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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金融危机、银行危机都是次贷危机。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又是大实话。难道你指望优质的贷款系统性地（大批量地）出问题吗？当优质的贷款出现系统性的问题时，一般来说都是次贷危机的高峰甚至尾声。只有当次贷烧得差不多了时，优质资产才出现大批量的问题。
美国在2007—2008年，日本在1990年代初，南部欧洲在2003年前后，意大利前几年，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次贷是个相对的概念：违约风险较大、利率也较高，就叫“次贷”。在第三章我们讨论中国次贷和美国次贷的区别。
信贷与经济的关系很复杂。而且，什么叫信贷太多、信贷过剩就更有争议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位经济学家（Jean-Louis Arcand，Enrico Berkes，Ugo Panizza）于2012年出版的工作报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报告标题是“Too Much Finance”（太多金融），他们的结论是：如果金融行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很低，增加信贷和发展金融会刺激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是当信贷余额达到了GDP的80%～100%时，正面效应就开始变成负面效应。中国早就超过230%（参见后文表2-2）。
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坏处包括：
（1）会吸引太多的人才进入金融行业，浪费社会资源；
（2）会导致资金分配不当；
（3）会导致金融业的收益率下降，鼓励人们增加杠杆以保证收益，进而导致金融风波。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例。
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但是我们对结论（特别是数量化的指标）必须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邮储银行的周琼也警告，不要太注重学者们的定量分析。她说：“日本的宏观杠杆率380%，政府217.9%，居民59.1%，企业112.9%，但是日本的金融系统目前很安全。即使有高杠杆，如果没有一些触发因素，也不一定产生金融危机。还是可以拖下去，时间换空间。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不想卷入学术讨论。不过，有几个结论大家似乎都接受：
（1）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需要更多的信贷来润滑。
（2）其他条件不变，更多的信贷一般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这里的“其他条件不变”是指什么呢？
（1）直接融资（比如股市）情况相似；
（2）信贷的投放结构相对稳定；
（3）利率和其他信贷条款。
但是，这种条件是无法事先保证，也无法像化学实验一样加以证明的。如果条件变化了，结果会怎样？谁也无法证明。
表2-1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40年来，中国的GDP和信贷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可是，什么叫很快？如果跟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别国相比，究竟有无意义？
表2-1
续表
资料来源：ECB，中国人民银行，Federal Reserve System。
从表中可见，从2018年开始，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之和，虽然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六成左右。
表2-2反映的是人民币信贷资金从1983、1989、2000和2010年起到2019年的复合增长率，及以这些年份为起点GDP的复合增长率。不少人说单位信贷所产出的GDP一直在下降。但是，在一个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很正常啊！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表2-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Federal Reserve System。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1）GDP和信贷是互为因果的。
（2）在企业赚钱的机会有限、居民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借贷欲望低迷的情况下，银行即使想增加贷款，也面临着困难。降低利率可能有帮助，也可能未必。20多年来的日本和10多年来的西欧就是例证。
