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个罗布·雷克斯勒吧?
就是那个写了关于魏玛德国
的戏剧和电影的所有论著的人,《战后柏林》的作者,颇有争议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研究也是他的成果。此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不过你从他的著作中是猜不出来的,身体有缺陷——算不上残疾,仅仅患过小儿麻痹,年纪轻轻,走起路来腿就有点儿瘸。读他的作品时,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一个伟岸的大汉,实际上他身材矮小,而且弯腰曲背,着实令人吃惊。你想不到这位下笔一泻千里的作家却长着短截截的脖子,长曳曳的下巴,而且还是个罗锅儿。然而这都是些小毛病,跟他一交谈,你顿时就会忘掉他的缺陷。
因为半个世纪以来,纽约一直是他的基地,所以人们估计,他是西区人或者布鲁克林人。其实,他是个加拿大人,出生在魁北克的拉欣,对于一个写了如此多关于大都会柏林,关于虚无主义、颓废、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于一个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描写为由各列强领袖端上来的“人肉三明治”的历史学家来说,不大可能出生在这个地方。
不错,他就是出生在拉欣,父母是基辅来的移民。他的童年是在拉欣和蒙特利尔两地度过的。就在眼下,大病一场,从鬼门关走了一回以后,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或需求,那就是,重游一次故土。出于这种原因,他接受了麦吉尔大学的讲学邀请,尽管他对贝特尔特·布莱希特的兴趣日渐索然(反而有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反感)。尽管对布莱希特和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斯大林主义——感到厌倦,但依然对他不离不弃。他本可以取消这趟行程。他仍然处在恢复期,身子虚弱。他给麦吉尔大学的联系人写过信:“我一直在鬼门关上跳格儿,既然要单独旅行,就得安排从售票处到闸口之间的轮椅。可以指望有人在多尔瓦勒接应一下我吗?”
他还指望一名司机开车把他送到拉欣。他叫司机把奔驰客车停到他的出生地前面。街道空荡荡的。那幢矮砖房是仅存的一座。这一带的所有建筑物都拆毁了。他告诉司机,“我要沿河走一走,你能不能等半个钟头?”他心中有数,知道他的双腿很快就会走累,空荡荡的街道也会冷森森的。这一地区十月下旬差不多就入冬了。雷克斯勒穿的是深绿色的大氅式萨尔兹堡洛登缩绒厚呢外套。
乍一看,没有一点儿熟悉的东西,在这里你见不着人。你对圣劳伦斯河的广大和疾速感到惊讶。孩提时,你被那些整洁的街道包围着。现在这条河已经展开了,还有天空,展现出长长的、静止的秋云。险湍滩白花花的,河水卷过岩石。老哈德逊湾贸易站现在是一家社区活动中心。河对面,在苔藓和烟尘阴暗的画面里耸立着一座狭窄而又土气的石头教堂。难道附近不曾有过一座女修道院?他没有寻找。河下游,在远处的河岸上,他隐约看见印第安人居留地考纳瓦加。按照帕克曼
的说法,一大批考纳瓦加莫霍克人穿着雪鞋穿越数百英里,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期间
