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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类的族群偏见会如此轻易地产生？因为我们讨论过的两种基本成分—— 错误的概化 和 敌意的态度 ——是人类思维普遍自然的倾向。让我们暂时搁置敌意及其相关问题不予考虑，先来考虑那些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看看它们如何自然而然地导致错误的、范畴性预判的形成。正是这些预判将我们置于族群对抗和群际敌意的门槛之上。
在此提醒读者，本书任何一章都无法完整讲述偏见的全部。每一章都只是针对一个面向。这是该主题的任何 分析 都不可避免的不足。偏见问题是多方面的，希望读者在跟随检视其中的一个方面时，应始终记着其他方面也同时存在。本章呈现的是预判的“认知”面向，不可避免地暂时悬置很多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例如自我卷入、情绪、文化以及个人因素。
群体间相互分离的状态无所不在。人们与同类别的人结为同伴。他们成群结队地饮食、玩耍，居住在同质化的群体中间。人们更愿意拜访那些志同道合者并与他们一起敬奉神明。很多这种自发的凝聚仅仅是因为便利。人们没有必要向外群寻求伙伴关系。既然手头有这么多人可以选择，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去适应那些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新的食物或是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们呢？和有着相似预设的人们打交道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少，不是吗？大学校友会之所以其乐融融，原因之一就在于，所有成员都在相同的年纪，有着相同的文化记忆（甚至对于他们喜欢的老歌），有着基本相同的教育经历。
如果我们终日和同类人黏在一起，就可以相当轻松地应付生活中的大部分琐事。外地人是一种负担。同理，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于我们自己的人，也是一种负担。我们不会找门卫来一起玩桥牌。为什么？也许他更喜欢扑克呢？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所乐在其中的笑话和逗趣。硬要将我们截然不同的行为习惯调和在一起会非常尴尬。并不是我们有阶级偏见，只是，我们在自己所属的阶级内感觉最为舒适和轻松。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自己的阶级、种族和宗教内部有足够多的人，可以与之一起游戏、生活、吃住或是婚配。
在职业场合，我们有更多可能需要应付来自外群的成员。在一个层级化的工厂或公司内部，管理者必须处理与工人、经理、主管、门卫、销售员、办事员之间的事务。机床旁边，不同族群的工人们可能会肩并肩地一起干活，尽管消遣的时候他们更愿意待在自己感到舒适的小群体内部。然而职业上的这种接触远远不足以克服心理上的彼此分离。甚至有时这种接触太过阶层化而导致这种心理隔离感愈加紧张。墨西哥裔工人可能会嫉妒他的盎格鲁裔雇主所享受的更为舒适轻松的生活。白人工匠可能会惧怕他的黑人助理热切地想要上位而取代自己的工作。外来群体成员被招进工厂干那些卑贱的工作，却没有意料到，当他们开始在职业和社会阶梯上攀升之时却招来了畏惧和嫉妒。
这种分离状态的保持并不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群体对孤立少数群体的强迫。他们往往更愿意保持他们自己的认同，这样就无须背上“说外语”的负担，无须时时刻刻照看自己的言谈礼仪。正如同学会上一些老校友所说，在这些有着相同背景和预设的同学面前，他们可以“放下”。
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研究显示，美国少数群体的高中生代表，比白人表现出更强的族群中心主义倾向。例如黑人、华裔、日裔年轻人在选择朋友、工作伙伴、约会对象时更多地坚持从自己的群体内进行选择，而不是白人学生群体。但他们不会从自己的群体内选出“领导”，而更偏爱在非犹太白人多数群体中选。然而，即便他们一致同意应当从主导群体中选择领导，却仍然会将亲密的关系限制在自己的内群中以寻求舒适感。 [1]
人类群体倾向于各安一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不必将这种倾向归咎于一种群居本能或类别意识或是偏见。用轻松原则、最小努力、意气相投和文化自豪感就足以给出解释。
这种分离主义（separatism）的存在，为心理学的精细化提供了沃土。相互分离的人们之间缺乏沟通渠道。群体间的差异很容易被放大，这种差异的由来也很容易被误解。最重要的是，这种彼此分离可能导致真实的利益冲突和很多想象中的冲突。
举个例子。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工人和盎格鲁裔雇主之间被严格地分割开。他住在另一个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保持着迥异的传统，参加不同的教会。他的孩子极有可能不会进入和雇主的孩子一样的学校，也不会一起玩耍。雇主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工人来上班、拿薪水，然后离开。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工作不规律，看上去懒惰而沉默寡言。对于这名雇主来说，将这种行为看作他所代表群体的整体特征，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雇主便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墨西哥人懒惰、目光短浅、不可信赖。如果雇主发现，这种不规律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特别是当他把高税负和金融困难归咎于墨西哥人的时候，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产生敌意。
