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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和丈夫带着一岁的女儿拿俄米·萝丝到附近走了走。天冷得出奇，天气预报上只说“有风”，显然不可信。为了躲避这刺骨的寒风，我们一头钻进了布鲁克林书店。索尔一旦进了书店，什么时候能出门就说不准了。我帮萝丝脱掉防雪大衣，想让她安静一些别闹腾，便拿起一本《拉维尔斯坦》，指着封套上的照片，问道：“拿俄米·萝丝，这是谁？照片上这人是谁？”萝丝转身指着索尔，稚气十足地大声喊道：“爸爸，爸爸，爸爸。”那银铃一样清脆的声音整个书店里的人都能听到。爸爸戴着大棉帽子，帽檐捂到了眉毛处，脸还露在外边，朝着她绽出甜蜜的微笑。
今天早晨，我拿起笔，想象再过二三十年，萝丝作为一名熟悉索尔作品的读者，会对趴在书桌上的爸爸有什么样的记忆？记忆需要提示吗？需要有人创作一幅她父亲伏案工作的画像吗？我思忖，何不动笔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为了萝丝，也为了所有未曾见过索尔伏案写作的读者，我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跟他在一起当然是我的特权。他创作《贝拉罗萨通道》时，我就在他身边。
一切都是在不经意间开始的。一九八八年五月的第一周，我们从芝加哥出发去佛蒙特，途经费城，他为那儿的犹太出版协会作了题为《美国犹太作家》的报告。之前的几周，还有这之后的一个月，从费城开车到佛蒙特的路上，在参观达特茅斯学院（他是该校访问讲师）时，到了佛蒙特，我们在院子里驱赶黑蝇时，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二十世纪犹太作家的命运。那时，索尔正在最后一次修改《偷窃》，也正在酝酿《一次恋爱》，本打算是一个长篇，可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他在等着《纽约客》的回复，拿不准他们会不会采用他的《偷窃》，这之前《君子》和《大西洋月刊》都嫌篇幅太长而未予接受。一个人对着电话生闷气，不是索尔的性格。每天吃早饭的时候，他都会给我讲几个有趣的文字游戏，或者把能想到的故事说出来哄我高兴高兴，还常常一下楼就说《一次恋爱》有了新的灵感，是梦中得来的。应该引入一名来自巴黎的老派钢琴家，最好有些怪癖，让他教教女主角如何恋爱。《偷窃》的稿子我俩看了一遍又一遍，索尔有这习惯，到了最后一刻还在修改。结束部分不应该是这样的，观念太多，行动不足。他白天修改，我晚上替他打字，最后几页打好撕掉，撕了又打，三番五次。到了五月中旬，《纽约客》回话了，退稿！索尔当时太忙，顾不上伤心。他在思索着下一步该做什么，可天气很不争气。现在回想起来，索尔对天气极其敏感，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的蓝天和高气压总能让他兴奋起来。可一九八八年春天，雨下个没完没了，让他颇为沮丧。他时常在厨房里点起火，喝几杯咖啡，然后突然冲出去，走过满是黑蝇的花园，进了自己的书屋。他告诉我，他不是去写作，而是去“沉思”。他还说：“我就这个做派。离编辑、律师、出版人远远的，放下所有的负担，一个人沉思。”
佛蒙特有两个邻居，也是朋友，海尔博·希尔曼和利比·希尔曼两口儿。他们发现我俩情绪不高，便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边吃着利比亲手做的面包、烤鸡，一边谈论犹太问题，索尔又提到了费城报告之后我们一直在争论的一个想法。对于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是否应该感到耻辱？被人如此对待，算不算一件很丢脸的事儿？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等待甜点的时候，我又把这话题挑了出来。巧克力的香味预示着黄昏即将到来，这一天即将结束，人们即将昏昏入睡。太过严肃的话题被搁置一边，我们开始恶作剧，讲笑话，说一些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奇闻轶事。我俩马上要回家了，对室内涂料很在行的退休化学家希尔曼先生突然讲起了他一位同事的经历。这人四十年代初从欧洲逃难而来，从事涂料生产几十年，接触有毒物质太多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我得承认，当时我正用调羹把碟子里的最后一点巧克力吃干净，脑子里想着外面下雨，怎么才能在又湿又滑的路上走回家，所以根本没在意他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季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索尔从书屋回厨房吃饭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我知道他又有灵感了。