突袭并屠杀马萨诸塞迪尔菲尔德的定居者。难道这些印第安人不是莫霍克人?他记不得了。他相信他们是易洛魁诸部落之一的人。就此而言,他说不上他的出生地在七号路还是八号路。如此多的路标荡然无存。那座小小的犹太会堂已经成了家具仓库。街上既无妇女,也无小孩。从自治领桥梁公司来的移民劳工一度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从雷克斯勒的母亲七十多年前用他的披巾十字交叉把它捆住、用黑黢黢的炉铲铲雪的狭窄的前院(土地肯定很贵),你可以看见宽阔的河面——一直在那里。堵在无数面包店、香肠铺、厨房和卧室的后面。
在拉欣运河旁边,水闸的“蓄”水静静的,绿绿的,雷克斯勒回归的各种理由开始成形了。当他问他要怎么办——仅仅在两个月前医生们已经把他一笔勾销了,那位专家告诉他,“你的肺白透了。你的命我是没辙了……”雷克斯勒答道:“我没有力气了。我使出劲,可就是弯不下腰系鞋带。”
那他干吗还要不辞辛苦到这里跑一趟呢?是多情还是怀旧?他是不是想回味他母亲怎样爱得无言,把他绑在毛衣里,然后用一把小铲把他搁在雪地上?不,这不是雷克斯勒的风格。他是个意志坚强的汉子。几十年前把他引向贝特·布莱希特的正是这股劲。怀旧,主观主义,内向——凡此种种,现在已经自讨没趣,传为笑谈了。然而,他没有向答案前进半步。在他这把年纪,死缓期限只能短,不能长了。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把加拿大自治领桥梁公司的乌克兰裔、西西里裔和法兰西裔劳工们圈在里面的砖砌灰墁的房屋现在也把他们与将其银灰色的激流涌向北大西洋的圣劳伦斯河隔断了。为了再看一眼他们的平房,就疲于奔命地跑这么一趟真划不来,机场的折腾,特邀演讲人闲聊的煎熬。
反正,他把死亡看作每个生灵必须进入的一个磁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甚至认为既然他在呼吸机下整整一个月没有意识,他还不如死在医院里避免进一步的麻烦。然而他现就在他 出生的地方 。重病特别护理告诉他,监控他心脏的电子屏上的图像消失了。波形曲线消失了,最后连符号也消失了,崩溃了,闪现出的只有一连串问号。死机了,就说明要从无意识向完全没有意识过渡。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现在这个枯木朽株般的土生子就站在土堆上的秋绿掩映下的船闸旁边的猴园里,他扪心自问,这一切是不是对他有限精力的一种合理消耗。
这名厨娘叫罗茜
她从蒙特利尔来
曾在拉欣大运河上的
运木驳船上当招待。
雷克斯勒曾不止一次想到开一家事务所,帮助那些只记得一节歌谣或歌曲的昏蒙人物。只收二十五美元,你就可以提供全文。
他记得一艘驳船停在船闸里时,拉欣人,要么是无业闲荡,要么是消磨时光,常跟水手闲聊,开玩笑。他本人也曾到过那种场合。听了那些俏皮话,又是乱挥手,又是露齿笑。当时还是个孩子,身体是干净的。现在对那种事情加以推断,在拉欣最后的一个童年假期期间他依然是正常的。到了那个夏末,他得了小儿麻痹,身子被扭曲成了一棵缠障树
。接下来,青春发育期把他变成了一个瘸腿体操运动员,他的骨架成了正在训练的杂技演员那样运作的器械。现实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天真而惩罚你的。它把你变成了一个节肢动物。然而在他的早年,直到快奔三十的时候,他的身体仍然形态端正,皮肤光滑。随后他的脑袋变沉了,下巴拉长了,连鬓胡子成了一根根粗壮的柱子。然而他下大力气锻炼身体,不让它变成畸形,避免将来成为瘸子。他的长眼睛温情脉脉。他走路带着一种强劲的颠坠。他的重量下移到前行的左脚上。“生命运作的方式本人概不负责”,就是他无声的宣言。
这或多或少就是雷克斯勒,在世纪初闹哄哄跨越大西洋、在把这条河挡在外面的街道上发现了有限的空间的那伙人中的最后一位。他们生活在法兰西人、印第安人、西西里人和乌克兰人中间。
