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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究式教育

意大利喜剧中,总是有一位乡村教师给人逗乐,他的外号在我们中间也很少有敬意;我小时候看了经常会感到气恼。因为既然我已交给他们管教,我至少也得珍惜他们的声誉吧?我常以碌碌无能与博学多才中间有天资上的差别为由为他们辩解;况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彼此也大相径庭。但是为什么最高雅的贵族对他们最瞧不起,这下子我就糊涂了,比如我们杰出的杜·贝莱:

我最恨迂腐的学问。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因为普鲁塔克说,“希腊人”和“学生”在罗马人嘴里是骂人话和贬义词。

后来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最有学问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拉伯雷书中的引语)一个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人思想不见得敏捷活跃,而不通文墨的粗人不用多学,就像世上满腹经纶之士那么通情达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头脑里,自己的思想为了让出地方就挤压得很小了。

我想说的是植物吸水太多会烂死,灯灌油太多会灭掉,同样,书读得太多也会抑制思维活动。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清理,这副担子压得它萎靡消沉。

但是也有相反情况,因为心灵愈充实愈敞开。回头看古史中的例子,管理公共事务的能人,掌控国家大事的文武高官,也同时都是博学之士。

至于远离人间杂务的哲学家,他们有时也确实遭到同时代的任意嘲笑,他们的看法与举止也传为笑柄。你愿意他们来评判一场官司的权益和一个人的行为吗?他们确也非常合适!他们还会追问有没有生命,有没有运动,人是不是不同于一头牛;什么是诉求和被诉求;法律与正义是哪一门子的动物。

他们是在谈论官员,还是对着官员在谈论?都表现出一种大不敬的自由行为。他们听到有人赞美他们的亲王或国王呢?对他们来说他是个牧羊人,像牧羊人那么闲着,只是给自己的牲畜挤奶剪羊毛,但是比牧羊人还粗手粗脚。你认为还有谁比拥有千万亩土地的人更伟大?他们惯于把全世界都看做是自己的财产,才不屑一顾。

你吹嘘自己家族已是七代豪门吗?他们不认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竟没有想到天下都是一家亲,哪个人不是有数不清的祖先:富人、穷人、当国王的、当下人的、希腊人、野蛮人。当你是赫拉克勒斯第五十代孙,他们认为你大可不必炫耀这个命运的礼物。

因而普通人看不起他们,连最平凡的俗事也不懂,还盛气凌人,自视甚高。柏拉图描绘的哲学家形象跟当代人心目中的形象相距甚远。大家羡慕他们高踞于时代之上,脱离公众活动,过着一种特殊不可模仿的生活,遵循某些倨傲、不同凡俗的原则。而当代哲学原则,受歧视,仿佛居于社会的下层,仿佛不能担当公务,仿佛在普通人后面过一种苟延残喘的卑琐生活。

让行为恶劣、巧言令色的人见鬼去吧。

——帕库维乌斯

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知识渊博,行动更加令人赞赏。就像大家提到的叙拉古的几何学家阿基米德,为了保卫祖国,放弃哲学探讨,从事实用研究,不久研制出了可怕的守城器械,效果超过一切人的想象,然而他本人对这一切机械制造不以为然,认为做这件事有损于他的哲学尊严,这些发明只是学徒的活计与儿童的玩具。如果让他们在行动中发挥,可以看到他们展翅高飞,翱翔天空,对事物有更透彻的了解,心灵大大开阔。

但是有些人看到政权都掌握在庸人手里,纷纷躲开。那人问克拉特斯,他谈哲学要谈到几时才罢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直到我们的军队不再由赶驴的人当指挥。”赫拉克利特把王位让给弟弟,以弗所人责备他不该把时间花在神庙前跟孩子玩耍,他回答说:“做这件事不是还比跟你们一起治理国事要强吗?”

有的人,他们的思想超越财富与世俗事务,觉得法官的位子与国王的宝座都是低微卑贱的。恩培多克勒拒绝阿格里琴坦人献给他的王国。泰勒斯有几次指斥大家只关心小家庭和发财,有人指责他说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的论调。他突发奇想,空闲时试一试理财方法,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去致富发财,做了一桩大买卖,一年之内赚的钱,是最有经验的商人一辈子也挣不到的。

据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这类人称为聪明的人,而不是实际的人,对于实用的事物不够注意;除了我对这两词的区别还不大吃透,这也不能给我的那些人护短。看到他们安于缺衣少食的清贫生活,我们很有道理用这两个词,称他们既不是聪明的人,也不是实际的人。