他喊道：“我有新东西了，现在还不想说。”第二天，开车去布拉托布罗采购的路上，他才说道：“我还没想好故事的结构，但情节就是海尔博吃饭时讲的那件事儿。”你还记得细节吗？不记得。当然，索尔记得。这位避难者在意大利被法西斯警察抓获，在被投进监狱前，有朋友建议他马上给百老汇的演艺界老板比利·罗斯写信求援（索尔写好的故事里，主人公并未给比利·罗斯写信，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老板）。他在监狱里等待，有人在外边制定了一个神秘的营救计划。他被告知某一天某个时辰牢房的门会开着，有人会在监狱背后某一处等他，会告诉他一切都是比利·罗斯策划的。他会拿到一笔钱，还会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如何如何。事情发展得很顺利，他在这帮人的协助下逃到了美国。但由于名额有限，他被禁止入境，转而被运到古巴。多年后，他来到美国，想见见比利·罗斯，并当面致谢。比利·罗斯营救了不少犹太人，但不想与这些人有瓜葛，可能担心这些人会没完没了地缠着他不放，所以，那位得救者热脸贴着一个冷屁股，又是羞愧又是气愤。
那人的经历大体就是这样，索尔去采购的路上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主人公已经不是海尔博的同事了，而是一个名叫哈利·方思汀的人物，或者说“幸免于难的哈利”，这名字来源于诗人约翰·贝里曼献给索尔的一首诗《梦歌》中的“幸免于难的亨利”。事实是，索尔自己很熟悉比利·罗斯，他早年在格林尼治村时，认识一位叫贝尔尼·伍尔夫的人，伍尔夫是罗斯写作班子的成员。伍尔夫的角色正好可以充当比利·罗斯和主人公之间的桥梁。这位伍尔夫虽然脾气有些古怪，但很聪明，学识很渊博，对纽约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形形色色的心理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样一个人应该对于方思汀这个角色有种天然的同情。索尔还告诉我他去格林尼治村拜访过伍尔夫，出门的时候发现有位老妇人在替他打扫卫生，伍尔夫说那是他自己的母亲。他没有向客人介绍自己的母亲，甚至不在乎她的存在。为什么要坦白自己的身世？对了，在那个年代的格林尼治村，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开放方式。这是索尔后来给我讲的。他们以自己的怪异为荣，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脑子有毛病。把这种低层次的美国怪人写进关于欧洲人的严肃故事中来，能达到非常强烈的对比效果。
索尔在耶路撒冷也见过比利·罗斯一面。我问他长什么模样。“个儿不高，典型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满脸的皱纹，他或许还算帅气。这人看上去神经兮兮的，眼睛里透出贪婪，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进了城，索尔专门跑了一趟图书馆，找到一本比利·罗斯的传记。可关于伍尔夫的资料哪儿都找不到。
第二天也是阳光明媚。索尔走出自己的书屋，回到厨房时，说：“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写。”
五月二十九日，我俩一起慢腾腾地进了他的书屋，索尔给我念了开头的几页。手写的，写在黄色的加长十六开纸上。我当时很吃惊，海尔博讲述他同事的经历时，索尔竟然听得如此仔细，他还记得主人公被抓时是在意大利，这之前，他在罗马的一家酒店当差。他持有伪造的证件，加上会说多国语言，所以常常自由出入大型国际会议，甚至在希特勒出席的会议上做过翻译，等等。现在，我听别人说话都得竖起耳朵，一个细节也不放过，索尔还戏称我是一个“听觉天才”。可那次，我分心了，不过也没关系，索尔自己听得明白。他在为一篇故事打腹稿的时候，那耳朵灵敏得了得！对细节的专注程度更是成倍增长。我意识到，当个作家不一定得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其实，亨利·詹姆斯所谓“当作家不能错过任何细节”的说法倒是让人分心（宽恕我，詹姆斯！）。作家需专注于内心，需沉思，需清静。一旦沉浸到一个故事当中，一切都会改变。索尔自己说过，突然间，你就会感觉你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在希尔曼家餐桌上听来的这个故事，被索尔变成一缕一缕闪闪发光的蚕丝，随后的几天、几周里，我看着他把大事、小事、记忆、思考，连同他阅读到的，我俩聊过的，他梦中出现的，编织成一张精美的东方地毯，这就是中篇《贝拉罗萨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元素被编织成一部作品，却与事实、与某些人的个人传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对传记材料的运用做得如此精美、复杂、奇妙，即使我一根一根地梳理这些线索，一缕一缕地研究这些蚕丝，看它们是如何清理、如何染色、如何交织、如何绑扎的，我也很难说得清如此精美的作品是怎样完成的。