他姑妈罗茜十分疼爱他,七月间,一再把他从蒙特利尔的多米尼克街贫民窟里捞出来。他的拉欣的表哥们都已成年,个个面目机智,坚强,好像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把孩子领上。”罗茜姑妈打发他们出去办事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他坐着他们的小车和卡车嘟嘟嘟跑遍了拉欣镇。
这些都是实在、详细的回想,没有一点儿白日做梦的成分。雷克斯勒因此知道多年来,他肯定反反复复这样回想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这些表哥们,二十岁甚或十六岁都已完全成熟了。大表哥埃兹拉是个保险理算员。二表哥艾伯特,是麦吉尔大学法律系学生。三表哥马蒂,没有大哥二哥那么凶。最小的一个是表姐,名字叫瑞巴。她有胖女孩常有的那种气味,雷克斯勒过去常想——一种明白无误的性味儿。其实,他们都是些性感的人。当然,父母除外。然而埃兹拉和艾伯特,甚至马蒂,各有各的事务需求,要与女孩们打交道。他们在门道里跟女孩们调笑。有时是一个名叫瓦嘉的,有时是一个名叫纳丁的。埃兹拉对生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买进和交换建筑用地——保险仅仅是一门副业——他用曲柄起动他的福特车后会大笑一通,一边往座位上跳,一边说:“你觉得那个怎么样,罗比?”而且顽皮地掐一把雷克斯勒的大腿,使他吃惊不小。埃兹拉长着一张粗糙而又讨人喜欢的脸。他的肤色,像他父亲的一样,黑沉沉的,而且每只耳朵底下都有一些垂直的沟槽,由于喝了一头患结核病的奶牛的奶,脸上起了肿块,一位乡村老医生动手术才把他治好了。然而,即使这些疤痕看上去也挺顺眼的。埃兹拉有种冷不丁地擤鼻涕的习惯。他踩着福特车的踏板。他的气息是男人特有的——咸丝丝的,或者酸唧唧的。对雷克斯勒而言,他就等于是家长——与其说是表哥,不如说是姑父。而当埃兹拉不声不响算盘着生意时,一切嬉笑都戛然而止了。他把上下两排白牙咬到一起,一脸的严肃,再不用意第绪语或者希伯来语开一语双关的玩笑了。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出来就是做好事的,去世的时候留下了数百万的遗产。
雷克斯勒从来没有拜谒过他的坟墓,也没有到其他亲人的坟前去过。他们一起在山坡上的某个地方安息着。瑞巴死后,埃兹拉和艾伯特吵了一架。埃兹拉不在家,艾伯特把她埋在一片遥远的公墓里。“我要把逝去的亲人安置在一起。”埃兹拉认为这是对父母的不大敬,所以火冒三丈。雷克斯勒回想起这件事,驼背动了一下,耸了一下肩,把这份虔敬排遣走了。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可他干吗这么详尽地回想它呢?
一个六月天,他曾跟艾伯特坐车横越“大动脉”轨道,父母在那里拥有租用地产。他们来这里超不过十五年,对这里的语言知之甚少,可是他们在买房产。只有直系亲属才熟悉这中间的底细。他们却守口如瓶。在雷克斯勒的年纪——七八岁——他是弄不明白的。但他在场的时候,他们还是严加防范。结果,他还是逐渐弄明白了。那样的挑战肯定会激发他。
艾伯特表哥一脸机灵有趣的神态,把你放下了车。见了女人,他的眼神就色眯眯的。在麦吉尔,他学会了一种英国派头。他说“天老爷”,他还说“呱呱叫”。乔·科恩,渥太华的一名议员,选中艾伯特当一名学生业务员。到时候,他会在科恩公司里当一名合伙人的,他就不再说“天老爷”,而改说“情况如何?”,这是埃兹拉表哥的可靠预言。然而埃兹拉有他自己的派头。譬如说,老大哥的神态。几千年的古板庄严已经在他身上扎了根了。身居遥远的拉欣的好处就是,他能随意地从《旧约全书》中做一些即兴发挥。
不管怎么说,雷克斯勒跟艾伯特坐着家里的第二辆福特沿着轨道的远边,驶向多尔瓦勒,艾伯特把车停在一座大平房前。这座平房有一个宽敞的白色的门廊,一些圆柱,还有一副用链子悬着的秋千。
“我得进去一下,”艾伯特说,“待一会儿。”
“久吗?”
“看情况吧。”
“我可以出去来回走走吗?”
