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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究竟会有多大的差别，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可以借用汤姆·安德森1990年所做的一个比喻来解释：
有三位棒球裁判，他们坐在一起喝酒。然后第一位裁判说：“有好球也有坏球，它们是好球，我就判好球，它们是坏球，我就判坏球。”第二位裁判说：“有好球也有坏球，我觉得是好球就说它是好球，我觉得是坏球就说它是坏球，就是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第三位裁判说：“有好球也有坏球，但是我没有说之前，即我没有判断它是好球还是坏球之前，好像就没有什么好球坏球这回事，换句话说，好球坏球是我说出来的。”
棒球的速度很快，所以要判断是好球还是坏球其实有很大的主观性。第一位裁判的哲学是，就说它是好球我就说是好球，它是坏球我就说是坏球。这其中并没有他自己的判断，他是绝对客观的。这是一种前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即“是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这种判断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的认识和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受制于我们的判断力和感受力的。
第二位裁判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他就会想：“噢，我看到什么球，我就说它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现代主义哲学对于前现代的哲学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它允许自己是错的。现在再来看看访者在讲述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夫妻咨询，当一个人在描述对方的种种错误时，绝大多数人用的都是前现代思维方式，他不允许自己是错的，他不会说：“这是我认为的”，而是说“就是这样的”。
现代主义哲学会认为，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需要经验实证和逻辑实证来证明。只有可重复、可验证的，才是靠谱的。“可验证”“可重复”——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们用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去看世界，这就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
第三位裁判的思维方式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球是好是坏是我说出来的，在我说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他其实在讲语言、“话语权”，以及它的创造性和创造作用，这句话可被概括成“我没说之前什么都不是”。老子曾说过“物谓之而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一个东西之所以是那个东西是因为你那么叫它，其实和第三位裁判的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举的多动症的例子中，说小孩子调皮是对其行为的一种叫法，叫它“多动症”是另外一种叫法。
所以我们说话其实很重要，我们用什么样的词去描述某一个现象会赋予所描述的那种现象某种价值，所以我们用什么话去描述一些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第三位裁判为什么说“我在说之前它什么都不是”呢？这是因为关于好球和坏球的判断是一种约定，是裁判之间的一种约定，是这种文化下的一种约定，而这种称谓就是那种约定的实践和运用。同样的做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叫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城市里有可能被叫作“精神病”“精神症状”的一些现象，在农村可能被叫作“附体”或者“通灵”。被叫作“附体”后就会有一系列围绕这个称谓的实践和做法，如驱魔等。而被认为“通灵”的人就可能会被认为具有特殊能力，还会受到别人的尊重。这些现象，就是因为称谓的不同带来价值和判断的不同，进而影响别人对待它的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把一种说法叫作什么，将会影响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即我们怎么去处理所称谓的东西。
英国的叙事专家马克·霍华德（Mark Hayward）曾说：“前现代的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会认为知识只有国王和上帝才有权掌握，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权利触及的。”这就涉及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国王说的话就是事实、就是真理，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去想，因为他不能想，想也没有意义。在这种前现代的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就像宗教里的“上师”，或者说家族里的“家长”“一家之主”，由他们的头衔、位置决定他们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事实。在这样一种知识框架下，大家会用道德而不是理性来约束自己。
在前现代思维方式下，“好奇”被视为坏事，就是不要有那么多话，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质疑与好奇，你只需要听命就好了，而且要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态去听，听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说话才是对的。