第一个原因我就不解释了,倒不如相信这个弊端来自他们对待学问的错误主导思想;按照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学生与教师虽然知识会学到更多,但是人不会变得更能干,这是不足为奇的。当今的父辈花费心血与金钱,其实只是在让我们的头脑灌满知识。至于判断力与品德则很少关注。

有人经过时你不妨对大家喊:“嗨,那是个有学问的人!”再有一人经过时:“嗨,那是个好人!”不大会有人转过身朝第一人看一眼,表示敬意。必须有第三人喊:“嗨,那是个有知识的人!”我们就会乐意打听:“他懂希腊语还是拉丁语?他写诗歌还是散文?”但是他是否变得更优秀或更明白事理,这问题才是主要的,却是最没人提及的。应该打听的是他是不是学得更好了,不是学得更多了。

我们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识空白。犹如鸟儿出去觅食,不尝一尝就衔了回来喂小鸟,我们的学究也从书本里搜集知识,只是挂在嘴边,然后吐出来不管被风吹往哪里。

妙的是我这人本身何尝不是蠢事的例子。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么?我从书籍中随时摘录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记住,我这个记性不好,而是为了用到这部书里,说实在的,不论在这里还是在源文本里都不是我原创的。我相信,我们不是依靠过去的也不是依靠未来的,而是依靠现在的知识才做上个有学问的人。

但是更糟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都不以知识充实自己、营养自己;只是把知识辗转相传,唯一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娱乐大众,当作谈话资料。像一枚不流通的筹码除了计个数扔掉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他们学会了跟别人说话,不是跟自己说话。

——西塞罗

要的不是说话,要的是指导。

——塞涅卡

大自然为了表示在它的指导下不会有野蛮的东西,往往在艺术教育不发达的民族中产生的精神作品,可以与最佳的艺术杰作媲美。关于我的这句话,加斯科尼有一句谚语,针对芦笛的歌说得很巧妙:“吹并不难,但是首先要学会手指按在哪里。”

我们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这是柏拉图的思想特点;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但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自己评判什么呢?自己做什么呢?可以说是鹦鹉学舌。这种做法使我想起那位罗马富人,他花大钱用心搜罗精通某门学科的人,让他们时刻不离左右,当他跟朋友有机会谈到某一主题时,他们代替他的位子,人人都准备好向他提供资料,这人一条论据,那人一句荷马的诗,谁都派得上用场。他认为在那些清客头脑里的学问也是他的,就像有些人的才学都关在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他向我要了一本书指给我看,他若不在词典里查到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就不敢跟我说他的屁股上长了疥疮。

我们承传了他人的看法与学问,仅此而已。必须把这些看法与学问化为自己的。我们正像那个到邻居家去借火的人,看到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就留在那里烤火了,却忘了取火回家这件事。肚子里塞满了肉而不把它消化,不转化为自身的养料,不健壮体格,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没有经验,通过书本成为一名大将,我们怎么相信他会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让自己重重的靠着人家的胳膊走路,也耗尽了自己的力气。我要武装自己去克服死亡的恐惧吗?去向塞涅卡讨教。我要为自己成为别人找些安慰话吗?去向西塞罗讨教。我若早已融会贯通,就不用向谁讨教了。我不喜欢这种时时求助于人的依赖性。

虽则可以用别人的知识使自己长知识,可是要聪明那只有靠自己才会聪明。

我讨厌对自己不聪明的聪明人。

——欧里庇得斯

因此,埃尼厄斯说:聪明人不能利用自己的聪明,也是不聪明。

——由西塞罗引用

他若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懦弱。

——朱维纳利斯

光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会用。

——西塞罗

第欧根尼 嘲笑语法学家,他们只关心打听尤利西斯的毛病,而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音乐家调谐自己的笛声,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演说家头头是道讲正义,却不会贯彻正义。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走向健康,如果我们的判断力不改进,我宁可让学生打网球消磨时间;至少身体可以更矫健。看看他从那里学了十五六年回来,没有什么是用得上的。在他身上看到的优点是,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使他们比离家前更神气与尖刻。他原该带回一个充实的心灵,而今却是虚空的;没有茁壮长大,只是浮肿虚胖。