“我倒喜欢你待在车里。”
他进去了,雷克斯勒记得,这种等候没完没了。阳光穿过六月的树叶。黑沉沉的长春花长满了所有阴凉的地方,年轻女人在宽敞的门廊上来来往往,她们臂挽着臂漫步,或者一起坐在秋千上,或者坐在木制的白色阿迪朗达克
椅子里。雷克斯勒挪到驾驶座上,玩弄方向盘和阻风门——也许是火花杆?他蹲着,用双手操弄那些踏板。一只豁开的牛蹄子要是踩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椭圆形踏板上,那就太对茬儿了。
后来,等烦了。
再后来雷克斯勒心情烦躁起来。
他倒可以一个人待一个钟头。
这时雷克斯勒纳闷儿,他有没有关于什么让艾伯特脱不了身的想法?他或许有过。所有这些穿过纱门、款款而行、在嘎吱作响的吊链中间荡来荡去的年轻女人。
艾伯特不慌不忙地在绿色的地皮之间一步一步迈向福特车。笑呵呵地,装出一副抱歉的神态。他说,“生意比平常要多。”他提到租借。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了。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是怎么说的。他有种噘嘴的模样,不知怎么回事,在雷克斯勒看来,他的嘴已经变成了一种标识:噘着嘴,可是一双眼睛与下边的脸不一致。这双眼睛反映出一种上层权力中心的意愿。这就是雷克斯勒早期的观察方式。他对这种情况的急切、敏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到了古稀之年,他再也不在乎艾伯特的狡猾、他的妓院、他对抗他哥哥埃兹拉的秘密战争了。
在艾伯特停车的第一家糖果店,他给了雷克斯勒一枚两便士的铜币——一位手执三叉戟和盾牌的戴头盔的女人。用这枚硬币雷克斯勒买了两块多孔的浅黄色的蜜糖。他心里明白,这是在贿赂他,不过却说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就那座都是女孩的房子给罗茜姑妈说一个字。那种门外街道上的事情从来都不在家里讲。他把糖嚼成细末,这时候艾伯特进了一间小屋替他妈妈收房租。这不是一名大学生喜欢做的事情。尽管钱的来路无关紧要。
艾伯特出去时,情绪比较好,便让小雷克斯勒兜兜风,穿过牧场和商品蔬菜园去高兴高兴,快到多尔瓦勒才折回。返回时,他们在大动脉的道口看见了一小群人。原来出了一起事故。一个人被一列疾驰的火车撞死了。轨道还没有清理,一时间一溜汽车被堵住了,雷克斯勒站在老式福特车的踏板上就能看见——不是尸体,而是路基上他的内脏——首先是那人的肝,在白花花的卵形石子儿上闪闪发亮,再过去一点儿,就是他的肺。最令人吃惊的是,那是肺——雷克斯勒无法相信火车把那人的身体撕开,把那一对肺挤了出来。肺的颜色是粉红的,看上去仍然充满了气。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血,仿佛火车的高速使血消散了。
艾伯特没有好奇心去考察死者是谁。他干脆不想打听。福特抛锚了,他便打火,然后跳下去用曲柄启动,引擎一打火,挡泥板便抖动起来,随后排成一溜儿的汽车便鱼贯爬过了轨道间的垫板。火车走了——只剩下一条西去的空轨道。
“你在哪儿耗了这么长时间?”罗茜姑妈问道。
艾伯特说:“大动脉道口撞死了一个人。”
这么回答就足够了。
雷克斯勒被打发到院子的菜园里摘西红柿。比起果实本身,藤蔓和叶子带的柿子味儿更浓。你在你的指头上就能闻到它。米克尔姑夫给植株栽了桩,并用从旧裙子和旧衫衣上撕下来的布条把它们绑住。尽管双手颤抖,但米克尔姑父仍然能锄草,能打结。他的脑袋也做一些无意识的动作,不过眼睛睁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你。他的脸被浓密的黑胡子紧紧地夹住。他几乎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话音的时候少,听到胡子蹭衣服的刺拉声的时候倒很多。他盯着你,你等着他说些什么;可是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一摆,继续盯着。孩子们都非常尊敬他。雷克斯勒满怀深情地记着他。他的每只黄褐色眼睛都有一种金色的翳,就像一条熏鱼身上的鳞片。如果他的脑袋左右摆动,那不是因为他在否认什么事情,而是在避开一种震颤。
“孩子干吗不吃饭?”罗茜姑妈吃饭时问艾伯特,“他让你用糖果塞肚子了?”
