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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看到你提出的这些证据，大自然赐予黑人同胞们的天赋，与其他肤色人种的一样多；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美国，他们贫困匮乏的表象，只跟生存条件的恶劣有关。……
1791年8月，托马斯·杰斐逊致本杰明·班纳克的信件
心怀偏见的人，总是用受辱群体的某些令人不快的品质来解释他的消极态度。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被断然说得带有腐败的味道，劣等的大脑、狡诈、虚伪、刻薄、蛮横或懒惰的天性。相反，心怀包容的人（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希望看到证据能够证明群体差异可以忽略或完全不存在。如果偏执的人和随和的人都能够在真正学到有效可用的科学事实之前悬置判断、搁置欲求，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
即使是研究民族和种族差异的学者，也很难做到绝对严格的客观性。他必须同自己的偏见做斗争，这种偏见可能是支持性的，也可能是敌对性的。他同样不知道，这些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对证据的理解和判断。而如今值得庆幸的是，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比过去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
就在几年以前，即使是一位学术声望颇高的社会学家，也会不谨慎地得出充满粗糙武断的概括、隐蔽未知的偏见的结论，却不会为此受到惩罚。有人在1898年的一本专著中这样描写波士顿的黑人民众：
他们中间不乏一些天生的绅士。……但是大部分展现出了黑人种族的一般特征：大声喧哗、粗俗鲁莽，展现出更多的动物性，而不是灵性。即使他们温和敦厚、乐于助人，那种粗糙的方式也常常带着宗教般的色彩。 [1]
虽然意识到有例外的存在，但这位作者依然武断而自负地谈论着“黑人种族的一般特征”，这是今日的社会学家们所万万不敢的。
同样，在世纪之交，杰出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在牛津举办了一场讲座，名为《人类进步与落后种族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of Mankind）。其中，他引用了达尔文进化论来论述“适者”的侵犯和强大种族进攻弱小种族的正当性。他斥责了美国印第安人拒绝遵从白人标准的顽固，认为种族屠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正当的结果）。他很高兴地看到，黑人都是内在的顺从者。黑人“因屈从而幸存”，知道自己作为劣等种族的位置。他们的确应该获得良好的工作和教育机会，但仅限于那些匹配他们“弱等智力”的机会。卑微的工作适合黑人来干。大多数黑人不适合参加选举，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无知和郁闷，更是由于他们“突然而无理的冲动”使其心智更容易受到贿赂的影响。异族联姻在他看来是极其可怖的。除了对这种做法的固有厌恶以外，他还找到了强有力的辩驳，认为种族混血儿即使不在体格上，也至少在人格上是羸弱的，而这一说法实际上并无根据。
在人类的“优等”和“劣等”种族之间寻求更好的适应和调和，布莱斯是足够真诚的。但他对现状做出的诊断，对结果没有丝毫贡献。这一诊断是基于他自身的预判，却没有任何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尽管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2]
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去看科学在偏见影响下是如何解体、变质和腐坏的。希特勒主义笼罩下的德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发现”和“定律”就是年代最近的例子。他们十分严肃地声称“每一项人类发现都是基于种族的”。举例来说，研究发现1940年德国校园里的14岁儿童比1926年的身体更好。他们将其完全归为“贯彻了元首的指示和原则”。实际上在所有走近现代文明的国家里，营养条件和卫生标准都有了很大改善，儿童的身体状况也有相应的提升，这并不是元首的功劳，但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同样的所谓“科学家”将违法犯罪归为种族遗传，宣称“生性有犯罪倾向的居民导致了贫民窟，而不是相反”。 [3] 而大部分非种族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确信，事实恰恰相反。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一些社会科学家过于草率地拒绝考虑明显而基本的种族、民族或群体差异，他们可能部分地出于仁慈宽容的动机，但他们提供的证据通常很碎片化。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不一定 。家庭成员往往在外表、天赋、脾气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泰德活泼开朗又英俊帅气，他的哥哥吉姆却古板迟钝又相貌平平，他的姐姐梅性格外向但生性懒散，他的妹妹德博拉却古灵精怪。尽管血亲之间风格各异，他们却能够接受差异、爱护彼此。差异本身并不能造成敌意。