雇主因而认为所有墨西哥人都是懒惰的，当遇到一个新的墨西哥人时，就会在脑海里将其预先定罪。这种预判是错误的，因为：（1）并非所有墨西哥人都一样；（2）这个墨西哥工人并非懒惰，而是有很多个人价值取向使他表现得貌似不规律。他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希望参加宗教节日，喜欢修缮自己的房子。但雇主不了解这些，他本应该逻辑理性地说：“我不知道这些原因，因为不了解他个人，也不了解他的文化。”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将一个复杂问题过度简化，归因于这个工人及其民族的“懒惰”。
雇主的刻板印象来自一个“真理”或“事实”，即这名工人是一个墨西哥人并且工作不规律，也可能他和其他墨西哥工人之间有类似的经历。
有充分根据的概化和错误的概化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尤其对于概化者本身来讲更是如此。让我们进一步来看。
人类心智必须借助范畴（categories）来思考（范畴这个词在这里等同于 概化 ）。范畴一旦形成，就作为平常预判的基础。该过程无法避免，秩序化的生存正依赖于此。
范畴化（categorization）过程有五个重要的特征。
1. 范畴化形成了引导日常的行为调适的分类和 “ 集群 ”。我们每天都要花上很长时间求助于这些预先形成的范畴。当天空变暗、气压计示数下降时，我们就判断说，要下雨了，于是带上一把伞以防不测。当一条狗气势汹汹地冲出来时，我们便将它纳入“疯狗”的范畴，然后避开。当我们看病时，我们期待着医生以某种特定的专业方式来应对自己的病情。在无数场合下，我们将单个事件分类并纳入一个熟悉的类目里，并据此展开相应的行动。有时真实的事件与我们纳入的范畴并不相符，例如天没有下雨，狗并不疯，医生并不专业。但我们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因为这种判断是基于高概率事件而做出的。我们虽然用错了范畴，但仍然竭尽所能做到最好。
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倾向于形成“集群”（clusters，概念、范畴等），尽管可能在正确的时间用了错误的“集群”，或是在错误的时间用了正确的“集群”，这样的过程依旧支配着整个精神生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发生，我们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多，分类是最好的选择。
思想开明、不带偏见是一种美德。但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新的经历 必须 被编织进旧的范畴当中。我们无法以全新独特的方式来处理每个事件本身。这样的话，要经验干什么用？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一种永恒开放的心智就是一种永恒空茫的心智。”
2. 范畴化过程会将尽可能多的东西吸收进这些 “ 集群 ”。我们的思维有一种古怪的惯性，喜欢用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将问题契合进一个合意的范畴，并把这一范畴当作对问题的预判。例如一名海军药剂师只需将他碰见的每一个病例划入两个范畴： 看得见的 ，就涂上碘酒； 看不见的 ，就给病人一剂量的盐，他只需借助两个范畴来组织职业生活。
换言之，心智倾向于以一种与行动需求相兼容的、极其粗糙的方式将周围的事情范畴化。如果药剂师的助理质疑这一过分粗糙的给药方式，他可能会做出调整而采用更有区分性的范畴。但只要这种过分粗糙的概化方式能让我们侥幸逃脱日常事务的纠缠，我们就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无须太多努力，人们都不喜欢努力，除非是特别有热情、感兴趣的领域。）
这种倾向在我们的讨论当中非常明显。盎格鲁裔雇主概括性地得出“墨西哥人是懒惰的”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以指导他的日常行为，这比个别化地了解每个工人要容易得多，也比理解这个工人的真实原因要容易得多。如果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划分这个城市的1 300万同胞，例如“黑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劣等的”，我们将大大简化自己的生活，只需避开所有的黑人就足够了。
3. 范畴使我们能够很快地辨认出相关对象 。任何事物都有某种特征，能够作为线索将预判的范畴转化为行动。看见胸前有着红色羽毛的鸟，我们会说“这是知更鸟”。看到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摇摆不停，我们会想“这个司机喝醉了”，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棕色皮肤的人会激起我们脑海中任何关于“黑人”的主导性范畴，如果该范畴又包含了消极的态度和信念，我们就会主动避开他，或是采取任何可行的排斥行为（第1章）。