（3）过去40年，中国信贷的高速增长当然是由信贷需求决定的。而信贷需求的持续旺盛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机会多（包括通货膨胀带来的机会，比如房价上涨）；其次，信贷条件有吸引力（包括利率低）；最后，可以赖账！或者说，赖账的惩罚不可怕。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国大量的信贷都死亡了，政府、银行和司法体系并没有追究违约的责任。80年代，基建投资的拨款改为贷款基本上是个笑话。90年代，很多农村信用社垮了几次（反复被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拯救）、农村合作基金会也死光了，社会科学院张晓山博士就此发表了研究报告
。
90年代，中国信贷高速增长，但是，供求关系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东西：供给产生需求，推动需求，反之亦然。钱越多，可能越不够用，资金链可能越紧，因为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厂商需要更多的资金囤积原材料、发放工资和铺货，而且财务费用也更高（至少名义利率会上升）。
所以，两个因素可能加大了信贷需求：
（1）通货膨胀预期（包括房地产）；
（2）赖账无害的预期。
整个社会在不良资产催收、破产处理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脆弱等于刺激信贷需求，伤害信贷供给。均衡利率会因此而上升。但是，如果政府施加压力，控制利率，那就会加大信贷供求的不平衡。那么，最终的供求平衡只能通过拉关系和贿赂来实现。而且，一部分人（比如借按揭贷款的家庭、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使用了便宜的钱，其他人就只能使用昂贵的钱。
有特权的企业和人因为享受了便宜的钱，他们的信贷需求就受到了刺激，这又加大了其他企业和人的资金短缺。在很多情况下，有特权的企业和人会充当资金的二道贩子，从中渔利。比如，他们可以把自有资金借出去，然后再凭着自己的特权、地位获取便宜资金。表面上看，他们并没有倒卖资金，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既可以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也可以直接获取金融牌照，倒卖资金。
2020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法兰西银行前行长、IMF前总裁的文章。文中指出，负利率也救不了花钱无度的人和国家。利率太低，给借款的人和企业（以及政府！）一个幻觉：这钱便宜，以后还得起。那再多借一点。殊不知，即使是负利率，也可以压死你。文中还提到：（1）低利率模糊了好项目与坏项目的区别，导致社会资源流向错误的地方；（2）低利率让烂公司继续活下去，消耗社会资源；（3）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几十年来，有关部门总是希望用降低利息的办法刺激信贷欲望，刺激经济，但是中国从来不缺信贷欲望。降低贷款的基准利率是有待商榷的方法，因为正如法兰西银行前行长所说，这样只能降低烂国企和有特权的民企的融资成本，甚至鼓励它们多吃多占。它们的多吃多占只能让其他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而且，有人用了便宜的钱，就必然有其他人为此买单。市场有个均衡利率。
特权企业在获得了额外的、便宜的资金之后，就在各自的竞争行业，打压、欺负、收购、消灭普通企业。很多特权企业甚至倒卖资金，搞高利贷。
央行必须加息，提高贷款的基准利率，减少烂国企和有特权的民企多吃多占的诱惑。这样，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才能下降。
不少人批评过中国过去十年的创新和创业运动。确实，在这个运动中，我们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但是，这也许是最有效的财务教育、营商教育和经济学教育。而且，大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全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加积极、更有活力。
泥沙俱下的时候，很多骗子趁机进入了金融行业（违法吸收储蓄、敲诈勒索式的信贷、暴力催收、伪科技、欺骗式的私募投资等），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样的人和企业很多，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年左右，伤害了市场纪律。但是，这些事情也有好处：
（1）新生事物都是先有大胆的尝试，然后才有监管。这很正常。谁也不是神仙，政府并不知道市场会怎样发展，是否需要监管，以及什么样的监管才合适。
