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人类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利用能量、物质和无生命大自然的能力，也能够迅速学到控制生理痛苦和早逝的方法。然而，一旦涉及人类关系的面向，我们就似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蒙昧无知当中。客观知识一次次的进步，无法掩盖我们在社会知识上的匮乏。通过应用自然科学而积攒起来的财富盈余被军备和战争消耗殆尽。医药科学的进步也抵不过战争和因恐惧、憎恶而设立的贸易壁垒所引发的贫困。

我们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饱受由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所勾起的恐慌的折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憎恶对象。犹太人刚刚逃离了中欧的屠杀，却又立即发现自己的以色列国深陷于周边反犹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难民们在荒凉冷漠的异乡失魂游荡。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有色人种则饱受白人的侮蔑，而后者却将自己屈尊降贵的傲慢用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种族主义教令来予以合理化。在美国，偏见的棋局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为错综复杂的了。尽管有些绵延无尽的敌意根源自真实的利益冲突，但我们依旧相信，大多数偏见是臆想出来的恐惧的产物。同样，臆想的恐惧也可以带来真实的痛苦。

群体间的敌对和憎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如今，所不同的是，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不同群体拉得越来越近，以至于越过了那个让彼此感到舒适的界限。俄国不再是遥远而广袤的大草原，而是远在天边却近在 眼前 的“洪水猛兽”（苏联）。美国也不再是远离旧世界的蛮荒之地，她就在 这里 ，正在倚仗她的第四点计划、电影大片、可口可乐和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山川湖海的屏障相互分隔开的国家现在又在同一片蓝天下赤膊相对。广播、飞机、电视、伞兵、国际信贷、战后移民、原子弹爆炸、电影、 旅游 ——所有这些现代产物，都将人类群体置于彼此重叠、相互影响的境地之下。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适应这种心灵和道德上的前所未有的邻近性。

然而，希望还在。整体上看，人类的本性还是更倾向于友好和睦而不是残暴屠戮，这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正常人，都在原则上或偏好上拒斥战争和破坏的行径。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和平友爱的邻里之间，更愿意去爱和被爱，而非恨和被恨。残暴并不受欢迎。就连纽伦堡的纳粹最高官员平日里也装作自己对集中营的非人行径一无所知。他们退缩着不承认自己的责任，就是因为他们太想也被当作正常人来看待。尽管战争依旧肆虐，但我们渴望和平之心不灭；尽管敌意依旧蔓延，但人类眼中的重中之重仍是友爱。只要人们还有道德两难之困，就有希望解决这些争端，就有希望培养出恨意无涉的价值观。

近来，很多人都相信，科学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这真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事实。众所周知，宗教神学一直以来都试图见证人类的破坏性天性与理想之间，也即原罪与救赎过程之间的冲突。但近来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人们能够也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实现救赎。“让我们来对文化和工业中不同肤色、种族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做一个客观研究；让我们找出那些偏见的根源，找到能够增强人们友善价值观的具体措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它们分列在不同学科脉络之下—— 社会科学、人类发展、 社会心理学、人类关系、社会关系 等等。尽管还没来得及命名，这一新兴学科依旧茁壮成长了起来。它不仅在大学中广受欢迎，而且在公立学校、教堂、企业和政府机构甚至是跨国机构中也呼声很高。

最近的一二十年里，这一领域取得了更加坚实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进展，比过去几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加起来都要显著。的确，人类行为的伦理准则早在千年前就在大信仰体系中被申明——所有这些准则奠定了地球住民们之间兄弟友爱的需求和理性基础。但这些信仰体系毕竟形成于田园、游牧生活方式和小王国时期。要把它们应用于技术化、原子化的时代，就需要对憎恶和包容的条件因素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行。过去的人们错误地认为，科学应该只关心物质的进步，而将人类本性和社会关系留给无法控制的道德感。但我们现在知道，比起解决问题，技术进步本身就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