因此，范畴与我们所见、所判、所做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事实上，它的一切目的就是辅助感知和行动，也即，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迅速、顺利、前后一致地调适自己。即便因此经常犯错或惹来麻烦，这一原则也始终占据着主导。
4. 范畴把同样的观念意味和情绪色彩都渗透到包含在内的所有对象 之上 。纯粹智识上的范畴称为概念。 树 就是一个概念，包含了我们关于树的成千上万种经验，但只有一个最本质的意义。但很多概念（即使是 树 ）除了有“意义”以外，还包括了“感觉”。我们不单知道 树 是什么，还 喜欢 它们。对于族群范畴也是如此。我们不仅知道中国人、墨西哥人、伦敦人是什么意思，还伴随着这些概念而有一种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情色调。
5. 范畴可能或多或少是理性的 。通常情况下，范畴是基于“真理”或“事实”而产生的。理性的范畴正是如此，并随着相关经验的增加而得以扩充和巩固。科学定律就是理性范畴之一。它们被经验所证实，与之关联的所有事件都呈现为某种确定的形式，即使并非百分之百完美，它们也有很高的正确率做出预测，因而是理性的。
有些族群范畴也是理性的。例如黑人有黑皮肤（即使也有例外），法国人说法语比德国人说得好（同样也存在例外），这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但像“黑人都迷信”“法国人都道德松懈”这样的陈述是理性的吗？可能性很低，甚至当真的去对比不同族群时也会发现可能性为零。然而，我们的心智似乎并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非理性范畴和理性范畴的形成一样容易。
对群体成员做出理性的预判需要大量相关的知识。任何人都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苏格兰人比挪威人更加吝啬，东方人比白种人更加狡猾，然而这些观念的形成和理性观念一样轻而易举。
危地马拉某个社区的人们对犹太人有一种强烈的厌恶。但其实谁都没见过犹太人。那么这种范畴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这个社区的居民都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老师们说犹太人是杀基督者（Christ killer），刚巧当地文化有一则关于弑神魔鬼的古老异教迷信。于是，这两个强有力的感性观念就融会在一起，导致对犹太人充满敌意的预判。
非理性范畴的形成甚至比理性范畴还 更 容易一些，因为强烈的情感会像海绵一样吸附和膨胀。被强烈的情感所淹没的观念，会更容易倒向这种情感，而不是客观证据。
非理性范畴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形成的。也许人们对这些证据仅仅是 无知 ，这就产生了第1章所定义的“误解”。很多概念得自道听途说、二手信息，因此信息错误的范畴是无法避免的。学校里的学生要形成对于“中国西藏人”的大体概念只能诉诸老师和课本告诉他的内容，这可能是错的，但学生已然尽力。
无视 既有的证据而造成的非理性预判，更加根深蒂固、令人困惑。牛津有名学生曾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我不喜欢的美国人，但还是鄙视他们。”这种范畴化甚至与他的一手经验相悖。偏见最吊诡的特征之一就是，已知更好、更全面的信息却仍然固守原有的预判。神学家告诉我们，无知者无罪，但刻意无视则有罪。
当范畴与证据冲突时会如何？这个问题很重要。多数情况下，范畴是顽固不化、抗拒改变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毕竟这些概化都非常管用，何必要为每一点新的证据去费力调整呢？如果我们习惯了一类汽车而且很满意，何必要去承认其他汽车的优点？这样做只会干扰我们对习惯的满意度。
我们会有选择地添加新的证据到某个范畴里，前提是它确证了先前的观点。发现一个吝啬的苏格兰人是很有快感的，因为它证实了我们的预判：“我说过，事实就是这样。”但若发现证据与观念相反，我们就会产生抵触。
无视很多反对的证据而维持先前的预判，是很常见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通过承认例外的存在来消除戒备和敌意。“确实有一些好的黑人，但是……”，或者“我有一些很好的犹太朋友，但是……”。好的个例被排除在外，这些消极范畴依旧会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其他情况。总之，反对的证据与其说是不被认可而无法对概化的范畴做出调整，不如说是却被敷衍地当作例外而排除。
我们称之为“修篱”（re-fencing）。无法契合进思想田园的事实被当作例外，而篱笆照旧修补，不再冒着风险开放。
很多关于黑人的讨论中都存在这种“修篱”现象。激烈的反黑人者每每遇到对黑人有利的证据就会使出臭名昭著的撒手锏——婚姻选择问题：“你愿意让你的妹妹嫁给黑人吗？”这样的“修篱”机敏而干脆。对方一旦回答“不会”或表现出犹豫，他就会立刻得逞：“看，这就是区别，我说对了吧，黑人都是天生的讨厌鬼。”
