀着绝对的敬畏。据发现，这种“礼貌的私刑”主要发生在设立已久的黑人聚居区里，这些地方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区分。
与之相对的是 暴徒私刑 （mob lynching），这一类更多地发生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更容易发生诸如白人和黑人竞争同一个就业岗位之类的事情。两个群体有可能同为佃农、租户，并且同样都饱受生存威胁和不安定的折磨。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问题，相反，眼前的境况被看作一场激烈而痛苦的角逐，黑人莫名其妙地被认为应当为地位低下的白人承担罪过和谴责。这样一种敌对的观点，再加上较弱的法律强制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借口也足以导致私刑的发生。对白人女性的性犯罪或诬告常常被认为是私刑的借口，但一项跨越了六十五年的研究指出，南部地区的所有私刑中涉嫌这类指控的只占四分之一。 [21] 暴徒私刑通常以极其凶残的兽行作为标志。如果很多私刑的实施者围聚在一起，每人都想着分一口肉，那么最终对受害者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将是极端过分而令人作呕的。
正如我们所说，这一整套可怖的死亡操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习俗。在当地未受教育的边缘人群中间存在着一种猎“人”的传统（和猎“熊”的传统没有什么不同）。“抓住你的黑鬼”在当地成为一项获准许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义务。面对这种传统，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当局有时会采取一种格外的“宽大仁慈”或消极无为的态度。当私刑进行到高潮、实施者们处于高度兴奋之中时，洗劫和摧毁黑人的家园和生意就被视作理所当然。黑人的家具被用作柴火来焚烧他们的身体，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与此同时，这也能给 所有 黑人们一个教训。
私刑的发生频率已显著下降。从1890到1900这十年间，平均每年发生154起私刑；从1920到1930的十年间，平均每年发生31起；而从1940到1950的十年间，每年只有两到三起。 [22] 这种下降部分是由于公众意见的力量给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过去三十年间，国会一直在为一项反私刑法案的通过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南部的国会议员一直抗议该项立法，认为这是北方人对南方事务的无理干涉。他们争辩说，自治州当局自身完全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并且一直很有成效。除此以外，这种下降还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变迁。在早期的美国殖民地中，地方法院极为稀少，往往是靠义务警员对罪犯的追捕和立即惩罚来确保社会的稳定。法官林奇就是弗吉尼亚的一位贵格会教徒。在独立战争期间，几名托利党人因偷窃马匹被抓。作为地方法官的他在自己家里组建了法庭，并迅速判决这些窃贼每人被鞭打四十下。在美国历史上，被处以私刑的白人比黑人多，但近几年，令整个民族骇然作呕的都是有关黑人的私刑案件。
没有谣言的推波助澜，暴乱和私刑就不会发生。这已成为颠扑不破的规律。据发现，谣言在暴力形成的四个阶段中至少参与了其中之一，甚至是全部。 [23]
1. 敌意的渐渐积累往往通向暴力，而对外群某些罪行的谣传会让这个过程变本加厉。人们会听到少数群体在密谋、储备枪支和弹药，而且这些族群谣言通常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散播出去，反映了不断加剧的紧张情绪。对族群谣言的收集和分析，可以作为一个社区紧张情绪的最佳晴雨表之一。
2. 在最开始的谣言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新的谣言就会成为暴乱和私刑的集结令。它们如同军号一样将力量凝聚起来。“今晚河边有事要发生。”“他们今晚就要抓了那个黑人并要了他的命。”如果警察足够警觉，则可能会以“煽动性谣言”为由预先阻止这种暴乱的发生。1943年夏天，在华盛顿有谣言说，大批的黑人正在计划于阅兵行军期间的某一天组织一场运动。这一谣言让充满敌意的白人们立刻组建起对立的武装力量。但警察在事前坚定地站在公众立场，给黑人队伍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成功地阻止了暴乱的发生。
3. 谣言常常作为炸药桶的导火索。煽动性的传闻飞遍大街小巷，在每一次转述中都变得更加尖锐和扭曲。哈莱姆暴乱就是通过一则被放大的故事来扩散的，故事从一个相当温和的片段发展成一个白人警察枪击了一名黑人的背部。而传播在底特律的大量谣言也成为暴乱的直接导火索，点燃了熊熊漫溢的激情。在这个灾难性的周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月，底特律就已经充斥着各种种族谣言。其中有一条，最后发展成，数辆卡车正满载全副武装的黑人从芝加哥前往底特律，这些谣言通过广播散布了出去。 [24]
4. 谣言通过暴乱的热度来维持持续的振奋。故事完全基于错觉，这可能多少令人困惑。李和汉弗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底特律暴乱的高潮期，警察接到了来自一名女子的电话，说她目睹了一群黑人暴民杀害了一名白人。而当警车赶到现场时，他们只看到一群小女孩在玩跳房子，没有发生过暴力行为的任何迹象。而其他市民都和该女子一样振奋，坚信冲突是真的并一再传播。
让我们回到这一观点：谣言可以为群体紧张度提供最佳的晴雨表。谣言本身当然仅仅是一种毁谤，表达了言语上的敌意。这些谣言可能直接针对天主教徒、黑人、难民、政府官员、大公司、工会、陆海空三军、犹太人、激进分子、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外群。它们无一例外地表达着敌意，并且通过捏造一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将敌意合理化了。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自助餐厅里，有名顾客在柜台前点了一份炖牛肉和一杯咖啡。服务员将炖牛肉放入托盘后转身去取咖啡。而当她再次返回时就看见牛肉里有一只死老鼠。顾客也看到了，并引来了一阵骚动。他转身离去，很快便起诉了这家餐馆。但法院给出的判定是，老鼠并不是食物里的，而是另一名顾客趁服务员不注意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这个故事结束了：“当然这人是个犹太人。”
类似的反犹主义谣言在战时多如牛毛。很多都是以下这种形式：
■ 西海岸征兵局已经拒绝征募更多的人，除非在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的那些被犹太征兵局推迟征募的犹太男孩能被征募入伍。
■ 威斯多佛的所有官员都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取得任何高位。
■ 美联社和合众社都被犹太人控制了，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任何关于德国或希特勒的报道，希特勒才是那个真正明白应该如何对待犹太人的人。
针对黑人的谣言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在战时的1942年收集和分析到的1 000条谣言中，10%是反犹太人的，3%是反黑人的，7%是反英国人的，还有2%是反商业和反劳动的。武装部队占20%，政府机构占20%。大约三分之二是直接针对某一外群的，剩下的大多表达了对战争起因的深层次恐惧。 [25]
