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詹姆斯·托·法雷尔
[未注日期][芝加哥]
亲爱的法雷尔先生:
也许您会觉得很惊讶,《灯塔》杂志的副主编居然会和您的政治观点一致,可事实的确如此。我和艾尔·格罗策说了好几次,请他帮我给您写封信。我懒得再和他说了;我敢肯定他没写。也许他不屑于把他那种马基雅维利 式的天才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信件上吧。
如果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份杂志,从[西德尼·]哈里斯的信里您对他得出了什么印象,您认为这份杂志承担的是什么角色,您觉得这份杂志能不能有些用处,我就和您详细说一说这份杂志的来龙去脉,并且说明我在其中起的作用。我先给您透露一点信息:就编辑工作而言,我没法让这份杂志转向左翼,因为哈里斯是个十分精明的机会主义杂种,他不会允许的。但是如果本刊作者都是举国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杂志可以因此增加分量,那么我们可以很快就让哈里斯靠边站。
斯大林的追随者已经把他开除了,而且强烈谴责这份杂志。本地共产党分管教育的主管杰克·马丁(Jack Martin)给哈里斯写了一封信,说他是一张法西斯主义唱片,是盖世太保 的代理人,还有几种缺乏创意的说法。不知怎么弄的,斯大林的追随者们不再遵守集中的纪律,而是通过加入自由主义小组分散开来了。他们人分得太散,马丁的指示还没有传达到全体成员呢,每天都有满脸稚气的青共联小男孩来要版面,要登美国青年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会讯,这些版面哈里斯都免费提供,甚至用得很浪费。
我们当然还没有失去共产党这个客户。因为我们周围挤满了自由主义者,而[厄尔·]白劳德 的部下也必然要聚在自由主义者身边,就像果蝇必然要聚在美味的香蕉上一样。如果哈里斯觉得有利可图,和解就有可能。不管是暗杀掉一个顾忌还是用刀捅伤一个原则,哈里斯都不在乎,只要能盈利就行。
期待您的回信。
谨致问候。
贝娄时为《灯塔》月刊的副主编,这份杂志是他的儿时朋友西德尼·贾·哈里斯创办的,自我宣传为“芝加哥的自由主义杂志”,这个编辑立场与贝娄年轻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情并不相投。在这封信里,他的意图是要和法雷尔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的作者联起手来。厄尔·白劳德1932年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他支持人民阵线 ,其政策是与自由主义者友好相处,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但这一政策受到斯大林的制裁。白劳德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参加了1936年的总统大选,得到80195张选票。艾尔伯特·格罗策(1908—1999)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发起人,也是在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马尔马拉海普林基波岛上的时候登岛看望他的第一个西方人;格罗策在那里给他当秘书和警卫,时间不长。1937年,他在墨西哥城给约翰·杜威 带领的使团当速记员,这个使团的任务是揭露斯大林指控托洛茨基所采用的欺诈手段。格罗策后来成为贝娄终生的朋友。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37年9月29日,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今晚真是过写信节了,我写了四封信。传递消息,或者不如说制造消息,我是一点儿也不累,因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没什么确实很重要的消息,除了一条,就是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复活了。艾萨克的骨髓里开始冒出了一点儿软骨。谁知道呢,再长长有可能长成骨头吧。他现在是个一本正经的学者了,要是他控制好自己,不再做他那些自说自话的演说,明年他就会成为一个地道的君子。他认真读书,无休无止。突然间他就严肃起来了,这一个星期都没有露出超现实主义的迹象。
理直气壮地批评人一向非常容易。那个星期六我找你的茬自然无可宽恕。就因为那件事,我欠了你多少人情,就招了多少骂,你的毛病也分摊给了我。此外,我既不知道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做出那样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是按照自己生命中无意识的私密部分所给出的提示去做了。
可你他妈的真是烦人。而且虽然我不该那么不耐烦,这次吵架的起因也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是你造成的。你的放荡轻佻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我都受不了了。你的做法背离了纽约,背离了你的母亲,也背离了珀尔;这样做就是回到了一种隐晦却十分痛苦的自我认识,我说过这种一知半解的状态会造成压力,其他事情一派混乱也会把你压垮,你却以那种狂放不羁的姿态拒不接受。我说的这些话不全对,可也不全错。起码有点真理的萌芽吧,否则我的生活也太出类拔萃了。
