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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故事的讲述者。仰面躺下，我们仰望夜空。这里是故事的开始之处，繁星在夜晚窃走了人类的确信，时而返还以信仰。那些最早发明星座并为之命名的人，就是故事的讲述者。勾勒繁星之间假想的线条，赋予它们以形象和身份。那些串联在线上的星星就像是编织在叙事中的事件。对星座的想象当然不会改变这些星星，也不会改变周围的黑寂，但却改变了人们解读夜空的方式。
时间的问题恰如天空中的黑暗。每件事都被记录进自己的时间里。事件群聚，时间重叠，但是它们共有的时间却不会因为事件串联而延长。
饥荒是一连串的悲剧事件，但对于北斗星来说无关紧要，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时间之中。
兔子和乌龟的寿命是由它们的细胞决定的。一个生命能存在多久，其肉身自有尺度。除非使用一种独立于兔子和乌龟的抽象概念，否则无法将两者的时间加以比较。人类引入了这一抽象概念，并像组织了一场比赛般来看谁会第一个到达终点。
人类独一无二，因为人类由两类事件构成：生物有机体事件（在这点上，与乌龟和兔子无异）和意识事件。因此，对应着这两类事件，在人的身上共存着两个时间。在一个时间里，人孕育、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而另一个时间存在于他的意识里。
第一个时间了解它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没有哲学问题。对于第二个时间，人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任何文化来说，首要任务就是理解意识时间，即理解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当代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解读——其他解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日趋边缘化——它构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事件的统一、抽象、单线的时间法则。据此法则，所有的“时间”都可以比较和调整。这个法则认为，北斗星和饥荒属于同一种算法，这种算法超然于两者之外。此外，人类意识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事件。这种对意识时间进行的“解读”，将意识视为被动的存在，像地质层一样。如果说现代人沦为了实证主义的牺牲品，那么它的开端，就在于否定或废除由意识事件所创造的时间。
我们实际上总是在两个时间——身体时间和意识时间中穿梭，并由此产生了身体和精神的区别。精神第一，而且高于一切，它是身体时间的核心。
往日的
残痕。
明天仍然盲目
缓慢前行。
视线和光线
相向而行，
交会之时
诞生了一天，
睁开双眼
高如初生之驹。
潺潺的河水
紧抱薄雾
不只须臾。
山峰正在天上
留下记号。
停下并聆听
挤奶机的声音
就像牛犊吮吸。
曙光初热
森林覆盖的山峦
计算自身的陡峭。
卡车司机正
意外地
由熟悉的
山口
驶向另一个家园。
草地很快就会比
牛角
更为温暖。
惊奇的是
迎面而来
是生与死的护卫队。
马克思曾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他一语双关。第一层意思是说富人害怕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害怕革命。第二层意思，是提醒我们每个现代社会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转瞬即逝。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转换了角色。它曾经是过去的守护者，现在却成了未来的助产士。它不再谈论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谈论席卷一切的变化法则。在任何地方，历史都被视为进步的，有时是社会政治的进步，有时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历史理所当然地为那些绝望者和被剥削者，提供为正义而斗争的希望。（在第三世界，随着20世纪接近尾声，这种希望日益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在相对富裕的世界里，历史上那独特又贪得无厌的索取已成过往。
人们因此生活在一个新的时间维度里。过去相对恒久的社会生活如今必定变动不居。鉴于世界的现实情况，这给予了一丝希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生命中的两个时间谜团面前，人们比过去更加孤独。社会价值不再承载意识时间，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公认的社会价值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我想到切·格瓦拉——革命意识全新演绎了社会价值这个角色。