这样的教书先生,就像柏拉图说的诡辩学家——他们的叔伯兄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切人中间对人类最有用的人,其实是一切人中间唯有他们不把人家交付的工作,像木匠、泥瓦匠那样做好,反而做坏,还要对他们做坏的事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他们要么按照他的定价付学费,要么到神殿去宣誓,按照从他的教学中得到的好处来交束脩。如果遵照这个办法,我的那些教师在听了我信誓旦旦说出的经验必然会感到失望。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小文人戏称为“Lettre-ferits”,就像大家说的“Lettre-ferus”,从意思来说,就是“打印在脑子里的文字”。说真的,他们好像经常被打得失去了常识。因为农夫和鞋匠,你看他们简单朴实地过自己的生活,说他们知道的东西;而那些人靠着脑海中漂浮着的一些知识抬高自己,神气活现,不断地陷入尴尬境地,脱不了身。他们说出来的漂亮话,要由别人去做。他们知道罗马名医盖伦,却一点不了解病人;他们会在你的脑袋里填满法律条款,却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理论,却要找人付诸实施。

我看到来家里的一位朋友,为了消磨时间,跟这样一个人交谈,造怪句子,前言不搭后语,意思生搬硬套,时时又穿插一些辩论用语,就这样纠缠着那个蠢人玩了一天,而那人还真以为在回答人家对他的反驳。那人还是颇有声望的文人,穿一件华丽的长袍。

你们这些豪门子弟,背后不长眼睛,

小心转身看见嘲弄的鬼脸。

——柏修斯

这类学究遍布各地,谁对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像我一样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懂自己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记的事很多,判断力很差,莫不是他们这方面天生就是与众不同。

我见到阿德里亚努斯·图纳布斯,他除了文学以外没有做过别的事,在这方面依我看来是千年一逢的大人物,他没有一点学究气,不过他穿长袍,从社交观点来看外表不够正规,这都是些小事。他讨厌我们这些人,认为长袍比扭曲的心灵还更受不了,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从内心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我有时有意引他谈一些他陌生的话题;他目光敏锐,悟性高,判断正确,仿佛他的事业向来都是指挥战争,治理国家。真是经邦济世之大才,

善良的提坦用沃土

塑造他的这颗心。

——朱维纳利斯

虽然教育不良也是顶天立地存在。然而不让教育腐蚀我们还是不够的,更要它培育我们。

我们的法院招聘人才,考官只测试他们的知识;另一些法院还加试一桩案例考查他们的判断力。我觉得后者的做法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种考试都不可或缺,应该并存,实际上对知识的要求不及对判断的要求重要。有判断可以不要知识,有知识不可不要判断。因为像这句希腊诗说的:

缺了理解力,知识有何用?

——斯多巴乌斯

但愿上帝为了司法的利益,让这些部门在具备知识以后,还多多培养既有理解力又有良心的人! “他们教育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学校。” (塞涅卡)因而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这是一把危险的剑,如果它掌握在弱者不知使用的手里,只会使主人碍手碍脚, 受到伤害——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到 (西塞罗)。

或许这正是我们和神学家不要求女子多才的原因。当有人向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的儿子弗朗西斯提亲,娶苏格兰公主伊莎贝拉,还说她从小的教育很简单,没有受过一点文化,公爵回答说这只会使他更爱她,女人只要知道区分丈夫的衬衣和束腰短上衣,就算是够懂事的了。

因而我们的祖先并不重视学问,即使今日在国王身边只是偶尔几位主要谋士有些文才,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今日提倡司法、医学、教育、还有神学,唯一的目的是发财致富,这才使大家看重学问,否则会看到它跟从前一样处境悲惨。学问若不能教我们好好思想与行动,那多么可惜! “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很少见正直的人。” (塞涅卡)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但是我刚才寻求的理由也来自下列事实:在法国,学习除了谋利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目的。除非那些人生来可以去从事比营利更高尚的工作,他们就是做学问,往往时间很短,还没有感到兴趣,就抽身去做跟书本毫无关系的工作。一般说来,留下来全心全意做学问的,只是那些贫寒出身的人,也只是寻求谋生手段而已。

这类人的心灵出于本性、家庭教育和不良影响,不能得到学问的真谛。因为学问不会给漆黑一团的心灵带来光明,就像不能使盲人看到东西;学习的职责不是给他提供视力,而是调整视力,如像一个人必须有了挺直有力的腿脚,才可以训练他的步伐。

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一个人可以看得清,不一定看得准,从而看到好事不去做,学到知识不会用。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主要条例,按照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能做一切,一切也由天性去做。脚跛的人不宜做体力运动,心灵跛的人不宜做智力运动;劣质与庸俗的人不配学哲学。看到一人脚上穿双破鞋,我们就会说他是鞋匠谁都不会奇怪。同样经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与常人相比,经常还是医生不好好服药,神学家不好好忏悔,学者不好好充实自己。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有道理,谁听了哲学家的话都会贻误终生,尤其是大多数人都不知如何应用他们的教益,不会用于好处,而会用于坏处: “可以说从亚里斯提卜学派出来的是淫棍,从芝诺学派出来的是野人。” (西塞罗)