我猜艾萨克把我生病的事告诉你了。我现在还是很虚弱,兔子的肚皮都比我结实。现在我要躺下了。
祝好。
奥斯卡·塔科夫(1915—1963)和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始终是贝娄最亲密的儿时好友;仨人在芝加哥洪堡公园区相邻的几条街道上一起长大。1937年春天,贝娄从西北大学毕业,获人类学学士学位,同时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奖学金,而罗森菲尔德那时已经是该校的博士生了。
致奥斯卡·塔科夫
1937年10月2日,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先说说我家的事:果不其然,我走以前家里大闹了一场。我父亲像海绵一样软硬不吃,轻易不肯让步。他的生意经跟着他钻进了私人生活,他用各种顾忌折磨着他爱的人,而那些顾忌都是他从那个我极为讨厌的世界学来的。他开始像波洛纽斯 那样唠唠叨叨地教训我,痛骂我所有的朋友,警告我,恳求我,什么招都用,就差没有诅咒我了。当然了,他把我坚持的所有事情都给诅咒了,这也等于是诅咒我啊。前天晚上他把我折腾得要死。阿特·贝尔斯托克 的事已经结束了,可老头一发现阿特到过俄国,马上就用他自己那番道理加辱骂攻击他。我刚要走,他就开始骂我,我一下子火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我的人品范畴中他在哪个位置、我对他的建议怎么看,还有就是我打算按我认为适当的方式生活。你可以想象,我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不决,也没有一点低声下气。我告诉老头,要是他不想给我在麦迪逊读书所需要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补贴,我就留在芝加哥,找个工作,找个老婆,永远离开家生活,这其实也挺好的。我连喊带骂,煤仓震得嗡嗡直响,老头没法,使出最后一招,硬说有人找他,悄悄地溜进夜色里去了。我再次听到和这件事有关的消息是,老头很伤心,因为我没给他写信。发生这样一场冲突之后,难道他还指望着一份爱的宣言吗?老太婆[贝娄的继母]给你打电话就是为这个;想看我是不是给你透露过什么。
今天上午收到我哥萨姆的一封信,信里催我赶快给老头写信,我想我现在得写了。可我跟他说什么呢?他对我的看法和我的真实状况差太远了。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成器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却没什么追求,也就是没有发家的雄心壮志,根本没有能力达到他那个世界的要求。(他错了,我不是没有那个能力,而是没有那个愿望。)我父亲,大概还有所有像他一样的父亲,对教育有着一种极为幼稚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实际生活以外,教育就是件例行公事,教育应该让人具备一种和物质本体(钱)紧密相关的上流社会优秀气质。他们不去设想这种教育会对道德生活和智能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而且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个美学生活。他们不发神经的时候都是好人,说到底,我们又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想把学来的那些概念付诸实施,那这种冲突就必然发生。我和老头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我该和他说什么?以他的方式来看,他是个举世罕见的珍品。比如:他夸口说他看过普希金 、莱蒙托夫 、契诃夫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我相信。可他怎么能睁眼看着这些人却又竭力像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行事呢?[……]
我家的事就说到这儿。
看来你要学人类学了,我的天!这比英语系要好太多了。要是不以学一种挣钱的技能为目标的话,这个专业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里最有活力的学科。你既然要读书,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学科,对你帮助最大。当然了,你得学会保持平衡,不过学人类学要比学英语好办一些。至于如何满足财务要求好让你修完学业么—— 那再简单不过了 。好学生有大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你不知道很多作家在社会知识方面有多么幼稚。咱们这个时代的倾向是无论如何都要把道德高尚看得高于美学素养的。我觉得咱们谁都不是纯正的美学家。艾萨克是最接近的,也不行。人类学里有些东西会有点麻烦——史前史和体质人类学,还有描写人类学里的一些内容。可那毕竟都是人类学里最不重要的部分。我把那些东西看成必需的手段,也就是社会哲学的工具。费点力气,用一用,然后就可以甩到一边去了。进而言之,若是长于理性思维,即便在工具中,都能发现某些神奇之处。