然而心怀偏见的人总是 声称 某些差异才是罪魁祸首。或许他对这些（他所认为的）迟钝、狡诈、莽撞，也许还有体臭的外群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包容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爱护了——但他对同样其貌不扬的亲友们却怀着深厚的感情。
同时也存在着现实利益的冲突。某个群体可能确实在密谋攻击或超越别人、限制别人的自由或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而且可以想象，这个群体可能拥有某些攻击特长或危险特质，以至于所有人都会觉得，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并予以谴责是正当而必要的，除非是道德崇高的圣人才会容忍。更准确地说，某个群体可能拥有某些攻击特长或危险特质，以至于该群体的任何一个成员都 在很大概率上 拥有这些特质。
当被问到持消极态度的理由时，怀有偏见的人一般会这么回答：“你 看 ！他们的行事方式那么讨厌，和正常人不一样，难道你 看 不见吗？我这不是偏见，他们是 罪有应得 。” [4]
虽然“罪有应得”论（“well-deserved reputation”theory）在想象中可能是正确的，但它的缺点在于，无法解释以下两个问题：（1）这一“应得之名”是否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至少是大概率事件）？（2）如果是，这种特征为何唤起的一定是敌意和厌恶感，而不是冷漠、同情或善意？除非这两个问题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理性解答，否则我们就不能确定“罪有应得”论能够解释实际的偏见。
以反犹主义为例。反犹主义者总会声称犹太人是因为具有某些特质才顺理成章地招致了敌意。要验证这一论断，必须证实这一特质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这一特质为拒斥犹太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倘若确实存在充分的证据，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反犹主义代表着现实的社会冲突，与偏见定义不符。第1章已经论述过，对德国“纳粹党”、帮派团伙、犯罪分子的敌意不应该被视作偏见，而是现实的价值观冲突。我们也指出了那些处于“罪有应得”和偏见之间灰色地带的案例，例如对前科犯、很多战时的特殊情况等。虽然现实的价值观冲突可能会凝聚、累积而引发战争，但其所伴随的大量谣言、杀戮传闻、对整个敌国的暴力性厌憎、对其后裔的报复性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偏见如何被附加在民族性的现实核心之上。
当今的世界图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现实的价值观对立。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然而层层包裹缠绕在这些现实核心周围的，是大量的偏见。诸如美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民族，美国专家整天都在参加华尔街为之准备的讲座。而在美国，人们普遍相信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为跨民族理解或种族平等而日夜奔走的人，都是叛国者。这种非理性的观念，玷污、阻碍了我们整个思维进程，致使我们很难抓住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核心。
既然人们总是以群体差异为由来解释他们的敌意并予以正当化，那么弄清楚哪些差异是 真实的 、哪些是 想象的 ，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更加技术性地说，除非我们知晓了刺激场（stimulus field，即群体特质）的性质，否则将无法估计这些非理性歪曲（distortion）的性质或程度。 [5]
现在我们可以坦诚地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学科分化严重、发展迟缓，目前无法很好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当然，就文献而言，有成千上万的研究都是处理群体差异的，但其结果极不完善，有待精进。 [6] 困难之一在于，参与比较的群体数量极大，以至于很多研究都捉襟见肘；另一个困难在于，现有的研究方法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批人群得出相反的结果。最终，理解他们手头报告就变得异常困难，因为根本无从辨认，这些差异究竟是与生俱来的因素，是早期的训练，还是文化的压力，或者以上皆有之。
一种方法就是在开始之前找出哪些群体之间的比较会更有成效。这似乎有无数种可能性。但检视那些遭受偏见的群体类型，我们发现至少可以划分出十来种：
种族，性别，年龄层，文化族群，语言族群，地区，宗教，国家，意识形态，种姓，社会阶级，职业，教育水平，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如矿工联合会、美国医学会、扶轮社、兄弟会等）。
每一项都进行过大量的比较研究：法学生和医学生有何不同？佛教徒和基督教徒有何不同？说法语的人和说芬兰语的人有何不同？
仅仅这样划分是不够的。我们注意到，那些直接遭受偏见的人往往有着重叠的身份。比如，犹太人可以被当作文化族群、语言族群或宗教群体，黑人在种族、种姓、阶级和职业上都有明显的特异性。