社会科学在一夜之间是无法追得上这种需求的，也无法迅速地修复那些不加引导的技术所带来的破坏。探求物质内部的秘密尚且需要花上几年的劳力和几十亿的金钱，要想弄明白人类的非理性本能岂非需要更多更大的投资？况且，比起摧毁一个原子，消灭一种偏见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有关人类关系的学科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们必须从多个切入点着手，并且关注人类关系的所有不同方面，包括但不只限于家庭生活、精神健康、工业关系、国际协商、公民培养等等。

本书所要解决的对象并不是作为一个学科整体的人类关系，而仅仅旨在澄清一个潜在的问题——人类偏见的本质。但这一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关于敌意之根源的知识，我们将无法奢求能够有效运用智慧来控制敌意所带来的破坏性。

如今，当我们在谈论偏见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想到的是“种族偏见”。这是一种不幸的观念联想。因为，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偏见与种族毫无关联。而仅仅是在最近，种族的概念才被捏造出来，其寿命甚至不足一个世纪。大多数情况下，偏见和迫害往往建立在其他缘由之上，例如宗教。直到最近，犹太人才主要因为其宗教信仰的缘故遭到了迫害，而不是因为其种族。黑人被奴役主要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经济财产，但打的却是宗教的幌子，说他们是天生的异教徒［据推测是诺亚的儿子含（Ham）的后代，并且受到诺亚的诅咒，永远做“仆人的仆人”］。谁能想到，如今种族的概念这么火热，而这实际上却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即使这一概念曾经是可用的，现在也不能再用了，因为人类广泛而连续的通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原先的血统。

那么，为什么种族概念会这么火热？这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失去了劝诱改宗的热情，同时也失去了其对指定所属群体身份的价值。而且，“种族”概念的简洁促使它成为一个即时可见的称谓，以便于对我们讨厌的对象进行标记。于是，凭空捏造出的种族劣等性，就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辩驳的合理化偏见的手段。它给人贴上生物性的标签，省去了人们在处理群际关系时需要费心辨别其中复杂经济、文化、政治、心理因素的麻烦。

“族群”（ethnic）这个术语在很多方面都优于“种族”（race）。“族群”所指涉的是，拥有不同比例的生理、民族、文化、语言、宗教或意识形态特征的群体。不同于“种族”，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生物统一体，而生物统一体实际上也很少能真正代表现实生活中的偏见受害者。但美中不足的是，“族群”这个术语也很难涵盖职业、阶级、种姓、政治团体乃至性别群体，而后面这些群体往往才是现实中真正的偏见受害者。

指涉人类群体的词库相当贫乏，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直到社会科学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分类法，我们才能较为精确地谈论这一主题，也更有可能去避免“种族”这个词的误用。正如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所强调的，“种族”是一个名实不副、混淆视听的词，我们应当不辞劳苦地始终以恰当而有限的方式去使用它。以不同形式的文化内聚性为特征的群体，我们应称之为“族群”（甚至鉴于该词本就含义广泛，有时仍不免有过度扩展之嫌）。

将偏见和歧视归咎于某种单一的缘由，例如经济剥削、社会结构、多数群体、恐惧、攻击性、性冲突或其他任何因素，都是严重的错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偏见和歧视可以滋生于以上所有及其他条件之下。

我们所秉承的主要立场是多重因果。读者也许会有疑问：作者自己难道没有某种心理上的偏好？他是否公正而恰当地处理了其中牵涉的经济、文化、历史和情境因素？他是否由于专业习惯而倾向于强调学习过程、认知过程或人格形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毫不避讳地说，我相信，只有在人格层面我们才能找到历史、文化、经济因素的有效运作。除非这些因素以某种方式进入个体生命的内部，不然它们就是无效的。因为只有 个体 才能感受到敌意并表达出偏见和歧视。然而，“因果”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我们能够也应该承认，这里同时存在着长远尺度上的社会文化病因和个体态度所体现出的即时因果。因此，虽然本书对心理因素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一致的强调，但我仍然尝试（特别是在第13章）在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中做一个平衡。如果这一结论仍旧显得片面，那么我非常欢迎你们的批评。