因此，谣言似乎是群体敌对状态的一个灵敏指标。辟谣也可能是控制群体敌意的一种方法——尽管可能是次要的方法。战争期间报纸上的“谣言诊断室”就做了这样的尝试，也成功地让人们意识到了“谣言兜售”所造成的一些危险。然而，谣言的曝光和破除能否改变深层次的偏见，还值得我们怀疑。它最多就是告诫那些怀有温和偏见的人，战时或和平时期充斥的各种谣言并非这个国家的福祉之所在。
[1] 毫无疑问，根据哥特曼态度量表规则，这个简化的三点测度具有很高的“可再现性系数”（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一个参与了物理攻击的人绝不会没有外现出歧视和言语拒斥的行为。量表中，级别高的行为以级别低的行为为先决条件，并预设地将其包含在内。参照S. A. Stouffer, Scaling concepts and scaling theory, Chapter 21 in Marie Jahoda, M. Deutsch, & S. W. Cook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 New York: Dryden, 1951, Vol. 2。
[2] 引自1946年3月4日《新共和》报道的国会记录。
[3] The main types and causes of discrimination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49,XIV, 3, 2.
[4] Ibid ., 9.
[5] Ibid. , 28-42.
[6] 这则故事见于 J. D. Lohman, Segregation in the Nation’s Capital , Chicago: National Committee on Segregation in the Nation’s Capital, 1949。这份报告是对华盛顿在有关住房、工作、健康服务、教育、公职准入等方面所存在的隔离状况的完备记录。
[7] Elmer Gertz. American Ghettos. Jewish Afairs , 1947, Vol. II, No. 1.
[8] H. G. Stetler.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of College Admission Practices with Respect to Race ,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of Connecticut High School Graduates . Hartford:Connecticut State Interracial Commission, 1949.
[9] A. L. Severso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preferences as reflected in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39, 44, 540-545; J. X. Cohen, Toward Fair Play for Jewish Workers ,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nfress, 1938;D.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40 ,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10] 尤其参见G.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2 vols.; M. R. Davie, Negroes in American Society , New York: McGraw-Hill, 1949; G. Saeng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 New York:Harper, 1953。
[11] 关于偏见的经济代价的讨论，可参见Felix S. Cohen, The people vs . discrimination, Commentary , 1946, 1, 17-22。在经济景气的1940年，职业歧视最为严重的州其人均收入为300美元（包括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和卡罗来纳州）。而包容度最高的州——根据吸引不同种族和信仰的移民的程度和立法、国会记录而判定——人均收入则达到了800美元（包括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伊利诺伊州、犹他州、华盛顿州）。
到底是歧视的非经济举措导致了人均低收入，还是有其他原因使相对贫困的州采取了歧视来作为沮丧情绪的发泄途径，在这份统计报告中呈现得并不清楚。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职业歧视和贫困二者均源于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12] Actions lie louder than words—Red-Cross’s policy in regard to the blood bank. Commonweal , 1942, 35, 404-450.
[13] R. T. La Piere. Attitudes versus actions. Social Forces , 1934, 13, 230-237.
[14] B. Kutner, Carol Wilkins, & Penny R. Yarrow. Verbal attitudes and overt behavior involving racial prejudi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47,649-652.
[15] P. E.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 New York: Harper, 1949.
[16] G. M. Gilbert. Nüremberg Diary . New York: Parrar, Straus, 1947, 72, 259, 305.
[17] Lynchings and What They Mean . Atlanta: Southern Commission on the Study of Lynching, 1931. 另见M. R. Davie, Op. cit. , 334。
[18] 民权问题总统委员会认为这一补救方法实施起来太过危险，因为审查制度一旦开启就会威胁到所有批评性的意见表达。参见委员会报告： To secure these rights , Washington: Govt. Printing Office, 1947。
[19] 参见 L. W. Doob, Social Psychology , New York: Henry Holt, 1952, 266, 291。
[20] 可以用另一个更加强调历史和社会因素的事件链条作为比较，见O. H.Dahlke, Race and minority riots—a study in the typology of violence, Social Forces , 1952, 30, 419-425。
[21] M. R. Davie. Op. cit. , 346.
[22] 关于私刑的一则简明总结，可参见B. Berry, Race Rela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 166-171。
[23] 这部分内容浓缩自G. W. Allport & L.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193-198。
[24] A. M. Lee & N. D. Humphrey. Race Riot . New York: Dryden, 1943, 38.
[25] G. W. Allport & L. Postman. Op. cit.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