任何一个群体作为偏见的对象，都无法单用种族、族群、意识形态或其他维度来标定。“种族偏见”（race prejudice）的说法很常见，但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race），白黑混血的穆拉托人与高加索白人其实同样接近，种族这种说法实则已经在科学界臭名昭著。“族群”（ethnic）是一个更宽泛的词——涵括了所有在文化、语言、习俗传统方面的差异，但涉及性别、职业和利益群体时仍被滥用。
让我们暂且悬置这些麻烦，找出到底哪些 方法 在研究群体差异时行之有效。显然，必须首先是具有 可比性的 方法，问题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同一种方法来研究至少两种群体。以下几种方法是有效的：
旅行报告（travelers' reports，包括人类学家、新闻工作者、传教士的日志）是历史上最常见的信息来源。旅行者 在脱离自身文化背景下 感知、理解并报告异国土地上那些震撼的、值得记录的人或事。观察者可能经过了良好的训练，精明而聪慧，机智而敏锐；或者也可以是一个天真淳朴、轻信易受骗、惯于想象的人。优良的报告将会成为有关外群的很多知识的来源。虽然很多这种类型的工作刻意且慎重地带上了可比性 [7] ，但大多情况下比较只是基于旅行者以其头脑中自身文化作为内隐参考框架而进行的。依赖于旅行者的印象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所报告的差异无法量化，也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旅行者自身的兴趣点、道德标准和训练经验都影响着这一结果。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次要的，甚至根本无足轻重。
近几年，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联合国及其特殊机构）从其成员中收集了大量数据，但缺少关于民族智力、种族性情或与国民性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一些数据汇编对我们的问题来说用途很有限。例如，我们需要知道瑞典、荷兰、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很有用，而不只是去 想象 哪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最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服务之一就是呈现各民族生活方式的事实依据。这方面联合国的比较性统计能有所帮助。 [8] 有关民族的资源也可以派上用场。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税务局都做了很多有用的分析工作。对医生平均收入怀有偏见的人，可能会在看过官方报告之后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些有益的印象。
美国学生人人熟悉智力测验。理论上它们可以用来解决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用来比较原始部落和文明部落的感官敏锐度，比较所有群体的智力水平，比较不同职业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虽然我们有时必须借助于这些对不同人群的测验，但在工作伊始就注意到其局限性，无疑是很重要的。
1. 有些人是测验通（如大学生），其他人可能从没见过什么是测验。他们的表现会根据对测验的熟悉度而大有不同。
2. 测验通常需要一个竞争性的脑力状态。有些文化从来不知道竞争性是什么意思。参加测验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他的亲友为什么不能一起合作帮他完成，或者无法理解测验对于速度的要求。
3. 在有些群体中，激发他们努力完成测验是很容易的，但在其他群体中，兴趣会很快消退。
4. 测验环境条件经常没有可比性。纳瓦霍村庄儿童的骚乱，比起其他文化中能够确保儿童保持安静的环境下，测验结果也会大有不同。
5. 不同人群的文化水平很少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他们难以读懂题目。
6. 测验题目往往受缚于文化。即使是农村儿童也可能无法回答那些适合城市儿童经验的题目。
7. 大多数测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设计并标准化的。美国文化的整个模式都渗透在测验的字里行间。对一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预设的人而言，测验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是陌生、不公平或误导的。如果让心理学家自己去完成由班图人设计的智力、人格或态度测验，他们也会抱怨的。
所幸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近年来在理解不同群体的测验结果时都会保持极大的谨慎——我们可能要说，如此谨慎的话，谁都无法确定那些结果意味着什么。也许关于智力测验的最主要发现就是： 越是不受文化限制的测验，得到的群体差异就越小 。比如，在跨文化比较中，一个简单的画人测验就远比直接的语言智力测验更加公平，而且，画人像测验结果在白人、印第安儿童之间往往呈现出相当微小的差异，甚至偏向印第安儿童群体。 [9] 这一发现并非证明了人类群体在智力能力上没有差异，而是意味着要发现这种真实差异需要的是 绝对 文化无涉（culture-free）的测验。
近几年，民意调查已经跨越了国界。通过这种理性化的精确技术，我们可以对不同国家的代表性人群样本进行一系列问题的比较研究：政治议题、宗教观念、和平道路等。 [10]