尽管本书的很多研究和图表都来自美国，但我仍然相信，本书对于偏见动力学的分析具有普遍的效力。诚然，偏见所体现出来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千差万别：偏见的受害者就是不同的群体；针对与受侮辱群体的物理接触的态度有所不同；指责和刻板印象也是千差万别。但我们从其他国家获取的证据表明，最基本的因果和相关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加德纳·墨菲基于他对印度群际紧张的调查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的著作《在人类的心灵》（ In the Minds of Ma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样，由联合国完成的一些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而且，人类学的文献不管是研究巫术实践、部落忠诚的还是战争的，都表明，尽管偏见的对象和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其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在所有大陆上都是一致的。但话说回来，虽然这一指导性的前提预设听起来不容置疑，我们也不该不假思索地视之为金科玉律。未来的跨文化研究将会揭示不同地区因果关系的不同权重和模式，届时也许会有额外重要的发现需要被纳入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当中。

撰写这本书时我预设了两类可能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一类是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他们越来越关注人类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寻找着能够改善群际关系的科学指导原则。第二类读者是那些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公民和大众，鉴于他们的兴趣整体上更缺乏理论性且更讲究即时应用性，因此，我采用了一种相当朴素的写作风格，不可避免地，对某些观点的阐述有所简化，但愿不会造成任何学术方面的误导。

该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是如此蓬勃而混乱，以至于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解释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新的实验很快就取代了旧的结论，各种理论的构造也不断被翻新。但我相信，本书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的组织原则。本书致力于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适宜的理论框架。

尽管我的目的主要是对该领域做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澄清，但我同时也努力去说明，如何应用这些日益增多的知识来降低群际紧张，特别是在第八部分。几年前，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普查结果显示，有1 350个致力于改善群际关系的组织活跃于美国各州。它们的运作在何种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个问题本身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详细措施呈现在本书第30章。我想说，仅仅采取单一的学术角度而不去考虑实践层面是不对的。而与此同时，实践中，把时间和金钱砸向没有科学支持的补救行动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门关于人类关系的学科，要想取得真正成功的进展，需要将基础研究和积极行动合理地结合起来。

本书得以成形并付梓，得益于两个团体的好心激励和帮助——一个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研讨会，另一个是给予本书经济赞助的组织，包括：波士顿摩西斯·金鲍尔基金会、美国犹太国会社区相互关系委员会、基督教和犹太人全国会议、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以及我同事索罗金（P. A. Sorokin）所带领的研究中心。这些组织的赞助让本书中所提到的很多研究得以实施，并支持我从该领域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中摘其精粹。在此，我深深感谢它们的慷慨和鼓励。

此外，还有我在群体冲突和偏见研讨会上的学生，正是他们满怀兴趣、不厌其烦的工作才决定了本书的阐述内容和形式。在指导该研讨会的过程中，我与我的同事塔尔科特·帕森斯、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以及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讨论过好几次。我相信，本书将很明显地体现出他们的影响。我也有幸得到研究助手伯纳德·克莱默（Bernard M. Kramer）、杰奎琳·萨顿（Jacqueline Y. Sutton）、赫伯特·卡伦（Herbert S. Caron）、利奥·卡明（Leon J.Kamin）和内森·阿特舒勒（Nathan Altshuler）等人的帮助。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材料和重要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斯图尔特·库克（Stuart W. Cook）对本书草稿的阅读和批评，以及乔治·科埃略（George V.Coelho）和休·菲尔普（Hugh W. S. Philp），他们带来了遥远国度的新颖视角。谨此对以上慷慨的帮助者们致以真诚的谢意，特别感谢埃莉诺·斯普拉格（Eleanor Sprague）女士在成书后续阶段所做的努力。

戈登·奥尔波特
1953年9月 aM51fkKtMzCU0/BAFaW6uRr7f4MD6enzRd1q3MX5qgqKZ2Pdh4yyjS56KRDbcB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