索尔心里有打算，这篇小说有两个中心人物：不只是一个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方思汀，还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人。他想让读者感觉到他在勾画这两个犹太人时所采用的不同笔触。美国犹太人的原型可以来自索尔自己的经历和他对伍尔夫的记忆，可谁是欧洲犹太人的原型呢？六月二日，索尔给我讲了他继母侄子的经历，一篇好长好长的故事。前一年冬天，他偶然得知继母的侄子已经过世，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他竟然不知道，这让他很难过。他曾经对这个也是逃难而来的年轻人很有好感，这人很内向，他们还一起下过棋。在他继母招待亲戚们的乏味的星期日聚会上，两个人情投意合，竟然能够说到一起。索尔常自问，你对某个人只有零碎的记忆，还说你跟他很亲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索尔从沉思中得出“善意仓库”的概念：某个人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具备某种特殊的意义，只是你说不清道不明这是什么样的一席之地、什么样的意义。可你知道有一种联系，这人在你的生活中代表着某种事物。时间流逝，这人你长年未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你还是忘不了他在你生活当中的重要作用。一旦发现你的记忆已经变成这个人的替身，你会感到何等的诧异！
我们讨论犹太问题时，大部分时间都围绕着记忆这个话题。这位带着一口波兰口音、说起话来有如唱歌一般、会说好几种语言、有生意头脑的移民，在索尔的记忆中扎下了根，成为哈利·方思汀角色的原型。《贝拉罗萨通道》中美国叙述者对方思汀之死的了解正好切合了索尔自己对继母侄子之死的了解。
生活中琐碎的细节进入一篇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正是这种魔力让过去（无论遥远的历史还是不久前的某个时候）和现时的人世升华到一种超凡的境界，各类细节被糅合、编织、改造成一段叙述。故事中主人公做过一场噩梦，这也正是索尔本人做过的噩梦。他讲过在深夜被恐惧所困，陷于深坑无力自拔的感觉。他自己的继母也像小说中的继母一样，头发从中间向两侧分开，厨艺极好，能烤出香甜美味的夹心点心。小说主人公住在一座古老的豪宅里，却时刻感到拘束，索尔在费城作报告的那天，我们的确参观过这样一座建筑。还有很多细节他没有写进小说。我很喜欢这个：欧洲犹太人哈利·方思汀向美国犹太人讲述他如何痛心疾首地把自己的母亲葬在拉文纳，还说自己很讨厌母亲下葬时裹着的蓝灰色尸布。在费城的酒店客房里，索尔对我说颜色对人有特殊的意义，就是那天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母亲去世下葬时也裹着这种颜色的尸布。
眼看着某些细节一个个被用到这个中篇里，也眼看着另一些细节被删除，这绝不是裁缝剪剪贴贴的功夫所能达到的。传记作家们注意了！索尔手中掌握的不是一把剪刀，而是一根魔杖。他不是在收集资料、拼贴事实。想想普罗斯佩罗的神功吧！
再想象一下，索尔深夜熄了书屋的灯，变成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边走边啃着一只水果。
早晨起来，他用不着马上去写作，我们会先休闲一会儿。在花园里走走，看看哪些花儿一夜竞放，哪些花儿合上了花瓣。今年六月，一丛白色的银莲让索尔自豪了好几日（以前没见过它开花，后来也不曾遇上，可能有鼹鼠钻进土里，啃了它的根）。现在一树红橙正开得艳丽，牡丹也会赶上索尔的生日，紫色的波斯菊似乎也比往年来得早些。野耧斗开花的时候，一条胖乎乎的蛇会绕着它爬来爬去，我俩都很喜欢看它那调皮的样子。“整个世界就是一块蛋卷冰激凌，它可以尽情地享用。”索尔一边大笑着，一边走进自己的书屋。