在色诺芬提到的波斯人教育中,我们发现他们培育儿童品德,就像其他民族培育儿童文艺。柏拉图说他们继承王位的长子就是这样教育的。太子一生出来,不是交给妇女,而是交给国王身边德高望重的太监。太监负责锻炼他有一个健美的体魄,七岁教他骑马狩猎。到了十四岁,给他配备国内最贤达、最正义、最节俭、最勇敢的四个人,对他进行培训。第一人教他宗教;第二人教他做人真诚;第三人教他如何清心寡欲;第四人教他大无畏精神。

利库尔戈斯的高明做法值得称道,实在可以说臻于完美无缺,对儿童的教育做到无微不至是国家的主要职责,即使在缪斯的领域也很少提到学说;仿佛这些优秀高尚的青年,藐视品德以外的一切约束,他们需要受业的不是知识的导师,只是勇敢、谨慎和正义的导师——柏拉图把这个例子写进了他的《法律》一书中。

波斯人的教学方式是向学生提问,对人及其行为作出判断;他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进行谴责和赞扬时,必须对自己的说法提出理由,通过这个方法共同提高认识,学习法律。

在色诺芬的书里,曼达娜 要居鲁士说一说最后一课书的内容,居鲁士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大男孩,穿了一件小衣服,脱下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伴,再去脱下小个子身上穿的较大的衣服。我们的教师要我给这场争吵评评理,我说事情这样很好,两个人穿了好像都感到更舒服;他教育我说我做错了,因为我只是考虑舒服,首先应该考虑公正,公正要求谁都不可以强求属于他人的东西。”他还说他为此挨了鞭子抽,就像我们在村子里忘了背希腊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规则。

我的教师引经据典用“褒贬法”训了我一通,然后要我相信他的学校不逊于那所学校。他们要去捷径,但是知识是这样的,即使走直线去获得,也只能教我们学到谨慎、清廉和坚定,他们愿意一开始就让儿童接触实际,不是用道听途说的事来教育他们,而是用行动实验来教育他们,不仅用箴言警句,主要还运用实例与实践,生动活泼地培养和塑造他们,使这一切不是只记在心灵上,就是他们的思维与习惯;不单是后天养成的,还是先天具备的资质。对这个问题,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他主张孩子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学习成了大人后该做的事。”难怪这样的教育产生那么卓越的成果。

据说,到希腊其他城市去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但是到斯巴达去找立法官、法官和军事将领。在雅典学好演说,在这里学好办事;在那里要洞悉诡辩的论点,不受巧言令色的蒙骗;在这里要抛开欲望的诱惑,以大勇消除命运与死亡的威胁;那里的人忙着演讲,这里的人忙着干事。这里不停地操练舌头,那里不停地锤炼心灵。

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取五十名儿童当人质,他们的回答完全不同于我们,说宁可献出两倍多的成年人作抵押。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是本国教育的巨大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到斯巴达养育,不是为了学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据他说)最好的学问,那就是服从与指挥。

看到苏格拉底如何以他特有的方式取笑僭主希庇亚斯是很有趣的。希庇亚斯向他叙述他如何在主要是西西里岛一些小城镇里靠教书赚了一大笔钱,在斯巴达则分文也没有挣到。因此那里都是些痴呆,不会量尺寸,不会算数目,不重视语法和诗歌,整天忙着去记载历代国王的排位,各个国家的兴亡——这么一笔糊涂账。苏格拉底把他说的话听完,然后从小处切入,诱使他承认他们的政权精于治国,他们的生活幸福质朴,让他去领会他的那些治人之道归根结蒂都是无用的。

在这个尚武和其他类似的政体中,许多例子都向我们说明追求知识,使勇气削弱和涣散,更多于增强和坚定。当今世界上显得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同样也是受尚武轻文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发展文治后不及从前骁勇善战。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鲁与无知的民族。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为我们做佐证。

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使所有的图书馆免遭兵燹之灾的,却是一名哥特人,他到处宣说应该把藏书原封不动留给敌人,可以让他们不思军事操练,坐在家里看这些闲书取乐。至于我们的查理八世,不用拔剑出鞘,就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大部分土地,随同他出征的贵族把这次意想不到轻而易举的征服,归之于意大利的亲王和贵族更有意于聪明博学,而不是强壮善战。 ZuMPPP/hp7R4tKM3J8pFa71l7GUcw/iYYDWRftYRtKbD7wDE9AKyklWfl9yhH4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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