两种情况下人们不会使用“修篱”来维持这种概化。一种情况是 习惯 性的思想开明 ，但很少见。这类人生活中很少有标签化的倾向。他们质疑一切标签、范畴和概化。他们习惯性地坚持为每一件事、每一个类别寻找充分的证据。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化，因此对族群概化尤为谨慎。一旦持有某种观点，那么一定是高概率的事实，而且任何相反的经验都会考虑进来，以对既有的概念做出调整。
另一种情况纯粹是因为 个人利益 。人们会从过去的痛苦和失败中获得教训，承认范畴是错的而不得不修正。例如，不能正确区分可食用蘑菇的人会中毒，为了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他会做出修正。有的人会认为意大利人守旧、无知、说话大声粗鲁，直到他爱上一个来自书香门第的意大利女孩才会发现，为了个人利益必须修正先前的观念以指导行为。
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有理由维持预判。这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对此表示支持。不顾邻居反对就让犹太人进入当地的俱乐部，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和邻居持有相似的范畴会让人感到舒服，因为我们的地位感就建立在邻居的好意的基础之上。构成生活基础的原则，既然已经满足了自己和邻居，何必去费力重新构建呢？
分类和标签对我们的精神生活而言相当重要，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产生预判，渐渐成为偏见。
人最重要的范畴就是个人价值观。人依照这些价值观而活，也为了这些价值观而活。人很少会去考虑、衡量这些价值观，而往往是去感受、确认和捍卫。因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所有的证据和推理都必须无条件地遵从。沙尘暴地区的农民听到游客抱怨风沙侵蚀严重时会站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说，“我就喜欢沙尘，可以净化空气”，以此来回避这种攻击。尽管是无稽之谈，但足以捍卫其自身。
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表现得像个党派人士。很少有推理是心理学所谓的“目标指向性思维”（directed thinking），即只受外界证据的专一控制、聚焦于解决客观问题的思维。而当感觉、情绪、价值观介入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进行“自由的”“一厢情愿的”或“空想式的”思考。 [2] 这种捍卫性思维是完全自发而自然的，因为我们作为价值的追求者，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完整。预判正诞生于这些价值之中。
显然，对自我生活方式的确证将我们推向了偏见的断崖。斯宾诺莎将这种“过当的爱”称为“爱的偏见”（love-prejudice）。爱者过度概化了所爱之物的美德。爱者眼里的那个“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完美的。教会、俱乐部、民族的捍卫者都会表现出这种“过当的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爱的偏见”与其对立面“恨的偏见”相比，对人类生活来说有着更为本质的重要性（斯宾诺莎称后者为“过当的恨”）。人们必须先高估其所爱，才能低估其所爱事物的对立面。篱正是为了保护那些我们所珍爱之物才修建起来的。
积极的依恋对于生命来说有着本质的重要性。婴幼儿的生存离不开与其抚养者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学会恨之前，他必须先学会爱，学会认同某些人或某些物；在学会定义那些可能是威胁的“外群”之前，他必须首先有一个家庭和朋友的圈子。 [3]
为何我们对于这种将依恋和感情过度概化的“爱的偏见”所闻甚少？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不会带来任何社会问题。没有人会对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表示异议——除非她对其他小孩产生不合理的敌意。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有时会以侵犯他人的利益和安全为代价。如此一来，“恨的偏见”就引起了注意，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实际上源自背后的“爱的偏见”。
以反美偏见为例，这在很多文雅的欧洲人中间都持久存在。在久远的1854年，他们中的一员把美国轻蔑地描述为“一座巨大的疯人院、欧洲流氓和懒汉的集结地”。 [4] 当1869年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在文章《外国人的倨傲》中斥责这类言论时，类似的辱骂已经变得十分普遍，至今仍在不断涌现。
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种侮蔑出现之前存在着自爱——一种爱国主义、一种对于祖先和文化的自豪感，代表着欧洲评论家们赖以生存的积极价值观。一个新的国家让他们隐约感到了威胁，而诋毁会让人感到更加安全。他们并非内在地憎恶美国，而是内在地爱着自己。该准则也同样适用于美国人。