当然，这一方法仅限于那些有可靠调查机构的国家，并且需要这些机构之间的通力合作。和测验一样，它也具有同样的危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问卷的理解程度不同。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往往会改变一些细微的语意，因此也就改变了回答的意义。
吉莱斯皮的研究中阐述了这种方法的一个更自由的变式。 [11]
研究者在10个民族的年轻人的大样本中收集了两类数据档案。一类是未来的自传：“我的人生：从今到公元2000年”。另一类是至少包含50道题目的统一问卷。
结果显示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年轻人比其他国家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更少对政治和社会发展感兴趣。离美国人最近的是新西兰人，但和美国人不同的是，新西兰年轻人将自己的命运视为与公民服务息息相关，如同国家的雇员。总体上讲，美国年轻人似乎意识不到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的依赖和义务。他们对公共和国际事务的关心相当少。
美国年轻人的这种“利己主义”（privatism）特征除非运用跨国比较研究，否则是很难发现的。应该如何解释呢？美国的少年成长在个人主义传统的环境中，人人为己。国家的辽阔、富饶和强大让每一位年轻人把未来的安全视为理所当然。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使得他们竞争性地规划自己的事业，以求生活标准的最大化，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因此，一种超然的漠视或“利己主义”主导了他们未来的人生观。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美国年轻人在民族危难时刻缺乏爱国心或不愿牺牲个人利益。在民族危难时刻，这些资料所呈现的自我中心主义将会被一直深藏心底的意识形态信念所抵消，这些信念同样标志着美国人的“国民性”。
从马克思、列宁的文字中，斯大林提炼出了共产主义的原则性精神要义，它们跟美国的纲领性文献（如美国宪法、《独立宣言》、累积下来的国家文件等）相冲突。我们可能会总结说：
■ 共产主义者 ，相信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相信历史是在矛盾不断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呈螺旋式演进（辩证唯物主义）；崇尚政府采取上下一致的统一行动；相信结果为手段证明了正当性；不推崇个人的自发道德；认为生产和实践本身就等同于理论。
■ 美国人 ，相信犹太-基督教共同精神传统和英国律法中所阐述的基本价值；相信历史在社会共同理想的指引下非线性演进；崇尚理性的力量（因而真理终将胜出）；在多党选举制度中，欢迎各方观点的激烈碰撞和自由表达；相信政府是利益分歧的仲裁者；坚持捍卫个人的自发道德。
意识形态可能在比较宗教学领域能得到更加明晰的研究，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权威文献和神圣文学，它们接受信徒们的敬畏，同时对他们施以约束。
不要忘了， 官方的纲领和教义 并不总是与其倡导者的实际观点或实践保持一致，意识到这一点，和这个方法本身一样有用。它们通常表达理想，而非教导技能。然而它们在心理学意义上依旧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存在必然为其成员的心智指明了共同的方向，为他们的行为提供规范，这种规范从它们童年时期就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对精确性的追求，内容分析这种新的定量技术被发展出来。它不仅适用于一切官方文件，而且适用于社会上任何沟通文本。例如可以将广播节目录音，分析其中传达了哪些信息。电影、报纸、杂志、戏剧、广告、笑话、小说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这种方法会记录某一给定主题的重复频次。其他研究者的独立分析可以帮助核对记录的准确性，并建立单个研究者工作的可信度。这种方法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起始时的决定：计数单位该如何选择？是要将讨论的主题分类，还是仅仅记录那些处理特定主题时使用的情感性语气词？是要采用文本的字面效价，还是寻找言外的意图和动机？是将整个沟通看作一个单元，还是以每个短语、句子、意群为单元？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选择催生了内容分析的不同形式。 [12] 它们各自服务于不同的用处。本书第108页就用了其中一种方法来分析国民性的问题。
这六类方法远不能穷尽用来获取群体差异可靠信息的所有途径，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明。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例如，体质人类学家在实验室里可能需要比对不同种族人类的骨骼，生理学家需要研究血型，精神病理学家可能需要为各种形式的精神障碍分类，它们在不同种族、血统、民族或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发病率。
有成千上万的文献研究各种各样的群体差异。这些发现按照研究计划或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解剖学差异
■ 生理学差异
■ 能力差异
■ 给定群体成员的“基本人格”差异
■ 文化实践与信仰差异
这种分类不是很有意义，它提供的是毫不相关的碎片化信息，没有遵循一个理论框架以便理解群体差异问题。