“你干吗不喝汤呢,罗比?”艾伯特问道。他的笑容很勉强。艾伯特一点儿也不害怕:他,雷克斯勒,会提及门廊秋千上的女孩或他在车里长时间的等候。甚至万一什么事情顺嘴抖搂出去,也不过是他母亲已经怀疑过的事情。
“我只是不饿。”
精明的艾伯特对孩子笑得更勉强了,在给他施加压力。“我想这起事故使他没有胃口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一个人被撞死在轨道上了。”
“天哪。”罗茜姑妈说。
“他被撞开了花,”艾伯特说,“我们只好停下来,他的内脏都出来了——心呀,肝呀……”
他的肺!肺使雷克斯勒想起孩子们学游泳时用的双翼浮水袋。
“那人是谁?”
“一个醉汉。”罗茜姑妈说。
米克尔姑父插话了。“他兴许是个铁路工人。”
出于对老人家的尊敬,再没有人说话,因为米克尔姑父曾经当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劳工。日俄战争期间,他在东方战线当过兵。他开了小差,想方设法到了加拿大西部,被铁路雇用了好多年,铺路轨。他攒下了“分分钱”,他喜欢这样说,打发人把他的家小接了过来。现在膝下儿女个个长大成人了,他是他自己的大厨房里他自己的餐桌上的老祖宗,厨房墙上挂着一幅从古董店弄来的大幅油画。上面有一筐筐的水果,满圈的羊,维多利亚女王用手腕支着下巴。
艾伯特表哥把事情运转得得心应手,成就辉煌,好像在对小雷克斯勒说:“看事情做得怎么样?”
然而,雷克斯勒被鸡汤弄得无所适从。作为照顾,罗茜姑妈把内脏端给了他。鸡已经用她的刀剖开了,这样一来它就凸显出两只被肉丝隆起的浓厚的翅膀,在盘底上棕灰棕灰的。他常常眼瞅着鸡的爪子被捆在一起,倒挂起来,先是扑腾一阵,然后在流血死去的过程中轻轻颤动几下。鸡腿也炖到汤里去了。
罗茜姑妈是他父亲的妹妹,长着全家人都有的那种脸盘,但眼神要尖锐、严厉得多。在滴水成冰的天气下,再没有像她的鼻子那样红的东西了。她的腿粗得令人难受,臀部狂风野火般地越界发展,所以走路简直成了一种折磨。她肯定不会出外招摇,妄想人见人爱,因为她对谁都很刻毒。也许只有小雷克斯勒除外。
“你看见出什么事了吗?你看见什么了?”
“那人的心脏。”
“还有什么?”
“他的肝,还有肺。”
这些软绵绵、胀膨膨的椭圆形物体补缀上了粉色和红色。
“有尸体吗?”她问艾伯特。
“也许被火车拖走了。”他说,这一回没有笑。
罗茜姑妈压低声音说了些有关死者的话。她是狂热的正统派犹太教徒。随后她告诉雷克斯勒他可以不吃饭。她不是个可爱的女人,但这孩子爱她,她感觉得到。他爱他们大家。他甚至连艾伯特也爱。他来拉欣的时候,就跟艾伯特同睡一张床,早晨,他有时候会摸摸艾伯特的脑袋,甚至当艾伯特把他的手狠狠甩开后,他还是不停止爱抚。他的头发长得成排成行,密密实实。
这些雷克斯勒要学的观察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他的存在——而爱就是产生它们的源泉。每一种身体特色都有一种对应的情感。成双成对,它们在他的灵魂里来来回回,进进出出。
罗茜姑妈具有一位动辄就判绞刑的法官的面孔,火辣辣的面孔,她一口咬定这起故事的过错在受害者一方,死者本人。而雷克斯勒,在猴园漫步时,开始感觉出他这次旅行的劳累了,两腿发软,便带着一个瘸腿人的老练审慎,在他遇见的头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一贯乐于跟母亲顶牛的瑞巴表姐说:“我们没法推断他喝醉了。他兴许一时走神儿了。”然而罗茜姑妈的脸色更加火辣了,她似乎相信,如果那人是无辜的,他死了更是活该。她就像贝特尔特·布莱希特辩论谋杀布哈林
是正义之举那样声如洪钟。按照这位剧作家的见解,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是,自尊唯一真正的基础不是被幻想和情感打下的。规则手册里仅有的一些条目都是死条目。如果你没有合上手册,如果你仍然回到那些规则上去,你就该死。
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会多么深沉啊?非常深沉,如果他心肠硬得把无辜看作过错的话。如果像布莱希特认为的那样,他消除了轻信者仍然买账的那些应尽的义务并且从政治中排除了怜悯的话。