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学生公然宣称自己是一位包容派的信徒——至少他自认为如此。他写道：“除非那些装聋作哑的南方白人能从黑人们的森森白骨中看出点什么来，否则黑人问题永远都得不到解决。”这种积极的价值观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但讽刺的是，这种激进好斗的“包容”使他产生了另外一种偏见，怪罪于那些他认为是对该价值观产生威胁的人群。
下面的话也是类似：“我当然没有偏见。我有一位可爱的保姆，她是有色人种。我在南方长大，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我知道。让黑人们安分守己、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也很乐意。北方在惹麻烦，他们根本不理解黑人。”这名女士在话中捍卫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和奢华铺张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讨厌黑人或北方人，不如说是安于现状。
相信一个范畴是好的而另一个是坏的是非常便利的做法。一名在工厂中人缘很好的工人接到了办公室的职位邀请，但上级对他说：“别去，否则你会被当成一个乞丐，成为边缘人物。”看来这名上级的脑袋里只有两类人，“工人”和“乞丐”。
这些例子说明了，消极偏见是人们自我价值体系的反映。我们赞赏自己的生存模式，相应地批判或攻击那些可能产生威胁的其他模式。弗洛伊德将之表述为：“从人们对待陌生人不加掩饰的敌意和憎恶中，我们看到了自爱和自我陶醉，人们是迫不得已这么做。”
战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一旦敌人威胁到我们几乎所有的积极价值观，我们就不得不加剧反抗，并格外夸大自己的美德。由此，我们会有一种“自己完全正确”之感，这也是一种过度概化，否则就无法统御自己的力量。既然我们自己完全正确，那么敌人就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就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消灭。但即使在这种暴力的情境下，“爱的偏见”依然是基础，“恨的偏见”只是衍生品。
在有些类似于战争的情况下，存在着对价值观的真实威胁，因此必须予以反抗。战争让一定程度的偏见有了存在的必要。严峻的威胁会让人们把整个敌国视为彻头彻尾的恶魔，对方每个公民都是鬼怪。平衡和辨别根本无从谈起。 [5]
本章要论证的观点是，人都有一种偏见的习性。这种习性来自一种自然而正常的倾向：对事物加以概括以形成概念和范畴。这些内容代表了对经验世界的过度简化。理性范畴与一手经验紧密相连，但非理性范畴也同样容易形成，甚至不需要“事实”或“真相”，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由道听途说、流言蜚语、情感投射和幻想而形成。
个人价值观是范畴，会让我们做出没有充分根据的预判。价值观对人类生存来讲至关重要，因此容易导致爱的偏见。而恨的偏见是一种次级衍生，但却往往反映了那些积极的价值观。
“爱的偏见”实际上对“恨的偏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本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内群忠诚的形成。
[1] A. Lundberg & Leanore Dickson. Selective associ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a high school pop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52, 17, 23-34 .
[2] 过去，在心理学中，“目标指向性思维”和“自在思维”（free thinking）一直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传统的“实验心理学家”研究的是前者，而“心理动力学家”（例如弗洛伊德）研究的是后者。关于前者可见George Humphrey, Directed Thinking , New York: Dodd, Mead, 1948；关于后者可见Sigmund Freud,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 New York: Macmillan, transl, 1914。
近几年，不管在研究上还是理论上都有一种“实验心理学家”和“心理动力学家”相互合作的倾向（参见本书第10章）。这是个好的开端，毕竟偏见性思维并不是反常、无序的，目标指向性思维和自在思维皆熔铸其中。
[3] 参见G. W. Allport,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ove and hate, Chapter 5 in P. A.Sorokin (Ed.), Explorations in Altruistic Love and Behavior , Boston: Beacon Press,1950。另见M. F. Ashley-Montagu, On Being Human , New York: Henry Schumann,1950。
[4] Merle Curti. The reputation of America overseas (1776-1860). American Quarterly, 1949, 1, 58-82.
[5] 对战争和偏见之间的重要关联的讨论见H. Cantril (Eds.),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