（2）同样的道理，大量的创业者的错误也必须放在一场运动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新的监管规则来制裁他们过去的行为，未必合适。显然，他们的满腔热血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P2P商业模式是在传统小贷明显失败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的优点是打破地域限制、解决杠杆的上限（严格意义上的P2P只是信息中介）、提高效率。可是美国的LendingClub在五六年前就发现，出资人并没有承担信贷损失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具备信用风险评估的能力和兴趣。于是，它和On Deck以及英国的Funding Circle等头部公司采用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很多出资人的钱打散，贷给另外的很多人。比如，把100个人的小钱打散以后贷给32个借款人。可是这项业务对大多数并没有科技实力的P2P平台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而且，小平台如果尚无足够多的借贷双方，怎么办？期限的错配能够得到完美的解决吗？提前还款或者逾期怎么处理？会不会伤害出资人的积极性？
在中国的P2P行业，大家被迫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致命的路。它跟私募基金的不归路是一样的，那就是担保回报、刚性兑付。
2015—2017年，监管部门（其实P2P行业和金融科技、助贷公司一直并没有正式的监管部门）一直强调，不准刚性兑付。而这些创业机构的生存又离不开刚性兑付，否则它们的出资人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检查，刚性兑付一直在持续。极少数平台是用自己的钱在填窟窿，而大多数平台实际上就是用新的出资人的钱填窟窿，也就是“复贷”“继续贷”。直到2019年，很多平台还在吹嘘repeat borrowers（重复借款人）74%或者82%的复贷率。在逻辑上，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客户稳定，没有流失，平台降低了获客成本，老客比新客更安全，因为他们长期在还款。
从单个平台来看，这也许没错。但是平台之间互不通气，大家并不知道共债的问题。而且，即使其他平台都不存在，复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也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如果一个或者一群消费者长期依赖这么高利率的贷款，他们何时才能“毕业”呢？他们需要“毕业”吗？岁月匆匆，大家都还没来得及思考，长期借钱度日意味着什么。平台作为商业机构希望客户有黏性，就像医院希望有更多客户，私营的监狱运营商希望囚犯越多越好，玻璃厂希望风暴天天打碎窗户一样。
2017年9月，趣店在众星捧月之中到美国上市，市值曾经高达100亿美元。当时，资本市场很亢奋，大家忽略了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大量拆东墙补西壁的人实际上一直在投诉、在抗争、在酝酿一场“起义”，与厄瓜多尔的抗议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但是，多数人（包括平台的管理者和出资人），也包括我们，都认为投诉的噪声只代表了少数借款人。他们是无赖。
2017年下半年，央行和银监会正式和非正式地发布了一些规则，最重要的是强调最高人民法院几年前的一个解释：放款利率不准超过36%。对于整个次贷行业，这个规定是致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1）对于P2P和助贷公司来说，资金成本一般在10%～12%，吸引资金的成本在2%左右，运营成本在7%左右，获得借款人的成本在3%～5%，如果信贷损失在10%左右的话（这还算相当不错的结果），平台企业的放款利率可能需要高于50%甚至60%，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读者可能会质疑我们上面的各种假设，但是我们不能把市场繁荣稳定时期的各种指标当作常态。次贷行业几乎没有常态。稍有闪失，平台就垮了。
（2）客户质量略好一些的消费信贷企业（银行信用卡、消费金融、房抵贷公司）本来就不愿意把放款利率推到30%以上（即使法规允许）。但是，当P2P、助贷公司和小贷公司被迫收缩时，客户会出现大面积违约，它们也就会寻找新的资金，欺诈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而且它们的很多客户与P2P平台的借款人本来就有大量重叠。当这群人无法从昂贵的平台借款时，他们在便宜的平台上也立刻丧失了归还能力。
可是，我们能够怪罪监管，或者抱怨这36%的利率上限吗？起初，我们也跟很多从业人员一样抱怨过监管部门。可是我们后来的反思结果是，次贷行业的崩溃是必然的，不管有没有监管，不管有没有利率上限。为什么？
（1）极高的放款利率是必须的、必然的，因为次贷平台的费用太高、资金成本太高、违约率太高。
（2）而持续的、极高的利率又必然会拖垮借款人，并且导致负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也就是说，愿意付极高利率的人必然十分困难，或者根本没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英国的P2P企业Wonga本身不受利率上限的任何管制。它的有些小额贷款产品的最高利率可以高达年化4 000%。它的业务范围在英国、波兰、以色列和荷兰。但是2017年，坏账打垮了它在各国的业务，最终只能清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借贷双方的关系是完完全全的互相伤害。其实，即使利率比较低、很低，如果借款人在借款总额上没有充分的自我克制，这种借贷关系仍然是互相伤害。