矮砖房的毁灭展现了河流的景色,像一片平原一样浩大,但又非常迅疾,景观就跟它们被探险家们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一样了,这些景象的恢复把雷克斯勒的心扉开启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程度,于是他开始考虑,在附近安顿下来,每天看到这种景象是多么惬意啊——买房子也行,租房子也行,为的就是把那些险滩和钢铁色的急流一览无余……干吗不呢?他是个土生子,眼下在纽约没有什么牵挂。然而他知道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能仅仅由这条河陪伴着了此残生(还有多久)。既然放弃了布莱希特研究,他就成了无业游民了。布莱希特是死亡问题上的光。如果他信仰斯大林主义,这种光亮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刀的乐趣,就像在“短刀麦基”
中那样,多少年来都在他的走红榜上。全是那种希特勒前的魏玛货色。布莱希特支持的正是斯大林,他本来应当在一九三二年获胜的。然而雷克斯勒不想把这种观点公诸于众。他病入膏肓了,行将就木了,不想树敌了。如果他变得热衷于论战,知识界肯定会说他是个刻毒的老罗锅。不,对他来说,从现在起这就成了私生活了。
他不想考虑已经使他的拉欣表亲们为他感到骄傲的那些书与文章。“看看罗比怎样战胜了小儿麻痹,成了大事。”埃兹拉表哥经常对他正在长大的孩子们说。
谁也说不清埃兹拉表哥的地产有多广。
然而到临了,患了白血病临终的时候,埃兹拉把双臂甩开向雷克斯勒致意。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坐起来惊呼:“死神已经走进了我的房间。”他的脸色跟他父亲的一模一样——黑沉沉的,布满了一条条顺眼的褶子,完完全全变成了《旧约》上的祖宗——亚伯拉罕祈求主饶了所多玛和蛾摩拉,或者买下麦比拉田间的洞埋他的妻子
。
“天使。”埃兹拉因为雷克斯勒背上的包而语义精微;不完全是一对折起来的翅膀。那时候的真实情况是雷克斯勒像布莱希特—库特·魏尔
演的戏中的角色:双手插在裤兜里,他那怀疑一切的脑袋——太重,歪向一边——需要巧妙地摆好双脚来支撑它。他头发花白,有点儿像正在变干的牛至。他这位奄奄一息的表哥如何对待他,如何对待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纽约剧坛要人的声名?雷克斯勒跟艺术的主流唱对台戏,他的激进的立场就是他所赢得的立场。
现在雷克斯勒觉得,这些年一错再错。他背着手,一瘸一拐沿着拉欣运河步履沉重地前行,想着他行将就木的埃兹拉表哥对他跟麻痹进行的斗争给了高分。
就在拉欣,雷克斯勒有了第二个家。米克尔姑父和罗茜姑妈去世后,埃兹拉担当起了老祖宗的角色,艾伯特拒绝承认他的这种角色。“我承认,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雷克斯勒看到他已经随了大流。这是口是心非。
严格地说,这个脊柱、胳膊、双腿正常的孩子变成了穿着洛登缩绒厚呢外套的畸形大人了,道具帽子扯下来遮住了一脸密浓的连鬓胡子。
当一名革命家总比当一个瘸子强。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罗比,我们是拿弗他利
宗族的后代吗?”埃兹拉说。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哦,这些事情人尽皆知。它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
不出一个月,埃兹拉归天了。几年前他已经把瑞巴的遗骨迁埋到父母身旁。他们都要在一起安息。又过了二十年,马蒂也入了他们的伙。只剩下艾伯特一人了。八十岁时,他仍然是个“寻花问柳的男人”。但是当她们发现他对她们有些什么指望的时候,她们就不肯就范了。现在他不再是个勾引者,而是个请求者或哀求者了。然而,卑鄙仍然如影随形。只不过他变虚弱了,无法强求什么了。他就只好低三下四。他最后的一个妻子不到一年就走了,回巴尔的摩了。
艾伯特打发人找来了雷克斯勒。他现在是雷克斯勒家硕果仅存的一个了。“现在只剩下咱们俩了,”艾伯特说,“我很高兴你来了。全家都十分疼你。”
“自从得了小儿麻痹,我儿时的魅力就一落千丈了。”
“当然这很残酷。但是你杀了个回马枪。你成了个拔尖儿的人物。我经常把你的书送给我的一些有文化的客户。”
蹉跎岁月的证据,雷克斯勒想,如果有人希望拿他来说事的话。不过,你不要用揭发、坦白、否认来消磨一个垂死的人的时光。“有一天我跟你坐老福特出去,”雷克斯勒说,“你把车停到铁道对面的一座楔形板房前。然后你进去了。那是不是一个妓院?”