你一定要见见[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就连艾萨克都完全让这个人征服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公民,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他了解毕加索 ,不次于他了解钦西安人 的宗教,他了解莫扎特,就像他了解巴斯蒂安 ,他还了解托马斯神学 ,就像他了解波利尼西亚 。你一定要看看他书架上的那些书。[艾尔弗雷德·路·]克罗伯 旁边就是西德尼·胡克 ,还有列宁,当然还有很多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研讨会上他可以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埃利泽·雷克吕斯 的人类学思想,那可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 的挚友啊。他是个钢琴鉴赏家,是个美学家,是个布尔什维克,是个教养深到骨子里去的人。
我在听大师金博尔·杨 开的高阶社会心理学研讨课,和他一起主持这门课的是他的朋友[艾利赛奥·]维瓦斯 ,艾萨克会很高兴在信里和你说说这个人。还有一门介绍古典经济学家的课,一门欧洲史前史。
我猜你看完这封信用了大半个钟头。慢慢琢磨去吧。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戈登威泽(Alexander Alexandrovich Goldenweiser,1880—1940),乌克兰出生的社会科学家,弗朗茨·博厄斯 的学生,因在图腾崇拜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和充满魅力的教学风格而极受敬重。1937—1938学年他住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37年10月13日,威斯康星,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我要怎么帮你才好?我能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全心全意去做。就是在地狱里躺在你身边,我也会尽全力帮你。可地狱是给咱们祖先用的。对咱们来说,什么事都没那么简单。我提不出什么建议,一方面是因为我和你的情况相差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呢。
我是个怪人,奥斯卡。我身上老是发生没法解释的怪事。此刻我深陷于爱情之中,我想我得继续爱下去,因为这是我的救赎。可换成你,你就没法在爱情中得到救赎。看出咱俩有多么不同了吧?就连咱俩对爱情的容量都不一样。
你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你得跟自己的心魔角力,因为我虽然此刻已经把我的心魔压倒在地,可他还在乱踢,并没有认输。
尽管如此,我觉得你的路子是对的。不要放弃人类学;我但愿自己能接受人类学的全部内容。人类学没准能让你更接近真理,也没准能让你更加快乐。如果你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领域可以让你施展拳脚,你肯定起码会感觉更加自由。要是有哪个学科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人类学了。你看看《一个帕帕戈女人的自传》(美国人类学会回忆录丛书) [1] 这本书,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是美国人类学会出版的一部专著,在期刊阅览室一定能找到。去年才出版。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宇宙存在。还有其他的生命,带着泥土的颜色 ,像洞穴的墙壁一样狭窄,却仍然像岩石一样宽广、像狼一样自由凶猛。
看看这本书,然后给我回信。
祝好。
致奥斯卡·塔科夫
[邮戳标识为1937年12月7日,威斯康星,麦迪逊]
亲爱的奥斯卡:
我是狠下心来,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信的;这样对你真是很不像话。不过现在正是论文准备阶段。我手头有好几篇论文要写,也许超出了我应该承担的工作量。结果自然就是,我得承受比平时更多的焦虑。我知道我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了抽烟和瞎忙上面,工作的时间反而不多。可我改不了这个习惯。
艾萨克的论文是以乔西亚·罗伊斯 的“绝对”概念为主题的,从他一开始写论文起,他就让人无法忍受,到现在都这样。哲学系要是给十足的模棱两可和谨言慎行的含糊其辞颁发桂冠,他们应该把枝叶最鲜嫩的那一顶颁给艾萨克。如果这篇论文得到[马克斯·卡·]奥托 首肯,艾萨克就能留下来。否则他就得回家。不过在写作过程中他突然发现,他有事干的时候,没有芝加哥他也能过得很好。艾萨克将来会怎么样,比我还要难以预料呢。
我没空详细问你对人类学的感觉。要是你想主动提供什么信息,我乐得洗耳恭听,因为如果我有必要劝你打消某些念头,那我最好还是现在就开始准备。
祝好。
两个学期后,贝娄放弃研究生学习,返回芝加哥,和安妮塔·戈什金结婚,安妮塔是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市人,克里米亚犹太移民的女儿,在美国西北部激进人士的圈子里很引人注目——“心直口快,胸部丰满,相当固执”,这是贝娄高中的朋友赫布·帕辛对她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