这36%的利率上限起初执行得并不严格，但慢慢变得严格了。这个过程鼓励了更多借款人投诉，也倒逼着次贷平台更认真地选择客户。当然，对行业最大的打击还是刚性兑付和“三降”。监管部门要求P2P平台每个月都降低次贷机构的总数、客户总数和待收余款。这个过程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痛苦。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封城”、经济活跃度下降不仅消灭了次贷行业，而且让传统金融机构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还导致次贷人群的流动性危机，因此大量的正常贷款也因此变成了坏账。
当然，如果没有强制性“三降”和利率上限，这些次贷的生存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比如多存活一到三年。可是即使那样，它们也很难挺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
利率上限“亚克西”！
直到一年前，我们还在反对利率上限。
这不是明摆着违背市场经济的原则吗？
这不是剥夺次贷群体的信贷权吗？
这不是危害普惠金融机构和一大批非银金融机构的生存权吗？
这不是违背风险定价的基本原则吗？
在一个对信贷膨胀习以为常的社会，信贷需求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啊！还有那么多未获满足的需求！”
让我们告诉你：“啊！那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这些需求大都是不应该满足的需求。你满足了它，就伤害了背后的借钱人，最终也伤害了你。
吸烟是成年人的自由。但是，各国政府都逼着卷烟厂在烟盒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其实，次贷也有害健康。享用者需要有极大的克制力。而利率上限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信贷机构，堵住了“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漏洞：你如果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利率上限会导致阴阳合同、弄虚作假，但是如果大多数信贷机构执行利率上限，我们的次贷危机就会得到收拾。
我们认为，利率上限不是越低越好。现在的24%和36%是合适的。下调两三个百分点也可以。不过，聪明的监管部门不应该管到小数点后面三位数。要留点空间，让信贷机构有回旋余地。万一通胀率上升，市场的名义贷款利率也会上升。逼着太多人违规，你就不算聪明了。
我们的诸多环境因素不利于信贷的扩散。在摇摇晃晃的地基上，最好不要建金融大厦。利率上限会倒逼着信贷机构自我约束，反过来又被迫刚性兑付。
多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强调P2P这样的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为出资人提供担保，即不能刚性兑付。但是很多机构变着花样做了担保，比如向借钱的人收取质量保证金，或者购买履约保险、融资担保，或者直接违规赔付，等等。但是在P2P纷纷倒闭时，看到百万个、千万个出资人遭受严重损失，群情激愤，又开始要求P2P机构对出资人负责。由于亏空的金额太大，绝大多数平台并没有能力赔付。在具体执行上，各地监督部门掌握的尺度不一，而且并没有用书面的形式解释处理方法。
我们的理解是，如果P2P平台一直诚实守信地经营，并没有自融（为大股东的企业提供贷款），或者欺诈（比如发行假的借款标的），那么次贷平台的大股东（或者管理层）除了尽力协助催收之外，并不需要负法律责任或者赔偿的责任。遗憾的是，由于P2P公司长期未受到任何监管，它们的成长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机会主义、顺手牵羊和自融、假标，因此，太多的平台大股东和管理层正在接受法律的惩罚，并被迫承担赔偿的责任。
目前，整个非银行金融行业的状况非常糟糕，损失空前。但是，这是历史的必然。全国人民都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我们的法制尚有待完善。可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一不小心建起了一座金融大厦。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总结一下：
（1）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建立和巩固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文化基础、法律基础。
（2）目前的次贷危机是全国人民共同犯的一个大错误。在前面的七八年，监管基本是空白，容忍了不少从业人员和机构的违规违法。金融扩张太快，同时我们也忘记了金融本身主要是对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它并不创造财富。