“你干吗问这个?”
“因为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我只好玩弄玩弄踏板、玩弄玩弄方向盘。”
艾伯特宽容地笑了笑。他宽容的是他自己。“是有两座房子。”
“有一座还有一条游廊。”
“我倒没有太留意。”
“在回家的路上大动脉轨道上出了一起事故,撞死了一个人。”
“是吗?”
艾伯特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我们横过路轨几分钟前的事。他的肝就撂在路基上。”
“这种事小娃娃会一直记着。”
雷克斯勒正要描述他看见一个人的内脏撒落在路基的枕木和石子上时内心的惊愕,但幸好他及时打住了。艾伯特的皮肤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他来日不多了。他的一双仍然机灵的眼睛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雷克斯勒,雷克斯勒往后一退,想着当艾伯特和那女孩胸对胸躺着,他的心和肺压在她的上面的时候,那天下午可给他合计了一笔为数不同的金额。雷克斯勒是来向他的表哥道别的,他再也不会见到这位表哥了。艾伯特形容枯槁,两条腿在被子下叉开,活像冬天的树枝,他那洪钟般的声音现在微弱得像小孩子的玩具木琴。他打发人来找我,雷克斯勒提醒自己,不是为了谈我记得的事情的,我想,我在他眼里是个异类,看见我倒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
在倒挂着的静脉注射瓶里,一滴透明的液体正要滴进他腐败了的血液里。要是其他的东西能像那种液体一样清澈透明多好。也许艾伯特要他的一个女儿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记得当年的情况。无批判能力的充满爱心的孩子。他希望我可以回想起一些事情。然而他从我这里得到的无非就是一个守在他床边的瘸子。不过,雷克斯勒曾试图提供给他某种东西。咱们看看能不能逐渐激发起一些昔日的感觉。或许艾伯特已经从中得到了些什么。可是艾伯特没有有意识地留心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人。那件事从来没有谈及过,现在艾伯特也跟全家其余的人——“我家的故人”,埃兹拉就是这样说他们的——埋在一起了。雷克斯勒,甚至不知道公墓在何处,而且从不想去拜谒一番,便歪着身子走在运河船闸旁边猴园洒满阳光的草地上。他嗓音低沉,要么在哼哼,要么在呻吟,把思绪又转向路基上的肺,像橡皮擦一样粉红粉红的,还有其他的内脏,光溜溜的,一副傻怪傻怪的形状,几乎有点儿小丑的模样,简直是对高级欲望和精微感受的一种否定或批驳。它们看上去多么有限。
他的畸形,他背部的突起,他的左肩的圆弧,对他的内脏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一个扭曲的笼子或骨质的盔甲,肯定是他的意志按照那天下午那起事故的场景所给的暗示形成的。雷克斯勒想,不至于一切都依赖这些貌似杂乱无章的部件——为了保护这些部件,我被变成了某种人形的双壳动物吧?
奔驰客车已经开到运河边来接他了,他上了车,把思路转向他并不特别想做的午后演讲。
(蒲隆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