在这里我们介绍另外一种研究模式。这一框架将迄今确定的各类群体差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掌握其中的基本逻辑。四种类型如下：
1. J形服从曲线
2. 稀-无差别
3. 交叠“正态”分布曲线
4. 范畴性差别
对每种类型的解释如下。
很多群体都有一种基本的规定性（prescription），即每位成员（因为属于这一群体）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某种特定的行为、具备某种特征。例如，美国的规定性语言是英语，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予以认可，但极少人不接受，他们可能更愿意坚持自己的世代语言。遵从某一群体的特异性特征的人群分布如图6-1所示。其中，每一条块的百分比只是估计，但足以阐明大致趋势。将这一柱状直方图的顶点连成一条频率曲线的话，其形状接近于大写字母“J”。
图6-1 美国人说英语的假设百分比——一个遵从性特质
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很多群体特征都遵循这一曲线。大部分天主教徒每周日会做弥撒，极少除外。大部分摩托车遇到红灯时会停下来，少量会减速，极个别的会置之不理。如果施以压力（例如在红灯之外加一个停止标志或十字路口处站着一位交警），那么遵从率会更高，J形曲线会更陡。我们的文化提倡雇员们准时到达公司，因此“严正守时”成为美国人的特质。我们来看相关实例。 [13]
美国被公认是一个守时的民族，这意味着比起其他民族，美国人在这方面会更多遵从职业所需的J形曲线。
一位德国访客到美国被问起哪种美式生活特征最令人印象深刻，他回答说：“如果女主人邀请了十二个客人在7点钟参加晚宴，所有人都会在前后5分钟内到达。”
电影和音乐会总会准时开始，火车和航班总会严格遵守时刻表，牙医总会按时赴约。对守时性的强调恐怕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西欧）都达不到这种程度。
图6-2不仅展示出对守时性的遵从，也展示出“过从”——很多人会提前到达。但众数或曲线峰值依旧出现在文化所规定的时间点上（即准时到达）。
图6-2 雇员到达时间（以10分钟为间隔）——J形曲线的变体
资料来源：改编自F. H. Allpor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4, 5, 141-183。
只有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才符合J形曲线的特征，非成员并不适用。工厂的雇员会遵从这一群体特定的行为方式，但雇员的妻子则不会，因为她们并不属于工厂。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徒会呈J形分布，但非天主教徒则不会。在美国，大部分绅士经过一道门时会让女士优先，但在其他一些文化中则不会。
J形曲线的逻辑可以陈述为：当群体对其成员行为有强规定性时，成员因其所属，都会倾向于遵从。
区分群体差异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来自此。荷兰人说荷兰语；男人穿长裤，女人穿裙子，个别除外；犹太人大多庆祝犹太节日，别人不会这么干；小学生几乎每天都要上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总结其定律为： 一个群体的本质特征，即定义了这个群体的特征，倾向于服从 J 形分布。
有些差异可能大体上符合J形曲线，但是没有上面的例子这么明显。所有美国人都应该遵守每一条律法，但很多人不会。他们对这种遵从规定视而不见，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正在脱离这些基本的遵从规定，那么这个群体正在变弱或解体。犹太人应该每周都去教堂礼拜，但现今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去了，甚至有些人成为叛教者，这个群体的团结性正在削弱，至少性质在发生变化。J形服从会 衰退 （decay）。当越来越少的成员不再按照规定来行动时，这个群体的特异性特征就会渐渐消失。
群体内有一些特质实际上很稀少，但从来没有在其他群体中出现过。我们常说土耳其人认可一夫多妻制，但即使在古老的土耳其其实也很少有男人超过一个妻子。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 根本不 存在法定的一夫多妻制。有一种叫“下缅因”语的方言只有 一小部分 缅因本地人会使用，但是其他地方都不会使用（除非是缅因移民）。一些贵格会教徒在相互通信时会用“thee”来代替“you”，但其他任何群体都不会这样干，所以这一习惯依然被称为一种“贵格会特质”。美国人很少是亿万富翁，但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时会误称“美国就是亿万富翁的家园”，因为在其他国家一个都没有。
很明显稀-无差别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稀少的特征可能会被看成是群体内普遍的。很少荷兰儿童会穿木屐，很少苏格兰高地人会穿苏格兰短裙，很少印第安人会用弓箭射猎，很少因纽特人会租老婆，很少匈牙利农民会穿艳丽的套装。每一例都是真实的群体特征，但它们很 稀少 。
有一些情况实际上是衰退了的J形曲线。可能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制度和文化都会强有力地规定苏格兰人穿短裙，然而在现在，这些特征的分布就可能呈现出图6-3的样子。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所有的情况都是衰退的J形特征，有些确实不是，例如“下缅因”口音、土耳其一夫多妻制等，这些并不是群体普遍特质的残留。
图6-3稀-无差别的近似分布