（3）36%的利率上限，以及P2P行业规模的被迫下降（“三降”）加快了P2P行业的收场速度，但是即使没有这两项措施，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P2P、助贷甚至小贷行业也终究会整体死亡（少有例外），因为它们的客户基础太差，而且整个国家金融过剩，相关的文化和法律体系支撑也不够。
过去十年，人们都被金融科技的概念所蒙蔽了。也许金融科技公司的人连自己也骗了。他们声称他们的大数据和数学模型、人工智能可以比你更了解你。他们说，他们用210个维度的760个指标和45个方程式来衡量你、预测你。但是，这些多数是没有意义的故弄玄虚，很多数据只是垃圾甚至错误的东西。英语有句话：丢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当然也是垃圾（Garbage in，garbage out）。
虽然金融科技的内容很多，但是在信贷领域，它似乎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衡量你的还款能力。但是如何衡量你的还款意愿，却不容易。
我们发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因素比金融科技更重要。在蚂蚁金服和新网银行工作多年的刘波在“新流财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资深人士解读：花呗、微粒贷的风控逻辑主线是什么？》。他强调，信贷中最重要的是抓手。蚂蚁金服的花呗和它的网商银行的成功虽然得益于大数据，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抓手：支付宝、淘宝店铺。如果你不归还那3 000元的贷款（利率不太高），你可能要付出代价。比如，你可能无法再使用支付宝或者淘宝等。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也是一样。
你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贷款金额不是3 000元，而是300万元，那么阿里和腾讯对借款人的风险评估还有那么精准吗？当然没有。可是，它们的大数据和模型不是很神奇吗？显然，太多借款人为了300万元，就愿意忽视阿里和腾讯的抓手。
在文章中，刘波提到：
淘宝贷款的风控，表面上看是纯信用贷款，但由于阿里巴巴强大的生态圈，可以从交易、资金、物流多方面监测商家。所以淘宝、天猫的商家不必提供任何资料，甚至不必查询征信，就可以直接评估信贷额度和利率。
淘宝贷款的授信，只看我给商家带来了多少销量和利润，保证你的信贷额度小于违约成本就能保证贷款安全——我能帮你赚10万元，给你8万元贷款，你若不还，10万元利润就没了，而且店都没了，你到底还不是不还？
更何况，你的所有销售额都在支付宝上，你的所有客户都在淘宝、天猫上。淘宝、天猫贷款风控逻辑的本质是店铺质押贷款。
百度、拼多多甚至京东也有不错的大数据，但是它们的数据并没有阿里和腾讯那样的抓手。所以，它们的信贷很难获得类似的成功，因为归根到底，风险控制靠的是抓手。
抵押品和上央行征信确实是抓手，可是当负债率太高时就未必有用。
在本书中，我们反复强调：（1）大数据和风险控制很重要，但是它们的作用有限。（2）更加重要的是抓手：如果欠款人不还钱，你怎么处理？（3）抵押品和连接央行征信确实是有用的抓手，可是抵押品的处置并不是一帆风顺：法律诉讼有可能成本太高或者不可靠。而且当欠款人负债率太高的时候，上央行征信也对欠款人失去了约束力。
我们用房抵贷和车抵贷行业的遭遇来论证这一点。
首先，房抵贷的违约率为什么那么高？
住房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资产，它的资产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或者欧洲。老百姓如果需要增加消费支出，或者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经常会把自己的住房拿出来做抵押，寻求房抵贷。这个行业虽然巨大，但是除了平安普惠以外，没有太多上规模的放贷者，而是分散在很多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
过去10年，我们观察了一家领袖级的公司——总部在广州的泛华金融。这家公司是由美国的国泰基金和泛华保险代理公司联合创办的，有11年历史，从最开始做赎楼贷、汽车贷到近几年的房抵贷。
2018年12月，泛华金融（CNF US）在美国成功上市。当年公司的利润是8.5亿元人民币，可这也是该公司利润的顶峰。2019年，随着坏账的增加，业务的难度提高，利润下降，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出现了亏损。
它的生意很简单，就是通过信托公司发行理财产品融资，并利用信托公司的放款人牌照发放房抵贷。对于泛华来说，资金成本大概在11%～12%，放款的利率在24%以下。
既然中国老百姓这么需要消费金融和小微企业融资，住房的总量又如此巨大，泛华金融的生意应该是做不完的。可是为什么它的业务一直上不去呢？在高峰的2018年，泛华也只有160亿元的待收余额，这相当于整个市场1%的份额，为什么泛华不能成长得更快呢？
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这类机构的资金太贵，无法与银行竞争。可是为什么银行不为泛华金融之类的机构提供资金呢？
