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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环境问题，是在现代文明的急剧发展与文明圈的急速扩大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体系，进而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存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语境中叙述的。文明与自然在这里被描绘成对立的格局，但与之相似的格局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提到了。为何？因为被称作黄河文明的古代中国文明是以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惊人破坏为代价形成的，这引起了思想家们心中对文明与人类未来的不安。
在黄河流域，以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为代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已经出现了被巨大城墙包围着的城市群。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衰落时，随着取而代之的青铜器文化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600年。有人推测二里头文化时期与禹王开创的夏朝相当。
夏朝国祚持续了近500年，于公元前1600年为殷汤王所灭。殷朝时期，黄河流域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原野上有大象、犀牛、牛、马、老虎、鹿等大型哺乳类动物生息，河流和四处的湖泊上有无数的水鸟在飞舞。
然而为了建设巨大的城市和坟墓，同时为了制造美丽的青铜器（图1、2），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材料或燃料，森林急剧减少。原来的野生动物也因为森林的减少和滥捕滥杀，数量逐渐减少。文明发展开始对自然造成真正的破坏。
殷朝绵延约500年，于公元前1100年为周武王（图3）所灭。周王朝的首都曾设在镐京（今天的西安），但公元前771年受到西方异族犬戎的攻击，于公元前770年迁都到东边的洛邑（今天的洛阳）。迁都以前称为西周，迁都以后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部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03年至秦朝再次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原本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以被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市国家为原型的（图4）。汉字“國”取代“邦”表示国家，其中包含了武器“戈”。这一字形表示，“國”是为预防外敌入侵而用“戈”守卫的领域。“国”字最初没有国字框，而是以“
”表示其是被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市，之后才增加了国字框，成为“國”，其字形更强调城墙的存在。周王朝以后，各地都在建设巨大城市，其数量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以日新月异之势增长。
城墙最初只有一个，但是出于加强防御的必要，国家的首都或重要的城市逐渐建造起外城与内城的双重结构。在首都，外城与内城之间一般是居民区或市场，内城内侧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宫殿和祭祀君主祖先的宗庙。与外部相通的四个大门处设有看门人，严密监视人们的进出。城市的最大特征是人口、物资、知识、文化高度集中。因此，城市是文明的基点，城市建设与文字的使用是促进文明发展的车轮。由于城市建设与文字的使用几乎只有汉人才能做到，所以汉人通过在以城市为基点的阵地战中取得胜利，逐渐将不能进行城市建设的异民族赶出了中原（黄河流域）。
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周天子统治力衰退、诸侯混战的乱世。于是，各国想方设法增强国力和军备。这更加促进了对森林的砍伐，原野也被逐个开发成生产粮食谷物的耕地。野生动物得以生息的环境自然也迅速消失。巨大城市文明的发展使自然因开发而受到破坏，黄河流域变成了一个黄土裸露、尘土飞扬的干燥地带。这一负面遗产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如流沙或保水力减少带来的沙漠化、降雨量减少、洪水多发、表土流失等——困扰着现代中国。
在此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以思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最早面对并亲身体验了古代文明急速发展与自然完全遭到破坏这一问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自然从各种角度积累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在与现代相似的状况中积攒起来的他们的思索，在我们考虑现代的环境问题时，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本书第一章讨论的是太古时代的环境问题。人类如何在压倒性的自然威胁中生存下去，是当时的环境问题。因为如若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没法充分理解文明对于人类具有何种魅力。
第二章追溯残留在古代文献中的一些有关文明出现的细微的记忆。文明作为黑暗混沌中出现的光明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建造巨大的文明，需要城市建设与文字的发明。本章聚焦于文字的发明，阐述面对以文字发明为象征的文明的发展，不只有人举双手称赞，认为其使用让世界变得明晰而有秩序，还有人将其看作对自然敬畏之心的丧失，并对文明的前途表示担忧。
第三章讲述的是重视礼的儒教的文化构成。儒家所说的礼之本质在于身份的贵贱、高低与装饰之多寡成比例，由此固化身份差距，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在儒家理想的礼教世界中，在华美装饰包裹下生活的人构成了社会的上流。故儒家的立场乃积极肯定富裕之消费，全面歌颂文明之发展。因此，儒家对于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报以乐观态度，认为自然界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以维持文明社会之所需。
第四章写的是与儒家对立的墨家思想。墨家担心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总量不足以维持文明社会。故墨家主张人类没有将资源浪费在装饰上的余力，若不勤勉劳动，实行彻底的节约，人类将无法维持文明社会。也就是说墨家追求的文明社会是自我控制物质欲望、极力压制资源消费的社会。
第五章写的是对文明本身持批判态度的道家思想。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家对过于相信人为的可能性，对世人随心所欲发展文明的行为提出警告，倡导改变价值观，从重视物质繁荣转为注重精神富裕。在这一章，我还将从诸子百家中除儒家、墨家、道家以外选择几位与文明观相关的思想家进行介绍。虽然其在内容上或与文明观的关系稍浅，或者资料欠缺，鲜有正面解释，但作为一种想法依然有其有趣的一面，所以简单做一介绍。
从思想史来看，儒家、墨家、道家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经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墨家于秦朝成立后消亡，道家也从未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最后，在此之后的中国，儒教真正发挥了中华文明支柱的作用。不过本书打算与这种思想史的视角保持一定距离，把儒家、墨家、道家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以比较三者的文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