当我闭上眼时，一张张面孔常常在我面前浮现。每张脸庞清晰可见，如同版画一样棱角分明。
我把这件事讲给一个朋友。他说，这肯定与我生命中的经历有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才三十多岁——我曾专注地看过成千上万幅画作。这似乎很说得通。但它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绘画的主要功能还是描绘那些很快会消失的事物，让它们持久呈现。
这些面孔我都不熟悉。通常他们几乎是静止的，但不是静态的，他们是鲜活的。他们就像人思考时的面孔。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在看他们。但我能够让他们看着我。“让他们”或许言重了，因为我并不需要费什么劲儿。我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而不是看着一群人，然后他（她）就像日常生活中经常做的那样，抬起头来回望我的注视。他们通常离我三四米远，但当一个人回望我的目光时，他（她）的表情如此生动，相隔好似仅有几厘米而已。
尽管面容和年龄有所不同，但表情总是相似的。生动之处非关情绪，非关快乐或痛苦，而是那张脸直视着我，沉默不语，仅凭眼神就证实了它存在的现实。仿佛我的目光呼唤出一个名字，而那面孔回应了我的目光，回答道：“在！”
我一直都知道，如果睁开眼睛，这些面孔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太清楚当我闭上眼睛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之间的屏障，是我穿越而过，还是他们穿越而过？他们属于过去，绝不是因为他们的衣着或面容的“风格”。我从他们看我的眼神中知道，他们属于过去，因为他们已死。他们带着似乎认出我的眼神看我。
在半梦半醒之际，可以去两个地方：在梦中逃离，或是睁开眼睛，感知身体、房间和窗外雪地里聒噪的乌鸦。这种状态与清醒状态的区别在于，语言和意义之间没有距离。这是我们最初被命名的地方。从那里我看到了出世前的自己——出世前九个多月的样子。或许现在，子宫里即将到来的生命比死亡更遥远。
“孕育”召唤着生命的出现和形成。但先前存在的东西，虽然没有成型，却既不模糊也不中性（之所以用“中性”而不用“中立的”，因为此时的存在已具有性征，一种无差别的性征）。我没有定所，且如此天真。我并不特别，且如此无懈可击。即便如此我也很开心。这唯一幸福的形象——唯一越过完全清醒的世界的边界走私来的形象，不是我自己的形象，因为边界那边并不存在，而是类似我形象的东西：一块平坦的岩石，水在上面流淌不息。
我们都是故事的讲述者。仰面躺下，我们仰望夜空。
托尼·古德温（Tony Goodwin）如今在哪儿？他的死亡，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他已不复存在。这是物理事实。两周前，他们在果园里烧树叶。我在灰烬中穿行，去往村庄。骨灰即是灰烬。从历史角度来讲，托尼的生命已属过去。他的肉体燃烧化为碳，重新进入世界的物理进程。碳是所有生命形式的前提，是有机物的来源。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编造一种似是而非的不朽炼金术，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我对时间的看法正被死神无情地盘问。用死亡来简化我们自己毫无意义。托尼不再像他的同代人那样，活在时间的联结中。他就像钻石和变形虫一样，处在那个联结的圆周上（不是圆圈的圆周，而是球体的圆周）。他和所有的死者一样，处在这种联结中。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全然没有活人的世界里。死者是生者的想象。与生者不同，对死者来说，球体的周长既不是边界也不是屏障。
永无止境而恒常不变
如那寂静
将画眉鸟纳入袋中。
逝者的眼睛
刻在我们掌上
如我们行走的土地
将画眉鸟纳入袋中。
我眼前桌子上的照片已成罪证。即使这里离土耳其千里之遥，也最好不要把它印出来。照片中，六名男子在安卡拉郊外一间木屋里排成一行。这张照片拍摄于两年前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之后，其中有五位工人，最大的有五十多岁，最小的有二十八九岁。
每个人都那么真切，就如同母亲眼中的孩子一样。一位秃头，一位卷发，两位精瘦，一位肩膀宽阔且浑身肌肉。他们都穿着单薄廉价的裤子和夹克。这五个人的着装与资产阶级的差距，就像他们在首都居住的棚户区之于老板和商人居住的、带法国家具的别墅。
如果他们在公共浴室脱掉衣服，警察和军官应该很容易辨认出他们是工人。即使这五个人半眯着眼来掩饰他们的表情，装出一副十足的冷淡模样，仍然难以掩饰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他们在神灵的魔法帮助下，用高超的技艺装出一副投机商情妇的典型神态——甜腻的取悦、不屑，以及贪婪的神情——他们昂首挺胸的姿态仍然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就好像他们在受孕的那一刻，法庭就已宣判他们将在十五岁时被斩首。时辰一到，他们昂首挺胸像其他工人一样抵抗。颈背和肩胛骨之间，抵抗的张力清晰可见。世界上大多数工人身上都背负着同样的烙印：象征着他们充满劳动力量的身体如何猛地与头颅分离，头脑中的思想和想象仍在继续，现在却不再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木屋里这五个人来说，抵抗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反应，不仅仅是对抗不公时肌肉本能的拒绝——这抵抗来势迅疾，无可救药。他们的抵抗愈来愈烈，融入了他们的思想、希望和对这世界的认识。他们犀利的眼神彰显的不仅是身体的反抗，也是激进的抗争。