有些群体差异可以形象地表示为两条钟形曲线的交叠，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一特质在两个群体内呈现差异化分布的情况。以智力测量为例。赫希在马萨诸塞州外裔家庭的学生和田纳西州黑人学生之间实施了等同的智力测验。 [14] 三个群体的成绩分布如图6-4所示。我们看到，在这个研究中，俄裔犹太人后代的成绩平均比爱尔兰裔后代的成绩稍微高一点，他们都比田纳西黑人后代的成绩更高，其均值分别为：
俄裔犹太人 99.5
爱尔兰人 95.9
黑人 84.6
图6-4 俄裔犹太、爱尔兰、黑人儿童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布
资料来源：N. D. M. Hirsch, Genetic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 1926, 1, 231-406.
图6-5 交叠程度不同的正态曲线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成绩差异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是天资，还是学习能力，抑或是完成测验的动机不同？本章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用测验来确认群体差异时可能存在的风险，虽然这种风险在跨民族、语言时尤其突出，但在同一国家的不同亚群体之间也一样存在。
我们暂先不考虑这些差异的意义，至少可以说，这一方法揭示出了群体间的平均差异。交叠正态曲线适用于任何可以从低到高连续测量的特征，并比较其在两个或以上群体之间的分布差异。
说这一曲线是“正态”的是因为，大量的人类特征都遵循这种对称性分布。极少人处于极低或极高的位置上，大部分人集中在中间。这种钟形分布尤其常见于生物学特征（例如身高、体重、力量等）以及很多能力（如智力、学习能力、音乐能力等）的测量。对人格特质也适用。在一个群体中，极少人具有格外的优势，极少人具有格外的劣势，大部分人处于中等或平均水平。 [15]
交叠正态曲线可以呈现很多种形式。图6-5示例了其中三种。交叠部分可能很大（如A），可能很小（如B），也可能中等（如C）。A就像是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智力在两个种族或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别情况；B表示这一特质有着明显的群体相关性，例如侏儒与英国人的身高差异；C则有可能是黑人和白人的鼻孔宽度分布曲线。
如果交叠曲线落在同一个分布中，就得到一个双峰曲线。无论何时某一特质的分布一旦呈双峰曲线，那一定意味着群体差异的存在。例如，图6-6所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布有两个峰形，一度令人困惑不已，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因为同时测量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16]
图6-5中的A，表示两个群体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图6-4中俄裔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智力成绩就属于这种情况。
图6-5中的C显示出更大的差别，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注意到一条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群体内差异（即曲线宽度）大于群体间 平均差异。 如图6-4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很多犹太儿童的成绩在黑人儿童的平均成绩以下，一些黑人儿童的成绩居于犹太儿童平均成绩以上，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犹太人都聪敏、所有黑人都愚钝，说“作为一个群体”的犹太人聪敏、“作为一个群体”的黑人愚钝，更是大错特错。
图6-6 混合了两个群体的双峰分布曲线
注：测验对象为约2 770名平均教育水平相当于四年级的士兵和约4 000名接受了四年大学教育的军官。
资料来源：改编自Anne Anastasi & J. P. Foley, Diferential Psychology , p. 69。
最后一种量化差异是指某一项特质在不同的群体中会存在不同的出现频次。以酗酒为例。据了解，酗酒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更为普遍，远远超过犹太裔美国人。这仍然是真实的群体差异，即使它并不意味着爱尔兰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嗜酒如命的。类似于稀-无差别，这种特性在两个群体内都不算常见，但不同的是，两个群体内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有关二战期间拒服兵役的研究显示，神经官能症在犹太士兵中发病率相当高，而在黑人士兵中相当低。7%的黑人士兵填写了神经官能症作为退伍理由，而白人士兵中，这个比例是22%。 [17]
霍曼和沙夫纳 [18] 在关于21~28岁未婚男子童贞度的研究中报告了各人群比例如下：
新教徒中 27%
天主教徒中 19%
犹太人中 16%
黑人中 1%
自杀率也是一个离散变量 [19] ，不能用交叠正态曲线来呈现。1930年，每10万死亡人口中自杀人数分别为：
在日本 21.6
在美国 15.6
在爱尔兰 2.8
只考虑美国的死亡人口，相应群体中的自杀人数分别为：
白人 15.0
日本人 27.2