想写一件事，要么轻松愉快地去写，要么就绝对不写。读索尔的小说，你不可能觉察不到每个字眼里面所隐含的笑声。轻松幽默，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也会板起面孔，惜墨如金。这是一个口味问题，取决于场合。有时会借来一个细节，因为这细节正好符合当时的气氛，例如叙述者家里电话上空盘旋的夏吕思的鬼魂（当然，不要考虑那时候电话还没发明出来）。索尔能很巧妙地避开各种谜语和文字游戏，他不屑于玩这些东西。喜欢文字游戏的读者可以去读乔伊斯或者纳博科夫，这两位大师将文字游戏玩到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不仅充满乐趣，而且严肃庄重。在索尔的作品里，我们会发现司汤达式的活泼，有笑声，有奇思，有轻松。考虑到索尔所描写的大多是本世纪以来最严肃的主题，探索的是这世界里最黑暗的角落，他对这人世间的丑恶怀着最悲观的情绪，我用“笑声”这个词似乎不伦不类。但是读者得明白，《贝拉罗萨通道》不是在愤怒中写成的，那时所有让索尔动心的事物都悄悄地潜入了这部作品，最让他动心的，是那股能量之源、快乐之源，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严肃悲情。毕竟，那时候人人都很乐观，说起这个故事，他便会回忆起新泽西、格林尼治村，当然最多的还是犹太人的历史。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我俩还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所以对昔日的记忆当中没有丝毫阴影，没有黑暗。索尔这篇小说写得不轻松，甚至充满恐怖，但他能注入强烈的热情和无穷的快乐。如果说他是在画画，那么他的笔锋上挑着的就是最鲜艳最明快的色彩。
我没有说这本书来得轻而易举，也没有说他的创作一帆风顺。六月上旬，索尔那一摞黄色的稿纸就已经写得密密麻麻的了。我还记得他打字机的敲打声响了整整一个早晨，我记得我一想到他早饭时定下的计划（“我觉得灵感来了”）中午就能完成，不禁激动不已。那天他就在屋子里写作，我给他端茶过去，站在他身边，听着打字机的断奏音型，犹如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那台雷明顿打字机的键盘，仿佛有了生命，替索尔找到他需要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一边打字，一边修改，会有短暂的静谧，但马上就又哔哔叭叭，节奏明快，爆发力强。他等着我给他端来一杯漂着柠檬的热茶，那是欧洲犹太人在多云天气里最喜欢喝的饮料，他第一次去波兰参观犹太人据点时就发现了。柠檬就像一轮红日，给你带来温暖。糖和咖啡因在你的早餐咖啡早已过了劲儿的时候，会给你带来新的活力。面对众多让他分心的事情，他还能坚持写下去，真是不可思议。让他分心的事儿的确很多：有邻居来访，代理人、律师、朋友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听到他放开嗓子大笑，我就猜着打电话的一定是阿伦·布鲁姆
。打完电话，他的书房门又关上了，打字机噼噼啪啪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索尔的生日在六月十号，一周以前，他把我叫到身边，为我朗读这篇故事最前面十多页的内容。方思汀从意大利监狱逃出来那一段听得我无法呼吸，后来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感觉呼吸困难。叙述者应该是一位老者，他在重述方思定多年前给他讲述过的经历。
索尔已经很累了，但他还是加紧创作，希望能早些完工，因为我们计划六月中旬要去巴黎和罗马。什么？这时候去欧洲？对了，去巴黎看望布鲁姆，去意大利接受斯卡诺奖。奖品太诱人，哪能不去？一袋金币，一次阿布卢奇狩猎之旅。冒险之旅，无法抵抗。索尔加班工作，不是一件能让他感觉轻松的差事，他有些力不从心了。还有体力活儿等着他：山路骑车几个小时；苹果树死了，他得把它锯成小段儿；园子里不知从哪儿滚来一大堆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他得清理；壁炉需要柴火，他得扛进来。那年春天发生了许多事儿，我感觉都够他受的。砍伐灌木时，绊了一跤，划破了脸。骑车时摔倒，伤着了胫骨。眼睛充血，鼻子也出过血。鼻子出血的那天早晨，他还在工作。一出血，他便躺在书屋的沙发床上休息片刻，好了马上起来再敲一段。到午饭时间了，还不见他进屋，我便端着饭去找他，发现他一个劲儿地敲打着打字机，脸上、衬衣上沾满了血迹。写作真像一场有氧运动，他大汗淋漓，衣服一层一层不知不觉间脱得一丝不挂。心力集中的时候，他会竖起左眼，嘴里还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像长跑运动员的喘息，又像一声口哨。“喘不上气来，只有微风一样的叹息。”