信托公司12%左右的资金成本里有6%～8%要付给财富管理的客户，其余的就是信托公司的通道费和另外的中介费用。泛华金融面对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加上高昂的运营费用和一定的损失率以及利润率，其贷款利率就必须很高。可是这么高的利率又限制了贷款的需求和借钱人的质量。
泛华金融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银行就不肯跟它合作呢？有些银行愿意发放房抵贷，但是数量不大，而且主要限于已经在本银行有按揭的客户。多数银行还是更愿意发放企业贷款和一手按揭贷款，而不是房抵贷。它们担心房抵贷的风险太大，而且每一套房子是不一样的，需要做评估，而做一手楼按揭贷款简单、安全，只需要跟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就行了。
如果泛华金融这样的机构能够把放款的成本控制在10%以内，需求会大涨吗？也许，可是它的资金成本就必须低于3%，像银行那样。这怎么可能呢？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资金成本太高，就只能发放次贷，可是“高进高出”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商业模式，特别是老百姓的负债率已经非常高的时候。从中长期来看，这么高的利率，消费者或者小微企业都没有办法消化。很多小微企业的业主说：“我的小餐馆用这种高息的资金，只是做临时周转，比如春节前进货。”可是，我们调研发现现实不是这样。太多人长期依赖这种资金。这就像鸦片一样，一旦开始，很难放弃。
与泛华金融类似的一些房抵贷公司的状况更差，比如房护网、易贷（宜贷）、中佳信，有些用银行/信托公司的助贷资金，有些用P2P资金，或者自己的资金，但是遭遇都类似。它们内部管理的缺陷是一部分原因，而行业的艰难是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对照一下车抵贷行业。
其次，车抵贷行业为什么这么多违约？
在新车销售环节为买车的人提供贷款，这是银行和银监会批准的28家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地盘。由于违约风险低，利率也低，可能在12%以下。可是，这些金融机构一般不介入二手车的贷款，即使有抵押。它们用实际行动否定了“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理论。
在欧美的债券市场上，过去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了一个真理：从中长期来看，高息债券并不见得会带来高回报率，而往往带来高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国债即使只有1%～2%甚至负的收益率，仍然受到追捧。
把这个逻辑推广到信贷市场，那就是：高息贷款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互相的伤害。
中国的违约率经常在10%甚至更高，即使有征信系统的支持。在二手车贷款行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赢家，虽然玩家很多，而且有些玩家还获得了银行的大量资金支持，并在早期获得了PE投资者支持。
阿里巴巴和腾讯有流量、有数据，也有持牌金融机构，它们也一直在汽车金融（含车抵贷）方面探索，但是并未获得明显的成功。
信贷机构的数据和抓手很重要，小额分散也是好事，但只有当借款人的总负债比较少的时候才有效。可是，中国早就走进了信贷过剩。
如果政府下调利率上限，如果越来越多的信贷机构减少甚至放弃贷款业务，会不会带来经济衰退？我们认为不会。原因是我们的信贷充足，而且过剩。即使有些信贷机构退出这个行业，也是逐渐发生，不会陡然发生。
最根本的问题是：信贷行业的产能过剩太严重了。而这正是大家追捧次贷的原因。
凭什么说中国的次贷行业（我们把它定义为银行以外所有的小微信贷、消费金融）失败了？
（1）绝大多数非银金融机构受了重伤，甚至死亡了，这包括持牌的和不持牌的。
（2）太多借款人拒绝还款，或者无力还款。
如果信贷这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十多年以后，落得一个互相伤害的结果，那么我们只能说它失败了。学者们如果用random ised controlled studies（有控制的、随机的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之一）来分析过去十多年的中国次贷行业，其素材也无非是：非银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对大量的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收入、财富、福利的影响。我们选择不走这条量化分析的路。一是因为现实已经十分残酷地、明确地说明了次贷行业的失败。二是我们无法对整个国家的整个行业做出“有控制的”分析，即拿现状与“假定中国过去十多年没有这些非银金融机构的话”进行比较。
当然，我们可以比较一群借钱者与一群不借钱者。可是他们现状的差距有多少是因为借了钱，多少是因为另外的原因（比如天赋、能力、关系等），很难量化。
结论是，本书避开了严谨的学术方法，即“有控制的、随机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