黑人 4.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察的特质在群体内都是非常罕见的，但并不能用稀-无差别来表示，因为在所有的群体中都有一定比例的自杀存在。
最后再举一个民族性研究的例子。 [20] 一些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保险职员被要求补全句子：“我最欣赏的个人特质是……”答案是各色各样的，而且很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民族差异，比如幽默，在两国被提到的频率完全相同。但有关控制或利用环境的特质（例如“雄心勃勃”）在美国人中出现的频率为31%，在英国人中只有7%。而与此同时，有关控制个人冲动的特质在英国人中出现的频率为30%，在美国人中只有8%。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美国人 独断专行 、英国人 沉默是金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差别小于25个百分点，因此应当警惕，不能过度推断。绝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崇尚沉默是金，也绝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欣赏独断专行。
群体差异需要多大，才算得上是 真正的 差异？所有的例子呈现出的差异总体而言都相当小。 也许并不存在任何群体差异能够将每一个成员从 非成员中区别出来。 即使“白人是白皮肤，黑人是黑皮肤”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这种概化也是错误的。很多高加索白人甚至比一些所谓的黑人肤色更暗，另外黑人也有 患白化病的 ，他们完全没有色素沉积。你也许会说：“天主教徒都有同样的信仰。”情况不单是如此，我们发现有些非天主教徒同样赞成天主教神论。你也许会说：“那至少基本的性功能可以毫无疑问地区别男性和女性。”但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也并不一定成立：因为有双性人。并不存在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这个群体的所有特性这种情况，也并不存在一种特性只在一个群体内是典型的而在另一个群体内丝毫没有。
在J形曲线中，我们面对的是 高概率的 差异。在交叠正态曲线中，规律上讲，这种差异就稍小一些。稀-无差别和范畴性差别都可以被觉察到，但它们量级都不算大。因此，严格地说，任何有关“群体差异”的描述都是一种夸大（除了某些资格群体）。
日常讨论中最主要的偏差来源就是，人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群体差异都遵循J形曲线。人们会说，美国人莽撞冒犯、争强好胜、物质至上、腰缠万贯以及过分推崇浪漫热烈的爱情。有些特质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即在美国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为常见），有些特质实际上属于稀-无之别或范畴之别。但错就错在，这种话暗示了它们都呈现出J形曲线的样子。这些特质被当作美国精神的实质，具有整个群体的特异性。对任何人的任何刻板印象通常都被认为是整个群体的特征，甚至呈现出J形曲线的普遍特征，但这种归因无疑是夸大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是一回事，人们加诸其上的意义又是另一回事。支持文化多元主义的人通常会欢迎群体之间的差异，将其看作生活的调味品。而不信任外群的人通常会将这种差异看成威胁。在1890年普鲁士联合议会的一次会议中，一位成员过分渲染了如下的事实：普鲁士1.29%的男子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大学里却占到了9.58%。 [21] 群体差异是真实的，但意义却完全在于你如何理解。
读者可能注意到，我们讨论的实际差异中很少有涉及残暴的特质（通常成为敌意的正当化依据）。原因在于这方面的数据不可用。判断人格和道德方面的差异比判断其他方面的差异更为困难。有关这些差异的研究也应该再接再厉，因为我们需要一切可用的事实，以评价一种言论是否“名副其实”，从而确定一个被憎恶的民族是不是活该遭受敌意、是不是“罪有应得”。
我们的学科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群体差异的真谛，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才能正确地区分出错误的概化和理性的判断、区分出“罪有应得”和偏见。本章提出的几条原则应该会对从事这项任务有所助益。
[1] R. A. Wood. The City Wildernes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8, 44 ff.
[2] The Relations of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Races of Mankind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3.
[3] E. Lerner. Pathological Nazi stereotypes found in recent German Technical Journal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2, 13, 179-192.