我跟他一起为他过了十四个生日了，每次生日都会遇上正合他工作的天气：蓝天如洗、艳阳如火、气压升高。可今天，他不再工作。我得补充一句，对于索尔来说，没有哪一天可以不上班。没有节假日，没有安息日。生日跟平时没有区别，也可以在打字机上敲出几段文字来。不过，他可以喝几盅，他把家庭看得很重，只要他张口，我便可以烤出香喷喷的巧克力蛋糕来。
即使有某个瞬间不写字，他的脑子也不会停止转动。过完生日第三天，索尔干完早晨的工作，回到厨房，喊道：“我又从头重写了。有时候这故事会控制我的，明白吧？”饭桌上，我让他讲讲开头是怎么修改的，他一说起来竟然停不下来。故事开头的想法太多了，他怀疑读者一时无法接受。都是关于美国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的。这么多想法得慢慢展开。故事的核心是记忆，是信仰。没有哪个宗教信仰不涉及记忆的。我们是犹太人，记着几千年前就有人在西奈半岛上对我们讲话。逾越节，我们记着走出埃及的壮举。纪念日，我们记着自己的父母。从小就学会不要忘记祖先，时刻告诫自己：“啊，耶路撒冷，如果我忘了你……”我们天天向神祈祷，提醒他不要忘了他与我们立下的约。所谓神的选民，记忆就是被选的证据。神挑选我们，我们便有了透视神的意志的特权。所有这一切，把我们所有人绑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是一个民族，就因为我们有记忆。
索尔告诉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马上要露脸。他不想为叙述者起名，他只是一个匿名的老者，因为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记忆。他走在大街上，想起一首儿时唱过的歌，一首再也熟悉不过的歌，便哼唱了起来：“在那遥远的……”什么河来着？他偏偏想不起这条河的名字，这让他备受折磨，他痛苦万分，竟然怎么也想不起这个词，他想问问路人，想豁出一切，只要有人能告诉他这个词。同样的事就发生在索尔自己身上。有一年冬天，他从芝加哥一家牙医诊所出来，回家路上一边散步一边哼唱，可就是“斯旺尼”这个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感觉自己疯了。索尔解释道，叙述者的失忆代价太大，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他是记忆研究所的创始人，专职帮助生意人磨炼记忆，可自己竟然会失忆！索尔把这一切融到一起，创造出一幅连贯的图景，他将身体力行，把方思汀的一生经历作为记忆对象，写出一部欧洲逃难者的回忆录。
索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这个故事美国部分的核心，所以随后的几天里，我俩细细研究了一篇关于尼采的文章。在索尔的思想里，尼采的“石头虚无主义”已经堕落为“卑贱者虚无主义”，现在只有权力意志才有可能释放人类的创造力。难道只有比利·罗斯置身其中的好莱坞，方思汀儿子赌瘾大发不能自拔的拉斯维加斯，还有混乱成一片的美国生活才是我们能创造出来的新世界？或许《贝拉罗萨通道》的叙述者正是想对我们说明，他极力反对人类的生活因为记忆而陷入混沌的观点，这其实就是表明信仰的另一种方式。
春天的阴冷和淫雨过去了，夏天的热浪接踵而至。六月十三日，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中午时分，我向游泳池走去，发现索尔也穿过草丛，穿过野花，朝游泳池走来。在绿茵茵的水池边，我问：“今天早上干得还好吧？”
“不错，我又开始了新的一篇。”他回答。
“什么？”
“我刚刚放松下来。才开始动手把脑子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
我们脱了衣服（萝丝，你的父母突然间返老还童了），跳入水中，今年第一次游泳。在凉爽惬意的池水中，索尔一直游在前面。出了水，坐在石头上，太阳在头顶烤着。索尔问道：“你想听听吗？”我不知道我会听到什么，或许是《贝拉罗萨通道》修改过的开头？可当他取回本子，翻开第一页，开始朗读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是全新的内容，他写了十年，改了十年，到现在还没完工的长篇小说《理石》。
只要想到索尔写作的样子，我就会联想到魔术师，又轻松自如，又幽默调皮，又聚精会神的魔术师，在他的手里，色彩斑斓的皮球在空中翻飞，每个球都有自己独特的颜色，魔术师用他高超的技艺将它们抛向蔚蓝清澈的天空。哪怕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在饭桌上回答你的提问的时候，跟你一起散步的时候，他永远是一副魔术师的风采。你若跟在他身后，看见在他手中翻飞的皮球，你就会发现一串串色彩斑斓的光点也在你的头顶盘旋。
（脱剑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