1980年9月政变
后，五人所属的左翼工会联盟DISK（土耳其进步工会联合会），和所有其他政党一起，被宣布为非法。
至少五万人被捕。已有几百人（尤其是激进的工会成员）被判死刑。追捕层层铺开，官方使用酷刑来挖出更多的嫌疑人和联络网。这张照片也因此成为罪证。
数千人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迄今为止，至少有八十人死于酷刑。很可能这五人中就有一人正在受刑。在他母亲眼里那么真切的身体，却要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这张照片诉说了多少关于政治的事情！政治从一开始就无法遏制。这五个人，拥有爱情、孩子、歌曲和对安纳托利亚的记忆，却成为无名的上当受骗者。他们遭遇领导不善，组织草率，沦为那些任性放纵又颇具魅力的领袖的牺牲品。但他们对此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也不奢望在这熟悉的世界里有更好的结局。
他们明白，安纳托利亚的冬天总会下雪，夏天也总会有动物因干旱而死，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镇压。乌托邦只存在于地毯上。他们也知道，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难以忍受，但命名不可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
遇到不可忍受之事，行动势在必行。这些行动受制于人生的苦难。但纯粹的希望一开始就存在于命名不可忍受之事的能力中，这种能力来自遥远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和勇气必不可少。施虐者的时代令人痛苦，但只存在于当下。
如果我把照片上木屋里五个人的头部遮住，这照片就不再是罪证了。人们只看到他们的手、单薄的衣衫和敞开的衣领。但即使没有头，他们的身体也遭受了施虐者的囚禁。艾哈迈德（Ahmed）、萨利布（Salib）、穆罕默德（Mehmet）、德尼兹（Deniz）、克里梅（Kerime）……一切终将结束。
冬日阳光下，白色石头的天使雕像，她的翼尖与村庄后高高的鹰色悬崖融合在一起。天使握着一位士兵的手腕，这位士兵的腿断了，快要死去。天使没有救他，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士兵的跌倒。但是握住士兵手腕的那只手轻若无物，甚至不及护士触碰脉搏的力道。如果他的倒下看似缓和了，那也只是因为同一块石头雕刻了两人。
底座上刻着1914年至1918年间在战争中阵亡的四十五位士兵的名字。二战后，在基座的另一侧又增加了二十一个名字，其中的七人被驱逐出境，死于德国的集中营，其余的在战争纪念碑附近被机枪扫射而死。他们都是游击队成员，一些人临死前，曾在法国当地盖世太保总部阿讷马斯（Annemasse）的帕克斯饭店遭受酷刑。那位拥有纤纤温柔手的守护天使，在帕克斯饭店，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现过吗？
这些人或许都曾想象，等到国家解放后的某个清晨，一身伤痕亦可无忧无虑地再次漫步于乡野。如果说天使雕像代表了什么，那她代表了那个清晨。
1981年7月16日上午11点，我没有看到未来的城市或新的技术，我也没有见到这些城市沦陷。我之所见与预言无关。
我只看到了如此熟悉的乡村道路，倘若有根手杖，蒙着眼都可以闲庭信步。几年前有位盲人去世了。他出生时就双目失明，但可以从四公里外居住的村子步行到这里。他养的蜜蜂产蜜最多。他在砧板上砍木头时，从来都没砍伤过自己的手。
上午11点，天气晴朗，天空湛蓝。北风徐徐，群山上几朵白云飘动。
那一刻的村庄街道，就像是未来回眸所见。我所看到的已然成为遥远的过去。这种时空移转如此平静，近乎静止。
三色旗飘扬，圣母像前的男男女女，如今成了他们后代心目中的景象。这些善男信女接受那份神秘和安稳，接受生活的不圆满。他们等待着后代用知识和行动来成就圆满。但他们又是圆满的，因为他们已经成全自我——为此已用尽全力。
我看到了未来，就像那个盲人看到了通往村庄的路。
一本关于时间
如何不存在的书，
过去和未来
如何成为一个绵延的现在。
我认为所有人——那些活着的，
那些曾经活着的
和继续活下去的人——现在都活着。
我想细细讲述时间的话题，
如同一个士兵拆解他的来复枪。
——叶夫根尼·维诺库罗夫（Yevgeny Vinokurov） [1]
[1] 引自Daniel Weissbort，ed.， Post-War Russian Poetry （New York：Penguin Books，1974），p.103。由Daniel Weissbort 译为英文。（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