[4] 参照B. Zawadski, Limitations of the scapegoat theory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8, 43, 127-141。
[5] 一些心理学家不情愿说感知（perception）或信念（belief）的 歪曲 （distortion）这个词。也同样不情愿说 错觉 （illusions）这个词。他们会说，一个人觉察到了某件事情就意味着这个人 感知 （perceive）到了这件事情；如果他犯错了，就说他是 误判 （misperceive），也即没有在真假之间做判断。
然而，至少在两个大的应用心理学领域，判断人的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对心理学家来说很重要。比如，在精神病理学中，判断病人是真的听到了邻居谈话还是产生了幻觉，对病情确诊来说非常关键。所以，在群体偏见领域，判断一个人对群体的敌意到底是由于群体真的“罪有应得”还是由于某些这个人自身未能理解的功能性的微妙原因，也是同样关键而首要的。
[6] 以下研究对群体差异的处理做了简要回顾：L. E. Tyler,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ifferences ,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1947; Anne Anastasi & J. P. Foley, Diferential Psychology ,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T. R. Carth, Race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1; O. Klineberg, Race Diferences , New York: Harper,1935; G. Murphy, Lois Murphy, & T. Newcomb,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1937。
[7] 参照A. Inkeles & D. J. Levinson, National character: a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In G.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1954。
[8]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orld situation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1952.
[9] 参照C. Kluckhohn & Dorothea Leighton, Children of the People ,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47。
[10] 参见H. Cantril (Ed.), Public Opinion 1935 - 1946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1951。
[11] J. M. Gillespie, unpublished investigation.
[12] 参照B.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G. Lindzey (Ed.), Op. cit 。
[13] F. H. Allport. The J -curve hypothesis of conforming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4, 5, 141-183.
[14] N. D. M. Hirsch. A study of natio-racial mental differences. Genetic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 1926, 1, 231-406.
[15] 参照G. W. Allport,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332-337。
[16] Anne Anastasi & J. P. Foley. Op. cit ., 69.
[17] W. A. Hunt. The relative incidence of psychoneuroses among Negro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 1947, 11, 133-136.
[18] L. B. Hohman & B. Schaffner. The sex lives of unmarried 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7, 52, 501-507.
[19] L. I. Dublin & B. Bunzel. To Be or Not to Be — A Study of Suicide . New York: Harrison Smith & Robert Haas, 1933.
[20] M. L. Farber. English and Americans: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51, 32, 241-249.
[21] P. W.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 New York: Harper, 1949,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