其实，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通常是触手可及的，在单位或者在家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来访者陷入某种情绪中的时候，比如在描述家人或者自己的时候，有时会兼有前现代主义的两种立场，一个是他在界定事实，他认为他说的就是事实；另一个是他会希望把咨询师置于一个解释者的高度，咨询师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应该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使用前现代的思维方式，那么咨询就会变成特别保守的咨询风格，咨询师成为一个解释者、分析者、判断者，是一个像“神”一样的角色。有的咨询师会产生那种上帝式的认同，好像用术语把来访者的话做了一个重塑，然后就具备了某一种合理性，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咨询工作，其实不然。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掌握着心理学知识的人，我们的来访者也掌握着他的知识。如果我们总期望在咨询过程当中获得那种神奇的效果，希望我们的来访者听了我们的某个建议或分析之后就好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或者“改头换面重做人”。这是前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
现代主义是起源于启蒙运动，那时，人们就开始思考并认为普通老百姓也是可以获得知识并掌握知识的。现在人人都可以读书，都可以讲一些比较专业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受益于现代主义的发展，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去学习知识的权利和机会。过去女子读书的很少，即便家里有钱的，也都觉得女子好像不必读书，这就是前现代。而现代性则鼓励人们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人性，那么科学的发展就让我们去探索一切的未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好奇。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回答一个个为什么，你可能听说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吧？《十万个为什么》里的答案基本上用的都是现代主义的解释。
要让人满足于某一个答案，就是满足于某一个关于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可以使用前面所讲的两种思维模式来应对：一种是所谓的现代主义的逻辑，用逻辑可以让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另一种是叙事，就是编一个好的故事，让他听上去特别合理，觉得好像是真的。例如，有时一个人撒一个谎，他可以把这个谎讲得跟真的一样，但相信的人就踏实了，不再有疑问了，其实叙事是更古老的一种应对这种“为什么”的提问的方式。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源头可以看到，所有的疑问都是通过故事来理解的。
比如，当来访者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们家会吵架？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啊？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的时候，咨询师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用童年的创伤、早期的经历、原生家庭、巨婴论等）来解释，让他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因为这其实就是通过提供一种连贯性（coherence）来回答的，即如果有多个人都在用同一种模式、同一个范式或者同一种格式在跟你解释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那是事实，但实际上它也只是个故事而已。最要命的是，在现代，大家会用数据让所有的人都信。这么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解释都是故事。
这时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故事的信心。迈克尔·怀特说叙事疗法是一种commitment，它可以被翻译成承诺，也可以被翻译成信心，这取决于你是否相信。
现在，我们再说回后现代这个主题。后现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延伸，因为现代性强调这种批判反思质疑，然后用经验去验证，结构主义等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就是本我、超我和自我，是比较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就好像我们人类会固有一种结构似的。这本来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但是当它被作为一个事实来讲时，人们就会觉得本我、自我、超我是像肉身一样具有这种客观性的物体。当我们在说自我如何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物体，像物体一样真实。弗洛伊德还曾用机械力学蒸汽机的原理来做比喻，然后我们慢慢也会觉得这就像真的一样。例如，当我们说自己积累了很多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情绪就像一种能量炉或者燃烧室里的压力一样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质。实际上这种物质在你的身体里是找不到的，但是没关系，它会让人产生那样一种感觉。因为你的经验感受是真实的。
那么这种现代主义会让人导向什么呢？多元视角。人们又会慢慢发现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体验是多元的，是矛盾的。比如，拿一个苹果放在四个人面前，让他们从四个角度去看这个苹果，他们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也可以假定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苹果，但这其实是一个逻辑推论，而不是一个经验实证上的推论。
再比如，当一个家庭中的三个来访者讲述他们家中发生的某一件事时，他们貌似是在讲同一件事，实际上他们讲的并不是一件事，因为那件事会因他们的眼光角度而不同。这对于我们后边的技术运用具有指导意义。这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延伸，而现代主义要去处理这样一种多元性，它通过社会常模这种科学方法来处理。常模的本意是尺度，而关于常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需要一个平均值来达成共识，commonsense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现代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其所说的共识与前现代不太一样。前现代其实是以认同权威的观点作为共识，就是权威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么前现代的那个所谓的共识，就是对权威的认同和崇拜。现代性的共识是通过制度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崇拜权威，我们崇拜体制、制度，因为它会把我们理论上的观点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对于心理健康而言，当然就会把那些好的研究和各种各样的专家的观点做统计分析，最后制度化。比如，分类诊断手册就是很多专家共同的心血的结晶。
