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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讲法，因为这个讲法决定我们的听法。不过前面我说过，我们的听法决定来访者的讲法，这么说也是对的。我这里所说的讲法决定听法指的是我们对于讲法的理解，会决定我们怎么去听别人讲。如果我们把他讲的内容当作事实去听，那我们的听法会比较侧重验证或者包容等层面的东西。但是从后现代的角度来说，来访者所讲述的并不是事实。那难道是他在撒谎么？也不是。下面举个例子，大家就会有感触。
我最近在翻译大卫·丹伯乐（David Denborough）的《复述我们的生命故事》（Retelling the Stories of Our Lives）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举了以下这个例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小孩。他独自一人坐在山顶上，这是第一件事；这个小孩的同伴都下山了，但是，他不能和他们一起下山，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哮喘，而且小孩的同伴要几天以后才能回来，所以这个小孩要一个人在山上待好长时间，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这个小孩子大概四岁之前都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地说话，一般人都听不懂他说的话。直到他四岁半以后，别人才慢慢能听懂他的话。
听了这三件事之后，你对这个孩子有没有一个判断或者理解呢？
你的判断和理解在叙事疗法中被称为生命的主题，或者说是情节。就是说，我们在听到几件事之后，就习惯化地根据这几件事去形成一个意义，或者是主题，或者是情节。因为你把这几个本来孤立的事件放在一起，它们就有可能凸现出某一种意义来。尽管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提到这种意义，但是将这几件事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意义感。
例如，当你听了上面这三件事后，你对那个小孩子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者会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你有没有可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小孩，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小孩？或者至少觉得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因为他坐在山顶上，而且是一个人。你会对他形成一种自己的判断。
接下来，我再补充几个细节。丹·布罗加了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就在那天下午，那个孩子写了一首歌，那是他人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然后，他对着大山、对着天空唱出了那首歌。他知道他的伙伴们正在回来的路上，可以在山下听到他唱歌。
第二个细节是，这个小孩从小就经常和爸爸一起去爬山，每当爬到山顶上，他的爸爸就会给他唱歌。比如他的爸爸经常会唱这句歌词：
我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是你（这个“你”指的就是这个小孩）的到来，是你的到来所唤起的那种爱，让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的巅峰，我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上俯瞰大千世界。
第三个细节是，这个小孩的妈妈有一种“特异功能”，也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她能够听懂孩子的话，她总能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理解孩子的话。所以这个小孩从小就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误解，或者是不被理解过。
这时，你对这个小孩的印象是否会发生改变呢？或者，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小孩的生命主题变得亮了一些、暖了一些、有希望了一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刚才我讲的三件事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那它们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一种不充分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描述或者客观事实。那我们的朋友、来访者、家人在向我们讲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充分地、完整地把他的经历全都告诉你，他会选择一些事情跟你讲。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不要因为他选择的这些事情就对他形成一些固定的刻板印象，觉得他就是那样一种人。我们通常习惯于通过来访者讲的几件事去界定他这个人，这种界定让我们看不到他在故事及生活中的另一面，尤其是当他所讲的事件刚好是我们特别在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