有了这个制度之后，来访者就不再依据过去的那种道德习惯风俗，而是通过一些所谓正常化的尺度来评价自己是否正常。来访者对自己是否正常这一点非常在意，他不能容忍自己不正常。这个貌似非常科学的制度其实隐藏着一个风险，那就是忽略了人和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社会学家会觉得“社会常模”这个词的本义可能是名。儒家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就成了名分的意思，它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评判。名分、名分，有名无分，所以现代人对于那个标签就会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你爱它，是因为它也有积极的一些标签；你会恨它，是因为一旦被贴上就很难弄下来。这时，知识虽然已经平民化，但是之后又做了分层，并不是所有人的知识都是对等的。专家的知识才是知识，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知识的。在现代性这个语境里就是如此，所以有相当多的时候我们会听专家的。专家靠不靠谱那是专家的事情，只要是专家的意见，那就具备某种判定的尺度或指导这样一种效应。实际上这时它就成了那种现代性神权的一种延伸。学科成了地位，只要你在某个学科里成为权威，你说的话就会慢慢变成暗示，也会慢慢成为别人认同的对象，然后会制造一些知识出来。
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开始把这层皮拨开，就像一个说实话的小孩一样。发现科学研究其实也是一份工作，很多人实际上是以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获取生活方式的途径，他们对研究并没有那么崇敬。就像科学家往往不觉得自己是科学家，只是觉得自己在做某种研究而已。因此，现代主义所创立的那种科学神话也慢慢地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发现，只听专家的也很麻烦，就像我们听专家的就不知道该吃什么东西，听专家的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锻炼一样。因为不同的专家说法不一，而且都各有道理。
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有后现代的精神。曾有这样一项研究调查：有人在纽约的街头随机选取路人，问他们一个问题，霍布金斯医学院的医生专家研究发现，慢跑可以促进人的健康，你是相信还是不信？等对方回答完再问一个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专家研究发现，慢跑对于健康没有好处，你是相信还是不信？或者说你相信哪一种观点？你会信谁的话？他们发现，当美国人听到这两个结论的时候会很惊讶，很尴尬，然后会花一些时间最后选择相信霍金斯大学的医生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中的一个，并说另外一个不对。同样，他们在北京的街头也做了研究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中国人会这么回应：“哦，对，也有道理。”也就是说，当中国人听到这两个都有道理的时候，会选择都不信，或都不全信，似乎都有道理，所以也就都没有道理了，所以他们会想，这个取决于不同的人。这个是中国人的应对方式。中国人天生就具有地方性的知识（localknowledge），他不是那种全或无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主义的训练是不允许出现两个都对的情况，因为慢跑要么有好处，要么没好处，在那种逻辑实证的认知方式里，是不允许有第三种选择的。而这个地方性的知识恰恰就是在讲这第三种选择。
1920年，海森伯格提出测不准原理，发现在微观世界测量的行为会影响测量的对象，无法同时测量量子的位置和动量。就像你测量一个人的身高，在测量之前，他就站在那里；你一测量，他就踮脚一样。同样，我们在用量表去测某些对象的时候，测量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对他有影响。我曾经有一个做儿童霸凌行为研究的朋友，他用自然观察的方法去观察校园暴力。他选择了一所臭名昭著的学校，让他的博士生扛着摄像机去测量、去录像、去观察那个学校的校园暴力事件。结果，录像的结果都是小孩子快乐的笑脸，根本就没有什么霸凌行为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孩子很少见到那种大的专业摄像机，大家都在看摄像机。后来，他找了一些学生面无表情地在班级里来回走，不开那个摄像功能，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就该怎么样怎么样了，该吵就吵，该打就打。据说是这样。不过我猜测，孩子们的表现肯定不如测量之前那么自然。
200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后现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精神病院SCL-90、SAA、SDS之类的问卷做了一个元分析，发现主观报告法所测量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用，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自己做过这些测量表的话，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直觉，因为这些你是可以学习的。特别是学过心理学的人去做那个量表时，是会通过他的知识去影响测量结果的。换句话说，你想让他觉得你有什么病，你就可以让他觉得你有什么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可以随意地改变他所读出来的结果的话，这个测量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判断，放弃相关的知识，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非专家的人，只有这样，现代主义所创设的专家神话就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